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78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王孝松，陈金至，武睆，闫帅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别风险研究中心。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汇率波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企业出口》。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尤为重要。在影响贸易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汇率波动具有直接、剧烈和不可控等特点，成为政府和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多数国家逐渐采取了自由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导致汇率波动性上升。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全球市场的融合也加剧了汇率波动。2005年中国推行汇率改革，改变了单一盯住美元的政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日渐凸显，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不断增强。2021年5月召开的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第七次工作会议指出，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因此，如何在汇率波动常态化背景下保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成为非常重要的特征。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全球生产体系由“产品专业化”转变为“任务专业化”，将产品的生产链条分割为多个区段、工序或环节，并在不同国家实施。相比于传统贸易，中间产品反复跨越国境会使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得到抵消，与此同时，参与全球价值链还会增强技术溢出效应，进而促使贸易产品的质量提升，对贸易发展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因此，本文很自然地推断：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通过多个渠道缓解汇率波动对贸易发展的抑制效应。如果这一假说得到验证，将从理论层面为解决汇率波动给贸易发展带来的困扰提供应对策略与解决方案。
王孝松、陈金至、武睆和闫帅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的论文《汇率波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企业出口》一文首先通过构建了一个包含汇率波动和中间品进口的理论模型发现：一方面汇率波动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另一方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则有助于缓解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其作用机制分为以下两条：
（1）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得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大量进口中间品，而进口中间品的价格与汇率呈反向关系，从而形成了成本对冲效应。
（2）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产品多样化、市场多元化和质量提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产品价格弹性，由此缓解了汇率波动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证实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并验证了成本对冲效应和价格弹性机制这两条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存在供给链效应，即汇率波动对上游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更大，但整体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抵消汇率波动的负向作用。同时，2005年汇改和2007年金融危机并未显著改变汇率波动和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严重冲击。根据本文的研究，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修复，促进全球经济恢复正常秩序，这有助于自身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具体地，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宏观层面，政府应当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发展，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政策，优化创新投资环境，降低企业的后顾之忧，更好地进行创新研发。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企业技术开发的同时，与贸易伙伴形成良好的经贸关系，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双向贸易，降低汇率波动的影响。
微观层面，企业做好成本管理，与买方签订合同并跟踪对方合同履约情况，尽可能降低汇率波动的负向影响；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吸收全球价值链的正向溢出效应，以更好的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应尽可能多和快地掌握市场信息，及时调整生产和出口计划；应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使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产品集合中占据核心地位，成为稳定创收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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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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