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4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李海舰，李凌霄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中国“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研究》。
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口红利快速消失。研究表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自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从正增长变为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为88222万人，占总人口的62.50%，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人。2022年1月蔡昉在“宏观形势年度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按照现行退休政策，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2016-2020年间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减少，未来这种千万级的幅度会持续加深。
为进一步落实、践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解决因老龄化和少子化引致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问题。从长期看，中国于2016年和2021年分别出台了“开放二胎生育”“开放三胎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政策效果的滞后性以及劳动力成长的周期性使其无法及时、迅速补充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缺口。从短期看，“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使得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然而，数字经济时代，在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技能经济等理论引领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劳动力以碎片化、弹性化的灵活用工方式被多个企业单位共享共用，即共享员工，创造了必备前提。而且，新一代劳动力拥有多样爱好、多元技能，不会只限于从属一家企业，而是会像拥有投资组合的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技能组合、就业组合。因此，为解决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问题，成功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探究中国“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海舰和李凌霄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的论文《中国“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研究》从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面系统性地建构起了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的基础框架，旨在打造符合时代国家、时代单位、时代员工潮流的新型劳动用工模式，为解决世界性劳动用工难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理论方面，基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技能经济的经济理论，成功地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平台+个人”范式、多元技能塑造“核心能力”等基本原理运用、融入至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中。在实践方面，通过回顾、综述灵活用工方式以及共享员工发展的国内外进展情况，明晰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设计、建构的可能性和紧迫性。
本文认为，中国“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可从三个层面构建：一是国家层面。通过员工身份定位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员工劳动关系由“雇佣身份”变为“公民身份”、共享员工队伍由“单位治理”变为“工会治理”，为其发展提供宏观牵引；二是单位层面。通过精简固定用工、把单位社会化、打造平台连接，为其发展提供中观支撑；三是个人层面。通过拓展员工收入来源、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创新，确保其实现微观落地。同时，通过分机构分阶段的推进方式以及员工劳动合同解除难题化解、共享员工综合治理难题破解的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的可操作性。在国家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规模快速下降的情况下，跳出传统劳动用工模式和思维范式，转向基于多样性、多层次和弹性灵活的新型劳动用工模式——共享员工，这是缓解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加快、弥补人口红利快速消失、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共享员工，作为灵活用工方式，其实质是将固定用工下的“人员—岗位”匹配转变为灵活用工下的“时间—任务”匹配，基于数字平台，利用多元技能，可在不同行业间或同一行业内共享共用，继而可实现员工与企业之间动态调换和匹配，即员工组合式就业，交叉式任职，共享式服务；企业混合式用工，社会化生产，无边界化运营。
然而，共享员工作为新生事物，目前存在基础理论研究不足、推广应用程度不高的问题，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系统性地加以解决，进而难以指导具体操作和运行。鉴此，本文从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面系统性地构建起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的框架。可以预见，在完善了共享员工分机构分阶段的推进方式以及从解除劳动合同到后续保障提供所遇到的难题后，该劳动用工模式将会簇生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促使共享员工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倒逼传统企业从拥有劳动力向共享劳动力转变，从重资产经营向轻资产经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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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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