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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战研究（1868—1937）》

许金生 未曾读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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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１０ ．２７ ｜ Ｎｏ．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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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战研究（1868—1937）》
许金生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作者简介


许金生，祖籍江苏镇江，1962年生于江苏如皋如城，1985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8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2009年获日本立命馆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有近代中日关系史等，著有《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学林出版社，2009年）、《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无声的炸弹——传单上的抗日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


内容简介


本书首次全面利用日本外交机构遗留的原始档案，以1937年为下限，对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日本外交机构与军方等在华操纵报刊、通讯社的活动进行了系统考察。

研究表明，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政府就十分注重利用报刊等开展对外宣传，并逐渐将在华操纵报刊等进行宣传上升至国家立策层面，宣传被视为解决对华问题的重要手段。根据以上政策，日本在华外交机构、军方利用投资主办、贷款、收买、补助等手段，在中国20多个重要城市至少操纵过中日英等语种的报刊139种、通讯社10多家，使其成为对华宣传的重要工具。本书分地区全面梳理了各地报刊与日方建立特殊关系的背景与过程，深入探究了相关通讯社与日方的关系、经营方针、宣传活动及其作用等，对日方的操纵效果也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目  录




前言（节选）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不久，即显露侵华野心，并且逐渐形成了大陆政策。为了顺利推行其对华政策，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利用各种手段开展对华宣传，在华操纵报刊、通讯社进行宣传就是主要手段之一。
 
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为列强操纵报刊、通讯社进行宣传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土壤。所谓特殊国情，一是在1928年国民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人特权之前，外国在华报社、通讯社依仗着治外法权的保护，可以肆无忌惮地登载一切不利于中国与政府要员的消息，登载各种敏感新闻，甚至捏造新闻，以迎合读者的需求而争取市场。与此相对，中国报刊、通讯社处于政府压迫之下，往往无法发挥媒体的正常作用。这就使得外国媒体不仅横行无忌，而且处处能赢得读者市场。
 
二是在国民政府的中央通讯社强大之前，中国自己没有能够代表一国的强大通讯社。“外人所设之通信社，其为本国宣传，夫人而知之。然我国报纸以经济拮据，不得不用，所谓饮鸩止渴也。欧战以前，我国报纸之国外新闻，大率译自外报。欧战发生，始出资购买，与外报同日登载。然谓各报注意国外新闻乎，则又未必。平时则徒以充篇幅，有事则为人宣传，似至今未觉悟也。”缺乏迅速获得消息渠道的中国报纸，即使明知外国通讯社的通讯有问题，由于不采用就无法报道国内外要闻，因此只能或者说乐意大量登载。
 
三是中国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党派林立，报纸受其补助，为之宣传，并且各报尤其是小型报社为了生存，往往主动寻求包括外国势力在内的各种势力的经济补助。
 
四是中国报社、通讯社大多规模小，故往往不设特派员，报纸之影响仅限于发行地，对于更广地区的舆论产生的作用极为有限。
 
五是中国的报社大多没有组织完备的编辑部，亦未培养出通晓世界情况、具有相当见识、对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记者，很多编辑则缺乏或者说没有新闻常识和国际知识，对于外来稿件只是简单拼接，照样登出。因此在译载外文报纸，登载外国通讯社通讯时，即使是对中国不利的内容也会原样采用。
 
在以上状况下，各国列强出于扩张的需要，纷纷在华发行报刊、设立通讯社、建立宣传机关，“从时间上看，英国人办的为最早，他们是最先闯进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老牌侵略者。从数量上看，以日本人办的为最多，反映了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者，到处伸手，急于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对于日本人在华发行的报刊、通讯造成的严重危害，当时的中国新闻人任白涛有深刻认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数日就给“新闻界故友”邵力子发信，请其设法取缔新闻界的外国敌对势力，信中指出：“日本利用新闻政策，破坏中国国家组织，十余年来，收效极宏。近日报刊又大登入寇敌军恐吓布告，此风不除，国将不国，报将不报。”
 
对于日本这种可能导致“国将不国”的对华宣传政策及其活动，自20世纪初中国的报刊就不时载文揭露，还出现了比较系统的论著。任白涛的《国际通讯的机构及其作用》（1939）、《日本对华的宣传政策》（1940）便是代表作，前者对日本通讯社在对华宣传战中的活动及其危害进行了揭露，后者对日本对华宣传的动因、公开的宣传机构、在华宣传工具作了详细述评。不过，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以上论著依据的资料基本上来自当时的报章，未能利用相关核心资料对日本的宣传政策、组织，以及相关报刊、通讯社的活动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
 
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课题受到了中、日学界的重视，仅就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在华宣传活动的研究而言，所获成果就令人瞩目。
 
首先，有关日本官方与军方的宣传机构，日本学界对于外务省情报部、陆军省新闻班的形成背景、过程、作用及其活动等已有深入考察，也有研究围绕内阁情报委员会的设立等重点分析了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大众传媒组织化的政策及其机构与变化。以上虽未专门论及中国问题，但为深入研究这些组织对华宣传政策的制定与相关活动提供了有力帮助。
 
其次，有关日本通讯社在华活动状况，日本通信社史刊行会编《通信社史》（1958）在述及日本通讯社发展历史时，对于相关通讯社的在华活动有所描述，是深入研究的重要线索。有山辉雄著《情报霸权与帝国日本》（Ⅰ、Ⅱ）（2012、 2013）利用大量原始档案，对近代以来日本通讯社产生、发展的背景与过程、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国际地位之变化进行了系统考论，是研究近代日本以通讯社为媒介建立东方情报霸权，对外实施宣传战的重要著作。其论述有不少内容涉及中国，对于系统研究日本通讯社的在华活动大有禆益。森田贵子（2004）对于日军“天津编译社”的成立背景与活动，以及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关系也有一定考论，是研究日本军方在华宣传活动难得的作品。
 
再有，关于近代日本在华操纵报刊的活动，就直接相关的专题研究而言，日本研究者大谷正（1992， 1996）就日俄战争前日本外务省在华进行的报刊操纵活动进行了详细考论，是此方面的开山之作。此外还有以下个案研究：梁华璜（1980）、中村孝志（1992）、毛章清（2010）先后对《闽报》《全闽新日报》与台湾总督府及其御用团体的关系及其宣传活动进行了研究，森田贵子（2004）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天津创办China Advertiser的背景及其活动进行了深入考察。
 
国内外很多论著在论述近代日本人对外宣传活动时或多或少也涉及了日本官方等的在华操纵活动。在日本，大谷正著《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1994）在考察日俄战争前日本政府在历次重大事件中组织的对外宣传活动时，述及一些在华的情况。
 
中下正治著《新聞にみる日中関係史》（1996）不仅就《国闻报》《同文沪报》《汉报》与官方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而且在梳理近代日本人在华发行的报刊时，对与日本官方等有特殊关系者基本上都扼要作了说明。李相哲著《満州における日本人経営新聞の歴史》（2000），在分析《满洲日日新闻》论调的同时，考察了“满铁”在东北地区的报业活动和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的宣传政策及其具体举措。松村正义著《日露戦争と日本在外公館の“外国新聞操縦”》（2010）专辟一章论述了日俄战争期间上海、天津、香港、芝罘、厦门、福州、汉口日本领事馆在当地的舆论收买活动。在中国，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2005）以专章扼要论述了七七事变前日本利用报刊在华进行的文化侵略活动。郑匡民的论文（2005）在论述明治时期日本在华经营的中文报刊时，对于此期与日本官方有特殊关系的报刊均有扼要揭露。翟新著《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2006）对于《同文沪报》与东亚同文会、日本外务省的关系及其在对华宣传方面的舆论特色与作用则有严密的考论。周佳荣著《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2007）在全面梳理近代日本在华报业活动时，对于一些报纸与官方的关系也有揭露。冯悦著《日本在华官方报》（2008）是对North China Standard的系统性研究著作，对于该报与官方的关系及在对华宣传中发挥的作用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此外，一些论文在考察日人经营的下列报纸的发展概况、舆论倾向及其作用、主笔的办报观念等时，或多或少论及日本官方等的操纵活动：《顺天时报》（刘爱君，2006）、《国闻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2008）、《盛京时报》（程丽红、刘爱君，2011、 2012）、《汉报》（阳美燕，2008、2012）等。以上成果虽然主要集中于某时段或相关报刊的个案研究，但仍为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近代日本在华新闻政策及其报刊操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与启发。
 
根据上述研究现状，可以说，既有研究成果中虽有对某时段或者某些特定报纸、通讯社的深度考察，但因分析角度、考察对象等的限制，从结果论而言，第一，这些著述未能对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政策及其与在华报刊、通讯社操纵活动之关系进行全面与系统的解析；第二，因缺失整体考察的视角，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片面性；第三，国内的一些研究未能充分利用日方原始档案，致使论及日本官方与有关报纸的实质关系、操纵手段和发挥的作用等时大多止于表层解析，缺乏充分有力的论据，甚至还有错误解读；第四，由于研究完全集中于几个代表性的个案，致使大量案例被忽略，直接影响到了结论的全面、准确性。
 
有鉴于此，本书基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原始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结合近代日本的对华政策，在解析其对华宣传政策的基础上，力求对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讯社的操纵活动加以全面系统的考察，从这一侧面揭开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战的内幕。
 
二、研究的范围
 
本书的考察范围限定如下：
 
（1）时间与地域。仅对1868年至1937年这一时段内日本在中国内地的报刊、通讯社操纵活动加以考察。也就是说，日本在国内针对中国而实施的活动不在其内。此外，1895年后的台湾与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地区也未纳入。因为日本在以上地区的活动是通过殖民政府或傀儡政权公开进行的，与1937年前在华其他地区的同类活动有很大差异。
 
（2）宣传工具。随着时代的变迁，宣传工具趋于多样。报刊、通讯社是近代最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在此仅围绕这两者加以考察。
 
（3）操纵手段。在影响舆论方面，日方总是不择手段。例如，对于“排日”言论“激烈”的报刊，属于日本租界外的，日本在华外交机构往往通过抗议、交涉的形式向有关当局直接施压；属于日本租界内的，则以直接取缔为手段，迫使这类报纸停刊或缓和论调，由此达到目的。本书考察的是日本官方或军方等暗中策划并且实施的诸如投资、贷款、补助、收买等手段，对于其他行为则不予以关注。
 
（4）有关受操纵的报刊等。首先，依据持有人来判断可分两种。一是非日本人，比如中国人、欧美人，如果长期与日方发生特殊关系——接受日方投资、贷款、钱财等，其持有的报刊等完全属于本书的考察范围。二是日本人。日系报刊等，无论何种文字，都与日本官方、军方、国策会社、在华日侨组织（如居留民团）或工商团体（如商工会议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会或短期或长期从某方得到经济资助。例如，东北的日系报刊等基本上都得到过“满铁”长期或短期的补助。而且，在华日系报刊等的数量还特别多。仍以东北为例，据“满洲公论社”1927年调查，当时公开发行的日系报纸有26种（其中日文20种、中文5种、英文1种），周刊与旬刊有4种，杂志有9种，如果加上内部发行的则更多。从它们的立场而言，因为是日本人主办，即使各方面不提供补助，不加以操纵，碰到“大是大非”问题，也必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鼓噪，何况它们还时刻处于日本领事馆的监督之下。
 
（5）报刊语种。对中文、日文、英文、法文、蒙古文、朝鲜文报刊加以考察，俄文报刊不包括在内，因为日方操纵下的俄文报刊，发行目的完全在于对境内外俄国人进行宣传，对于中国读者产生的间接影响极为有限。
 
（6）有关操纵主体与受操纵对象的关系，在时间上有长期与临时两种。日方临时性收买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中日之间突发重大变故时，因短暂多变，难以判断这种关系的真实有效性，本书仅对长期维持特殊关系者加以考察。
 
三、本书的架构
 
本书由七章构成。
 
第一章，分四期考察近代日本的对华宣传政策及其在华报刊、通讯社操纵活动概况。
 
第一期就甲午战争起至日俄战争前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的对华宣传政策进行探究，弄清日本政府在此方面所做的尝试，以及对日后制定对华宣传政策的影响。
 
第二期为日俄战争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探析此期日本对华宣传政策的内容，以及在整个对华政策中的定位及其变化，尤其是两次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政府制定对华宣传政策的影响，同时对日本在华操纵主体、工具、手段、对象加以概述。
 
第三期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终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结合受操纵报刊、通讯社数量与地位之变化，探究五四运动后日本制定对华宣传新政策的背景及其内容，考察日本官方宣传中枢外务省情报部与对华宣传机关东方通信社、陆军宣传核心机构陆军省新闻班的建立背景及其在对华宣传上发挥的作用，同时就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1928年日军入侵山东期间日本的宣传政策加以探析。
 
第四期以七七事变爆发为时间下限，考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制定对华宣传政策的主体、国家宣传中枢内阁“情报委员会”的设立背景与过程，重点考察“情报委员会”、同盟通信社在对华宣传上的职能、举措以及采取的宣传策略，并分析操纵工具、手段等的变化。
 
第二章，就日本外务省、军方组织的在华报刊、通讯社调查活动加以考察。围绕日常与定期两种调查方式，全面考察各调查主体的具体构成、调查目的、内容、规模、范围、成果及其相关制度等。
 
第三章，探析实施宣传政策的主体。将日本在华操纵主体分为驻华外交机构、长期驻军、以满铁为主的国策会社、御用民间团体四类，考察其有关宣传工作的定位与职能，弄清各自在操纵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使用的手段、发挥的作用等，在此基础上对各主体的特点与优势加以概括。
 
第四章，考察操纵手段。从全资主办、部分投资、贷款或充当贷款担保人、补助、收买、邀请访日这几个方面，通过具体案例，对实施以上手段的主体、背景、制约措施、效果等加以考察，弄清操纵主体针对操纵对象所采取的具体手段，以及各手段的特点。
 
第五章，考察日方在华操纵报刊的实际状况。将日方的活动区域分成东北地区、北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尽最大可能全面考证、梳理各地的受操纵对象，重点考察受操纵对象与日方建立特殊关系的背景、过程，弄清日方的操纵手段与有效操纵时间。在此基础上，概述各地受操纵报刊的数量、语种及其分布状况，说明分布特点。
 
第六章，对日方操纵的通讯社加以考察。深入解析相关通讯社与官方、军方的关系，考察其成立背景、经营方针、宣传活动与效果，并且就一些重要通讯社在相关时期对华宣传中的地位与作用加以论述。
 
第七章，对操纵的效果加以考察。主要通过日方操纵的报刊、通讯登载的日常内容、临时指定内容，以及重大事件发生时的应对状况，考察操纵主体旨意的贯彻情况，由此检验操纵效果。此外，亦通过日方操纵的一些代表性报刊的长期发行量，从侧面证实其影响力。
 
当然，在关键史料依然大量欠缺的情况下，要全面考察并获得圆满的答案十分困难。尽管如此，本书将在大量使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周边零散的史料的作用，循丝觅迹，抽丝剥茧，尽量接近或者还原史实。
 
四、主要资料来源、体例等说明
 
本书使用的史料主要源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可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网站查阅。注释中JACAR为该网站缩写。JACAR后的字母“A”表示该资料为国立公文书馆所藏，“B”表示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C”表示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在注释中出现的日文资料均直接使用日文，不作翻译，以便读者查核。
 
对于日文史料中出现的一些地名或地域名称，如“支那”“满蒙”“南满”“北满”“北支（那）”“北清”“中清（支）”“南清（支）”“间岛”等，在注释时照旧沿用。当然，这些名称有的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但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资料，加上这些日方造出的历史名词往往带有特定的地域概念，尽管笔者并不认同，但还是保持原貌。此外，有些中国的地名也沿用历史名称（如直隶、奉天、间岛、迪化等），不另加注；日文中的一些固有名词，诸如“中国课”之类的机构名称也照样使用；此外，文中涉及的货币单位较多，基本保持原貌。
 
行文中出现的报刊、通讯的发行量，除了特别加注者，均出自笔者所编《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信社调查史料集成（1909—1941）》（全10卷，线装书局2014年版）各卷，不一一加注。另外，英文报刊与通讯社，行文中均使用原文，不进行翻译。有通用译名的，在首次出现时括注其中文名。
 
行文中常述及日方用于操纵报刊等的费用，须以当时的价值衡量。例如日本小学教师初任时的月薪，1900年10日元左右，1920年至1935年50日元左右，因此当时每月用于操纵某报的费用即使是数百、数千日元，都是不菲的金额，数万更是巨款，文中就此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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