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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何以在供应链上传递

杨金玉等 中国工业经济 2023-10-24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62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杨金玉,彭秋萍,葛震霆
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8期,原标题为《数字化转型的客户传染效应——供应商创新视角》。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过程中多次指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在技术推动、政策支持和行业发展等背景下,企业纷纷抓住数字化浪潮下的发展契机,把握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当前的重要议题。

随着研究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不仅从宏观层面指出数字化转型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从微观层面指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相关理论框架或两者间的直接关系,忽略对其具体的作用机制的考察。更为重要地,相关研究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自身业绩的直接影响,忽略了合作伙伴(如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创新的影响。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无论是产业链还是供应链,创新驱动显得极为重要。关注提高供应链企业信息共享开放程度、开展与上下游企业的有效合作以促进技术创新,探讨客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核心企业的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研究发现


杨金玉、彭秋萍和葛震霆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8期的论文《数字化转型的客户传染效应——供应商创新视角》利用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间的供应商—客户数据,系统考察了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1)客户数字化转型具有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供应商创新水平。在使用工具变量、双重差分等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2)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客户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倒逼效应(供应商响应客户创新需求和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和资源效应(知识溢出和创新溢出)影响供应商创新。

(3)客户集中度对上述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当客户集中度较高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作用路径的影响作用也将更明显。

(4)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供应商—客户地理距离较远、供应商为非国有性质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创新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


研究启示


研究从客户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角度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从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角度补充了供应商—客户互动关系的文献,也为对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1)企业管理者应该意识到除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的数字化转型也是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来源。因此,供应商企业应该抓住与客户业务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机会,通过在外部市场中学习客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和经验,用以完善和驱动企业内部的新产品和流程创新。

(2)研究发现客户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资源效应影响供应商创新。这启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充分利用本身的知识储备外,还应当尽可能地拓宽创新知识和信息的来源途径,变革企业僵硬、过时的创新模式。例如除了本文的客户企业外,供应商还可以通过与其他数字化转型较为成功或者创新活力较高的企业和组织建立联结,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多元化知识和借鉴高效的创新模式来提升自身的创新水平。

(3)为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企业如何顺应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研究发现,当供应商—客户地理距离较远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创新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因而,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具有压缩时空的特征,在降低因为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客户通过及时地向供应商传递供需信息,或者供应商借助于数字化转型的便利性和高效性及时地获取来自外界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此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创新活力相对较弱,随着年龄的增长,企业也面临着创新过程的僵化。研究发现,客户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性质供应商创新影响作用更为明显,因而也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如何顺应数字化转型以持续提高后续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4)对于政府和相关部门而言,应顺应数字经济形态的发展趋势,鼓励和支持全行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在新环境背景下,应当注意到数字经济对微观企业实体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对整体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也有一些传统产业和弱势企业(如非高科技行业企业等)在数字化转型落实上存在阻碍和困难,如来自企业自身的惰性、员工抵制等。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客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带动供应商企业,甚至在上下游供应链中发生创新传染效应。对于政府而言,应该充分关注相关行业企业之间数字化转型的时间和差距,通过一些政策保障或财政支持鼓励供应链企业间相互带动和交流,帮助一些非高科技和技术企业也能够克服原来的路径依赖和员工抵制等问题,跟上政策和市场趋势,实现数字化转型,为经济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论文数据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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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
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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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主编:覃毅

推文编辑:杨涵淇



《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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