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签订于1985年，其时代背景已是电子计算机流行年代，但事件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两个主角之间，有其必然的过往历史逻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人的眼里，日本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如同幻象的变化。要真正理解“广场协议”，需要放宽历史的界河，观察的视角移至此前40年前的真实一幕。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场协议”折射了一段特定的历史回声，这段历史启示人们该从哪里寻找逻辑的起点。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美国太平洋舰队“密苏里”号战列舰停泊于此，吸引了众多新闻记者的关注。当日，就在这艘战舰的甲板上，举行了美国四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胜利一方的盟军接受战败国日本投降的仪式。麦克阿瑟、几位战胜国（包括中国）代表以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军方代表梅津美治郎分别在受降书和投降书上签字，这一时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亲眼目睹并报道了这场载入史诗的重大事件，他的当年报道早已淹没在太多的同类新闻稿中，但40年后，这位记者的一篇重磅文章却震荡了整个美国，而文章就是从回顾40年前的“密苏里”号舰开始写起的。

1985年7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著名记者和历史学家西奥多·怀特（Theodore H. White）的一篇题为《来自日本的危险》（The Danger from Japan）的长文，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默默无闻的年轻记者了，而是得过普利策奖的评论亚洲事务的权威人士。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一个发人深省并冲击美国人心灵的问题：究竟谁赢了战争（Who won the war）？他列举20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例，描绘了一幅日本产品大举“侵入”美国的情景，写下美国制造业是如何在日本的攻击下瓦解消亡的。在他的笔下，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美国纺织业、钢铁业、造船业、汽车业、消费类电子业损失惨重，原先能提供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服装业，10年内只剩下75万个岗位。在日本雅马哈钢琴的挤压下，美国钢琴企业仅留下了唯一的“独苗”（斯坦利父子钢琴）。就连当年把“密苏里”号战舰送下水的造船厂，也因造船业不景气而被关闭。作者在文中直接写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军国主义的日本，并为日本送去了和平，使日本成为自己受保护的盟友，但日本却利用了这场和平，不仅没有付出什么，反倒把美国逼到了墙根。文章结尾处的笔锋更是意味深长，明显带有几分对日本的教训。作者写道：日本人要清醒认识到，日本比美国更加需要对方，如果日本的经济政策彻底激怒了美国的议员，美国一旦关闭自己的市场，对日本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日本给美国造成的伤害。日本人不要忘记，自己40年前是如何从成功偷袭珍珠港到一步步走向“密苏里”号战舰甲板的。

由于时间久远，现在已难以找到当年有关这篇文章的评论文献，但可以相信，怀特这篇长文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灵深处引起激荡。“来自日本的危险”经他笔下写出，反映了美国对日本身份的重新界定，即日本不再仅仅是美国的保护国，还是一个对己带来危险的竞争国。这段历史再现了日本与美国的某种特殊关系，前者曾经挑起了战争，却最终在战争中惨败于后者，战争的负罪感和对强大胜利者的恐惧感长期深深影响着日本的国家心理，这种特殊关系会在特定事件上产生必定的“化学反应”。巧合的是，仅仅两个月之后，日本与美国就签署了《广场协议》。

当然，“广场协议”不是因怀特的这篇文章才有的，只是时间上巧合而已，但可以把该文看作该协议的一个最具有丰富历史色彩的注脚。虽然不是因怀特的文章才有“广场协议”，但“广场协议”是美国人设计的产物应该是符合史实的，其结局也与美国的目标一致。《广场协议》签订后，围绕这一重大事件陆续有不少文献和著作出版，借助其中一些重要文献，可以厘清它的基本脉络，还原真实的历史一幕。还原35年前对中国人而言一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过去，避免以讹传讹，深刻领悟其中之真实教训。

毫无疑问，“广场协议”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没有美国的动机与计划，就不会有《广场协议》的签订。在“广场协议”事件中，美国国家的人格化身就是当时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贝克是律师出身，先后在里根、老布什总统任上担任过白宫办公厅主任、财政部长和国务卿，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贝克虽非财经专业出道，却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留下重要遗产，“广场协议”就是他的杰作之一。他曾自豪地回顾自己在里根总统任上做的三件足以让后人长期津津乐道的事情：“广场协议”、减税和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广场协议”列为其首。贝克在1985年初当上美国财政部长，当时美元已经连续五年升值，其中对日元累计升值了44%左右，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最终在1984年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逆差中有近一半来自与日本的贸易。作为新任的财政部长，贝克决定做些什么，让过高的美元汇率降下来，或者说让日元和其他货币升值（美国方面更愿意的说法）。贝克首先向里根总统汇报，得到了总统的支持，然后与当时的美联储银行主席沃尔克通气，沃尔克也表示支持。在总统和美联储主席那里得到支持后，贝克很快指示部下与日本等国联系，这既是试探，也是计划付诸实施的第一步。结果比意料中的还顺利，日本的态度相当积极。联邦德国刚开始有些抵触，后来也愿意配合。至于英国和法国，本来就没有这两国多少事情，自然乐见其成，这既给了美国一个面子，又扮演了一次见证历史的大国角色。于是，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一切准备完毕，在贝克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著名的广场饭店召开了五国会议，签署了历史上有名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内容是爆炸性的，引起当时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对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采用五国联合干预的方式，促成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造成美元贬值，这在国际货币史上是头一遭。事后的情节也证明，这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多国汇率磋商会议，日元后来升值了一倍多！日本经济走上了一条谁也不曾料到的道路，美国则显示了一个新型领导者的角色。如此具有戏剧性内容的会议，一天就结束了（实际上核心内容在半天内就决定了，剩下半天是讨论协议文本的事情），关键原因就在于日本会前和会中主动积极的态度。《广场协议》签订前，美元与日元的汇率是1∶240，即1美元兑240日元。美国方面原计划让美元贬值10%~12%，使美元兑日元的汇率贬至1∶216左右。日本不仅全盘接受，而且表示可以让日元升值至1∶200左右。据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事后形成文字的回忆，“在此次会议中（指广场会议），最令我吃惊的事情就是当时的日本大藏大臣、后来成为首相的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方得多”。由于日本的积极主动，联邦德国也同意德国马克升值，只是升值的幅度要小于日元，所以一切变得十分顺利。后来日元持续升值，不断超过日本官方的心理线，那是日本政府和参与谈判者再也没料到的事情了。

“广场协议”并没有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后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创新高，但达到了让美元贬值的目的。可以说，“广场协议”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后以“新领导者”身份出场的一次完胜，是美国利用国际多边机制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一个大胆尝试，而且成功了。另外，“广场协议”又是日本积极参与并热心出演的一场“双人舞”（自然是与美国共舞），是日本主动而为，而不是美国逼日本就范的一场阴谋。有足够多的难以反转的史实证明，“广场协议”不是日本在美国的逼迫下签的“城下之盟”，而是日本积极主动参与的结果。当年日本首相和大藏大臣的许多谈话记录，足以证明日本当时的态度，船桥洋一的《管理美元》一书中有许多有据可依的记载。

“广场协议”并非美国威逼日本签的“城下之盟”，但的确由美国一方设计的这一事实也不应否定。美国精心设计在先，日本积极配合在后，这一点很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事后各方均把贝克称为“广场协议”的“设计师”、，贝克本人也笑纳不辞。既要消除长期以来有关“广场协议”的各种被人为演绎以致走样的“阴谋论”，又要分清美国和日本在这一重大事件上的不同角色，才能做到真正还原历史。

“广场协议”之所以有很强的故事性，多少年后人们还念念不忘，主要有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是时代背景；第二是涉及两个特殊的主角国家，即美国和日本；第三是关于货币及其汇率的主题。

特殊的时代背景是第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为控制近乎脱缰的通货膨胀，美国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手段，1984年的实际长期利率高达10%！（试比较一下，美国近十年的实际长期利率不足2%）。由于利率很高，引发大量美元回流和国际货币套利行为，美元持续升值，导致美国货物出口不畅，贸易逆差状况不断恶化。198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后来的逆差数字数倍于此，但在1976年才真正看到贸易逆差的美国人眼里，这似乎是恐怖的感觉。

对于日本而言，当年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是经济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时代。196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1973-1985年的世界经济处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增长率按年均计算仍达到3.6%，这在西方国家中算是相当不错了。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出版了那本著名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这标志着美国人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日本。《日本第一》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对美国的启示”（Lessons for America），讲美国人该如何以日本为镜、学习日本的成功之处。书中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以日本为镜”（A Mirror for America）。那是一段日本政客、商人乃至普通日本人感觉最好的时光，日本国内流行着一种“日本比美国还强大”的舆论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流传很广的小册子《日本可以说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本随经济繁荣而产生的特别良好的感觉。 

第二个因素是广场协议的两个主角国家非常特别。一个是老牌的超级大国，一个是突然窜升的实力咄咄逼人的后起之秀，两国还曾经是战争对手。两个主角国家在协议签订后仅仅几年，地位和命运就发生了重大转折。美国重现往日荣耀，经历了很长一段经济繁荣的好时光，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止；而另一个主角国家，很快进入“失落的10年”，接着又是“失落的20年”。“广场协议”不管是不是真实的起因，也足以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故事性。

第三个造就故事性的因素就是货币及其汇率。货币是经济的血脉，是一国兴衰的关键。在非金属货币流通状态下，货币的发行、流通及其交换被赋予了许多复杂的内容，对经济运行自然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把货币说成是战争的因子，如同说气候变化中的“蝴蝶效应”一般，既神秘又似乎叫人不得不信。“广场协议”谈判的是货币汇率，协议签订后没几年，日本经历了“失落的20年”，所以这一经济事件想摆脱故事性反而难了。

“广场协议”究竟是不是日本经济停止增长乃至进入“失落的20年”的原因呢？尽管有无数文献探讨了这一问题，给出了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但本文认为仍有进一步回答的必要，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题。对此，本文的基本观点为，既是，也不是。关于是的一面，后面再做分析。首先看不是的回答。主要有两点依据。第一，日本经济并没有因《广场协议》的签订而落入增长陷阱。事实上，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反而出现了几年的较高速增长。协议签订后5年的年均经济增速比协议签订前3年的年均增速更高，前3年年均只有3.76%，后5年年均为4.98%，其中1988年还达到6.8%的相当高的经济增速。也许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经济因“广场协议”而衰落有一个滞后期，但是，无论用什么经济学计量方法检验，合理的滞后周期绝不会长达七年。第二，日本经济由增长而进入停滞，直接导火索是日本货币当局为抑制经济泡沫而突然大幅升息。基准利率在短短的15个月内由2.5%升至6%（1989年5月-1990年8月），结果土地市场、股票市场一落千丈，严重影响了所有的市场预期，完全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通道。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此处不再过多讨论。

现在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日本为什么主动积极配合美国，心甘情愿地让日元升值？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很少涉足，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日元升值肯定影响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日本经济的外向度又很高，当年日本的政治家和财经官员不可能对此毫无顾忌。但是，历史就是这么出奇难料，就像当年日本作出突袭珍珠港的决定，导致美国正式参战成为自己最强大对手并打败自己一样，不该发生的历史就是发生了。

关于为什么日本在“广场协议”上有积极主动行为，本文着重把握以下三点。第一，日本惧怕美国采取贸易报复行为，与其被动受报复，不如主动配合。第二，日本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日元升值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没有大的风险。第三，日本急于提升国际地位，推进日元国际化心切。下面就这三点作具体分析。

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战争的阴影，长期以来日本“惧怕”美国，自身就没有定位于与美国同等的地位，上文提到的“密苏里”号战舰的历史场景，其实已为日本在“广场协议”中的特定角色留下伏笔。虽然1979年傅高义写了那本《日本第一》的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向披靡，但日本的底气还是明显不足。当美国对外贸易连年逆差，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声音不断抬高，一些议员酝酿要通过对日本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时，日本开始紧张了，开始主动行动了。按照沃尔克的话说，“日本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压力感到很惊恐，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升值，以期那些压力得以转移”。虽然几年后日本在广泛流传那本名为《日本可以说不》的小册子，但这个国家骨子里对美国的一种莫名的“惧怕”是难以消除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几十年，日本基本是用一种仰视的姿态看待美国和美国的意志。此处举一例说明。后来成为美国驻日大使的埃德温·赖肖尔曾是专门研究日本的学者出身，1950-1951年的一年多时间内，他为日本三大报纸之一《每日新闻》撰写了11篇专稿，每篇都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如果不是日本，那么一个大国的一份全国性大报头版头条连续多篇让给一个外国人，似乎难以发生。这位日本通于1961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成为当时三位著名的“学者大使”之一（另两位分别是驻印度大使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和驻南斯拉夫大使的国际关系学者凯南），在日本掀起了崇拜明星般的社会着迷热潮。在曾长期居住于日本并对日本国情十分了解的赖肖尔眼中，这个国家有着难以克服的弱点。在他离任大使后出版的《日本人》一书中，他阐述到，美国人一直把日本人看作是“免费乘车者”（free-rider），日本人却迟迟不易认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国际关系是日本人最缺乏信心的领域，日本在发展国际伙伴方面不配起一种领导的作用。《日本人》一书出版于《日本第一》之前两年，应该说，赖肖尔比傅高义更懂日本。

有必要指出，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和实力，任何与美国之间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都不会感到轻松，但日本无疑是最紧张的那个国家。在“广场协议”会议期间有一插曲算是花絮，但值得一提。协议签订时曾留下一张照片，是五国财政部长的合影。第一主角自然是贝克，站居五人中间，紧靠他两侧的分别是英国财政部长和法国财政部长。日本是“广场协议”中两个真正主角中的一个，代表日本的竹下登大藏大臣合影时却只能站在最边上。相比之下，联邦德国由于不如日本那么“惧怕”美国，只愿意接受自己是“轻度的顺差国”，并在“广场协议”的五国联合公报中与日本的表述和承诺有明显不同。在“广场协议”之后一年多召开的五国集团“卢浮宫会议”，接替竹下登担任大藏大臣的宫泽喜一欲竭力守住150日元的底线，要求市场美元汇率低于150日元就应该干预，但也没有成功，而且还遭到联邦德国的反对。 

错误判断形势，对于日元升值的前景过于乐观，是日本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广场协议”的第二个原因。虽然日本方面提出的日元升值方案超出美国的预料，即愿意主动升值的幅度比美国预估得还要大，但其初衷是以1美元兑200日元作为升值上限，没想到日元升值很快就突破了这一界限。接着，日本又以180日元、170日元为防御底线，希望控制住日元升值的幅度，结果也很快被击破。最后，日本把1美元兑150日元作为最后的防线，加以死守，仍然无济于事，日元最终在1987年12月30日升值到1美元兑120日元，比“广场协议”前整整升值了一倍。短时间内日元升值如此之高，这是当年日本政府未料到的。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政府有升值日元的内在动机，想借此推进日元国际化，提升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这是一位急于展现自己宏图大志的日本政治家。在“广场协议”尚无计划的时候，作为首相，中曾根就委托大藏省前财务官细见卓设计了一个“日元升值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日元升值至1美元兑170~180日元之间。也是在中曾根康弘任上，日本与美国于1983年联合成立日元美元委员会，专门商讨两国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当时的日本，不仅有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的首相， 也有渴望看到日元高光时刻的大藏省。作为主管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大藏省，此时在政策上更加看重汇率的调整，并有通过日元国际化和日元升值增加大藏省官员的国际曝光机会而有利于其在国内政坛上竞争的动机。加上日元升值有利于应对石油价格上涨，主动配合美国的主张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当时的日本，尤其是官场和商界，普遍存在着一种急于提升国家地位和摆脱低调甚至位卑的国民心理。日本大藏省前高官行天丰雄，曾在书中记载了日本财经官员当年参加国际财经会议时的尴尬状况。所以，在“广场协议”的政府联合公报中，日本人愿意写下“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国际化，让日元充分反映日本经济的潜力”这样的条款也就不奇怪了。在民族荣誉感面前，日本政府官员内心确实愿意让日元升值。

今日，学者们在回顾35年前的这桩事时，可能觉得当年日本的决策不可思议，而且这可能是今天最值得总结的启示和教训了（自然包括对中国而言），但作为一个长期低调并在欧美面前有点位卑的民族，在经历了世界舞台的黑暗之角和聚光灯下的瞬间变换后，似乎一切又变得很顺理成章。

回答这一问题，是对前文第四小节关于“广场协议”是否是日本经济繁荣不再之原因的回应。

虽然“广场协议”不是日本经济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日本方面固然有经济泡沫在先，还有决策失当之祸，但当年日本如此被动决策也是事出有因，从研究的角度讲，此因似乎也不该放过。虽然日本出于自愿将日元升值，并非在美国压力下而为，但的确因美国谋划而起，加上对美国有特别的惧怕，才上了这条“风险之船”。如果把“广场协议”比作一条寻找远方宝藏的探险船，美国无疑是造船和掌舵的船长，日本则是水手。水手有几分想见大海和探宝的兴奋，上船出于自愿，但也是因惧怕船长而不得不上。船驰向何方由船长决定，行船中水手不慎，遇风浪呛上几口水，甚至落入水中，那是水手自己的命。从这一角度讲，日本经济在《广场协议》签订7年后遭遇“滑铁卢”，进入“失落的20年”，美国无疑是有责任的。

可从两个层面分析美国的责任。第一层面是协议的非对等性，日本配合美国让美元大幅贬值，但美国却不出手帮助日本避免日元过快升值。第二层面是根本性的，就是美国国内出现了经济矛盾，化解矛盾的成本却由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来承担。

先来分析第一层面的责任。从许多史料、当事人回忆文章看， 当日本人明显感到日元升值过快、幅度过大时，开始寻求美国希望采用同样的联合干预方式帮助解决，而美国的态度是不予理睬。船桥洋一在《管理美元》中明确做了这样的记载：“1986年3月19日，日元兑美元升到了战后的最高水平——174.3，此前的高点是1978年的175.5。作为应对，日本银行在纽约市场上进行干预……并尝试说服美国财政部同他们一起干预市场……但美国财政部拒绝行动。” 大藏大臣宫泽喜一还曾为守住1∶150的底线专门访美，寻求美方支持配合，均无果。日元升势如虹，很快就到了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广场协议》是日本主动上门签的，但美国多少有点过河拆桥、见死不救。从有记录的各国官方动用外汇干预市场的情况看，直到1987年1月28日，美国才自“广场协议”以来第一次在外汇市场上买入美元，以响应日本希望美国和日本联手制止日元升值过快的请求，而数目不过区区5000万美元，可以将其看作仅仅是做做样子。美国贝克等官员为敷衍日本同行，几次在口头上表态要让美元汇率稳定，但并未采取像样的行动。

再来看第二层，也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广场协议”是美国一手计划出来的一次多国协调行动，目的是为了让美元贬值，主要设计者是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作为政治家，贝克之所以下决心要搞一个“广场协议”，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正承受着来自国会的压力，国会议员对强势美元不满。美元强势或美元汇率高估的问题，其根源是美国国内经济问题所致，导致白宫和财政部面对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但最后的结果是，化解这些矛盾的成本却由“广场协议”的参与国共同承担了。准确地说，美国并没有付出什么，日本承担了最主要的成本。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明明是帮助美国推动美元贬值，但为了面子和听起来“顺耳”一些，根据美国的要求，正式的公告却写为：“鉴于基本面的现状和潜在变化，主要非美元货币兑美元进一步有序升值是可取的。”

回到“广场协议”究竟是不是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20年”的原因这个问题上。在前文第四小节，我们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现在又必须指出，两者之间在逻辑上又有一定甚至是紧密的关联。虽然日本出现“失落的20年”现象，主因是其内因，是日本经济结构自身的问题，以及宏观决策上的巨大失误，但外因（“广场协议”）也并非完全在逻辑之外。由于日元过快并过大幅度升值，导致市场投机心加重，资本外流普遍，日本货币当局期待以低利率吸引资本留在国内投资，结果导致投资成本骤降，引发资产膨胀和严重的经济泡沫，局面混乱不堪，再以提升利率急刹车，最终使经济付出巨大代价。其最初导火索还是日元的过快过猛升值，让日本在宏观管理层面上乱了手脚。这一过程从形成到结局，美国不可能没有一点责任。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不妨想象，如果美国不是那么强势，也不会设计和实施让其他国家埋单的“广场协议”；没有“广场协议”，日元不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没有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也未可知。有学者根据联邦德国当时也有货币升值却与日本有不同结局，断定“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后来走低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说法值得进一步讨论。第一，联邦德国不像日本那么在意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联系，因为其主要市场在欧共体，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其全部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要占其全部出口的一半左右。第二，也是最重要的，由于其特别的历史传承和经济结构，金融投资向来不是德国经济的重头戏，即便当时的德国马克升值与日元一样快、一样猛，德国人也不会拿升值的马克到处去买股票和房地产，实体经济还是会有充足的资金，因此，其结局自然会和日本不同。

日本在35年前遇到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恩怨，现在已或隐或现地出现在中国的面前。贸易逆差问题，产业竞争问题，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势力问题等，中国似乎面临比当年日本更为严峻的局面。中美两国之间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广场协议”，或者说用所谓的“广场协议2.0”，来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矛盾？

上述问题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不仅中国舆论有很强烈的抵触性表达，例如标题为“中国不能重蹈广场协议覆辙” “‘新广场协议’离我们有多远”这样的文章不在少数，美国也的确有通过新“广场协议”来解决中美之间经济矛盾的诉求。当年最早提出“广场协议”方案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所长伯格斯滕就一直主张，中美两国之间需要有一个2.0版本的“广场协议”。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与日本当年十分相像，美国国会辩论的报复对象已经由当年的日本变为中国。他还认为，未来一两年出现“广场协议2.0”具有现实可能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肯定的是，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中美之间不会出现新的“广场协议”或类似于“广场协议”的货币制度安排，国际上也不会形成所谓“广场协议2.0”的磋商机制。主要有如下四点理由。

第一，虽然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与“广场协议”当年有相似之处，但总体形势要比35年前复杂得多，不能做简单类比推论。当年讨论国际货币制度问题主要是在五国集团（G5）或七国集团（G7）的框架内进行，美国有绝对的号召力，而如今国际经济格局大为不同，涉及国际货币制度安排的重大讨论绝非G7或增加一两个国家就能够解决。今天更适宜的对话平台是二十国集团（G20）框架，而G20框架绝不可能孕育出类似“新广场协议”的制度安排。

第二，虽然“广场协议”不是日本在美国逼迫之下签订的“城下之盟”，但与日本经济后来表现不佳难脱干系。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摆在前面，中国自然不会接受新的“广场协议”。虽然“阴谋论”的历史解读缺乏依据，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之道，但如前文所述，美国在日本经济后来停止增长这一问题上是有责任的，“广场协议”不仅隐含国家间不对等利益等问题，而且被赋予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很难想象中美两国之间会达成一个类似“广场协议”的双边机制。

第三，如同35年前一样，如果有新的“广场协议”，就必须有领导者（伯格斯滕和内海孚都反复强调，新的“广场协议”必须仍然要由美国来领导），必须有积极的配合者（就像当年的日本），和紧密的参与者（就像当年的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今天如何去找这样的配合者以及参与者呢？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其著作《重铸大英帝国》描述当年的英国境况：英国是孤立的，因为强大到没有朋友，部分原因在于道德，部分在于政治。美国也在重复历史。

第四，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与当年日本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一个强国面前的国民心理相差很大，这可能是不会有“新广场协议”出现的最大原因。中国与美国打交道的历史背景和各自所处地位与当年日本完全不同，不会接受一个隐含屈辱（哪怕是被人解读为屈辱）的货币制度协议。

尽管从学术探讨的角度讲，不能赋予“广场协议”过多的政治符号和感情色彩，可是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以及审视今天国际经济格局的大背景，新的“广场协议”只能是假想的概念。

本文写下最后一段时，历史时钟已经超越了美国的智库专家期待“一两年”出现“新广场协议”的时间表，有理由相信再过“一两年”中美之间也不会有“新广场协议”，但是，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和矛盾确实存在，而且有新的积累。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人类罕见疫情，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互信危机，并必然反映在国家的经贸关系上。两国无论政界还是学界，最应做之事，莫过于在尊重历史和事实的基础上，以建设性的主张和政策为指引，尽力促进中美两国之间形成更多的共同利益。任何单边的、一时的利益追求，都会有损于两国间特殊的大国关系，而这种特殊的大国关系对于整个世界的繁荣稳定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影响。“广场协议”对中国真正的启示或警示则在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这个国家在经济谈判桌上的最大筹码，这种实力也来自于对国家身份的认同。此外，当一国实力尚不足以与世界经济强国平等议事时，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不能操之过急。

*文章原刊于《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