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我不教学生做绵羊

不教学生做绵羊，要教他们做猴子

陈望道说：“我不教学生做绵羊，我教他们做猴子。”—— 他的教育思想就是要让青年学生富于活力，善于思考，敢于创造。

所以，他的办学风格是开放式的，对于各派观点、各种理论都是兼容并蓄，教学生学会比较辨析，进行独立思考，养成科学精神。他就是这样办新闻系的 ——

陈望道主持新闻系是兼容并包的。教授中有欧美新闻派代表赵敏恒；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人称“诸葛亮”的祝秀侠；有《星岛日报》特派员王研石；有塔斯社记者舒宗侨；还请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授课。美国新闻代表团还来新闻系讲新闻自由、无匮乏自由等四大自由。

那次，重庆新闻界人士来访。《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抨击国民党贪污、腐化、不民主；国民党中宣部的赵漠野辩解：“中国这么大……”他的意思是“虽有黑暗却情有可原”。《大公报》的王芸生从中打圆场，主张“和为贵”。陈教授把左中右三种观点，亮在同学面前，让大家各自咀嚼、分析、研究吧 ! （ 邵嘉陵《夏坝学人芬芳圃·穿长衫的陈望道》）

这就是陈望道的办学风格。

陈望道的课堂教学也是启发式的，他常常提出问题跟同学们讨论，他把自己作为平等的一员，但能把大家引领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去。他为新闻系学生讲授“修辞学”“中文新闻文选”等课程。中等身材的他，穿着布长衫，说话带着浓重的浙江义乌口音，而讲解得条理分明，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还常多诙谐之语。他是这样上课的——

陈先生在三尺讲台上，给我们讲授“我们”和“咱们”的区别，在黑板上写着：“ 1、我们＝我 + 你 + 他；2、咱们＝我 + 你。”他指着这醒目的板书，以提问、启发的方式、深入浅出，把二者的区别讲得一清二楚。课毕，他向全班同学宣布了一件事：“结合修辞学的教学搞一次征文活动，我出题目，学生做文章，题目是：《双与对的区别》。一周之内交稿，然后评选出三名获奖者，奖品由我私人发给……”陈先生一口浙江义乌话，言辞简朴，话音刚落，顿教室里活跃起来了。同学们觉得上陈先生的课，有创新、透彻、愉快之感觉，觉得时间过得快，不想下课。（杨柱《老师陈望道》）

他发的奖品也就是书籍、钢笔、方格稿纸之类文化用品，虽不重但是贵，贵在鼓励学生发扬创造力，贵在联结师生的情长谊深。所以，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

这就是陈望道的教学风格。

驱走黑暗，争取光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陈望道在民主运动中又是挺立于浪潮的前头。

他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上海地区“大学教授联谊会”；又参加了旨在联合华东地区十六所高校的“大学教授联合会”，并任会长。后来两个“大教联”组合在了一起，陈望道主持工作，积极依靠地下党组织，各项活动都展开得很热烈。

复旦是具有爱国、民主传统的一所学校，在重庆时期，它被誉为大后方的一座“民主堡垒”。迁回上海后，国民党力图控制复旦，派遣了不少特务学生入校，曾经多至二百多人。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尖锐。

1948 年下半年，国民党特务分子所控制的专门跟进步刊物《 复旦新闻》对着干的“新新闻社”，组织一些右翼学生搞了一份“给新闻系陈望道主任的公开信”，列举复旦新闻系的所谓“赤化”的种种情况，叫嚷这种种“赤化”情况的发生“陈望道系主任应负总的责任”。他们把这封信张贴在校门口的一个大铁桶上，又将抄件送至陈望道家中。面对这种公开的陷害、打击和威胁，陈望道毫不畏惧，气概凛然。

他和其他进步教授一起为“应变护校”而努力活动。1948 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暗中策划要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激起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签名反对，并于 1949 年 2 月 22 日组织成立了“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各方面代表十九人组成，陈望道为教授代表，并担任副主席。他为团结各方面可以团结的力量做了许多工作。他为驱走最后的黑暗、迎接光明的到来而尽心尽力。

1948年6月，陈望道与新闻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疯狂地对进步人士、革命志士下毒手。陈望道自然又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复旦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尽快转移到市区加以隐蔽。他就请舒宗侨在市区设法安排。临走前陈望道还亲自到同济大学的郭绍虞教授家中，请他也赶快转移。危难时，他关心着朋友的安全。陈望道通过舒宗侨最后转移到爱国银行家（景源钱庄老板）叶波澄家中隐蔽下来。上海地下党高校负责人曹未风又特地给他弄来了一张化名的身份证。这样，他就在叶家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1949 年 5 月 26 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大教联”改选理事会，陈望道被推选为主席。6 月初，他又当选为天亮后的“上海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会长”。这正是对他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所作斗争功劳的肯定。

倡导新的学风和校风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

复旦新生了。

1949 年 7 月 29 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张志让、陈望道等十七人组成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张志让为主任，陈望道为副主任，周谷城为教务长。因张志让在北京任职，未能到校，学校工作由陈望道负责。陈望道主持校委会，贯彻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对学校旧体制进行改造，提高全校师生的思想认识。从 1949 年秋至 1951 年底，全校进行了五次课程改革，使教学任务得以明确，教学秩序走向正常；同时，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改善办学条件，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

当时，全国高校正在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 年 1 月复旦大学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陈望道为主任委员。

1952 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调整，复旦大学整合了连自身在内的十九所高校的相关系科，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由此集中了来自各高校的一批知识界的杰出人士，同时也就难免出现一些人事关系复杂的局面。

当时陈望道已在 1952 年 10 月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毛泽东主席的委任状则于当年 11 月 15 日签署）。当时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

陈望道主持校政，他气度恢宏，爱惜和尊重人才，善于协调来自不同学校的人事关系，很好地团结各方面的人物和力量，使复旦的教学、管理稳步前进。自然，他也就受到了大家的敬重和爱戴。陈望道提议将复旦大学校庆日定于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的日子，校务委员会通过了他的提议。

陈望道提议校庆之日举行科学讨论会，以推动全校科研活动——他认为像复旦这样的大学应该重视开展科学研究，使科研和教学相互促进。根据陈校长的建议，1954 年的复旦校庆即举行了复旦大学首届科学讨论会，从此相沿为一个传统。

1956 年元月，全国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陈望道认为复旦大学已经发展到了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阶段。他邀请了陈建功、苏步青、周同庆、周谷城、吴文祺、谈家桢、吴征铠等著名教授举行座谈，讨论如何规划推进复旦的科研活动。他又召开校务委员会议，讨论复旦当前科研的问题，提出要求，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这样，整个复旦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文理各系科，科研工作都很活跃，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陈望道在 1956 年校庆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希望我们学校将来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非常美丽的小花园。”同时，陈望道也始终把搞好教学、培养人才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任务。他主持校务委员会，对复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秩序、教学纪律的管理等方面，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制定规章，使复旦的教学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

陈望道倡导学风与校风建设。他特别于 1961、1962、1963 年三年时间里先后多次发动讨论怎样建设一个好的学风和校风。1962 年 6 月一次校务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不仅要抓成果，而且要抓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科学态度来分析问题，这要养成学风。研究成果是要从科学态度得到的，学风很重要，在好的学风下面可以成长成材。”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是陈望道所倡导的学风和校风的精髓。

1963年3月26日，陈望道主持校务委员会召开的扩大校务会议。地点：登辉堂（今相辉堂）。出席者：全体校务委员，全体教师，全体研究生，行政负责人。议题：学风、校风建设问题。—— 召集这么多人在这么大的范围里专门讨论学校的学风、校风建设问题，可说是复旦校史上空前的创举。这也说明了陈望道作为一校之长，对学风、校风建设有着何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

就在这次扩大会议上他对学风、校风建设作了全面的论述，接着又在 1963 年校庆开幕式上作了重要的阐释。他认为学风问题是学校工作中最广泛、最基本的问题，是学校“一切种种的综合表现”；学校应该培养学风、提高学风，这要靠大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来形成。他提出学风建设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要有好的思想来指导教学和科研，这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工作的指导 —— 而坚决反对用马列主义词句贴标签；二是实践上要专心致志向科学技术作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讲究实干，反对说空话。

复旦园里一园丁

陈望道办学治校有一个鲜明的理念和态度，那就是：把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放在第一位。他真诚地奉行“尊师爱生”之道：他尊重关心复旦的每一位老师，他爱护关心复旦的每一名学生。办好大学，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尤其是名家名人的作用很重要，但同时一定要充分调动所有复旦人的积极性，这也就要关爱所有的复旦人。这是陈望道的一种办学思想。

所以，他对于关系到复旦师生日常利益的事，时时摆在心上，尽力去解决。

复旦地处上海北郊五角场地区，是在城乡接合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职工宿舍大多分布在邯郸路南侧。当时，这里的商业网点的布局、副食品的供应、道路交通的管理以及一些设施，都落后于市区很多；同时，户口又归属郊区，在当时生活物资计划供应的标准上与市区差距很大，粮票、油票少，点心票几乎没有。

他作为一校之长，对此真是牵肠挂肚 !他一再地向有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生活的实际困难，呼吁能尽快帮忙解决，并提出将复旦划为市区的要求。尽管所有事情不能很快如愿，但大家看到了老校长在为他们操心，也就有着一份感激之情。

陈望道对复旦师生员工重情重义，关爱体贴。有一个他请贾植芳教授“帮助花钱”的故事：有一天，陈望道夫人蔡葵对贾植芳教授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他们每月送贾先生四十元。贾教授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这种请人“帮助花钱”的事，在他已是常事了。解放前，他就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穷学生，有时拿回家的工资都会少了许多。

“在我的观念中学生总是占第一位的”，陈望道这样说。的确，他对青年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既严格要求，又关爱备至。

他对学生很慈爱。看到学生中近视现象增多了，他就心里焦急，会在校务委员会议上屡次提出改善教室、宿舍、阅览室的照明条件的要求。

1958年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他是勤工俭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就及时关照和提醒有关方面务必注意青年学生正在长身体的特点，劳动量不能和工人、农民一样，要放宽些 —— 这对于防止和纠正当时某些过“左”的做法是起了作用的。

对于学生的惩罚，他更是慎之又慎。他常说学生来复旦读书很不容易，轻易不要处分。有过错，重在教育，能保，就尽量保。陈望道情系复旦人。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还不断为将复旦的户口划归市区而操心。

他病卧华东医院，病重时，市领导来看望他，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只是想为复旦说句话，一定请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 这在当时是一件关系到复旦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事，可以使复旦师生员工生活得到改善，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他把关心、爱护复旦师生员工，为他们谋利益当做是自己应负的责任。他尽责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陈望道为复旦校园的建设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旦校园规划重心东移，逐步形成了以新校门、物理大楼为中轴而分布配列的格局。1965 年校庆，学校规划面对国年路建造新校门，当时造价要 2 万多元，而上面计划拨款只有 1 万元。此时，陈望道拿出自己多年积蓄 1 万多元来承担欠缺的款项。新校门落成通行，给复旦校园带来了新气象。

陈望道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校园规划，对于每一个方案都亲自参加讨论和审定。他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构思。他认为，校园建设应当呈现出幽静、雅致的美，给师生造成一个良好的学习、工作的活动环境。

因此，在布局上要注意：

其一，建筑物要介乎有形与无形之间，即介乎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不宜一览无余，无所隐藏，而要有层次，有韵味；

其二，校园内道路的开筑要有工作区与非工作区之分，工作区的道路宜直（适于行动），非工作区的道路宜曲（适于情趣），曲直相间形成错综美；

其三，绿化布局向公园靠拢，环境绿化要讲究艺术：花木的配置排列不可单调，可在林荫下设露椅，既可点缀校景，又可供人休憩。

同时，他运用美学的眼光对校园建筑的细节加以考究。复旦园内道路旁的宫廷式路灯，就是他亲自设计并下到校办工厂加以布置加工制成的。那一盏盏富有宫廷风格的路灯，在夜晚散发出淡幽的荧光，给漫步在校园的人们一种宁静、幽雅的享受。

陈望道陪夫人蔡葵在外地疗养

为了美化校园，1963 年他陪夫人蔡葵去青岛休养时，用自己的工资一千多元从青岛购买了百日红、马尾松和蚊母树等花卉树木，带回来亲手种植在校园里。他的这种奉献精神，一时传为美谈，受到复旦师生的称赞。可惜的是，这些花木，在“文革”中被造反的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挖去了，他们诬陷陈望道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这里真用得着杜甫的两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陈望道将万古留芳。

今天，复旦春满园。

复旦园，是复旦人精神的家园，事业的家园，乃至生活的家园。陈望道在复旦园里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

他是复旦园内的一位园丁，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