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3年是伊拉克战争20周年。漫长的历史中，伊拉克地区是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之一，在当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则是战争风暴与创伤。尽管在美国撤军后缓慢的战后恢复中，弱势的伊拉克不再高调，但它从未离开中东地缘政治的舞台。伊拉克国家重建的命运走向，与一个分布于中东四国的族群——库尔德人紧密相关。伊拉克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国家互动产生的历史经历，塑造了当今伊拉克库区独特的“自治”风格。 北大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李睿恒以研究库尔德问题和伊拉克政治为专长，2023年两度前往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调研，走访了伊库区四个主要省份。库尔德人的现代斗争史充满曲折和血泪，一方面，在萨达姆政权的集体惩罚政策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基于集体受难记忆而发展出强大的内聚力，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积极参与争取自治权的漫长斗争，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同。在伊拉克战后的分权体制中，伊拉克库尔德人得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将重心转移到维护伊拉克宪政框架、坚持国别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路径上。文章的分析表明，正确把握伊库区两大政党内部、伊库区与中央政府、以及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政治力量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才能理解库尔德问题为何对中东政治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伊拉克如今的弱势局面究竟是一时的还是长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视野拉长至伊拉克地区漫长文明史中的起起落落。实则，伊拉克的地缘战略位置和资源禀赋既能放大伊拉克在强盛期的影响力，也导致伊拉克在衰弱期时被各方觊觎和深度介入。鉴于萨达姆政权给伊拉克带来的伤痛，伊拉克现行政治体制有抑制强人的强烈倾向。如果伊拉克能够持续维护内部政治稳健和外部大国博弈平衡，它终将能够再度从自身优越的禀赋中受益，走出当前的历史低谷。本文为平衡学会访谈系列第2篇，基于平衡学会与李睿恒博士的对谈整理而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李睿恒
来源｜平衡学会
▲ 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市中心商铺。图源：李睿恒提供（下同）
2023年是伊拉克战争20周年。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时间节点。2011年，美国在单方面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仓促撤军。美国曾经希望将伊拉克打造为中东版的“日本”或“德国”，然而，战后的伊拉克并未如美国所愿，成为美国治下中东的“民主样板”。“阿拉伯之春”在中东的蔓延，和随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部的崛起，促使各类民间武装行为体如雨后春笋崛起，造成一个安全局势更加碎片化的伊拉克。长达20年的动乱，让我们有时候忘了伊拉克曾经是一个文明底蕴如此深厚、地缘权力鼎盛时期如此重要的国家。美国没有带来一个繁荣稳定的伊拉克，伊拉克至今仍未走出弱势的局面，难以成为中东整体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国家。但是，伊拉克的韧性和它在漫长历史低谷期中的缓慢恢复过程，却也被忽视了。2023年，我先后两次前往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这里鲜有商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之外的中国人到访，路边的库尔德人经常向我投来含蓄的好奇目光。我走访了库区所有省份：伊拉克最北部杜胡克省主要位于土伊交界的山区，这里的深山经常成为土耳其跨境打击库工党武装的目标。埃尔比勒省是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简称“库民党”）的大本营，众多石油企业聚集此地。苏莱曼尼亚是库区的文化重镇，聚集大量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简称“库爱盟”）的中坚力量，即城市左翼。此外，我还特意到访了为缅怀受害于萨达姆·侯赛因化武袭击的库尔德人而建立的哈莱布贾和平纪念馆。可以说，这是一段历史和当下纠缠、档案与田野互证的旅途。
我从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开始关注伊拉克，尤其是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和伊拉克本身都处于一个被关注的低潮阶段，但不意味着二者的重要性消失。当然，可能外界会觉得学者或许有自我实现般的夸大之嫌。在这里，我想提供的不是唯心的“自证”，而是在客观事实上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性质进行一次再“校准”。第一层校准是人口维度。如果我们把任何一国的库尔德人单独来算的话，它都算是一个少数族群，但实际上中东的库尔德人口有3000万之多，占伊拉克人口约六分之一，土耳其人口约五分之一，叙利亚人口约十分之一，伊朗也有几百万库尔德人。在中东，库尔德人是继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之后的第四大族群。从这个角度来说，库尔德人虽然在各国是“少数”，但是“少数不少”。十字军战争时期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建立者萨拉丁（Salah al-Din al-Ayubi，1174年-1193年在位）就是来自伊拉克摩苏尔的库尔德人，这说明早在历史上库尔德人就已经在中东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发挥了作为第四大群体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理解库尔德人时应该有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视角。第二层校准是地理维度。伊拉克在欧亚大陆中具有非常特殊的走廊性质，它向东策应伊朗和阿富汗，向西沟通肥沃新月地带和地中海，向北连接土耳其和高加索，向南进入波斯湾暖洋，另一方面它还是衔接亚欧交通的海陆联运的关键节点。而库尔德地区扼守两伊要道，可以说是“走廊之中的走廊”。这种关键交通枢纽地位决定了它是一个无可忽视的地区。第三层校准是资源禀赋维度。伊拉克库区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由于地处山区，林农业资源也很丰富。资源因素从现代伊拉克1921年诞生伊始便浮现出来。在英国的安排下，曾辅助其推翻奥斯曼帝国的费萨尔前往巴格达，出任英国托管下的伊拉克国王（Faisal I，1921-1933年在位）。而对于初来乍到、统治基础薄弱的费萨尔国王来说，库区丰富的林农资源和不久后发现的大量石油，以及库尔德人逊尼派的信仰背景，都是稳固其新生政权的重要助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战后英国决定放弃支持库尔德人民族自决、将前奥斯曼行省摩苏尔并入现代伊拉克的重要原因。
第四层校准是主观维度。库尔德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边缘少数。他们自认为是米底人的后裔，后者曾在公元前7世纪初建立从伊朗高原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大型王国。库尔德人将自身起源追溯到这个古老的欧亚民族，表明他们的自我认知绝对不是山区小民和弱势少数。尽管在色彩悲情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他们也发出自我嘲讽：“库尔德人没有朋友，只有大山”。伊拉克库尔德人极其具有主人翁意识，他们在伊拉克宪法框架内积极参与伊拉克当代政治，是在区域内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最后，库尔德地区还是地缘战略竞夺的前线之一。例如，在上世纪伊拉克国家的强盛时期，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是影响冷战在海湾地区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1970年代，基辛格推动美国秘密支持库尔德人，其中最重要的考量是，通过制造伊拉克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制衡伊拉克对外军事输出的能力，并阻止伊拉克成为苏联南下中东的支点。如今，土耳其、伊朗频繁轰炸伊拉克北部，表明库尔德地区仍然是中东大国实现战略诉求的重要地区。以上是我们充分认识库尔德问题客观重要性的一些基本要素。
在伊拉克现行宪法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地位。库区自治政府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乃至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权力。2017年之前，库区享有17%的中央预算，2017年库区举行独立公投后，在中央政府的惩罚下预算比例被缩减到12%左右。军事方面，库区有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佩什梅格”（Peshmerga，库尔德语意为“敢死战士”）。外事权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库区都设有领事馆。库区政府也有独立的签证系统。不同于伊拉克中央政府签发的全国性签证，库区的签证只适用于本地区。库尔德自治区在行政上包括杜胡克省、埃尔比勒省、苏莱曼尼亚省三个省份。2014年，库区政府宣布成立哈莱布贾省，但未获中央政府承认。哈莱布贾在库尔德人心目中的地位很特殊，这个稍后再介绍。我们先去了杜胡克，然后是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最后去的哈莱布贾。这是我研究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以来第一次踏上库区的土地，总体来说，杜胡克超出原有预期，埃尔比勒比较符合预期，而苏莱曼尼亚则是低于预期。这种区域落差和库尔德政党的格局密切相关。伊库区至少有两个权力中心，一是库民党，二是库爱盟。库民党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埃尔比勒和杜胡克，库爱盟的核心则位于苏莱曼尼亚。库民党作为成立于1946年的老牌民族主义政党，其统合能力更强，自治经验也更悠久。埃尔比勒市同时也是库区的首府，外国领事馆、石油跨国企业聚集于此，市政建设较好。杜胡克省处于北端，离山区特别近，可能会让人先入为主地产生其经济和政治上较为落后的感觉，所以当时对杜胡克没有抱有非常高的期待，但是去了之后发现杜胡克整体感觉很不错，市政建设比较完善，所以杜胡克是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 杜胡克市夜景
苏莱曼尼亚在库尔德历史上长期是文化重镇，当地使用的方言是库尔德索莱尼语，比起库尔德克尔曼吉语，它是更加文学性的语言，大量诗歌和文学作品都出自此地。苏莱曼尼亚的“文青”属性，同样反映在了上世纪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地域分野上。其中，库民党的传统根基是部落和农村，库爱盟的则是更偏城市左翼，它们分别构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武装基础和意识形态、农村和城市两翼。巧合的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传奇领袖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 Mustafa Barzani，1903-1979年）出身农村，早年带领部落参与武装斗争，而库爱盟创建者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 ，伊拉克前总统，2005-2014年在任）则是一位毕业于巴格达大学法律系的知识青年。苏莱曼尼亚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既有活力但又难免喧嚣，它对市政规划和建设的投入明显不如首府埃尔比勒，这一点确实不如我一开始的预期。
▲ 苏莱曼尼亚市中心公园小径，两侧矗立着历代库尔德著名诗人的雕塑伊库区政治经济的地域差异，部分反映了两党在各自的初代领袖去世之后政党的内部走向。库爱盟的架构本身比较多元，内部派系力量较多，对家族和部落政治反对意见大，存在明显的内部离心力。2017年塔拉巴尼去世后，政党迭代出现问题，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严重内耗。这成为影响伊拉克库尔德政治力量对比走向的一个新变量，进一步加剧了近十年出现的“库民党持续走强、库爱盟不断走弱”的趋势。两党“相爱相杀”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两伊战争时期，二者就曾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分别与伊朗和伊拉克政府结盟。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两党的对外政策分野依然存在。目前来看，库爱盟采取倚偏于伊朗的对外政策，而库民党则倾向于土耳其，其中的一个客观原因在于，伊库区位于内陆，其经济大幅依赖土耳其和两伊边境的油气管道和贸易口岸。我们经常在新闻看到土耳其和伊朗越境轰炸伊拉克北部，打击各自国内隐密于此的库尔德分裂势力，实际上背后逻辑是伊库两党在和两国合作下的一种默许。只要不伤及平民，伊拉克库尔德两党不会采取强烈的回应。暂不论库尔德人之间复杂的内部矛盾，外界对库尔德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他们对于独立的诉求，即要建立一个大的库尔德斯坦国。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伊库区在伊拉克宪政框架下的“高度自治”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关系，需要回归具体现实分析。目前，库尔德人清晰的独立意识毋庸置疑，2017年独立公投的举行及其高参投率和支持率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曾在正式场合与伊库区一所大学的教授会谈，他全程只说库尔德语，最后迫使旁边的同事帮他做了翻译。但在私下聊天却发现，他也能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这件小事反映了库尔德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是，库尔德人清醒认识到，如今撼动民族国家既有边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每个国家的库尔德人面临国情都不一样，他们以解决自身的问题优先，从而衍生出了不同的国别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实践路径。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伊拉克库尔德人会配合外部国家合作打击其他国家的库尔德势力。大面上看，今天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存在两条政治路线，一是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简称“库工党”）为代表的、打破传统国家结构的游击战和地方自治模式，二是以伊拉克库区为代表的、在民族国家框架内高度自治的模式。伊库区如今属于库尔德政治谱系中维护既有体制的“建制派”。经过数十年的斗争，库尔德人在当前伊拉克的政治安排中享有一系列高度自治的权利，反映在各类制度化和非正式的政治安排中。例如，除了宪法规定的自治权利，按照2003年后伊拉克教派-族群的政治分权惯例，议长由逊尼派担任，总理由什叶派担任，总统则由库尔德人担任。顺理成章，出于对“高度自治”的维护，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了愿意维持现状的一方。这尤其体现在库尔德人和中央政府关于“去中央集权化”和“中央集权化”两种理念的博弈中，重点围绕的议题是伊拉克的油气资源开发、自治领土边界、外交权限和武装力量。伊库区长期绕过中央政府直接出口石油，中央政府对此十分不满。2023年，伊拉克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土耳其未经伊拉克政府允许，擅自从伊库区授权出口原油。诉讼导致伊库区的原油出口中断，经过库尔德人和中央政府的谈判，最终达成重新生产和出口原油的协议，代价是库区以后所有的石油收入必须先汇入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次年通过预算拨回给库区。这种南北之间“斗而不破”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
哈莱布贾是我去伊拉克库区所访问的最特殊的地方之一。它处于两伊边境的山区中。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极其重视两伊之间山区中的各个关隘，因为它们为库尔德游击队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这些地形复杂的山区，库尔德游击队武装来回游走、进退自如，伊拉克军队的坦克、战斗机等常规武器无法发挥优势。为此，1988年，萨达姆下令发起针对山区库尔德人的“安法尔行动”（Anfal campaign），由萨达姆的表兄弟阿里·哈桑·马吉德（Ali Hassan Majid）执行，一场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无差别集体惩罚掀开帷幕。这场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将作为游击队后勤补给网络的山区村庄连根拔起，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库尔德问题。
然而，“安法尔行动”却反向且长期地将这一问题固化了。在当代伊拉克库尔德人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的塑造进程中，“安法尔行动”发挥的重要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哈莱布贾，伊拉克军队发起有史以来针对平民居住区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攻击，造成五千多人死亡。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后，伊拉克前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Barham Salih）发起倡议，在此地建立起哈莱布贾纪念碑与和平纪念馆。“安法尔行动”的执行者阿里·哈桑·马吉德（他也因这场行动被称为“化学阿里”），在战后审判中被伊拉克法院判处绞刑，并于2010年实施。而绞死“化学阿里”的绳子，就被存放在这个纪念馆之中。
▲ “化学阿里”的绞绳。目前展品不开放拍摄，图源：Bareez Majid，in The Phantomic: The Halabja Monument and Peace Museum
我们抵达纪念馆的当天实际上是休息日，纪念馆并不开放。我们与门卫沟通，希望他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短暂参观，门卫慷慨地为我们破了例。走进纪念馆建筑中心的圆形大厅，5000多个逝者的名字密密麻麻地镌刻在黑色大理石上，其中上面一部分名字是红色的，代表那些生死未卜的失踪人口。最后一个展厅展览的是萨达姆决策“安法尔行动”的原始档案文件和幸存者的“证词”，其中就包括了处死“化学阿里”的判决文件和他的那根绞绳。在上世纪70年代，伊拉克库尔德社会中支持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人仅为少数，库尔德民众受益于伊拉克石油国有化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伊拉克国家有着强烈的政治认同，而非支持一个“泛化和空洞”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该时期的伊拉克复兴党档案大量记录了库尔德人与复兴党政府之间的合作，一些库尔德村庄积极为政府提供信息打击库尔德“破坏分子”，并苦恼于反政府游击队给他们的安稳生活带来的极大纷扰。同时，两伊战争期间，我们看到大量库尔德人和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打击库尔德游击队和伊朗军队，在册参战的库尔德民兵高达25万人。但到了1980年代末期，两伊战争接近尾声之时，长期的战争消耗和1986年油价暴跌给伊拉克国家能力造成了严重损伤，伊拉克政府无力维持原有的高福利政策和对库尔德平民和游击队的细分策略，尤其是无力去辨别偏远山区中究竟是哪些村落在支持库尔德游击队。“安法尔行动”集体惩罚的思路由此而生，萨达姆试图一次性地解决库尔德问题。但是，这一行动给库尔德社会带来的不仅是具体的受难，更是一种深刻的被抛弃感和认同幻灭。因为决定他们是否被惩罚的依据，已不再是自己是否支持游击队的政治立场，而是他们都是“库尔德人”。由此，伊拉克政府成为库尔德民族记忆中的一个可怕的“他者”，它主动地反向塑造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原本高度精英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在这场行动的激化下，开始进入社会底层库尔德民众的共同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库尔德民族主义及其认同从来不是一个既定的结果。
▲ 哈莱布贾纪念馆
如果说哈莱布贾纪念馆所具象化的受难记忆，代表的是一种对立于“他者”的政治记忆，那么巴尔扎尼民族纪念馆则代表着库尔德人构建“自我”的另一种记忆建构路径。巴尔扎尼民族纪念馆位于埃尔比勒省内的巴尔赞地区，2023年5月落成开放。纪念馆坐落在深山之中，交通极其不便，我们在陡峭的盘山公路上开了三个小时的车才到，来回就是六个多小时的车程。尽管如此大费周章，我们仍然坚持到此参观，是因为这个地方既是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领导人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故乡，也是他的归宿（他的墓碑矗立于纪念馆正前方的花园之中），更因为它是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斗争的重要起点。纪念馆以巴尔扎尼一生的事迹为主轴而布展。巴尔扎尼生于1903年，三岁时因家人参与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而与家人一同入狱。1919年，年仅16岁的他指挥了300人的军队参加了库尔德部落领袖谢赫·马哈茂德领导的起义。伊拉克1921年建国后，巴尔扎尼多次发动起义，并深度参与到1946年短暂存在不足1年的库尔德马哈巴德共和国（Mahbad Republic）的建国进程之中，任该国的国防部长。马哈巴德共和国灭亡后，巴尔扎尼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高加索辗转流亡，最终进入苏联，开启长达12年的流亡岁月。直至1958年伊拉克革命推翻君主制后，他才得到豁免回国参政，重新领导库尔德人对其自治权利的斗争事业。在经历1970年自治的高光时刻和1975年战争溃败的低潮后，他最终于1979年去世。在纪念馆讲述的巴尔扎尼的众多传奇故事之中，一则是关于他幸免于一次暗杀行动的故事。1971年，巴尔扎尼在接见一个宗教学者组成的斡旋团时，团员随身携带的录音机突然爆炸。但凑巧的是，刚好有一名服务人员在巴尔扎尼的正前方为他倒咖啡，从而替他抵挡了这次致命的爆炸袭击。展柜中不仅有当时巴尔扎尼用的咖啡杯，还有一罐玻璃瓶装的雀巢牌速溶咖啡。讲解员告诉我们，这都是当时的原物件，招待用的咖啡确实就是速溶咖啡，而非我们在盛产咖啡的中东地区可随时享用的现煮咖啡。其实，巴尔扎尼遇刺事件，对于任何一位研究库尔德问题的学者而言都是再为熟悉不过的故事，因为它构成了1970年代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中央政府关系转恶的重要节点之一。然而，在我阅读的不同文献与不同人的回忆录中，这个故事的细节不尽相同。有的人说当时巴尔扎尼喝的不是咖啡，而是红茶，有的则称喝的其实是水。这样的细节当然无关大局，但看到纪念馆内认定的版本是咖啡，并且是雀巢牌的速溶咖啡后，我以往的种种研究和阅读，瞬间被增添了太多的现场感和活力。或许，这就是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相碰撞而产生的独特魅力和温度。巴尔扎尼纪念馆提供的细节是否是历史真相，我们未曾可知，但这毫不影响它真实地反映出库尔德人所接受和构建的历史视角。细究起来，一个咖啡杯能在一场剧烈的爆炸中幸存下来，确实不可思议。同样的，巴尔扎尼当时穿的衣服也近乎完好无损地被保存了下来，唯一的损害仅仅是裤腿上炸弹破片造成的两个小破洞。但无论如何，巴尔扎尼在暗杀中幸免于难已是既定的事实。围绕巴尔扎尼人生中的种种故事，已成为伊拉克库尔德人主动塑造其民族历史记忆的宝贵素材。由此来看，从哈莱布贾纪念馆到巴尔扎尼纪念馆，库尔德人对政治记忆的建构已从应对“他者”的逆向建构路径，逐步扩展至塑造“自我”的正向建构路径。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变化，也是我们理解2017年库尔德人独立公投事件的重要依据。
▲ 巴尔扎尼纪念馆内厅
从长周期的历史视野来看，伊拉克及其所在的两河流域，在历史中不断经历起伏。强盛期如亚述和巴比伦时代，衰弱期它则沦为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缓冲地带，但至阿拔斯帝国时期，它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这种起伏性的历史周期同样延续至当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拉克强盛的局面离我们并不遥远。客观来看，这种周期化特点其实是由伊拉克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所具有的重大地缘战略位置所决定的。无论是从其大走廊的位置、社会文化纽带、经济资源禀赋、人口体量来看，伊拉克在地缘政治中都有着深远的辐射效应和导向作用。这决定了当伊拉克自身强大且强势的时候，它就有着成为地区霸权的冲动。而当它极为虚弱之时，伊拉克辐射四方的地理空间也让各种势力都试图深度地介入。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控制伊拉克强烈冲动的背后，一方面是为了遏制德国和苏联这样的世界性霸权，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压埃及、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这样的地区性大国力量。因此，2003年后弱化与虚化的伊拉克局势，既是大国博弈的前提，也是大国博弈的抓手，同时也是伊拉克曾经作为大国参与博弈的结果。因为没有1980年代以来萨达姆接连的外交冒险与重大战略失误，伊拉克也不会走向国际社会和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的对立面，最终在“9·11事件”的激化下引发美国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拉克今天面临的诸多治理困境，不单是美国霸权导致的结果，其背后是萨达姆与美国霸权互动的历史过程。二者在建构伊拉克的问题上，最终导致“双输”的结果。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固然横行中东，成为反美阵营的核心国家，但是他同时给伊拉克带来了深重苦难。萨达姆1979年上台，随后于1980年发动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1990年入侵科威特，导致1991年海湾战争和直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才结束的国际制裁，伊拉克在萨达姆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都处于一种非正常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伤痛的记忆导致了强烈的历史反弹，伊拉克在战后建立起按教派-族群划线的配额分权体制，带来一个互相牵制的政治体系，从而不太可能诞生又一个萨达姆式的强人政治家。近年来，伊拉克内部政治出现一些新变化，包括2021年草根性和民粹性极强的什叶派政治力量“萨德尔运动”的崛起，推动用“多数政府”取代以往的“共识政府”，要求打破以往三大派互相制衡的政治默契。但是“萨德尔运动”最终组阁失败，表明伊拉克政治重构的程度非常有限。我们前面讨论库尔德自治区的重要禀赋，其实伊拉克国家同样具备这些优越的禀赋，只不过伊拉克还没有充足的地区空间和国内整合能力来促使它重现既有的重大影响力。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将伊拉克如今的弱势视作一个线性的趋势。伊拉克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整合自己，库尔德问题无疑是伊拉克国家建构中的核心问题。积极的消息是，伊拉克的人心已经逐渐向稳，大家希望拥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因此各方有着反对外部对伊拉克事务干涉的共识，无论是来自美国的干涉，还是来自伊朗、土耳其的干涉，尽管伊拉克需要继续维持大国博弈的平衡，同时处理内部分化多元的政治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库尔德问题将继续构成观察伊拉克甚至中东地区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线索与切入口。*本文转自“平衡学会”，为平衡学会学人访谈系列第2篇，经李睿恒授权原创发布。
作者：李睿恒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专注于库尔德问题研究、伊拉克国别研究、中东研究。曾先后在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人文学院、斯坦福大学阿巴斯伊斯兰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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