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吴丰华︱中国共产党城乡经济思想的百年流变与演进逻辑
点击上方 “蓝字” 关注我们
中国共产党城乡经济思想的
百年流变与演进逻辑
第一作者简介
吴丰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城乡关系与反贫困研究。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54—64页。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科学的城乡经济思想:从革命战争时期的城乡互助思想、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思想、农业优先发展思想和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思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思想、工农业协调互助发展思想及农业机械化思想、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思想等;再到市场化改革中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思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和开发式扶贫思想;最终发展演进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思想、城乡融合发展思想、乡村振兴思想及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思想。党的城乡经济思想百年流变的演进逻辑是:党的城乡建设思想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经济战略,党的城乡关系思想既依循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党的城乡发展思想以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为准绳。
关 键 词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城乡经济思想; 城乡发展; 城乡关系;乡村振兴
引 言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勇于和善于结合中国实际开展探索创新,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在百年经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追求,紧紧围绕不同时期的核心战略,正确处理变化发展的城乡间矛盾,努力扭转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从分裂对立走向一体融合,形成了丰富的城乡经济思想——党的城乡关系思想经历了由城乡对立分割到城市偏向,再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直至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升级演变;党的城乡建设和工农关系思想由农业优先发展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思想,最终形成了以工补农,工农互促思想;党的城乡发展思想与“三农”问题思想经历了由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公有思想,到农业集体化、科学化、机械化思想,再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和乡村振兴思想的发展升级。在以往文献更多回顾党领导中国城乡经济发展和建设的历史成绩、主要做法、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对党百年城乡经济思想的演进流变进行划阶段梳理,并总结代表性思想成果,进而探寻党城乡经济思想演变的内在原因,从城乡建设、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三个维度凝练总结党的城乡经济思想的演进逻辑。
上述研究将回答中国共产党在“以什么理论和思想”指导城乡建设发展和“城乡思想演进变化的原因”这两个重要问题。只有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从以往思想中汲取精华,从过往偏误中发现教训。更为重要的是,对党百年城乡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指引我们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伟大征程中,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中国共产党城乡经济思想的
百年流变和主要内容
(一)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城乡经济思想演变与主要内容(1921—1949年)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面对的是一个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孙中山称其为比殖民地更低的“次殖民地”。中国共产党充分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的性质,基于对农村经济的一手调查和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经济建设的经验,初步提出了一些城乡经济思想,对城乡经济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政治向经济、由对抗向互助、由城市向农村的演进过程。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状况进行了考察和定位,对城乡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组织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党还认识到中国农村土地的长久性和依靠工农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能性,“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对于城乡发展的作用,提出促进城乡发展有助于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瞿秋白基于在苏联考察中的研究,提出“扩充财政,技术的影响于乡间”,以“创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
1927年随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提出与确立,根据地生产成为党的重点任务。面对当时物资短缺、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党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对于农村生产关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怎样分析阶级》中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村经济的生产关系是封建的剥削关系,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了消灭剥削关系,《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对城乡关系的性质,毛泽东认为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的对抗关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形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党暂停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只“没收当汉奸之大地主的土地”。同时,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供给并“在敌人后方用实行减租减息、减免捐税等方法动员群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指明中国革命道路,并批驳国民党的反共论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并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后者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党对城乡统筹和工农业共同发展进行了更多思考。新民主主义时期,从中国仍以小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出发,党提出工业与农业间的恰当关系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在革命即将胜利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处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的历史转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这一时期党的城乡经济思想成果可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分离到互助的城乡关系思想。一方面,产生了城乡分离思想。在解放战争以前,毛泽东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城市通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手段对农村进行双重盘剥,造成了通商城市的繁荣与广大农村的普遍贫困,城乡关系表现为激烈对抗关系——这种对抗本质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工商阶级联合剥削农民阶级的反映;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城乡互助思想。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逐渐因土地农有与合作化生产而无法对农村进行盘剥。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党提出了“城乡互助”的思想及政策,明确指出解放区的城乡关系“同旧的殖民地的城乡关系有根本区别”,不仅“城市要为乡村服务”,“乡村也要为城市服务”,解放区内表现为互相支撑、互相帮助的城乡关系。
第二,从农业优先到农工商协调发展的工农关系思想,农业优先发展思想。根据地各种经济事业的发展,无不同农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无不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或基础。发展农业不仅承担了提供生活资料、供应工业原料、发展与白区的贸易三重经济职能,更是开展土地革命这一生产关系变革的物质保障和直接目的。1948年1月,毛泽东提出在平分土地以后,农民要积极劳动,积极开展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合作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组织。进一步,农工商协调发展思想。党在强调以农业为中心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的发展。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使根据地成为“发展中国工商业最好的地方”。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将“保护民族工商业”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刘少奇指出:“世界上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第三,“耕者有其田”的农地思想。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在抗战后要“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其目的是将农民从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救出来,为进一步革命打牢群众基础,为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提供可能。此外,党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土地公有思想,这种思想虽因不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求而没有大规模地投入实践,但却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大改造的思想源头。
(二)改革开放前党的城乡经济思想演变与主要内容(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党逐渐把国家经济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形成一系列契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城乡经济思想,其变化服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调整以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农业极其落后,科教文卫水平低下,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尽快恢复城乡经济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党提出了以城市和工业为中心、城乡兼顾、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城乡经济思想,制定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采取了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土地改革运动、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等措施,推动建立新型和谐的城乡关系。1953年12月,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提出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思路。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城乡思想出现了偏差,从城乡统筹兼顾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转变为片面追求工业超高速赶超思想和农业超前的“一大二公”思想,实践中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面对问题,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从此,党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并着手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并重新重视农业的发展。但“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陷入严重内乱,严重阻碍了我国城乡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延续和固化。
这一时期党的城乡经济思想主要成果有三个方面:第一,城乡关系思想。一是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互助思想。党力图构建一种“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全新的城乡发展模式,改变以往城市发展要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模式。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二是城镇化和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思想。毛泽东指出:“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因此,要依据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城市化发展客观规律,合理配置城乡人口,鼓励城市和农村居民间的互相流动。当然,这种思想因为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难以契合而无法落实。
第二,工农关系思想。首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农业协调发展思想。1951年12月,毛泽东较完整地阐述了工农关系思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并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其次,工农互助思想。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序言指出:“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可能援助农民的。……在实际上,这是工农的互相支援,城乡的互相支援。”最后,工农产品等价交换思想。党认为农业和工业产品的交换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明:“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产积极性,对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三农”发展思想。一是农业机械化思想。党提出要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改变新中国农民生活贫困的状态,就要改变我国自封建社会以来延续的分散的小农经济。1959年,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出:“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二是增加农民收益,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在党中央的直接安排部署下,我国开始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同时,党十分重视教育问题,提出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三)市场化改革中党的城乡经济思想演变与主要内容(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后,针对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工农生产要素非市场配置、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工农业非均衡发展、农民缺少自由流动权、城乡居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均所造成的城乡问题,党顺应市场化改革取向,突出强调城乡关系的协调性、多维性和全局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提出要“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会前,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打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枪。1983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1985年1月,在确立了“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取消了运行30多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以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党的城乡经济也进入稳定完善农村经营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时期。党的十五大提出,要“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理念,并将统筹城乡列为首位。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两个反哺”的重要思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可行政策方案。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这一阶段党的城乡经济思想的最高顶层设计,其后进一步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都是这一思想的延展和深化。
这一时期党的城乡经济思想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城乡关系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并将其列为“五个统筹”之首,“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把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城市居民利益与农村居民利益统筹兼顾,逐步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割的局面”。进一步,党提出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思想。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提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他指出,统筹推进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明确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做好城乡经济统筹发展规划,创新城乡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培育城乡一体的经济核心竞争力。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第二,“两个趋向”论断下的“两个反哺”思想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思想。2004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旨在扭转此前因执行工业和城市偏向政策而导致的城乡及工农差距拉大问题的“两个趋向”重要论断。基于此论断,党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思想。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适应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政策趋向的变化,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切实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放到国民经济全局中统筹安排”。同时,党还提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第三,系统推进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一是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想。顺应市场经济及改革开放的需求,1982年,党的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正式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思想。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改善农业产业结构,指出:“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并指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两条途径——鼓励多种经营和鼓励农民转型就业。对于农业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国家建设的后腿。”1991年,江泽民指出:“推进现代化农业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农民要富起来,还得走科技兴农的路子”,“需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同深化农村改革结合起来。” 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细化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内容,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四是开发式扶贫思想。1994年3月,中央政府基于对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正确认识,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指出要通过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大科技扶贫力度、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稳步推进自愿移民搬迁、增加政策和资金保障等方式,争取在2010年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
(四)新时代党的城乡经济思想演变与主要内容(2012年至今)
2012年前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的特点,中国崛起、西方式微、秩序重构导致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内部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由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并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等若干政策举措。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作出了部署,提出整治村庄人居环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推动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等举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提出必须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新理念,同时也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对城乡关系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发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通过决胜脱贫攻坚、夯实农业基础、补齐农村短板、壮大乡村产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落实优先发展等来缩小城乡差距。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两大目标任务,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必须攻克,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必须补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党在这一时期的城乡经济思想主要成果有四个方面:第一,新时代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思想。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升级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思想,正式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顺应城镇化大趋势,牢牢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方向,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突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构建促进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城乡融合以要素融合作为前提条件,实现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把产业融合作为关键之举,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将空间融合作为载体,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第二,新时代工农互促思想。2012年党强调“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表明了一种新的城乡工农关系思想正在形成,由“以工促农”转变为“工农互促”,体现了工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的趋势和新要求。2020年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明确,“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
第三,乡村振兴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目标任务,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后,要继续“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历史使命,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
第四,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思想。2013年11月,基于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对新阶段的开发式扶贫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新指示,这是党的扶贫工作第一次将扶贫对象瞄准到人。2015年,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途径是“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和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说,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的“脱贫攻坚”思想及其实践,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依托精准手段,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的“益贫市场”机制,解放贫困者的生产力,使他们不仅成为分配的受益者,也成为增长的贡献者,推动实现整个社会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城乡经济思想的
演进逻辑
基于上文梳理,可以发现党的城乡经济活动和背后所形成的思想至少包括城乡建设、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三个维度,我们将以这三个维度进一步提炼党城乡经济思想的演进逻辑。
第一,党的城乡建设思想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经济战略。党在每个阶段的城乡建设相关思想均立足于当时国情并服务于国家经济战略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国家经济战略的变化,城乡建设思想的主基调不断变化,相应城乡经济政策也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前的城乡建设思想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一时期,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这一根本任务,就必须为革命寻找最大公约数。由此,党先后提出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耕者有其田”思想、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思想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将土地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等思想,这既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最广大阶级——农民的最大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城乡建设思想服务于当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在资源有限且违背比较优势而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情况下,只能通过国家——这一不同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手段——将有限的资源和农业剩余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上。建国初期“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思想,以及大跃进后经济调整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思想,都是集中资源并转移农业剩余向重工业高强度配置的直接反映。
改革开放后,党的城乡建设思想服从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下解放、发展生产力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首先,彻底变革计划经济下的政策。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与推广到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从统购统销的取消到全面废止人民公社制度,都体现了这个重大转向。进一步用好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促进城乡生产力全面协调发展。优先以市场之手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辅之以国家“给予之手”促进“两个反哺”、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城乡建设思想以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准绳,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针对“三农”发展不充分的短板,党陆续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思想和乡村振兴思想;为“一个都不落”消灭农村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提出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思想,最终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
第二,党的城乡关系思想既依循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党的城乡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与我国城乡建设实践探索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以马克思的消灭城乡对立、促进城乡融合的思想为指导,提出未来中国“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党进一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力图打破城乡分离的格局,构建“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城乡发展新模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发展和分工深化会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的论断。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们的根本任务转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党城乡关系思想的主基调也逐渐转向融合。改革开放之初,党将土地使用权、部分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以及市场参与权等交还农民,促进了城乡差距迅速缩小。同时,为尽快扭转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和分税制改革后导致的地方财力不足而愈发严重的“三农”问题,还陆续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等思想并开展相关实践。进入新时代,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陆续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融合”等新思想、新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理论意蕴和时代内涵。
第三,党的城乡发展思想以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为原则。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纵观党的百年城乡发展思想,党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最根本任务,同时注重依据生产力水平对城乡关系进行调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导致城乡处于对抗状态,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而消灭城乡对抗的最快方法无疑是消灭私有制,以尽快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党提出通过发展劳动互助,打破个体和家庭为主的生产组织形式,大搞生产运动,调整生产关系。这些措施对摧毁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重塑农民和土地关系,并促进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中国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殖民和封建剥削制度,并实际建立了超越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制度,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为了尽快促进生产力追赶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尝试用最快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出“以钢为纲”“以粮为纲”“超英赶美”等加速赶超思想,但赶超带来了非均衡发展,特别是工农业发展失衡,反而在一定程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恩格斯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党吸收了这一思想并借鉴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试图以较快速度在农村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建立人民公社制度。但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制度型式,因超越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且无法解决激励问题,而难以持续。
改革开放之后,为校准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而人为拔高的严重问题,党重拾实事求是原则。一方面注重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1980年邓小平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加大支农财政补贴,免交农业税、推进农业现代化等相关政策,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另一方面,重新调整农村生产关系,逐渐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新时代以来,党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城乡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新特征,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同时,为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党适时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并且提出“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此外,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2021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结 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提出了丰富的城乡经济思想,并以非凡的战略定力和治国智慧,将上述丰富的思想转化为促进城乡发展的法律法规、宏观战略和政策措施,并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城乡进步和发展的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重要步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和极其复杂、充满危机和斗争的大环境,通过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实践,摸索农村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密钥,对农民阶级性质、发展农村生产、土地制度变革和工农业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党围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加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提出了一系列城乡经济建设和城乡生产关系改造的思想,虽然存在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追求所有制变革、工农业比例失调等问题,但是却帮助中国在极端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党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共存融合的理论难题和制度桎梏,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线,提出了丰富的城乡制度变革、生产力发展、工农关系调整、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思想,促进中国基本完成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变。新时代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等城乡经济思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构筑了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并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起点展望中国城乡建设与发展,我们要做到守正创新:守正,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创新,即面向新发展阶段、适应新发展格局,以全面准确理解新发展理念形成理论与实践自觉,彻底打破土地、劳动力等制度坚冰,加强创新性制度供给,不断赋予城乡深化改革新动能。如此,我们才能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阅读扩展
刘瑞明︱唤醒“沉睡”的科技成果: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困境与出路
END
责辑/审核 | 卫 玲
网络编辑 | 樊丹丹
1913年创刊
更多内容请访问《西北大学学报》首页了解:http://jnwu.nwu.edu.cn
投稿:xbds.cb.cnki.net
电话:029-88302242
邮箱:xdxbsk@nwu.edu.cn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期第54-64页。文中插图由作者提供。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