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40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周沂，郭琪，邹冬寒
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6期，原标题为《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品结构优化策略——来自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政府以规制手段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是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其中，明确要求要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有效解决当前环境治理的“牛鼻子”问题，首要需要廓清环境规制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如此才能精准施策，破解长期以来环境政策失效难题，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生态环境根本性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环境规制将影响企业的区位调整、进入或退出、成长或衰退、生产效率变化等。然而，这部分研究建立在企业生产单一产品的假设基础上，其从企业间、产业间以及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出发讨论环境规制效应，忽视了企业内产品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一方面，多产品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作用，而环境规制影响下的企业内产品调整行为仍然是一个“黑箱”。面对环境规制，多产品企业可以通过成本转移以及优化产品结构来抵消环境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故而不一定能立刻观察到企业间、产业间甚至是不同地区间资源再配置的结果。单一产品企业假设限制了对企业内资源再配置的讨论，忽视了企业产品组合调整在企业清洁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使得环境规制政策效果评估缺失了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成为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
基于此，本文基于多产品企业假设，希望回答以下问题，中国的环境规制是否推动了中国企业内产品结构调整？其效果是否受到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可能的机制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打开企业“黑箱”，进一步识别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微观机制，更好地理解如何从供给侧资源配置角度利用环境规制来助推产业结构实现清洁化。在未来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充分利用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品组合调整的引导作用，来促进企业产品结构清洁化；并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动力来保证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以此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
周沂、郭琪和邹冬寒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6期上的论文《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品结构优化策略——来自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经验证据》将中国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多产品企业模型，廓清了多产品企业通过产品结构优化应对环境规制的微观机制，以此明晰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企业产品结构清洁化。文章基于2000—2016年中国进出口海关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对多产品企业产品结构优化策略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降低了规制产品被企业扩展的概率、提高了其被企业淘汰的概率以及直接导致其出口规模的下降。
（2）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产品结构清洁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因企业所在地区的环境目标而异。地方政府公布环境目标，将提高环境政策在推动企业出口结构清洁化中的影响程度。
（3）企业通过降低规制产品的质量以及产品差异化调整来进行产品结构优化。值得指出的是，文章并未发现企业—产品层面波特效应的存在。
（4）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内资源再配置，推动了企业出口产品整体升级。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规制产品的质量，削弱了规制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却促使企业通过产品结构优化提高了核心产品的规模和质量，推动了企业出口产品升级。总体来看，中国清洁生产标准通过倒逼规制企业进行资源再配置，不仅推动了企业产品结构的清洁化，还推动了企业出口升级，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本文研究发现对于当前中国健全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引导企业通过资源再配置实现清洁化，走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之路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1）推动环境政策的精准化和动态化。不同类型企业由于内部规模经济以及可获取资源能力等的不同，其可能选择不同的产品调整方案来应对环境规制。文章发现清洁生产标准这一环境规制政策，从企业内产品层面上确实既达到了生产结构清洁化的目的，又促进了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因此，基于异质性企业的政策制度对更精准地发挥环境规制的作用尤为关键，提高污染行业的精准识别和动态规制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2）提高环境政策等信息的透明度和政策的针对性。企业通过创新改进生产技术以降低环境污染是政策实施最核心的目标。在环境政策实施过程中，让企业更快地了解市场信息和环境标准的要求，并通过更好的技术方法来降低污染的排放，是推动环境政策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途径。文章发现企业规制产品的质量反而降低，并未出现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善产品质量的效果。因此，一方面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产业和创新政策，对绿色技术研发给予充分的支持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核心企业绿色技术的研发优势，有针对性地推进中国产品生产过程中绿色技术发展。
（3）提高地方政府“两山”理论意识。“两山”理论所蕴含的新发展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统一在一起，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机制基础。文章发现地方政府公布环境目标，提高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显著提高了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在推动企业产品结构清洁化的影响程度。因此，提高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理论认识水平，更大程度地提高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更好地发挥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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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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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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