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印度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认知

2008年金融危机后，诸多逆全球化事件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己经不再能有效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事件进一步冲击了全球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面临新挑战。印度基于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弊端的洞察，形成了自己的认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西方霸权主导传统治理主体，新兴治理主体势孤力薄

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是国家和具有超越国家单一主体优势的各个国际组织。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西方霸权国家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

印度自认为的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主导者甚至是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并不被认可，于是对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信任危机。印度在1945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国，于1948年成为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因此，印度认为其作为国际组织奠基者的身份应为其带来极佳的全球经济治理体验与影响，但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结构和任务是按照西方市场导向设计的”并“效忠于数量非常有限的国家，其中只有美国拥有对任何决定的否决权”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己经成为了“美国全球政策的有力臂膀”。

相应地，印度感到包括自己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认为，如今的国际组织己“不再代表那些几十年来一直无人关注的国家”“‘南北对话’也似乎正在变得无关紧要”。一个具体的表现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的人员代表量停滞不前。同时这种"忽视"还表现在印度与G7（或G8）的关系中。印度认为参与G7（或G8）峰会是“扩大与西方关系的机会”，因此，自2003年首次应邀参加G8非正式峰会后，印度就多次表达对G7（或G8）的关注与认可，希望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的战略诉求和提高自身话语权。2021年莫迪在G7峰会外展会议上热切地表示，印度是G7国家的“天然盟友”然而，时至今日，印度仍无法以代表身份参与G7。

这意味着，印度不仅没有获得自己认为因历史原因而应得的全球经济治理地位，也没有取得因积极靠近传统西方价值同盟而应得的经济与战略联系。这与印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自利性目标产生了偏差，进而使其对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了信任危机。

印度认为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出现可以满足其自利性需求。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源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的普遍信任危机，G20和金砖国家机制就是为应对全球和区域性金融危机的现实需求而产生。因此，仍是出于经济自利性，印度积极成为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重要成员，渴望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兴主体取代传统主体，从而使自己能更好地参与甚至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2008年印度总理辛格在出席G20峰会时表示“这次峰会清楚地表明（国际〉权力的平衡正日益向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转变”对于金砖国家机制，辛格表示，该机制可以“为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作出贡献”。莫迪也认为金砖国家机制是“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这个平台有助于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印度本质上希望以G20和金砖国家机制为依托，提升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它认为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力量不够强大仍需努力发展。例如，莫迪2021年9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上表示“我们不要过于自我满足，必须要确保金砖国家在未来15年内更加注重结果。”印度科技部长辛格（Jitendra Singh）进一步指出“需要努力使金砖国家在全球创新指数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深陷困境

全球经济治理的客体，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经济问题，一般包括全球货币、贸易、价值链和监管等问题。印度认为自己是传统全球货币体系的受害者，一系列货币问题使其积极推进“去美元化”进程。2008年卢比经历大幅贬值，印度认为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中的传导。2013年卢比再次贬值的部分原因同样被认为是全球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2018年的卢比波动，印度认为原因是"“特朗普宣布的贸易战增加了市场压力和不确定性”以及“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导致投资突然停止流入新兴市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卢比又经历了多次下跌，印度认为下跌原因仍是"“美联储逆转宽松货币政策”"等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因此，为稳定本国金融货币，印度支持“去美元化”进程，推动新型全球货币体系来制衡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吸血”。印度前总理辛格曾表示“大家（金砖国家）一致认为......有必要适当审查‘使用其他国家或构成特别提款权价值的一篮子货币中的某种货币来取代美元’这一高度复杂的问题”。有印度学者指出“滥用美元霸权的做法对美国来说并不是全新的”，“即使撇开地缘政治因素，减少美元风险敞口对于新兴市场降低金融脆弱性也具有经济意义”。

印度认为发达国家的强权行径造成了自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博弈中处于“被剥削”的弱势地位，导致了一系列全球贸易问题。在农业领域，印度对发展中国家向关键农业领域提供补贴的议题表示关切，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确保本国数亿人的生存安全。但发达国家认为这种“扭曲市场的补贴”会影响市场运作，故采取贸易制裁等措施进行制止。因此，印度常因贸易关税和补贴问题与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发生冲突。时任印度贸易部长纳特（Kamal Nath）曾就制造业和农业关税、农业补贴等议题抨击发达国家“欧盟试图利用谈判来拯救因全球化而受损的‘高成本，非竞争性行业’”，“美国所寻求的农业商业收益，牺牲了世界各地贫困地区的生计和粮食安全”。而且，印度对美国将其列入“特别301调查”深感不满，因而渴望“建立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以击退美国政府非法制裁的威胁”。

印度认为当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监管全缺，加大了各国经济发展所要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随着世界经济的波动程度不断加深，传统领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乌克兰的长期战争、高通胀、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货币战争、贸易紧张局势、商品短缺、不确定性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等因素，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各国央行正在将其货币政策从超宽松转向紧缩，这增加了经济衰退的风险”。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治理缺位问题，印度外交官杜比（Sneha Dubey）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称“如果冲突不能立即让位于有意义的对话和外交道路，全球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另外，随着科技发展而涌现的新技术新领域也受到印度的关注，例如区块链技术衍生出的加密货币。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对此曾评价，加密货币“是有风险的领域，不在完整的监管框架内”“政府担心洗钱和诈骗等潜在风险”，故提出急需“加强保护投资者的措施，直到可以禁止或严格监管它们”。其根本原因在于，印度渴望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问题和新领域中，以弥补原有治理体系的不足或推动治理规则的完善优化为契机，在尚未定型的国际事务博弈中占有先机，争取话语权。

（三）传统治理机制程序僵化，新兴治理机制运行低效

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各个治理主体形成了特殊的运行机制，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纠正市场失灵。印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中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和程序造成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以份额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涉及成员国的提款权和投票权，以及贷款、储备和决策等功能。同样，世界银行各成员国的表决权也是由认缴的股本份额决定。印度前总理辛格认为，美欧基本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占主导地位，不合理的制度和程序安排，使印度有理由怀疑其难以胜任监督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任务。而基于协商一致运作的基本原则的世贸组织也同样遭受霸权国家的强权行径冲击，面临失灵危机。为改变不公境遇，印度长期呼吁对此进行改革。莫迪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是一个基于配额的机构，而不是依赖借来的资源（份额）”。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也提出“应着力解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不足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印度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故意忽视和拖延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治理机制改革，使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愈益增多。一方面，印度认为美国不仅故意忽视和拖延“解决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导致“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处于崩溃的边缘”，“世界贸易即将进入许多国际争端没有官方解决方案的阶段”。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传统机制中仍享有差别待遇。在2020年10月的世贸组织会议上，印度发表声明称“很明显，一些发达国家在世贸组织招聘中继续享有某种特殊和差别待遇，但却指责和诽谤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协议中合法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权利”。印度呼吁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招聘程序进行改革，确保通过公开和择优录取的程序进行瓢选，并指出“只有通过建立更加民主的治理结构和加强其财务能力，才能发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真正潜力”。

印度主张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治理机制需进一步完善。G20仰赖上届、本届和下届峰会主席所形成的"三驾马车"以及"成员国驱动"的运行机制，但由于没有常设机构，这种非正式性导致了不稳定与低效问题。莫迪在G20杭州峰会上表示，“G20需要一个以行动为导向的、具有集体性的、协调性的和有针对性的议程”，表达了印度希望通过G20实现改善全球金融体系、促进国内生产、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和创造人力资本储备等目标的诉求。同时，莫迪也指出“我们必须考虑金砖国家的方向，以及如何在未来10年更有效率地合作。我们必须以结果为导向，使金砖国家的机制和进程更加高效，以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这些主张表明印度认为金砖国家机制同样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和低效合作的问题。与推进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改革不同，印度在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尚未成形时期就将本国发展理念引入其中，为的是率先取得重点领域的话语权，创造有利于印度国家利益的环境。

（四）全球经济治理目标尚未实现，改革之路道阻且长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平公正、高效高质且稳定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共赢。印度认为，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没有取得振兴全球经济的成效。在世界经济进入震荡调整阶段的当下，印度认为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应当积极应对和提振世界经济，“希望世贸组织在处理全球通胀等问题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但实际上“许多（国际经济）机构都承受了压力，它们失去了合法性、活力和效率”，致使全球性经济问题频繁发生。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治理成效遭到印度的质疑，因而极力主张进行改革。2011年，时任总理辛格认为，“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在发展中国家的议程上处于优先地位。”而时任财政部长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也表示，“为了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一个动态的改革过程是必要的，改善治理、确保其合法性的最佳于段是确保关键改革不会出现滑坡”之后，莫迪也“重申了多边组织改革的重要性，以确保更好的全球治理，加快疫情后的复苏”。

印度认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是不充分和进展缓慢的。2008年，时任总理辛格在G20会议上发言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改革是改变投票权的普遍方式，但它一直充满争议，进展缓慢。”2014年，时任印度央行行长拉詹（Raghuram Rajan）也表示，“新兴经济体不能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太久。”2021年，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仍在坚持“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需要紧急改革”，印度也将“重新审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充分性，并在第十六次份额总审查下继续改革进程”。

与此同时，印度认为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需要能扮演重要“变革者”的角色。辛格在第二次金砖峰会上曾指出：“金砖国家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以为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作出贡献”。印度认为金砖国家取得的改革成就还远远不够，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提升改革速度。莫迪强调，“为了使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实现包容、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复苏，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通过多边机构的治理改善、程序完善和性质提升来改革多边主义是当务之急”。在金砖国家峰会上，莫迪也强调，“可以考虑我们（金砖国家）未来努力的方向”，并提出要求金砖国家“研究必要的商业举措，以充分利用由此产生的机会（指商业环境变得简单）”。

 2   印度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取向

印度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取向以“经济自利性”为根本驱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拉奥政府开启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将经济利益最大化视为外交的首要目的。历届政府相继延续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并开始“饶有兴致”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事务。进入21世纪后，印度对全球经济治理表现出更加“责无旁贷”的积极态度。正如前总理辛格所说，“印度应该且确实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而不仅是‘请愿者’或‘抗议者’”。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更是不愿在国际层面上被西方国家的想法和目标所支配，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有利于印度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一）为全球经济治理价值取向提供“印度构想”

维护“基于规则和多边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印度认为，自由的、多边的全球经济秩序对自身是有利的，因此经常发表维护“基于规则和多边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声明。例如，2017年，印度与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体系”。2018年，印度同金砖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维护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法的核心地位”。2020年，印欧峰会联合声明中表示，“促进有效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这些声明所提倡的“规则性”和“多边性”将使印度在未来国际博弈中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和主动性。

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包容性和相互关联”的发展。莫迪认为“民主价值观与包容性经济发展可以弥合所有差距”，因此他强调全球经济要“实现包容性和相互关联的发展”。具体来说，印度一方面明确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G20行动计划》等国际发展计划，其内容涵盖了可持续的税收制度、供应链建设和具有包容性的金融等发展政策。另一方面，印度也在向全球经济治理主体提出强调“包容性”的政策提案。例如，在2013年的G20峰会上，相关的协调政策得以出台，以“避免印度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美联储所采取的刺激措施的干扰”。又如，印度在2015年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解决“较高的资本要求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制约”等问题。2019年，印度、南非和其他7个国家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提交了以“包容性和公平性原则”为前提的联合提案。2020年，印度与南非向世贸组织提交了推动全球电子商务包容性发展的联合文件。由此可见，印度努力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多边的、更加公平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以保障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利。

（二）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印度方案”

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变革向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自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以来，印度便带头要求世贸组织对《农业协定》进行修改，利用其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采取一系列保护本国农业和农产品市场的措施。2008年金融危机后，印度参与制定了世界金融体系监管结构的基本规则，推动金融稳定论坛（FSF）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为制定标准的关键机构。印度在努力使自身不再像前总理辛格评价的那样，“不是危机的根源，但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2016年，印度向世贸组织提交了《服务贸易便利化倡议概念说明》的提案，主张消除对服务贸易的各项边界瓶颈和程序壁垒。此举同样是印度为促进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服务贸易所采取的措施。由此可见，印度正在引导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朝着更加符合印度利益的方向发展。

实质性地推进国际组织改革。印度首先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同时要求赋予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寻求解决配额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2010年，印度同中国、巴基斯坦与俄罗斯成功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生效时，印度的投票权从2.3%增加到了2.6%。此后，印度仍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提升其投票比重。2021年，印度倡导并推动的《金砖国家关于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的联合声明》发布，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时完成第十六次份额总审查。其次，印度也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贸组织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坚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管的遴选不应考虑国籍，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在印度提交的《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部长级决定草案》中也有“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有效参与决策（重点在于特殊和差别待遇中）”的要求。最后，印度还十分关注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恢复，在《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部长级决定草案》中要求“对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系统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应对”。同时，印度还与其他金砖国家发布联合声明，提出“确保恢复和维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包括尽快遴选上诉机构成员”等要求。印度试图通过这些措施，使世贸组织发挥职能，推动“发展中国家更有效的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

提出全球经济治理新议题与新倡议。针对利润来源与征税司法管辖区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印度积极推动全球企业税的制定与实施。近期该国更是与129个国家一起签署了只有全球前100家公司接受的数字税收协议。此举将客观上增加印度政府的收入，解决印度国内的大量避税问题。针对数字经济，印度提出“5-I”愿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技术促使印度成为更大的经济体，甚至造福全球。针对加密货币问题，印度提出“共享技术”议题，以防止任何“不法”活动，确保资产安全。为了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调动可持续发展资源，印度提议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同时，印度还倡导设立了应急储备安排（CRA）、信用评级机构以及预警系统，为金砖国家提供了一个应对未来可能遭受冲击的安全网。印度还表示会提供更多资源，积极创造和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2022年12月起，印度将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届时将围绕“疫情后复苏”来制定议程，其方向将主要包括制定“暂停债务偿还倡议（DSSI）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回收特别提款权给需要经济复苏的国家、确保关于利润重新分配和全球最低税收的协议等事项的落地。

主张建立多元化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印度认为“可以利用印度廉价、熟练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改善本国制造业、降低贸易逆差”。因此，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印度着力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印度积极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莫迪在2021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强调，传统全球价值链单一化是化解危机的一大障碍，“疫情告诉世界，全球经济现在应该更加多样化”。因此，印度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扩张非常重要”。印度主张改革传统的、单一化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其原因还在于，印度认为自己在构建“多样化的”全球价值链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是替代中国的最优选择。“印度在吸引跨国企业投资方面有很大潜力和机会，因为这些企业现在可能正在寻求多样化，计划从中国转移出生产设备”。为此，2020年9月，莫迪提出要将印度从“被动的市场转变为主动的、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中心”。2022年1月，莫迪再次强调：“印度致力于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三）为全球经济治理实践提供“印度经验”

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推动贫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印度长期本着“南南合作”的精神，推动贫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其经常通过建立发展伙伴基金和实施对外援助等措施，用实际行动帮助贫穷国家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尤其在对非洲的帮助中，印度以赠款、贸易、信贷以及技术、金融和知识共享来促进非洲贫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印度还计划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PP）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疫情期间，印度也保证不会过早撤回对这些“最脆弱群体”的支持。此外，印度还弥补了G7在疫苗供应方面的不足，通过投资生产和分销来扩大疫苗的接种。此举不仅使印度获得了相应的经济利益，还扩大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支持。

出台的经济治理政策能给其他国家带来启示。印度在结构改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持续创新使其成为2005—2015年间减贫率最高的国家，《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MGNREGA）》、政府的公共分配系统（PDS）、其他中央赞助计划（CSS）和直接福利转移方案（DBT）等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减贫经验。商品和服务税（GST）、生产挂钩奖励计划（PLI）、“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政策同样可供其他国家借鉴。得益于疫苗接种进展迅速和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印度经济正在从疫情中复苏，相关治理经验的分享扩大了印度的影响力。

 3   印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景与影响

印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是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提升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印度需要积极参与多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保障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但目前来看，印度的参与效果并不理想，推动改革方面也收效甚微。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步伐缓慢；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诉求，也未能在2021年第十二次部长级会议的小组磋商中达成共识。囿于自身实力和国际政治现实，印度参与并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仍受到一定制约。

印度本身的特点决定其难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实质性改革。印度是个保守型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与影响力有限。在地缘政治上，印度的国际参与度较高，但在地缘经济上则相反。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印度国内保守主义势力增强，排外情绪持续上升。同时，印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也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印度的智囊团或学术界专业知识有限”，“这使印度成为一个规则接受者，而不是规则制定者或全球经济规则设计者”。尽管历届印度政府经常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己对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主张和看法，但印度实际采取的改革政策与行动有限。改革政策限制在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影响力整体较小。

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成为印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桎梏。印度虽然拥有“制度红利”和“盟友优势”，但如果其改革倡议触及西方国家既得利益，仍会受到阻碍和拖延，产生摩擦和争议。例如，印度在2010年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投票权，但美国国会延迟批准，直到2015年才得以实施。由于西方国家需要保护自身既得利益，印度的改革呼声必然会受到压制。

但从长期来看，印度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国家。印度同时具备“西方国家认可的制度”和“与第三世界的联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部分承袭了英国政治架构的印度有天然的“亲近感”，认为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进行民主合作不可或缺的对象。而且，早先印度通过不结盟运动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声誉。同时，印度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印度的人口红利和鼓励创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成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使印度经济遭受挫折，但其不断增长的市场依然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此外，印度还有新兴领域的科技治理优势。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将涉足创新含量更高的尖端科技领域，因此在新科技方面投入最多和进步最快的国家，将在这些领域的治理上具有更高的权威。印度有发展高科技所需的人才优势，并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优秀人才的政策，良好的科研环境为未来的新兴领域治理提供了支撑。因此，对印度的潜在影响力不容低估。

第一，印度将有可能进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化建设的核心决策层。主观上讲，印度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清晰的愿景来领导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印度还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利益超越其近邻的全球大国”。可见，提升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是印度的目标。客观上讲，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使全球经济受益不均的矛盾再次激化，岌岌可危的国际经济秩序到了不得不重新调整的地步。化解矛盾的路径是把新兴发展中国家实质性地纳入到核心决策层，激发多边参与的活力。可见，客观的全球经济环境要求提升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参与能力。在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中，印度在协调谈判成员、确定谈判议程等方面发挥了领导角色，最终成为“新五方”的成员，这标志着印度已然进入WTO的核心决策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虽然印度目前的地位与投票权力尚不足以支撑其进入核心决策层，但对份额改革的长期呼吁正在缓慢改变这两个国际组织的等级秩序特征，尤其印度在G20和金砖国家等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中所作的努力，将形成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霸权力量的有效抗争，使印度逐步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设的核心决策过程中。因此，在多边秩序全面升级时印度的努力将使其有可能进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化建设的核心。

第二，客观上创造出更符合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环境。印度认为对现有的发展合作体制架构进行改进的方法中包括了“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和“诸边主义（Plurilateralism）”，即“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坚持自己的观点，印度必须采用发展合作目标，并通过战略计划利用多边和诸边论坛”。这表明印度的行为将客观上使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趋势向治理权力的分散化和治理格局的多极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全球经济治理环境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

第三，进一步提升G20、金砖国家机制等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话语权。印度在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主体中的发言机会少、话语权力小、决策能力低，这也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推动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时进程缓慢、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印度来说，拥抱舞台更大的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是更优的选择，在G20、金砖国家机制中推广自己的治理认知、开展经贸合作、增加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应等措施更能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可以预见，未来新兴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话语权将因此进一步得到提升。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结构将向多层级、立体化转变。印度倡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政策和行为，正在推动区域和跨区域的经济治理体系趋于稳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领导核心会因此逐渐向多层级、立体化转变，“区域与全球多边体系不是谁将消灭谁的情形”。这种治理结构将在未来长期维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在全球或区域的不同范围内、不同的层级中，担任不同的治理核心，层级相互叠加，形成针对同一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对话、协调和处理机制。

 4   结语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印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考虑到中印在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方面存在共识，两国应努力合作，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和更具建设性的作用。然而，两国在更具体的目标上会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因此，中国需要高度关注印度的全球经济治理动向及其连锁反应，警惕印度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外溢效应，维护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正当权益。

一方面，关注政治因素对印度全球经济治理政策取向的不良影响。印度非常重视对美关系，加之近年与中国的边境问题升温，导致印度采取对华经济脱钩的政策。这表现为效仿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想方设法对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产品设置障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进一步的经济“去中国化”措施。105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在具体推进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时，政治因素必然会成为掣肘中印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一大障碍。如何求同存异地共同追求国家繁荣需要双方共同探讨。

另一方面，关注印度全球经济治理政策取向的摇摆性。印度的全球经济治理认知与行动完全基于自利动机，因此其经济战略选择必然导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高冲突性。2020年疫情暴发期，为了使发展中国家可以顺利参与国际贸易，各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特别提款权的形式发行大量新流动性，但印度选择支持美国——“拒绝创建和分配针对疫情的特别提款权”，这一行为背叛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放弃了承担其选择的“包容性和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责任。防范印度政策与行为的不确定性是与印度共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为了中印两国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应尽力引导印度，增强双边互信，发扬“以长远眼光看待双方关系，以共赢思维看待彼此发展，以合作姿态参与多边进程”的精神，加强双方的合作韧性，开展务实的经贸交流，一起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利益。

*文章原刊于《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