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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１．１６｜Ｎｏ．１６８

一、死·梦·诗人

小说是记述某种故事的文体，它记述的故事多少含有奇异的成分。平凡的事情几乎不会被当作故事记载下来。因此可以说，小说是一种虚拟体验的载体，通过它将脱离现实的奇异之事写下来给读者看。

在中国小说中，形成奇异故事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结构、前提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有种种答案。虽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应无异议的是，在这些答案中本文标题所示的“死”与“梦”，占有重要的位置。

比如说“死”。在古今东西的文学中，死是最大的主题。中国的小说也不例外，围绕着死的话题比比皆是。比如，死者复活去寻找亲人的传说，被冥界的使者告知死亡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的传说，等等。所谓的奇异之事，无非是人几乎不可能体验的事。人不可能去体验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最奇异的事。由此而来，追求奇异故事的小说，自然喜欢将死及以死为中心种种事情写进去。

此外，比如说“梦”。不言而喻，梦里充满了平常生活中不能体验的奇异之事。刚才说到小说可以虚拟体验奇异之事，梦也可以。从这个意义来看，小说与梦很投缘。实际上，记录梦里的事情，以梦作为故事的前提等，有很多小说都是通过种种与梦相关的方式写成的。诸如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不少名篇都是以梦来支撑作品的基本结构。

《南柯太守传》连环画封面

那么，本文标题所示的另一个关键词——“诗人”应当如何理解呢？诗人并不是奇异故事不可欠缺的因素。尽管从这个层面来看，诗人与“死”“梦”不可相提并论，但他们却在中国小说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读、写小说的知识阶层，同时也是读、写诗歌的人。因此，小说中登场的人物有很多是写诗的人（其中也包括著名的诗人），作品中也有作诗相赠的情节。例如唐传奇中著名的一篇才子佳人小说——《莺莺传》的作者就是，以白居易之盟友而为人所知的著名诗人元稹。在作品中插入了元稹或是故事人物（女主角莺莺）所作的诗。

“死”“梦”“诗人”成为使作品成立的三个重要因素，这对于《夷坚志》所收的小说也不例外。毫不夸张地说，和这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关系的作品是不存在的。下面来读一篇完全具备这三要素的故事。

二、苏轼与郑侠的故事

《夷坚志·丙志》卷十三，收入了北宋郑侠（1041-1119）临终前的逸闻轶事。郑侠，字介夫，福清（今福建省福清市）人。因卷入新旧党争而度过了激荡浮沉的一生。虽然他年轻时受王安石器重，但在王安石实施变法政策之际，却陈说新法的弊害。熙宁年间，当旱灾引发饥馑，他绘下民众苦难的《流民图》进献给神宗，请求变更政策。神宗皇帝虽然一度下令停止新法，但在新党逆袭后又无奈地撤回成命。郑侠再度上书，由此被朝廷贬逐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哲宗元祐年间，旧党掌权后，苏轼（1037-1101）推荐他为泉州（今福建省泉州市）教授（学官）。然而在元符年间，随着新党势力复兴，郑侠又再度被贬至英州。徽宗即位后，被许官复前职，但却遭到宰相蔡京排斥而归乡，从此未再出任官职，隐居终老。卒年七十九岁。郑侠被称为清廉忠义之士。其故事如下：

郑介夫（侠）福州福清人。熙宁中，以直谏贬英州。元祐初，东坡公荐之复官。绍圣初，再谪英。时坡公贬惠州，始与相偶，一见如故交。政和戊戌，介夫在福清，梦客至，自通“铁冠道士”，遗诗一章，视之，乃坡公也。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时下世十七年矣。其诗曰:“人间真实人，取次不离真。官为忧君失，家因好礼贫。门阑多杞菊，亭槛尽松筠。我友迂疏者，相从恨不频。”又曰:“介夫不久须当来。”寤而叹曰:“吾将逝矣。”时年七十八。明年秋被疾，语其孙嘉正曰:“人之一身，四大合成，四者若散，此身何有。”口占一诗曰:“似此平生只藉天，还如过鸟在云边。如今身畔浑无物，赢得虚堂一枕眠。”数日而卒。

讲的是在乡里度过晚年的郑侠，梦到苏轼前来造访的故事。众所周知，苏轼也因反对新法而被贬谪。除仕途遭遇相同之外，苏轼与郑侠实际上还有不少接触。比如在旧党复势的元祐年间，苏轼写下了推荐郑侠的奏书。此外在元符年间，获许从左迁地海南岛北归的苏轼在途中，收到了同样获许从贬所英州放还的郑侠题为“上苏端明”的两首赠诗。为此，苏轼写了题为“次韵郑介夫”的唱和诗。郑侠和苏轼在当时交往的诗，分别被收在他们的文集《西塘集》（卷九）、《东坡后集》（卷七）之中，然而上述故事中出现的诗却没有被收入进来。或许这是出自第三者之手的作品吧。不排除洪迈所作的可能性。

上面的故事，应是以苏轼和郑侠的亲密交往为依据而写的。可以说这是一篇表现二人深厚交情的佳话，同时也包含了在宋代文人之间广为传诵的故事（不管是否是虚构小说）模型共有的几个方面。这里试图关注两种故事模型，即“诗人之梦”与“诗人之死”。上面的故事，应当可以说是这两种模型组合而成的作品。

三、诗人之梦

“诗人之梦”是指诗人见到的梦，还是指出现诗人的梦呢？其含义可能有点暧昧吧。这里暂时先指后者的梦，然而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见到这个梦的人是诗人，因此可以这样理解，“诗人之梦”的故事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涵。

首先来看下面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二所载的故事。北宋的狄遵度在梦中与唐代的杜甫相见，杜甫诵诗给他听：

狄遵度，字元规……慕杜子美，韩退之之句法。一夕，梦子美自诵其逸诗数十章，既觉，犹记其两句云：“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因书其后曰：“子美存耶，果亡耶？其肯为余来耶？嘿诵人未知之者，俾予知耶？观其词，盖非它人所能为，真子美无疑矣。”

敬爱的、过去的文人出现在梦中，赠诗给自己，从这个故事可以读出什么呢？韩愈在《调张籍》诗中，讲到思慕李白、杜甫，有“夜梦多见之”之语。作为思慕的对象，李杜的形象反复出现在梦中。上述故事中的“梦”与韩愈所说的“梦”，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吧。过于敬爱某位诗人（这里指杜甫），就在梦中见到这位诗人了。上面这个故事讲的是，读者（这里指狄遵度）怀着深深的爱慕之情，倾心于过去的诗人。

读者怀着深深的爱慕之情，倾心于过去的诗人，他不仅在梦中见到过去的诗人，正如上面这个故事所示，狄遵度还在梦中听到杜甫的佚诗。总之，狄遵度听到了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读到的作品。当然，除了狄遵度之外，没有人知道这首作品的存在。这是杜甫只告诉狄遵度一人的作品。对于这两句诗，尽管小说的作者赵令畤认为无疑是杜甫的诗，但是现行的杜甫诗集并没有将之收入进去。这是否是杜甫的诗谁也无法下决断，其实决断与否并没有多大意义。或许就连狄遵度对这些是否是杜甫的作品，也是半信半疑吧。

与上述小说相似，也有不少李白在梦中出现的故事。例如，北宋黄庭坚《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的序，如下所云：

余既作竹枝词，夜宿歌罗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不。”子细忆集中无有，请三诵乃得之。（《山谷诗集注》卷十二）

此时黄庭坚正沿三峡溯流而上，前往贬谪地黔州（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途中。故事讲的是，曾经被贬夜郎（今贵州省西北部）的李白出现在黄庭坚的梦中，并吟诵自己的诗作给他听。接续上面的序言，黄庭坚记下了李白这三首竹枝词的内容。当然这些实际上不是李白的作品，而是黄庭坚自己的作品。与狄遵度在梦中所得的杜诗并没有收录在杜甫诗集中一样，这些竹枝词也没有收录在李白的诗集中。

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局部，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

《夷坚志·丙志》所收苏轼与郑侠的故事——在梦中出现了敬爱的诗人（苏轼），并听到了佚诗（郑侠之外的人不得而知的作品），与上述梦见杜甫、李白的故事同属一个类型。当然，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若干不同。杜甫或是李白在梦中吟咏的诗，其内容并不是面向在梦中见到他们的狄遵度或黄庭坚而写的。然而在《夷坚志》的故事中，苏轼吟咏的诗，则充满着对郑侠的亲爱之情。说起来，杜甫与狄遵度、李白与黄庭坚在生前并无交流，而苏轼与郑侠则有亲密的交往，并且他们都是作为勇于冒险批判新法改革的耿介之士而在精神上惺惺相惜。这是《夷坚志》的故事得以突破陈规套路的原因吧。

四、诗人之死

在《夷坚志》的故事中，苏轼赠给郑侠的诗不仅仅表现出亲密之情，而且住在死后世界中的苏轼还邀请作为生者的郑侠来自己所在的地方。在中国的小说中，有很多谈到来自死者所在世界的使者宣告死亡的命运即将降临，这个故事也属于这种类型。可以说，这个故事中的苏轼也带有冥界使者的身份。接受苏轼邀请的郑侠觉得自己死期将近。次年，留下了可谓是遗言的诗歌，就死了。苏轼与郑侠的故事呈现出鲜明的以“诗人之死”为中心的故事形态。

中国的诗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没有太多的案例让我们具体了解他们临终前的样子。无论如何，仅有的也限于著名的诗人。这正如，出现在梦中的诗人仅限于著名的人物是一样的吧。例如，李白和杜甫就有这类的轶事流传下来。尽管事实如何难以断言，但却流传着李白为取水中映月而溺死，杜甫因过食牛肉而饫死的说法。李白的传说（即“水中捞月”的故事）最早见于北宋梅尧臣的诗，后来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也有记载。杜甫的故事最早见于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后来《旧唐书》《新唐书》杜甫本传皆有记载。向天上的世界释放飘逸想象力的李白，匍匐在大地上刻下沉郁语言的杜甫，二者不同的性格很好地体现在这两则临终轶事上。顺便说一下，《夷坚志》的作者洪迈认为这些李杜的传说只是俗传、不足为信，对之予以否定（《容斋随笔》卷三）。

一听到“诗人之死”，很少有人会把它想成是平常人之死（所谓的“寿终正寝”）吧。大多数人都会把它当作是非凡之死，尤其会联想到不幸的悲剧之死吧。诗人被赋予悲剧之死的命运——这一观念在中国古代普遍存在。最早的一位悲剧性诗人形象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吧。屈原在遭受谗言被放逐之际，仍怀着忧国之思，徘徊于洞庭湖畔，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对于这一悲剧之死，日本《昭和维新之歌（青年日本之歌）》（三上卓作词、作曲）云“汨罗之渊兮波骚动／巫山之岭兮云乱飞”。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思潮中，它被当作一种典范（革命浪漫主义之死的理想典范）加以美化。

但是，诗人之死并不全是悲剧性的。《夷坚志》所载郑侠之死，可以说是某种满足之死，即被某种安稳的幸福感包围而死。这里再举一个与此相似的、记载诗人临终形象的故事——以黄庭坚的死为中心的传说。黄庭坚晚年被贬宜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与家人在途中告别后，只有弟子范寥随同左右。范寥，字信中，原是蜀中无赖之徒。虽有志于科举，但因纵酒杀人，遂改名为花但石，四处逃亡，经过一番曲折后师事黄庭坚。黄庭坚死后，为之料理后事。随后遁入佛门，又转为道士，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碧鸡漫志》卷十）。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引用范寥之语，描述了黄庭坚临终前的样子：

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这里所记黄庭坚之死，绝不是戏剧化的，也不是非现实的。然而，它却带有某种意味深长的独特意义。把脚伸出栏杆外淋雨，这一令人觉得有些孩子气、不符合士大夫身份的做法。以及，黄庭坚从心里发出的毫无矫饰之情的感叹。这些描述皆给人一种洒脱洗练之感。让人觉得，似乎在哪部电影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电影，这一描述只不过更改了之前的记忆）。可以说，在以中国诗人之死为核心的故事史中，这种充满着崭新意味的光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黄庭坚与郑侠的故事，在作为遭遇贬谪的诗人的故事这一点上，不期而合。仕途坎坷的诗人最后得以幸福地死去。当然，这里的幸福只是极其微薄的。然而，总觉得只有在宋代才会出现这样的安详之死。同样，苏轼临终前的样子也是如此，见于何薳《春渚纪闻》卷六所引钱世雄（字济明）之言，如下：

冰华居士钱济明丈，尝跋施能叟藏先生帖后云：“建中靖国元年，先生以玉局还自岭海，四月自当涂寄十一诗，且约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六月自仪真避疾渡江，再见于奔牛埭，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余无言者。……即迁寓孙氏馆，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示，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间，曰：‘今日有意喜近笔研，试为济明戏书数纸。’遂书惠州《江月》五诗。明日又得《跋桂酒颂》，自尔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终。”

尽管苏轼临终前以未能见到苏辙为憾，然而除此之外，却没有其他特别的怨言。由此可见他对苦难一笑置之的态度。正如“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之言，这种达观的心态也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一种精神气。

今藤花旧馆内塑像，中为苏轼，右立者即钱世雄

与郑侠、黄庭坚相同，这里谈到的苏轼之死，绝不是戏剧化的描写，而是使人感到被一种安稳的幸福感包围着。苏轼、郑侠、黄庭坚——都在人生的最后一幕尝尽贬谪的辛酸之苦，这样安稳地闭眼，似乎也意味着面对再大的苦难也能安然于心。

《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

〔日〕浅见洋二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