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谭嗣同，我就跑！
在120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六君子被害，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谭嗣同，因为与别人不同，谭嗣同是自送虎口。本来他可以跑掉，但是他看到民众昏昏不醒，便想以自己的死唤起民众。所以，在其余五君子的“悲”之外，谭嗣同又多了一个“壮”字。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谭嗣同对赴死抉择的解释。
谭嗣同感动众人的还有一首《绝命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人说，这是梁启超修改后的诗句，与谭嗣同原诗有出入，同时有为康梁辩白之嫌。但是不管怎样，谭嗣同决定以赴死而醒天下，这点是没有异议的。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该怎样看待谭嗣同的抉择？如果我们当年处于谭嗣同的位置，是赴死还是跑掉？
先不提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点我们恐怕无人能及谭嗣同，就说在能跑掉的情况下，跑还是不跑？
如果换了我，我会跑，但是，跑了不是为了不回来，而恰恰是为了“我还要回来”。
很简单的道理：六君子也好，七君子也罢，从清廷的角度看，这些人都是乱臣贼子。按大清律例，他们都应当被斩首，以绝后患。
“敌人”这个词被有些人搞得很复杂。好像还要搞成什么标签才能符合。其实，想要你命的，就都是你的敌人。从要干掉六君子的决定作出时，大清与六君子就成了敌我关系。或者，在清廷看来，他们早就是朝廷的敌人。
敌人和“我们”之间是个什么逻辑关系？尽管谭嗣同就义时，毛泽东只有5岁，但是他后来说的那句话中蕴含的真谛，谭嗣同那样的聪慧人不会不懂：我们的想法得和敌人反着来。就像《白毛女》中喜儿所唱的那样：你要我死，我就偏要活。
慈禧当然想要谭嗣同的命。她恨不得有谭嗣同这样想法的人全死干净才好。所以，谭嗣同不该死，而应该活，应该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迅速撤离阵地，能跑多远跑多远，先躲开清廷再说。
对于这种选择，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俗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之，双方都不赞成死。
那个时间点，大概认为应该去死的只有谭嗣同一人。也就是说，他想把自己送进虎口，让众人看看，这虎要吃人，很残忍。他想惊醒昏睡的众人。
可是，实际上，在谭嗣同被押赴法场的路上，顶着榆木脑袋的草民们大多对他很愤恨，乱臣贼子，那要比鸡鸣狗盗之徒更可恨十倍百倍。所以才有人对他大骂，向他吐唾沫，扔烂菜叶子。总之，朝廷的指控让这些瓜众觉得，这个身为高干子弟的谭嗣同很可恶，今天砍他的头，是他罪有应得。
这样的记述让后人看了，直为谭壮士感到不值。为这帮人把自己的命送了，真是可惜！与其为他们挣个清平世界，不如留着自己的脑袋，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不香？
或许有人不服，谭嗣同做得怎么不对？以死醒民嘛。这样说的人，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同胞。世界上的人都爱睡觉，但中国人无疑是睡得最香，最沉的。连远在法兰西的拿破仑都看出来了，中国人轻易不会醒，他们爱做梦，对睡觉有浓厚的兴趣。鲁迅先生算是拿破仑的死对头吧？他就想把中国人唤醒，甚至把愚昧至极的阿Q和华老栓都动员起来了，可是中国人还是睡得很香。
谭嗣同被砍头了，鲁迅累死了，中国人呢，还是吃嘛嘛香。虽然谭嗣同死了一百年多年，鲁迅也故去了八十余载，看看现在的中国人，思辨上的进步依旧寥寥。
中国人有个毛病，你想叫醒他，没准还会落埋怨，说你搅了他的好梦。小品《卖拐》中谁是好人？高秀敏，她劝范伟快走，别让大忽悠坑他的钱，结果范伟急了，说，你这是坑我呢！这时大忽悠乐了，台下观众更是笑得前仰后合。为什么？笑的这些人全是中国人的知音。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谭嗣同可以一身正气，气宇轩昂，要让自己的头飞起来，砸醒中国人；让自己的血喷出来，泼醒麻木的同胞。可是，绝大多数同胞依旧是清朝的范伟，他们觉得，你姓谭的在祸害大清朝，就该被问斩，光荣属于朝廷，属于老佛爷，烂菜叶和臭鸡蛋属于你谭嗣同。
所以，谭嗣同应该跑，像梁启超那样躲到日本，不管是东京还是横滨，先吃几块寿司和生鱼片再说，养足精神，筹划将来。吃料理不耽误革命。
当然，历史学者不这么看。我曾不止在一个地方看到这样的观点，认为谭嗣同的死，加速了清廷的垮台。其实，这有点言过其实了，更多是学者的自我揣测，一种类似舞台剧的历史观。谭嗣同的死固然悲壮，但是他的死对清廷也不过是手举刀落的事，并非清廷这座腐宅坍塌的催化剂。
大清腐朽衰败，气数已尽，这是客观现实。有没有谭嗣同的死，它都要完蛋。如果说谭嗣同的死能加速清朝的灭亡，那谭嗣同如果活下来，就不能再为送这个朝廷最后一程出把力，这种催化剂就会弱于引颈向刀？
所以，当初的谭嗣同应该脚底抹油先溜了再说。保存有生力量，这是必须谨记的一条。
不过，谭嗣同的浩然正气值得后人敬仰和佩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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