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春天为何是抑郁自戕的高发期

佟畅 真实故事计划 2023-04-27

"春天是残忍的季节。在张家界和什邡发生的新闻,震动社会,同时也令人开始思索春天的意味。激素波动,牵引躯体和精神的病状,万物复苏的春天也隐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

在春天复发

三月的一天,池月在家吃卷饼。她夹起一块带鱼往饼里卷,带鱼在筷子上晃动。发觉自己的手在不受控地抖,她心想,是这个讨厌的季节又来了。

池月今年23岁,手抖的毛病已有多年。她在高三的时候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这是精神障碍的一种,患者会被“躁狂”与“抑郁”两种极端的情绪来回冲刷,同时伴有躯体反应。

一进入春天,身体就愈发不受控。池月频繁地心悸、手抖、做噩梦、胃疼、前胸后背都疼。这股疼痛来得没有原因,也赶不走,她只能忍耐,等着它过去。

忍着疼的时候,她会想到去死。她想,只要死了就能彻底解脱,但转念又想,父母和家里的五只猫怎么办?两股力量在脑海中拉扯,最后生念占据了上风,把她拉了回来。

她说,在这个春天,生死的拉锯几乎每天都在她脑海中发生。

胡晓诺其实很喜欢春天。2021年,她高中毕业,本要出国留学的她因疫情滞留国内。白天,她去冰淇淋店打工,走在路上,她喜欢观察两边的树木。早春枝桠有一点发黄,几天后冒出一点点嫩绿色,远远看起来树冠毛茸茸的。慢慢地,树叶生长,变成更青翠的绿。她很喜欢。

只是,看着这盎然的绿意时,她的思绪总会飘散,尤其当想到自己,一种窒息感就会袭来。无望的生活与眼前的春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攫取走她的快乐。她后悔出门,只想缩回家里。

2021年春天的时候,胡晓诺整整一个月都没出门。原本她特别喜欢去参加唱歌社团,可到了春天,一想到出门排练要洗澡化妆、假装出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就连下床都变得无比困难。

图 | 胡晓诺喜欢的春景

程思怡生活在重庆,同样在两年前的春天,她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她患有重度抑郁症。本来在大部分时间里,她能表现得与常人无异:性格开朗,工作中与人沟通也很顺畅。可在春天,当病情频繁发作时,她会全身疼痛,躺在床上连撑起身子都难。

失眠紧紧缠绕着她。她总会整夜都睡不着,在床上捱到太阳升起,听到外面鸟叫、公交车和摊贩开始运转的声音,她又困又累,却仍无法入睡,心里只有绝望。

独自躺在家里,她很少进食,只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勉强吃几口,在春天里瘦了十几斤。原本她很喜欢飞到各地吃美食,而困在床上的那段日子里,她打开外卖软件,一看到重庆那些辛辣诱人的菜就反胃。她只能吃下一点面包和三明治。面包入口,味如嚼蜡,怎么嚼都没有胃口,嚼着嚼着,她彻底崩溃大哭起来。

2022年春天,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再加上疫情的封锁,程思怡无法去别的地方散心,只能迫使自己在家附近散步来调节情绪。

天气变暖,走在江边,她看到江水流动,植物生长,摊贩们积极地营生,人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还有宠物相伴,她能感觉到人们都因春天到来而充满希望,反观自己,却一片混沌。“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感到轻松和满足呢?”她不断地责问自己,而这只让痛苦叠加。

起初,胡晓诺和程思怡都没有察觉到季节对身体的影响,直到她们频频感到不适,去网上搜索了和抑郁症相关的帖子后,才意识到众人眼中象征着美好的春天,原来是抑郁症高发的季节。

图 | 在精神科,程思怡做的脑电波检测

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度每升高9.6 度, 自杀率就可能会升高10%。

精神科医生于宏华分析,温度升高的时候,身体内的血管就会扩张,更多的血液会流向四肢体表,再加上春季人们的活动增多,大脑的供血就不像冬天那么充足,这会影响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比如多巴胺和肾上腺素,这些神经递质对稳定情绪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春季昼夜长短的变化,还会影响人们褪黑素的分泌,对于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来说,这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失眠。

还有精神科医生观察发现,在春季,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会很容易病发,他们会在春天躁狂加重,容易过度消费,或是做出一些不理性的投资决定。

37岁的刘岚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她在北京的报社工作,入春后,她有一个月都没有发稿子。她的丈夫季宇成观察发现,每到春天和秋天,刘岚的身体和情绪状态都会出现波动。今年3月起,刘岚每日服用的助眠药物不太起效了。有时她晚上准时吃药,却还是会辗转到早上六七点都没能入睡。

北京的春天气候多变,有时明明已热得像要入夏,转天却气温骤降,还伴有风沙。晴天和阴雨天交错,阳光时有时无。季宇成察觉到,多变的天气令刘岚在春天不愿出门,有时已经提前约定好与人见面的时间,临到出门因为一些事件触发,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心理学家李玫瑾在2017年参加的电视访谈上断言:“春天是精神病的高发时期。”她曾在精神病院调研发现,在春天,当地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有1/5,远高于其他季节。而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也发现,每年三月起,看门诊的人数会增加,床位会爆满,到四月底五月初才会有下降。这位医生发现,一些精神障碍患者即使在春天没有减药,也会更容易出现原本没有的幻听、妄想等症状。

在深圳定居的谢莉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已有十年。她觉得自己的病不只是心理疾病,还是一种精神疾病。这可能来自家族遗传,她的奶奶曾经也有过精神层面的症状。她能明显察觉到,在病发时,自己并不是只有情绪上的急躁或忧郁,而是有“发疯般”的精神症状。

图 | 谢莉的诊断记录

五年前的春天,谢莉和丈夫生活在上海。那时家庭生活安稳,她做全职主妇,并没感觉到过多的压力。有天,她照常在健身房健完身,突然感觉自己特别累,好像所有力气都被抽走。她强撑着去幼儿园把儿子接回家,给丈夫和父母发去消息说自己身体不适。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在自己的房间昏倒了。

之后的一个月,她陷入了完全的精神错乱。整天躺在床上,无数诡谲的剧情在她脑海里放映,她深陷其中挣脱不出来。即使是睁着眼,她也看不到现实中的场景。

这不是梦。身体恢复正常后,她能清楚地分辨出两者的差别。梦境不会给她那么强的刺激,醒来之后她往往就忘记了,而在当时,她完全将现实和幻觉混淆。

她“看”到了自己把孩子扔进洗衣机里的画面。之后,她真的发现到儿子不见了。父母跟她解释是把孩子送到亲戚家了,她却“坚信”就是自己把孩子害死了。

白天稍微清醒的时候,谢莉会侧躺在床上,不吃饭也不洗澡,一只手掐着另一只手腕上的大动脉,感觉自己只要轻轻地划过那薄薄的一层皮,可能就死掉了。她想要指甲用力,出于恐惧,最终没使出力气。

埋藏在大脑深处的求生本能拯救了她。她没有划伤自己。躺了一个多月后,她把丈夫叫到床边,让他订第二天最早的航班,带她回老家深圳看病。

冻土深处

高三的时候,池月曾一口气吞下了30片止痛片。当时,周围有不少同学觉得自残很酷,而她觉得他们幼稚。她不想自残,她只想一死了之。

池月是个超生儿,出生10多天后,就被父母送去寄养。童年阶段,在为数不多与父母相处的时间里,她总是目睹他们争吵。敏感的性格就此养成。高中时,她又被送到河北以严苛著名的某中学读书。家庭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下,她开始频频失眠、手抖、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得知女儿试图自杀后,池月的父母把她带去医院问诊,她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小小年纪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这就是打我们脸,逼我们。”父母不理解她的病。

在东方传统里,“自杀文化”隐秘而坚固。受到屈辱后以死自证清白,这是常见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中的情节。延续至今,很多青少年在承受与父母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也常会产生以死自证的念头。有专家指出,在这样的文化背后,藏着的是绵延已久的对生命权的漠视。

池月曾把自己生病的事告诉同学,招来了注目和讽刺。她说,当时有同学说她“真牛逼,生这种病”,还有的在班里起哄,叫大家别理池月,因为她是“精神病”。亲近的朋友对她说,没什么想不开的,会陪着她,好好看病吃药就好。朋友出自真心的劝慰,在她看来有些轻飘飘的,没能对她起到帮助。

如今,她在北京的高校读博,再没有跟父母提起自己的病症,身边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对此也毫不知情。

青少年时期患上精神障碍的群体,很多发病的诱因都是来自家长和学业的压力。心理咨询师陈婕君发现,如今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已有27%,而实际数据可能已经高达60%。

胡晓诺在中学时曾受到父母严格的管控。她说,父母不允许她和朋友出去玩,他们认为这样很浪费时间。除了学习,她只能在家弹钢琴、做家务,偶尔母亲会带她去听音乐会作为放松。

父亲总是用训斥、辱骂的方式和她对话。有次晚饭后没有做家务,父亲大骂了她一顿,言语里对她整个人全盘否定。委屈之下,她在屋里痛哭了三个多小时,想到了自杀。转念想到自己就算死了父母也不会认错,她便放弃了自毁的打算。

从十六七岁起,胡晓诺就一直饱受失眠困扰,每晚两三点睡,第二天六七点起来上学。白天总是疲惫又昏昏沉沉。她一直想不通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直到高三那年,因为疫情出行要扫码,她终于被允许使用手机,在网上看到了和抑郁症相关的资料。她意识到也许自己是生病了。

怀疑自己得了病,但她完全不敢向父母提出去治疗。今年二月初她终于离家去了澳洲上大学,学校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她留学已有几个月,却始终没鼓起勇气走进咨询室。

她感觉,自己心里藏着一个很乱的屋子,去进行咨询,就是要把门打开,将屋里的杂物悉数清点整理。她很怕这个过程会更多次唤起创伤。

成年之后触发精神障碍的人,还曾面临更多样化的社会压力。

刘岚在2019年确诊双相情感障碍,此前她已在媒体行业工作多年。她丈夫季宇成认为,妻子常要通宵写稿,工作节奏紧密,再加上作为社会新闻记者,时常要接触一些极端的事件,刘岚性格敏感又责任心强,季宇成觉得,她的身心难免会受工作影响。

2013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谢莉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孩子出生后,她陷入到极度的兴奋中,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精力。每几个小时她要喂一次奶,喂过奶后她又想做自己的事,看书看得入迷,完全忘记了睡觉。产后四个月里,她几乎没怎么休息。

全家人都沉浸在新生儿诞生的幸福中,没人意识到刚生产完的谢莉需要休息和关照。睡眠不足诱发了她的躁狂,她精神持续亢奋,变得很爱和人争论。有天晚上她和母亲躺在床上,讨论年纪大了以后是否需要很多朋友的问题,争着争着,她开始大声尖叫,一把抱起儿子躲进了洗手间,说母亲要杀了她。在这之后不久,精神症状第一次在她身上出现,这个病断断续续跟随了她十年。

程思怡几次发病的原因不相同,她总习惯于归咎自己。2018年的春季,她因失恋陷入极度痛苦,频频想寻死。站在楼顶想要跳下时,她瞥到阳台上自己的多肉植物开花了。一瞬间,她感受到了美好。

图 | 程思怡种的多肉植物

她没有真的走入自毁,后来和恋人复合,也暂时压抑住了痛苦。到了2021年开春,工作频频加班,再加上长期失眠,她再次明显感受到抑郁的侵袭。不只是情绪问题,还有躯体反应。她总是没由来地胃痛,还很容易过敏,焦虑时像强迫症一样不停地抓自己,一抓红一大片。

她去医院看病,从胃科看到失眠门诊,最后走进精神科。诊断抑郁症的过程,除了要做好几套心理量表,还要做脑电波测试,在头上贴上贴片,进行红外线检测。测试时,她要跟着语音播报朗读“12345”,并根据播报提供的字来组词。她觉得自己说的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

小半天的检查过后,她收到报告,上面显示她患有了轻度焦虑、重度抑郁。她沮丧又不解,医生告诉她,她的大脑存在植物神经紊乱。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程思怡才逐渐接受,自己生病不是因为在恋爱和工作中做得不好,而是大脑器官出现了病变。她应该正视它。

心理咨询师陈婕君认为,在人群中,大概有60%的人处在安全的依恋模式中,他们早年的心智发展、适应性相对健康,在成年后如果遭遇工作上的挫折而患上精神障碍,通过一至三个月的药物治疗与自我调节,可以恢复健康。而余下的40%具有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可能受原生家庭和过往的创伤影响更重,在其它外因刺激下患上精神障碍后,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

风雨中,撑一把伞

五年前的春天在上海严重发病后,谢莉回到深圳接受治疗。遵医嘱服了药后,她逐渐摆脱了严重的幻觉,却又陷入了漫长的抑郁。

以前,做饭、开车和接送孩子对她来说毫不困难,但刚开始服药那段时间,她却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稍微和陌生人一靠近,就会神经紧绷,濒临崩溃。

图 | 谢莉的复诊病历

家人帮谢莉一点点重建世界。母亲带她重新学做饭,她试着坐在副驾驶和丈夫开车出行,病情稳定后,看到路边的行人,她不再觉得他们会冲过来害她,几次确认安全感后,她重新握上方向盘。

如果谢莉忘记吃药,失眠会再次侵袭。当一天安然度过,深夜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时,她会立刻察觉到不妙,赶紧起身翻出加量的药吃下,回床上深呼吸,同时给自己“心理按摩”,告诉自己失眠也没关系,大不了第二天不去接送孩子,在家休息一天,一定可以调整过来。

一粒小小的药片就能缓解她脑海中的风暴。她时常想,如果不是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富足家庭,如果得不到药物治疗,又没有家人的耐心帮助,她可能就像乡下的“疯女人”一样,被锁链拴在家里。

服药初期,她也感觉自己变得迟钝,还会食欲大增,体重一度升到130多斤。持续吃了5年药后,她的身体逐渐适应,外出工作也完全能应付。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她学着控制饮食,把体重减到了100斤出头。

不同人对药物的感知并不相同。池月觉得吃药后自己会变得前言不搭后语、记忆力减退,正在读博士的她难以接受这些身体变化。而程思怡在刚开始服下药片的前几个小时里,会觉得很开心,紧接着会陷入到漫长的低落,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自己高兴。

很长时间里,程思怡都抗拒吃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最近这一年,她试图通过调节心态来摆脱抑郁,尽管她一度觉得自己变得开阔许多,今年复查时,却仍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如今她开始认识到,排斥吃药也是抑郁症的表现,这源于自己对患病的不认可与逃避。在医生的劝说下,她开始恢复服药。

图 | 医生给程思怡开的药

去医院看病取药可能给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带来麻烦。如果病历上留存在精神科的问诊记录,甚至会影响在一些工作单位的求职。一些商业保险的投保要求也显示,如果有精神病史,将无法参保。

很多人不想去取药,就寄希望于心理咨询,但效果寥寥。要想起到治疗的效果,往往需要长期稳定进行咨询,而一线城市里,单次心理咨询的费用在500元左右,这对工薪阶层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

双相情感障碍时常令池月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不相信任何人,每月一次见咨询师时,她会下意识地否定对方抛出来的任何观点,“就想压对方一头。”

同样的情况在刘岚身上也存在。季宇成发现,看心理咨询是件“心诚则灵”的事,而妻子作为记者,习惯了向人发问,自身阅历又多,她很难全面相信医生,这让咨询的效果并不好。

谢莉曾经参加过疗愈心理的灵修课程,价格不菲。她看到同行的人中,有的只是有轻微的抑郁情绪,他们能够在活动中得到纾解,但她不能。她觉得,到了已经发病的程度,没有什么比吃药更管用。那些高额的课程,很难挽救一个在病痛中被自杀念头深深缠绕的人。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更加弥足珍贵。病情加重时,刘岚的工作产出降低,只能拿个底薪。为了保证家庭能维持运转下去,季宇成需要慎重考虑工作的选择,谨防失业。他已经将近40岁,这是一个若被裁员就难再找合适工作的年龄。 

从2019年至今,季宇城已经积累了很多照顾妻子的经验。刘岚刚确诊双相情感障碍时,一度非常想自杀。有天她告诉季宇成,自己已经买好药了。心里着急,季宇成还是尽量保持冷静,稳住妻子,跟她聊点别的转移她的注意力。

他对妻子说,有什么问题咱们就解决,未来还是有盼头的,不至于为了这点事咱就不过了。

他也知道,他口中的“不至于”在妻子的思维闭环里并不成立。妻子果然反驳:你又不是我,又没得病,你怎么能理解我?

季宇成答,是的,我确实不是你,不能完全理解。更多的时候,季宇成能做的只是陪伴

这对夫妻曾对于自杀有过详细的讨论,刘岚一条条分析每种自杀方式的可行性,季宇成在一旁静静地听,默默在心里记下刘岚可能会倾向于选择的自杀的方式,以做好干预的准备。

有时在上班时间,他还是会很担心,会给妻子打好几个电话,问她有没有起床,有没有吃东西,确认她是否安全。

有时电话会无人接听,或被按掉,最危险的情况是他直接被拉黑。季宇成对此做了各种预案。电话打不通就发短信、发微信,他还联系好住在家附近的同事作为照应,如有危险就及时到家里援助。

起初季宇成琢磨不透妻子为什么会拉黑他。他去读了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论文和科普文章后,了解到患者处在极度抑郁的状态时,会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什么都不想说,谁也不想理。

作为婚姻伴侣,承诺、相互扶持是关系的基石。季宇成没有想过与刘岚分开。不止是出于爱,他也进行了理性的评估。首先是目前家里经济尚且宽裕,其次是他发现刘岚的状态虽有起伏,但在职场和家庭,她整体上做得还是很出色。她能够从外界获得正向反馈。因此季宇成觉得,虽然这个麻烦的病会相伴他们很久,但对未来不必过多担忧。

不是每个家属都能理解患病的亲人。程思怡生长于单亲家庭,和母亲更为亲近。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强人,她想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抑郁。她的质问,甚至给程思怡的心灵留下创伤。

确诊重度抑郁以来,程思怡始终独居,独自去医院复诊。去年春天,在抑郁再度冲刷身体时,她试着去调节生活方式。

运动能改善睡眠和情绪。程思怡在去年春天第一次接触到滑板陆冲,突然喜欢上了。

在那之前,每天吃完晚饭,刚8点多,她就到床上坐着,什么都不干,状态越发萎靡。学滑板后,她能自己饭后下楼去滑一小时。有时,她能一口气滑十几公里,听着歌,享受完全和自己独处的时间。这是她在春天的复苏。

图 | 程思怡在练习滑板中

抑郁症“晨重夜轻”,程思怡不喜欢日出,却非常钟情看日落。下班开车回家碰到落日,她会停下车花几分钟认真看着太阳西沉。在那几分钟的专注与静谧里,她能感受到真正的治愈和满足。

今年春天,程思怡还会时不时失眠。但她隐隐觉得,过去的黑暗已经要被抛在身后了。四月,她在海边试着骑车追逐落日。小时候她骑过自行车,长大后就很少尝试了,她一直害怕控制不了车把。

那一天,她顺畅地骑着车,看到太阳落山,天色从橙红变成粉紫,直到夜幕降临。她捕捉到了一点希望。

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 END -

撰文|佟   畅
编辑 | 苑苏文
‍‍‍

往期回顾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