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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区域国别学, 如何避免沦为一盘散沙?” 一场特殊的行思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2024-02-28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平衡学会 Author 李巍

 导读：2023年下半年，李巍教授在平衡学会的部分支持下，赴柏林进行访学。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访学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平衡学会秉持全球视野和在地观察相结合的理念，设立访学基金，支持优秀中青年学者前往重点国家进行访学交流，为他们在对象国的交游和调研提供额外资助，以破除“学院式”研究弊端。在德访学期间，李巍走遍德国南北，深度调研德国工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历史与现状，将德国融入其正在开展的“世界霸权研究”的一部分（参见访谈：《峭壁边缘：“老工业”德国的新挑战》）。基于在德访学体悟，李巍提出了区域国别“田野与文献”结合的命题。本文为平衡学会学人访谈系列，基于平衡学会与李巍的对谈整理而成，经作者审定后发布，供各界人士参考。

在文献与田野之间寻找平衡‍——德国访学纪行‍‍‍

文｜李巍

来源｜平衡学会


▲ 作者位于柏林自由大学的办公室。图源：李巍提供（下同）


 1   漫步在施普雷河畔  

2023年9月底到12月初，我应邀赴德国柏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访学。这两个多月，我有一半时间在柏林访问交流，有几乎另一半时间在柏林之外的地方游访，到访德国大大小小的十多个城市。虽然我只在德国待了两个多月，没有深度参与德国社会，所到之地也都是走马观花，一切的认知和体会都还非常粗浅，但是我想，世界上最伟大的两部区域国别研究的作品，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两位作者都在对象国没有太长的经历，结果却写出了流传于世的作品。我当然远不能与他们比肩。但我感觉时间似乎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们好像也难以规定，究竟要在一个国家待多久，才有资格去讨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你对对象国是否有某些思想的共鸣，以至于激发了你去探究的巨大兴趣，进而铺捉到这个国家最内核的精神气质。对于德国，我确实有话要说。

我在达到柏林的第二天，在线参加了北大王正毅教授和《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联合召集的一个专题论文的讨论会。王老师得知我刚到德国，嘱咐我一定不要只待在办公室和图书馆，就是要到处去“玩”，感受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我把这话听进去了。所以，这次访学我觉得更接近于某种“田野研究”（field study）。七年前，我在康奈尔大学的一年就主要待在图书馆里读文献，大学所在地是个人口只有3万人的“小村庄”，而且方圆几百公里内都是自然风景，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文化遗迹，而我对自然风光毫无兴趣。但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群，我非常喜欢其中的Olin图书馆，我记得这个图书馆旁边是一个很高的钟楼，是学校的地标性建筑，我至今非常怀念中午一个人独坐在钟楼旁边吃我太太给我做的便当。截至目前，我最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其中包括我的第三本学术专著《制度之战》。我回国不久，就当上了教授。但这次在德国，我几乎没有怎么去过图书馆，甚至没有读过一本书。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交友和行走。

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存在巨大的无序的背景下，德国总体上还算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在柏林，我走遍了大街小巷。我很喜欢步行，步行是我平时最重要的运动和休息方式。我沿着施普雷河走了很远很远，她是柏林的母亲河，这条河的两岸汇集了柏林的精华所在，包括德国总统府、国会大厦和博物馆岛等，我们的驻德大使馆也在施普雷河畔。我就住在施普雷河边的一个公寓，德国人似乎很喜欢徒步，我住所门口经常会看见成群结队的城市徒步者，他们都是沿着施普雷河畔行走，我和他们是一样的行进路线。后来，我更多的时间，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的校园里步行。在施普雷河畔和自由大学校园的步行途中，我对学术和人生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沉思，所以这次的德国访学对我而言，是一次灵魂的休憩和修整。特别是经历了疫情的三年，人的精神备受各种创伤，这种在宁静状态下的步行，是在国内烦躁喧哗的氛围中所没有的能够与自己进行灵魂对话的机会。

▲ 施普雷河畔

 2   与欧洲历史相遇

我走之前，朋友不止一次提醒我，柏林的秋冬季节十分阴冷，很不舒适。这个城市的历史与它的天气一样，有一些悲情和阴郁的色彩。但很显然，柏林又是一个深沉的城市，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

柏林最初只是普鲁士王国的首都，也就是统治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的所在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第一帝国）的首都从来都没有设立在柏林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柏林的霍亨索伦家族与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在争夺大德意志地区的主导权，但都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考虑到德国长期的分裂历史，包括二战后的两德分治，柏林作为德国首都的时间也就100余年（1871-1945；1991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林远不能代表德国，它最能代表的是普鲁士。这个地方有太多的冷战的遗产，它曾经是冷战的最前沿地带。我和我太太带着我们的两个女儿专门前往几处柏林墙的遗迹参观，包括著名的东方画廊。我太太也是国际政治专业出身，我们都对柏林墙及其背后的冷战风云颇多感慨。

▲ 柏林墙

柏林有着很重的腓特涅二世的遗迹。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就是腓特涅二世为了纪念七年战争的胜利而修建的。腓特涅二世在柏林地区的德国人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是普鲁士最有作为的国王，把落后的普鲁士带向开化。他崇拜法国启蒙文化，邀请伏尔泰担任国师。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位国王，我还专门前往勃兰登堡州的首府波茨坦，那里有他居住过的无忧宫和新宫。当然在波茨坦，我也专门参观了塞琪琳霍夫宫，这里是著名的波茨坦会议的召开地，是威廉二世为他的皇子和皇妃所建，这个宫殿影藏于树林深处碧湖之畔，非常漂亮。宫殿里的多媒体讲解器的解说词不忘诉说当年苏联占领柏林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所以，对于同一个历史，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此外，俾斯麦也在柏林有很重的遗迹，城内在总统府和胜利柱附近专门立有俾斯麦的巨大雕像，而俾斯麦大街离我的住所非常近。德国的分封历史十分复杂，不同的封建邦国都有各自的政治偶像，但这两个政治人物在德国的历史上似乎毫无争议地受到推崇，尽管俾斯麦设计的国家制度和战略路线让他的后人驾驭起来力不从心。

我对德国历史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德国当下的兴趣。城堡是西欧封建社会的象征。在西欧诸大国之中，德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是最为晚熟的一个国家。据说德国是世界上拥有城堡最多的国家，这也证明当年的德意志是封建特征最为浓厚的国家。我这次带着家人包括我自己独行，参观了德国的一些城堡。柏林的夏洛滕堡、波茨坦的无忧宫是普鲁士的皇家宫殿，在德累斯顿北郊有一个莫里茨堡，是格林童话电影的拍摄地，我的孩子们对这里“发生”的灰姑娘的故事意兴盎然。还有布吕尔的奥古斯都堡，那是科隆选帝候兼科隆大主教奥古斯特的夏日行宫，正是在这个城堡，我知道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候制度，非常有趣！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大德意志地区有所谓的寡头选举了。而当我登上海德堡时，才发现它事实上已经被废弃了，远不如我在华为东莞产业园看到的仿制建筑那么壮观。我在自由大学旁听一个学术会议，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展示了一张他在华为产业园拍到的海德堡仿制建筑，来证明华为企业文化的国际化。我觉得非常有趣，便如法炮制，在海德堡大学的讲座上，我也展示了一张我在华为产业园拍到的照片，并询问现场的观众，知不知道这张“海德堡”是在哪里拍摄的，还真有一位听众回答：华为！

▲ 废弃的海德堡

教堂是理解欧洲社会尤其是德国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抓手。我每到欧洲，都会参观当地最著名的教堂。这次在德国也不例外。我印象最深的柏林大教堂、德累斯顿的圣母大教堂、科隆大教堂，汉堡的圣米歇尔大教堂、亚琛大教堂都特别让人惊叹其建筑之壮美辉煌。科隆大教堂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最重要的教堂，它就位于科隆火车站的旁边，很多游人下火车游完科隆大教堂之后就转身直接乘火车离开了。科隆是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的故乡，尽管今天的科隆已经是一个非常粗犷的工业城市，完全没有浪漫之美。

我在德国拍了很多关于教堂的照片。我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我们搞国际政治研究的，不理解西方人的宗教传统，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内心。在过去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年代里，他们却修建了非常宏伟的教堂，这说明西方人是非常重视精神世界的，正是教堂和城堡催生出了欧洲博大精深的建筑艺术。在德国的很多城市，步行十分钟必见一个教堂。我想起当年在复旦大学上徐以骅老师的课堂，他反复强调，不理解宗教，就不能理解西方世界。可惜那时我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没有系统学习西方宗教。

▲ 柏林大教堂

在到德国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这次我一定要去德国鲁尔区看看。鲁尔区如何成功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转移压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案例。鲁尔区的核心由多特蒙德、波鸿、埃森和杜伊斯堡四个城市构成，它们大致连成一条直线，像极了往西南方向飞翔的雁队，杜伊斯堡是雁头，而埃森则是最为关键的雁身。我在杜伊斯堡北部郊区参观了由废弃钢铁厂改造的景观公园，整个公园的人烟稀少，要不是当天天气晴朗，会让人有阴森恐怖之感。在这个规模巨大的钢铁工厂，能够隐约体会到当年鲁尔工业区一片欣欣向荣的盛况。

我在埃森住了两晚。我之前对这个城市毫无了解，我是在今年读了著名记者曼彻斯特所写的三卷本的克虏伯家族史，才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深深的兴趣。我专门前往克虏伯家族的旧居山丘别墅（Villa Hugel，也称克虏伯庄园），这是我去埃森之行的主要目的。德国的钢铁大王和军火大王克虏伯就是在埃森起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埃森就是克虏伯，克虏伯就是埃森。克虏伯家族因为和威廉德国以及纳粹政权的复杂勾连关系，其实是最早意义上的军工复合体，因此它的名声可谓声名狼藉，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政治，单从工业史的角度去评价，克虏伯家族毫无疑问是工业时代的娇子，就犹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摩根家族是金融时代的娇子。

在埃森，我还去了著名的关税同盟矿区，这是当年蒂森公司的一个停产的焦化厂，如今被改成为一个大型的户外景观园，并且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一个大型工厂内部，有非常棒的鲁尔博物馆，向我们展示了鲁尔地区的工业化历史以及70年代之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故事。这个在二战后由六国关税同盟共管的工业区，也就是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煤钢联营，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伟大起点。可以说，鲁尔区特别是埃森，搅动了欧洲近代一百多年的地缘政治的风浪，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


 3   知识的碰撞

到访并深入观察一个之前没有亲身体验过的重要国家，它所带来的知识冲击是极其巨大的。我至今记得20年前，我非常尊敬的袁明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不能只关注美国的知识体系，西方文明的根子在欧洲，对比欧洲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过度崇尚权力政治，这是浅薄的。袁老师当时是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是改革开放之后从事对美学术交流的最早一代学者，她说这个话是很有分量的，可惜那个时候我正痴迷于美国国关理论的“三大主义”，对袁明老师的谆谆教诲体会不深，现在回想起来，我越发有共鸣之感。

大学是了解一个国家知识文化传统和精神思维特征的“钥匙”，因此，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所到一个城市，就喜欢去这个城市的大学。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这次的访学也促使我去尝试去初步了解德国的大学。德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发源地。在美国的哈佛和耶鲁还主要是神学院的时候，洪堡就已经在柏林大学引进了学术科研体系。现在研究型大学非常流行的讨论课制度（seminar）就是发源于德国。德国的大学在地域上非常分散，不像中国大学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首都柏林只有三所主要的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

德国的大学现在在排名上比不过美国的大学，在中国的知名度普遍不如美英的精英大学。但德国似乎并不在乎大学排名。你在德国问，谁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大部分人会一脸茫然，因为德国就没有“最好的大学”这个概念。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有像北大清华、东京大学、首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那样在本国有着公认的地位。德国至少有十多所大学都可以算是很好的大学，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完全没有公论。不仅如此，德国很有多著名的工科大学，比如慕尼黑工大、亚琛工大、柏林工大等等，这有点类似于中国，中国也盛产工科大学。尽管德国有着众多表现卓越的大学，而且有些大学的某些学科在世界上属于顶尖的位置，但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科学传统的经济大国，德国却没有一所大学排进世界前50。这或许和德国坚持不搞美国式的大学排名有关，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排名对大学教育可能带来的伤害。但是，很显然更高的大学排名有利于吸引生源，有利于学生就业，因此，德国大学也不能完全对排名无动于衷，这是德国体制面临英美体制挤压的另外一个缩影吧。

我就住在离柏林工业大学不远的地方，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就去了工大校园参观。我被洪堡大学的历史和底蕴所深深吸引，它之前叫柏林大学，后来为了纪念德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洪堡兄弟，专门改名为柏林洪堡大学。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洪堡创建了现代意义的研究型大学，他是现代大学教育之父。马克思、俾斯麦和哈耶克以及首位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威廉·冯·霍夫曼都是洪堡大学的校友，爱因斯坦、普朗克，黑格尔、叔本华都曾在此任教。民国时期，柏林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柏林大学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学术中心。所以，洪堡大学有点类似中国的北京大学，有着与这个国家并行的悠久历史。

▲ 马克思和恩格斯雕像

相比之下，自由大学要年轻许多，它是冷战开始柏林分治之后从位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分出来的，这非常类似当年哈佛的反叛者离校出走创建了耶鲁大学。从其校名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建校初衷，很快便成为西德学术重镇，尤其是在人文社科方面，它一开始就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包括很多教学楼的修建都得到美国的捐助，并因此打上了很重的美国烙印。这所大学处处洋溢着朝气和现代，这与德国的传统高校很有大的不同。在冷战爆发美苏分治柏林的背景下，自由大学被定位于西柏林对外展开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这个大学一开始就非常国际化。不仅如此，自由大学曾经有美国的驻军，这进一步加强了她与美国的联系，直到今天，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民事服务中心仍在自由大学校内（政治处在勃兰登堡门旁），而且学校附近还有一个盟军博物馆。‍

与洪堡（老校区）位于柏林市中心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不同，柏林自由大学位于柏林的西南城郊，与其说是一个校园，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小镇，它面积很大，没有类似于中国大学的那种校门，地铁和公交都从校园穿过，她与周围的社区完全混为一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出了校园。这里遍布各种造型别致、风格迥异的别墅，每一栋都很不一样，但又搭配协调，这些郊区的成片别墅体现了“发达世界”的另一层意味。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学术思考和学术写作。

海德堡大学更像是一个童话般的世外桃源。大学建筑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城市就是大学，大学就是城市。神圣罗马帝国（所谓的“大德意志”）有三所最古老的大学，并且血脉延续至今。它们分别是捷克的查理大学（1348年），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1365年），以及德国的海德堡大学（1386年），这也是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马克斯·韦伯曾是海德堡大学的毕业生和教授（当然韦伯与柏林大学也有很深的学术渊源），那里留下有著名的哲学家小径，就是当年韦伯爬山散步的地方。尽管我在海德堡的日程很紧张，我仍然抽空去了哲学家小径，那是一个大思想家应该拥有的自然环境。海德堡的教授告诉我，与自由大学一样，海德堡曾经也有美国的驻军，因此，尽管海德堡大学代表着德国的历史与传统，但是却有着很好的美国研究和美国网络，教授还告诉我，海德堡大学有好几个非常好的英文书店。海德堡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在海德堡老城区最好的位置，那天，我本来已经在宾馆退房，要前往火车站了，但想到我还没有在海德堡美研中心的门口留影，又专门折返回去照了张照片。我在海德堡的学术讲座，美研中心主任全程参加，他是个经济史学者，和我有很多共同话语。

▲ 海德堡哲学家小径

我还前往了法兰克福大学（西区），这也是德国一所非常重要的大学，相比于海德堡的传统和古老，法兰克福大学非常现代，它有非常好的商学院，与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不同，它有着独立集中的校园，这点和中国大学类似，而且校园环境极为精美。当然，我还走访了亚琛工大、科隆大学、波恩大学等其它的大学，但我只是走马观花，对这些大学没有太多了解。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很多著名大学都是公立大学，这个和美国很不一样。这再次证明，在西方世界中，不仅仅只有英美一种模式。德国在多个方面代表了另一种与英美模式不同的西方世界。

正是因为德国相对自主的知识传统，欧洲学者的学术观点依然能与中国有部分共鸣。这次在柏林自由大学，根据项目规定，我们每个访问学者都得组织一场基于论文的专题讨论会，我提交的论文就是我前段时间刚刚发表的关于“新华盛顿共识”的论文（参见李巍：《新华盛顿共识与美国经济战略的转型》）。我主题演讲的开场白就是：“Maybe it’s a weird experience for you to listen to a Chinese to talk about US political economy in Germany。”我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在大国竞争的压力下，美国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战略正在经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的转型，即从崇拜市场到重新强调国家能动性。我的演讲引发了会场热烈的辩论，在场的美国学者对我的论点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她认为我高估了美国的变化（但这个美国学者人很好，我们一起乘坐地铁时，她专门下车帮我指路）；相反，大部分欧洲学者都对我的观点持同情态度，尤其是对我提到的卡尔·波兰尼模型（市场和社会两股力量的双重运动）持非常亲近的立场。而且，我直接坦率地告诉听众，我既不是欧洲的博士，也不是美国的博士，我的所有学术训练都在中国本土完成，我代表了中国非常本土化的学者，但是我们共享一些基本的学术文献。我能够感受到整个一个半小时的讨论非常热烈。当然，如果我的英文表达能够更好一些，我想我可以更深度地与那位美国学者展开辩论。


 4   田野与文献之间的区域国别  

中国的德国研究总体上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研究团体，因为高难度的德语构成了一个较高的学术门槛。我的学术重点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美国研究领域，当然不会投入太多精力去专门从事德国研究，也肯定不会努力去成为一位德国专家。但是，这次访问学者的经历让我真诚地意识到，德国是一本大书，它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过往，它几次流星一般的辉煌崛起，它当下的落寞与忧伤，以及它自己一手铸就的巨大苦难，都值得我们深度回味。德国所展现的独特的知识精神脉络和政治经济史，让我再次确认了区域国别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范式的差异和互补。

2022年教育部新修订的学科目录将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交叉学科，这在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少学者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其实是心有疑虑的，这很正常。先不说国家安全学，单就区域国别学而言，不少学者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应该将国际关系或者国际问题设为一级学科，因为国际关系的学科体系和知识谱系相对比较成熟。而比较政治学者也内心很复杂，比较政治强调在不同国家之间寻找共性和一般性，并且长于理论建构，而区域国别学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所以不少比较政治学者特别是那些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是学术上的“大倒退”。

我本人对区域国别学并没有什么偏见，相反倒是持同情立场。在国际问题研究短期内不能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区域国别学的设立有助于提升国际问题研究的地位，而中国非常迫切需要加强对国际事务的研究。我的学术理念比较强调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我越来越对普遍性的理论，特别是对现在过于突出实证检验式的学术研究充满了困惑和疑虑。我认为这种方法而非问题导向性的研究，更多地是学术工厂的流水线上的产品，缺乏思想和灵魂，也丧失了对大问题的关注，学者变得越来越像“工匠”，少了过去那种神采飞扬的气质。我接触和阅读过不少美国顶刊上发表的论文，坦率地讲，他们的研究难以征服我。

中国的学术体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把我们的年轻人逼成了“论文机器”和“课题奴隶”。我看着他们为了发表论文和申报课题焦虑难安，而且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脱节，他们不是基于内在的学术激情和对世界的好奇来写作和研究，为了强行构建普遍性的因果关系而“篡改”数据和剪切事实，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学术形式主义”，需要治疗。这与我们当年很不一样，我当年完全是基于兴趣和激情在从事学术研究，我看着他们倍感心疼，也很难过。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产生太多流传于世的学术真知。

所以，我对区域国别学强调特殊性，重新回到田野去“接地气”的学风，总体上是比较认可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过犹不及。田野调查决不能替代文献阅读。理论上说，文献阅读做得越好，你所需要的田野调查的时间就越短。田野调查能加深文献阅读之后的感受。我对德国的访问，加深了我之前那些从文献中阅读的德国的感受。

而且区域国别学要想发展成为一个在学理上站得住的“硬学科”还面临很多挑战。它要尽快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体系，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共性的理论体系，区域国别学将只是一个个学术孤岛，最终还是一盘散沙。


 5   不惑之年，新起点

过去十多年，我写了不少文章和书。现在，随着工作越来越多，我的很多的学术想法都只能靠我的学生特别是博士生来实现。我对他们的期待很高，有时候表现出对他们的不满意，这可能也让他们承担了很多无形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也时常提醒自己，学生的成长和醒悟自有规律，对于学生的培养，我们不能过于着急，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意志去强行塑造学生。作为一个老师，只要营造出一个好的学术氛围，做好一个学术榜样，有悟性的学生会自然成长起来。

就我自己而言，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满脑子仍然充满了很多的想法和灵感。过去三年包括直到现在，我承担了不少学校和学院的行政工作，而且还深度地参与了学校的智库建设，这些经历对我很有价值，让我能够跳出书斋，接触更加广阔的天地，进而淬炼我的心性，但总归对我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的一位同事批评我这几年过度关注现实了，这会削弱我在理论上的创建，表面上我对她的批评不以为然，但我内心里对她的批评其实非常认可的，并保持高度警惕。

我未来十年的时间里，会集中研究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包括霸权的崛起，霸权如何管控体系，以及霸权为何走向衰落。具体而言，我会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美国政治经济结合起来，探讨美国对全球体系在军事、联盟、产业、金融、思想、国际制度六个方面的控制能力。我的博士研究就是试图进行这种结合，现在我人过不惑之年，又回到了学术研究的起点。我未来将会很用心的经营我的另外一门课程：《美国与世界：通往霸权之路》。这门课程其实我已经在人大断断续续开过几次了。从今年起，我会把它当做重点课程来经营。

在2022年年底我特别阴郁的一段时间里，我遇到了很大的精神困难，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中年危机”，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都已经没有了方向。这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我感到非常惊惧！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方向感很明确的人。那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很多师长和故交都通了电话、见了面，向他们寻求精神支持，我的太太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临近年关，我的一位同事和好友陪我在学校操场上走了很多圈，他建议我可以暂时放慢学术的节奏，停止学术领域的扩张，把过去已有的研究进行整合，用一点时间写一部类似于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那样的具有宏大视野的作品。他的建议对我很有启发，我在2023年年初就很快拟定了我的新的研究计划。我要用几年的时间写一部书《世界政治中的支配者：从英帝到美霸》，这本书主要研究过去两百年，英国和美国统治世界的历程，这两个国家如何在全球构建自己主导的思想体系、制度体系和物质体系，来行使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力。当然这项研究也会涉及像苏联、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功败垂成的国家。这本书是对标《大国的兴衰》和《国家为何失败》这样的作品的。我需要做一点大部头的研究。

我现在已经开始着手这项能够重新燃起我巨大学术激情的研究。我在德国期间，已经完成了这项研究的纲要和理论框架，它马上将在一份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的德国访学，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起点。

明年我特别想去中东。一个研究世界政治的学者，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毫无了解，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我要了解，当年的阿拉伯帝国和波斯帝国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又是如何崩塌的，它们为什么不能建立起对地区世界的恒久统治。这对我的英美霸权研究项目非常重要。“把论文写在全世界的大地上”，这既是学者身上的时代使命，也是我心向往之、不断求索的境界。

*文章转自“平衡学会”。



作者：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学术专长：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经济外交与全球治理。曾先后在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康奈尔大学、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等机构担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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