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推介】杜敏︱乡村振兴新语境与农民语言能力的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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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新语境与
农民语言能力的新构成
第一作者简介
杜敏，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54—62页。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农民观念的转变、现代化素养的培育、各种能力的提升,相应技术的获得,这离不开语言能力的提升与发展。一方面是由语言的符号属性、工具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并通过它在信息传播中的介质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在经济增长中的助推力来体现的;另一方面也是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新发展业态的形成、现代化生产生活环境改变所致语言使用环境的变化相关。农民的语言交际范围不断扩大、语言传播对象显著扩展、语言传播的载体发生巨变、对农民语言传播技巧与策略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民要不断提升其语言习得能力,尤其是习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其交际能力,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语言能力;要不断提升他们的语言传播能力、语言技术处理能力、语言管理能力等提升性语言能力,同时还要积极培育并发展农民建构性的语言服务能力、语言文化建构能力等。关 键 词
乡村振兴；语言能力；语言习得；交际能力；语言管理；语言服务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三农”建设与发展的总抓手。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以“生态+”“文化+”“旅游+”“金融+”“互联网+”的模式,确保农民持续增收致富,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综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美丽乡村、智慧乡村、善治乡村持续建设,这已成为我国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最主要的任务。完成这些主要任务需要振兴乡村的不同主体,如政府、企业、公司、小业主、新农人及农民等合力而为,持久发力。这其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农民理念的转变、素质的提升、能力的发展、技术的获得显得尤为重要。但要转变农民的观念、培育现代化素养、提升相应的能力,绝对离不开语言能力的提升与发展。这一方面是由语言的符号属性、工具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并通过它在信息传播中的介质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在经济增长中的助推力、在新文化中的建设能力体现的;另一方面,也是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新发展业态的形成、现代化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乡村文化的振兴所致语言使用环境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探讨乡村振兴对农民语言能力的新要求,并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农民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对乡村振兴中语言能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一,语言扶贫与乡村振兴语言建设的关系研究,认为乡村振兴仍要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解决相对贫困的有效方式。其二,乡村振兴中东西部地区农村的语言生态,以及语言服务的现状与优化路径,提出乡村振兴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其三,乡村振兴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要与新业态相结合，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对于乡村振兴中最重要的主体——农民语言能力的构成、语言能力的现状、语言能力的提升路径等问题,学界的研究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新语境的变化为出发点,着重分析其对农民多种语言能力的新要求,即农民语言能力提升的主要方面,以便为进一步调研我国不同地区农民各种语言能力的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奠定基础。
乡村振兴农民语言使用的
新语境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乡村振兴的目标与任务使其发展路径与之前显著不同，出现了以下几个显著变化:第一是产业形态的变化,即数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形成新经济形态,它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石,以数字化、扁平化、智能化、协同化为特征,以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知识经济、创新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发展方向的全新的经济形态。这一新经济形态辐射到乡村振兴中,就是不断加快数字乡村的建设,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加快并夯实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提出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平,明确了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第二是发展模式的转变,即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联动发展。它加速了城乡人口、资源和要素的流通,带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帮助农民获得更多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机会。第三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全面振兴。其中产业振兴是物质基础,人才振兴是核心,文化振兴是支撑,生态振兴是目标,组织振兴是保障。乡村的全面振兴要求新型农民人才要与时俱进,转变观念,提高素养,提升能力,进行自我的发展。不仅要具有科技知识与经营理念以促进产业振兴，同时要在经营与发展中确保乡村生态的改善,创造适宜绿色生产、宜人生活的优美环境;更要在继承优秀农耕文化与乡土文化基础上，创造并构建新时代的新乡村文化,确保乡村治理体系的振兴。
以上乡村振兴的新特点必然带来农民惯常、自然的语言使用环境发生巨变，表现在：
1.农民语言交际的范围不断扩大 一方面乡村振兴加大了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加大了公共资源向农村的倾斜,鼓励城市企业同农户、农民建立伙伴关系,投资兴业、承包项目、行医办学、提供金融、法律等服务;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统筹并优化城乡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确立功能鲜明、区划清晰的各种不同的功能区,如人居的中心村、中心镇、小城镇;生产的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区、田园综合体等。无论是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引进与建设,还是各种园区及综合体的建成;无论是在网上预约看病,还是在网上银行或实体银行办理业务,数字技术的应用,均使农民的交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交际范围扩大化，必然对其语言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2.农民语言交际的对象显著扩展 与语言交际环境出现变化相关的是,农民语言交际的对象也显著不同。乡村振兴中,表现最为活跃、参与度最高的是金融、电商、房企这几类企业,以及从事智慧农业的职业新农人。京东集团在全国范围建起17家高标准合作示范农场,还与地方政府、当地企业三方共建了地方特产馆,充分利用京东集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方面的技术能力,销售渠道和品牌建设能力,积极推动乡村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使京东成为农特产向外输出的重要平台。华侨城按照共享、共治、共赢的发展理念,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建成若干大型、新型城镇化示范项目,形成若干旅游项目,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岗位。由上可见,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的交流对象显著扩展,包括各类企业家、科技人员、新职业农民、农产品的经营者、电商以及来乡的游客等不同的人员。
3.农民语言传播的载体发生巨变 数字乡村建设使各种数字技术向生产、加工、流通、市场、生活、服务等农村产业链和生活端快速渗透,带动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生活以及数字治理质量的提升。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年8月)有关数据,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占网民整体的29.4％,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行政村通光纤4G的村庄比例超99％。202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销售额达9 549.3亿元,同比增长21.6％,其中农村实物商品销售8663.1亿元,同比增长21％。农产品网络销售规模达2088.2亿元。网络在农村的普及使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接受语言信息、处理语言信息、传播语言信息的载体与前大不相同,发生了巨大变化。
4.农民语言传播策略越来越丰富 无论是东部农村,还是西部偏远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的语言环境的变化，对其语言传播策略要求越来越多。如链接农村生产、经营和消费的电商都积极参与农村电子商务活动。其中以语言为载体、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网上直播方式成为农村电商中的黑马,其用户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这些直播者既有知名主持人和明星,也有县长、局长等政府人员,还有越来越多的果农、粮农、菜农等各类农户参与其中,一个“人人直播、万物可播”的时代悄然到来。当语言直播成为农产品的一种销售方式时,它对直播者的语言组织能力、语言传播的技术掌控能力、语言传播的策略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熟悉网络技术,又要布置好直播室;既要熟悉产品所在地的文化与风俗,农产品的性能与特色,同时还要把握购买者的心理需求,并通过各种语言方式与技巧,将农产品推销出去，以提升农产品在直播销售上的竞争力。
5.农民用语文明程度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说语言扶贫旨在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助力偏远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消除语言障碍,增强就业渠道与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以减少贫困、摆脱贫困，那么乡村振兴作为“三农”现代化的总抓手,其涉及的区域既包括发达地区,也包括刚刚脱贫的农村地区;其全面振兴的总目标对农民素质与能力的要求远超脱贫攻坚之时。一方面,语言作为学习各类知识并用以发展自我最重要的载体,是传承社会价值和理念,传播历史和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最重要的途径,语言能力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能力。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要求农民语言使用水准也要不断提升,既要保存农民语言使用中鲜活、生动、有趣味的部分,保持其语言生态的良好发展,同时又要消除农民语言使用中存在的不当及粗语,这是事关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民语言能力提升与发展的重要方面。
可以说,乡村振兴形成了农民交际语境的新变化,使农民交际范围扩大化、交际对象多元化、交际载体数字化、交际手段策略化、交际文明度不断提升。这一系列重大变化不仅显示出村民语言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同时也使农民语言能力的提升与语言扶贫时期显著不同。
乡村振兴中
农民语言能力的构成
我国乡村振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特点,但乡村振兴的基础存在巨大差异,且农民所处地域差异大、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素养有别、各自原有的语言能力也显著不同,所以要实现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与现代化,应探寻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农民个体语言能力提升的核心内容。个体语言能力的内涵随时代发展与语言传播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们认为农民的语言能力是农民掌握有关语言的知识和水平,以及运用所习得的语言在不同的交际环境、运用不同载体、面对不同人群完成各种活动并实现其目标的实际能力,是乡村的社会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不同学者对个体语言能力的构成有不同的认识,其中个人的语言能力包括习得能力、交际能力、传播能力、技术处理能力和管理能力等五个分项能力,这一认识比较符合乡村振兴中农民语言能力提升的不同方面。但针对乡村振兴的总目标以及我国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中农民在语言实际能力上的差异,不仅需要对这五项能力进行分级,且在这几项语言能力之外还需增加农民的语言服务能力、语言文化的建构能力。所以,我们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语言能力提升的主要内容是既相互联系,又有不同的能力层级体,包括基础性的语言能力——语言的习得能力、语言的交际能力;提升性的语言能力——语言传播能力、语言技术处理能力、语言管理能力;建构性的语言能力——语言服务能力、语言的文化建构能力。1.乡村振兴中基础性语言能力 乡村振兴基础性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通用语的习得能力与运用国家通用语的交际能力。(1)普通话习得能力。语言习得能力指“个体在家庭、学校或社会中获得的语言知识的能力,包括母语习得、外语习得和通用语习得的能力,包含单语能力和多语能力。通用语包括地域通用语、国家通用语和国际通用语。”国家通用语在我国的通用度最高,以其作介质的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信息流动的易通性等都占有极为显著的优势。所以提升农民国家通用语听说读写的习得能力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第一,国家通用语的习得能力是乡村振兴中巩固推普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方面。以推普为方式的语言扶贫助力广大贫困人口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使得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80.72％。第二,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城乡之间国家通用语的普及率仍存在较大差异。全国还有近1／3的省区普通话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从实证调研看,我国东西部普通话习得水平存在差异。东部的江苏扬州、泰州、南通三地乡村,农民普通话听说能力中一般熟练、比较熟练、很熟练的人数达86.4％,不熟练和不太熟练的占13.6％。书面阅读中一般熟练、比较熟练、很熟练的人数达86.7％,不熟练和不太熟练的占13.3％。在我国西部青海省互助县五十镇土观村的土族农民中,能听懂普通话的占77％,能使用普通话交际且很熟练、熟练的占38.5％,一般熟练的占33.3％,共占71.8％;书面说阅读中全能读懂的占43.6％、大部分能读懂的占25％,两类共占68.6％。能熟练书写和大部分会写的占66.7％。以上说明,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得能力仍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内容。第三,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农民普通话的习得水平,这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途径。2021年11月30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坚定不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提高普及程度, 提高普及质量, 增强国民语言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并提出“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的主要目标。2021年12月28日, 教育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语委联合印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要“聚焦重点、 全面普及、 巩固提高”的推普方针。不仅要全面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 而且特别提出要提升普及的质量。当然,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既要坚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提升农民习得国家通用语的能力, 也要坚持各民族语言平等、 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 增进民族团结, 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有关要求是一致的。第四, 从语言生态看, “由于我国各民族的语言和地区方言都在平等地使用和发展, 族际交流和区际交流存在困难, 才需要国家通用语言来满足交际的需要”。另一方面, “也正是有了国家通用语言, 保证族际区际交流的顺畅, 才为各民族语言和方言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2)通用语言文字的交际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即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运用语言文字符号,针对不同的对象、目标和任务,采用不同交际手段和策略所进行的广泛、有效交际活动的能力。语言交际包括面对面的交际和网络上的交往。在这一过程中,交际一方要进行语言符号的复杂编码,要遵循编码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语义的消歧性、表达的简洁性等原则;要注重自我及交际对象社会角色的差异以及文化水准的不同。同时, 语言符号的解码也是一个复杂的思维与判断的过程。一是要求解码者建立一个“公共信息库”, 与编码者具有共同的符号代码库、 相似的文化背景、 类似的生活经验、 共享的生活常识、 接近的专业背景、 相当的语言储备等。二是正确地利用语境以确立语言符号的真实所指, 帮助理解语言符号所传递的完整意义内容, 有助获得确定的话语意义以及言外之意等。所以, 国家通用语的习得能力是国家通用语交际能力的基础, 国家通用话的交际能力是其习得能力的应用与实践。农民运用国家通用语言编码和解码的水平越高, 其交际能力就会越强, 社会交往的空间就越大, 获得发展的机会就越多; 农民运用国家通用语言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能力越弱, 则其交际能力就会越差, 其社会交往范围就难以扩大, 不易获得更多发展的机遇而融入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也难以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在乡村振兴中,农民的语言交际能力,除使用语言文字进行日常生活交际外,还需要根据乡村振兴交际环境的变迁、交际对象的不断扩大、交际任务的不断增多,来提升其新语境中的交际能力。既要注重现代农业生产中农民与科技人员、返乡新农民的交际，也要注重农村电子商务中农民与销售人员、快递人员、包装人员、消费者的各种交际，要注重现代乡村治理中与各类公务人员、不同民众等的交际，要注重与乡村各类游客的交际。要通过一定的培训,提升农民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之中,与不同的交际群体与对象,面对不同的交际任务与目的,采取不同的交际策略与交际方式的能力。如乡村旅游项目,除有鲜明、统一的形象标记、宣传口号、基本的旅游推介外,也要求村民具备旅游咨询的交际能力,即通过自己的言语交际,告知游客乡村景区的特色、有趣的故事、特色民宿、特产等。要通过其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满足农民从单纯的售卖农产品向更多的“卖过程”“卖风土人情”的转变,促进乡村从单纯的农民居住向农民市民居住的转变。通过村民交际能力的提升,吸引更多外部人才、资金进一步流向乡村,带动乡村深度发展与振兴。综上,仍需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并提升农民运用国家通用语进行交际的能力。2.乡村振兴中的提升性语言能力 乡村振兴所需的提升性语言能力包括农民的语言传播能力、语言技术处理能力、语言信息的管理能力。(1)语言传播能力。语言传播能力主要指村民运用语言在口头和书面介质之外进行的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甚或大众传播的能力。区别于人际传播的是,它的交际对象发生了变化;它的传播涉及面广,传播效应更大;它的传播介质,除了口头和书面以外,往往借助网络和数字化的融媒体。在数字乡村建设和发展中,农民利用网络进行语言传播的能力尤须提升。其一,乡村振兴中数字乡村的建设使农民的语言传播载体巨变。传播载体的不同,使语言传播的效能也显著不同,应使农民对之有充分的认识,进而不断增强提升自己语言传播能力的愿望。其二,数字乡村给农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和新通道,要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和新载体,把相对封闭和影响力有限的乡村信息通过语言文字广泛地传播出去。使农民既了解外部的各类信息,同时也可以将自己所在乡村各类信息快速传播出去,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机遇与路径。如陕西礼泉县袁家村2007年开始兴起乡村旅游,主打关中民俗和美食,让游客进行民居式酒店体验和农家生活体验。袁家村汇集了1 000多个创客,在袁家村投资、开店、做生意,吸纳了周边村民及外地约3 000多人就业,2017年接待游客量更是达到5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4亿元,全村人均收入超10万元,成为乡村旅游之黑马。袁家村村民、村委会特别注意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的语言传播。即通过文字和图片介绍旅游攻略、旅游项目、美食特色、农家项目,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乡村特色的旅游语言景观。如使用双语牌匾介绍村中生活特色“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馆 Ecosystem Life Experience”;利用双语介绍饮食特点“袁家村 好材料 好工艺 好吃的／The Yuan Village Ecosystem Life Experience／Good Food,Material good,Cooking Process+Goodies”“老街酒吧 Yuan Village old street Bar”;使用方言词体现特色食品,如“嘹咋咧酸梅汤”“嘹咋咧柿饼”;使用繁体字“中華食品街”“關中非遺文化傳承館”“書院街”。这些语言景观尽管有一些不规范之处,但对乡村旅游起到了耳目一新的传播作用。(2)语言技术处理能力。乡村振兴新技术带来农村产业结构及运营方式的变化,数字基建带来的“互联网+”的新业态,使农民在生产、生活、经营中均要面对各种新型数字化的产品和新技术,并运用这些产品进行信息的传递,或处理这些产品上的信息。如何使用这些数字新技术、新产品以进行语言信息的处理,或处理这些新技术、新产品上的各类语言信息,这是乡村振兴农民必须培养的新语言能力。如农业农村部为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提出“将继续开展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和电子商务培训”。再如直播带货,就是运用网络所进行的商品推销与传播,通过这些新技术、新程序,使“乡村所拥有的‘异质性’的价值进一步体现,低密度、特色化的建成环境,大尺度、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民风、民俗、民族服饰甚至多样化的方言……都能成为直播的亮点”。可以看出,网络的广泛使用,要求语言的新技术处理能力不断提升,这样才能与时俱进，获得更大发展。(3)语言管理能力。语言管理能力是包括语言信息的生产、获取、判断以及分类应用的能力,是个体语言能力中越来越显重要的新能力。网络时代语言的海量信息不断产出,这是因为语言传播的新渠道——网络及传播的新载体——手机的广泛使用,语言传播的新技术——各类新流行软件等技术的推出,加之广大网民广泛而热情的参与,使得各类传播所致语言类信息量骤增。这些信息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质量上参差不齐、表达方式上千差万别、表达目的各有不同,这就给语言信息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机构管理能力均提出了要求。以农村使用量最大的手机而言,部分农民进行语言自我管理的水平仍十分有限,语言信息的生产传播及语言信息的获取都存在一些问题,如在技术赋权的推动下,广大农民也打破了媒介的专业壁垒,参与到各类媒介的语言生产和传播中来。但一些人为了博取眼球,获取流量与点击量,进行低俗、刺激、搞怪的各类语言传播,缺乏对自我及他人语言信息的管理意识;另外一些不主动进行网上传播的农民,获取语言信息的路径和类型较为单一,多是以日常聊天与音视频浅娱乐为主，他们获取农业生产、法律法规、社会治理等信息主动性、自觉性则相对不足；对网络海量语言信息难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缺乏对语言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增加了产生错误认知的风险。所以,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培养其语言的自我管理能力,净化语言使用环境、提升语言表达效果,提升语言安全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3.乡村振兴中的建构性语言能力 乡村振兴建构性的语言能力包括自主性的语言服务能力和语言文化的建构能力。(1)语言服务能力。尽管对语言服务的认识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有专业和非专业的差异，但广义来说,“语言服务就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要”。语言服务作为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语言行为,要求语言服务的实施者应当具备服务的意识和服务的能力,且应当制定明确的服务准则、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目标等。乡村振兴中的农民既是提供语言服务的服务者之一,也是接受语言服务的对象之一,他们的语言服务能力亟须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一方面,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是集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旅游、生活、治理为一体的乡村社会。这一不断开放的社会需要语言服务意识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显性化。语言服务能力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升,语言服务的方式随时代与对象的不同而多样化。乡村振兴较为典型的村落,其村民语言服务的意识与水平显著较高。如陕西关中民俗生活体验地袁家村,受疫情影响其旅游一度停歇。但村委会具有很强的语言服务意识，疫情好转后,通过网络发布开放时间、防疫措施、应急预案、进村流程、温馨提示等内容，对游客提出“扫码登记—关注公众号—点击链接—登记信息——提交”的扫码流程;提出测体温—消毒—戴口罩—配合管理人员的防疫要求。袁家村这种语言服务意识,通过网络广泛告知的语言服务方式将有关信息有效地传达给游客，获得了游客的赞誉。当然,乡村语言服务的能力还包括乡村农产品说明书的制作、乡村语言景观的设置、乡村导游的语言培训等等不同的方面。(2)语言文化建构能力。语言文化建构能力是指农民语言使用过程中要不断强化其语言表现力并建构新乡村文化的能力。语言是人类不同形态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文化整体的一个构成部分,语言与文化具有互生、互渗、互动的作用。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促生并发展了人类的语言,语言又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表征。从功能上看,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又具有建构和传承文化的功能,并且是以符号体系的形式整体来发挥作用的。从发展看,社会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在语言中有所表现。语言与文化这种互生、共变的关系使得我们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既不能离开基础性的语言能力建设与提升,同时也要注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语言在文化上的建构功能,丰富并发展乡村振兴中新型的语言文化,使语言文化建设成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内容。其一,注重采用村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制定村规民约、传播乡村文明、倡导新乡风。诸如新三字经“新农村,洁为先,生活好,靠环保……”来倡导环境保护、美化村容村貌;用排比句“家以和为贵,邻以亲为近,情以义为重……”来宣传睦邻友亲。还可采用公共空间上的语言景观加强教育子女、重塑家风家训,加强消防意识、维护乡村安全;倡导廉政建设,促进文明治理。其二,既要继承以往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又要确保语言在文化建构上的时代性。可对传统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信”进行新时代的解读,如“智者,明辨是非、曲直、斜正、真妄。有理智,心境平;律己严,待人宽;解人难,补人过;扬人长,谅人短”，同时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其三，注重将新型传播手段与语言文化建构联系起来,将有声的听觉语言文化建构与视觉的语言文化建构结合起来,通过抖音、微信、短视频等新技术形式将村民被动的语言文化接受转变为村民主动的语言文化建构,真正促进乡村语言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上几个不同层级的语言能力是相对的而非截然分开的不同层级,它们之间也可能相互影响和有效促进,需要农民针对不同对象、不同交际任务在不同时间段提升不同的能力,目的是其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与发展。结 语
乡村振兴的实施是促进我国“三农”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带来了农村生产、生活、治理、生态等一系列巨大变革,使农村人才的振兴显得尤为重要。提升乡村振兴最重要、数量最大、分布范围最广农民的素质,使其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必须提高其语言能力。其一,语言的符号属性,使语言能力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能力。其二,语言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属性,使语言能力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交往与社会活动范围。其三,语言的社会属性,使语言能力影响着人的社会交往与关系的建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四,语言的经济属性,使语言能力影响着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增收、增效。
乡村振兴、尤其是数字新基建,使农民语言交际语境发生变化。其一,交际范围打破了乡村自足自闭的状态,向着开放、互通、城乡融合的方向发展,因而农民的交际范围不断扩大,要求其语言能力不断提升。其二,农民语言传播的对象显著扩展,涉及金融、电商、高科技、乡村游客等不同领域的各类人员。其三,农民语言传播的介质发展巨大变化,使农民生产、生活当中接受信息、处理信息、传播信息的载体与以前显著不同。其四,乡村振兴对农民语言传播的技巧与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语言能力提升的主要内容是既相互联系,又有不同的能力层级体。
第一,基础性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通用语的习得能力与运用国家通用语的交际能力。一是语言习得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能力,要确保其普及度的提升和普及质量的提高,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与作用。二是农民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包括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以及网上的人际交往,既要构建和谐的交际氛围,也要在网上交际中寻找商机,促进乡村振兴。
第二,提升性语言能力。乡村振兴所需的提升性语言能力包括农民的语言传播能力、语言技术处理能力、语言信息的管理能力。农民语言传播能力的提升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乡村的知名度、扩大乡村的对外影响力、提升乡村振兴的品牌。农民语言技术处理能力的培育,是新时代、新技术带来新业态及新生活方式的要求。语言管理能力的培养,是语言传播新技术、新渠道以及民众广泛参与所致语言信息海量剧增以及网络安全、语言生活和谐的要求。
第三,建构性的语言能力。包括语言服务能力、语言文化建构能力。加大农民语言服务的意识与能力建设,使乡村成为能吸引外来人员、留住外来人员,带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注重语言与文化共变关系,丰富并发展乡村新型语言文化,既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又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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