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些杀人事件会成为故事，它们有着恐怖、暴虐而且神秘的凶手，真相难以揭示，有着强烈的戏剧性，以致演变成激动人心、众说纷纭的传说。而如今，惩罚者掌握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理解，这类故事结束了，新的故事正在开始。

文 | 王天挺   采访 | 王天挺 陈梦岚

编辑 | 林珊珊   事实核查 | 刘洋

如今的凶手变笨了

写出一篇伟大的古典犯罪报道是我这种古典型记者的理想。谋杀案是我最喜欢的。发生谋杀，意味着我能摆脱讨厌的主编，展开一段冒险，辗转飞机、火车、客运和摩托车，去到一个本该终生难以涉足的地方。我从小就被那些恐怖的谋杀案件所吸引：白银连环杀人案、南大碎尸案、白宝山连环杀人案或是杨新海连环杀人案。他们是一系列扑朔迷离、谣言四起、凶手被描述为杀人狂而警匪间原始角逐的故事。

它们是“日常里的犯罪传奇”，真相是那么难以寻找，以至于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不同版本的传说。

但这十年以来，我很少再见到这样的故事。如果考察一下近些年最受公众关注的谋杀案­­­­——马加爵案、邱兴华案、杨佳袭警案、湖北邓玉娇案、夏俊峰刺死城管案、贾敬龙射钉枪杀人案、药家鑫案、林森浩投毒案、辱母杀人案——这些案件与20年前那种曲折离奇的案件大异其趣。

在这9起谋杀案中，没有深思熟虑的手段和难以琢磨的动机。没有一起是因为谋求钱财而导致的。其中六起使用的作案工具是刀。大部分谋杀者属于冲动杀人，罪行很快败露。人们热衷于阅读这些故事不是因为案件离奇复杂，而是因为它们所引发的社会情绪。

我尝试把目光放到公众视野之外，但总是找到这样的案件：广州一个女孩因为淘宝给差评而被杀；河南一位新郎在新婚夜因彩礼锤杀新娘；杭州的一位父亲给自己女儿买了巨额保险，然后杀了她；北京一家烤鸭店的厨师拿片鸭刀抢劫割喉，作案用的裤子、袜子、秋衣都烧了，但把刀冲洗干净放回了烤鸭房。在浙江温州，一位姓杨的凶手为报复情敌掐死了一条狗，把狗头扔到情敌床上。他最后被判了故意杀人罪。

这些案子帮我构建了一个当下中国式谋杀的凶手画像。他大多数时候是男性，初中及以下文化，没有前科，是邻居眼中“看上去挺老实”那种人。他作案最多的地方是在个人住宅，最喜欢在20：00~23：59之间犯罪，主要动机是情感纠纷，其次是因财杀人。他喜欢的作案工具是刀，以砍刺为主，击中致死最多的部位是头部和颈部。有十分之一的凶手是家庭暴力的实施者，他常用的伪装包括谎称死者病死、意外死亡和自杀，作案时机选在死者熟睡时，或是乘其不备。他大多数时候会逃跑，其次会自杀，最后才是投案。至于动机，我的一位检察官朋友告诉我，在许多案件中，杀人的理由是如此之轻微，以至于在法庭上要为他们找出一种动机都是可笑的。

报道“激情杀人”案件可不符合一个古典型记者的理想，何况有的时候还要背上“为凶手辩护”的名声。渐渐地，我的同事们都去报道诈骗、裸贷和校园霸凌了。

只有我还心存侥幸，希望能找到更具传奇性的谋杀。我求教上海的悬疑小说作家那多，他曾经也是一名记者，最近在一本杂志上连载关于谋杀的真实案例。他告诉我：“难以让警方识破的案件确实少了。不管他怎么预谋，他可能还是会留下很多痕迹。”

如今的凶手看上去缺少成为传奇的潜质。我的发现是，他们行事粗率，爱在完事后抽上一根烟，然后把烟头扔得到处都是。在一起银行抢劫杀人案里，一个劫匪冲着柜员大喊大叫，把唾沫星子留在了柜台上；在西安，嫌疑人临走在窗帘上抹了把鼻涕；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些犯罪者，还有在事后拉上一泡的习惯，当地警方一年内碰到三起嫌疑人在犯罪现场留下粪便的案件。警察耐心地用棉签拭子取了样，提取了DNA。

犯罪传奇的衰落首先是从罪犯本人的堕落开始的——我抱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我在一项关于城镇化与犯罪关系的实证研究中看到：城镇化程度越高，杀人案件越少。于是我离开北京，去更多的小城镇寻找答案。

如果仍旧痴迷于以往的犯罪故事模型的话，古典型记者可能会希望能找到一位老刑警，他老成世故，烟不离手，很能喝酒，有一双厉害的眼睛，说起案件就像是捏起糖豆一样信手拈来。他谈论事发当天的天气，现场的惨况，内心的触动和冷静下来后的推理。之后他会谈论与嫌犯的交往和异常艰苦的交锋。在酒桌上的某个时刻，他会展露对嫌犯的同情或者其他复杂的情感——他对善恶有自己的标准。

这样的警察越来越少了，如果不是从未存在过的话。古典主义的个人英雄已经被更大的智力组织所取代。在这个时代“警察传奇”的故事里，奇迹通常发生在各地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在香港这个部门叫做法证部，在美国叫犯罪实验室。

2016年4月23日，北京，《CSI犯罪现场调查》的全球首个浸没式刑侦探案互动体验展

警察中的工程师们

我去拜访了梁淼淼，一位在江南四线城市做痕迹检验的警察，他就在当地市里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工作。这位警察本人对痕迹研究异常痴迷。他的妻子刚生了一个男孩，医院给婴儿按了脚印。他对此不屑一顾：“婴儿的脚印没用。看不到纹线，成年人赤足足迹才有比对价值。”

这是一座常住人口两百多万的城市，他通常的工作是，穿着全封闭的现场勘查服，拎着近20斤的工具箱前往现场。他必须赶在痕迹被破坏之前收集它们。他先收集门把手上的指纹，紧接着是地面的鞋印。最后他搭建一个快速通道，俗称板桥——一个四方的金属板，一直搭到尸体的位置。法医、理化技术员就都能进来了。他可以通过撬锁在锁芯的弹子上留下的压痕，判断使用的工具，推测你的身份。就算戴鞋套，他也可以通过鞋套的压痕印来判断脚印大小、步幅距离。如果在三起案件中有相同的数据，就可以推测出是同一个人的作案手法。但这只是最基本的。

他们更像是科研人员而不是警察。在说起一桩通过嫌疑人泥足迹中检验出大量氮肥和番茄花粉，判断出嫌疑人进过番茄种植大棚的案子时，他随口就说出“一袋化肥的重量是50公斤左右”。类似的专业知识在破案里的运用已经司空见惯。他在一次嫌疑人骑自行车分尸抛尸案中，通过实验还原绑尸体电线在车轮上的磨损程度，推断抛尸地点；在另一起杀人抛尸案件中，通过找嫌疑人车辆轮胎的磨损特征，他算出相同磨损特征间的直线距离，得到车轮周长和轮毂半径，最后推断出车的类型。最后他们在视频监控中找到了这辆车。

“车轮胎印的研究手册是一本500多页A4纸的书。”他告诉我，里面内容包括儿童车轮胎、自行车轮胎、汽车轮胎、三轮车轮胎、电瓶车轮胎和飞机轮胎。他需要了解这些轮胎如何做成，使用哪类橡胶，不同品牌轮胎在里面填注哪些材料；他知道一点生物学知识，他采集过尸体上的蛆虫——他们可以判断死亡时间，有一次尸体腐败过度，产生硫化氢气体，尸体爆炸了；或者一些化学知识：“经常抽烟酗酒的人，头发里边的砷元素就特别高。”由于人手不足，法医的活他也帮着做。他研究过呕吐物，把胃切开，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往塑料盒里挖。遇到胖子，他就格外忧愁，“挖不干净。”

至于传说中的高智商犯罪——“就没见过高智商犯罪。”他说。只有一次案件中，嫌疑人特地带了鞋套、口罩和手套。但在他拿来擦死者喷溅在衣服上血迹的毛巾上，发现了给皮衣上色的护理膏的成分氨基黑。他们最后在监控中找到了这个穿黑皮衣的人。

我开始为这个时代的谋杀者感到同情，如果这么说合适的话——可耻又可悲。为了完成一桩犯罪所要掌握的知识点也过于多了。有时谋杀者已经足够小心，他们擦干净凶器把手的指纹，但窗台内侧的指纹却被忽视；血液也不仅在表面，地毯下的填充物、最下面的地板中、地砖、淋浴杆的凹槽处都可能有血迹。他们使用漂白剂清洗现场——但这玩意会在现场留下味道。吸尘器也一样。他们会在鞋子上犯下大错，“Nike鞋底总是印有Nike”。

这些痕迹专家说起这样的事来家常便饭，但我感觉古怪——即便我未曾想犯罪，也不免感到世上已经没有秘密可言。

我知道了现在有一种叫做“微量物证”的东西，它们是一系列关于泥土、玻璃碎片、金属焊渣、纤维或是油漆的知识。这种证据通常肉眼无法看见，但他们告诉我从外面打碎玻璃时，玻璃不仅朝内掉落，也会向外落在衣服上。当金属撞击带来的弯曲，会使细小的颗粒粘在受害者身上——通常是一起车祸。这时候，汽车撞击的摩擦还会造成安全带上的塑料温度升高，导致衣服纤维嵌入塑料之中。通过纤维比对，就能确定驾驶是谁。最后汽车灯罩上的灰尘会转移到受害者外套上，外套织物的痕迹也会留在灯罩上。

 “触物留痕。”说这句话的是犯罪学家艾德蒙得•洛卡尔，他是痕迹专家们的神灵。

“这些是公安局的秘密吗？”好像是，但又好像只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大量公开的出版物、论文和视频节目里都有，任何人都能够找到它。现代警察似乎展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我告诉你在现场可能留下的一些痕迹，但你能全弄干净吗？”

当我听过更多离奇的鉴定手法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太可能了。很多刑事技术专家都有微信群，一起全新而有示范意义的破案手法会迅速被全国的警察得知。这种更新可能每周一次，也可能每天都会有。

在四川，一位叫做代勇的四川警察学院副教授可以用一种计算法对内衣中人体气味进行鉴别；在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法医毒理学家张素静，研究了浙江省三门县一般人群血液和尿液中的33种元素，应用在两起中毒案里；一位叫做李三海的重庆市忠县副主任法医师，收集了成人尸体舌骨68例，加温去除软组织，推导出了舌骨性别的判别分析方程。

最为实用的是鄂尔多斯公安局刑侦支队叫做樊文忠的副主任法医师，他发表了一篇《尸体干瘪手指指纹快速捺印法》，使用他的方法，干瘪手指的指纹也可以纹线清晰、细腻，就好像一只活的手。

我被这个庞大的智力组织所震撼，它冰冷、精准、运转高效，很少会有情绪上的波动。围绕着它，警察们建立了新的教育系统，公安大学的院系科目也更为细致。现有的警察力量也要重新接受培训和考核，这种考核甚至包含了学术评级——这部分警察的技术职称是工程师。构建这个组织花费不菲，“物证袋一个几块钱，一副手套三块钱，一个鞋套两块钱。”最花钱的是DNA试剂，“一个试剂最便宜也将近两百块。”通常在一个命案现场，有时候会提取十几处甚至上百处遗留物。

即便是在一个四线城市也拥有这样的实验室。这种规模和财力，以及刑事科技人员地位的显著提高，预见了未来，一种更全面、更专业、各司其职的流水线式破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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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知道一切

现如今，能在尸体上找到的东西也跟以往不同了。我得知苏州有一个有趣的警察局法医。他陈述案情总带有一种中年文艺爱好者的古怪腔调，就像一个刑事版的卓伟。他描述一桩夜间河边沉尸案：“月已上柳梢头，人‘没’约黄昏后。太多的工作要赶着月色去做。”在焚烧现场，他看到被遗弃的手机卡：“孤独的躺在那儿，焚烧并不严重。手机卡一般应在手机里面，为什么它现在如此独立地存在？”

他极为优秀，尽管在一起妻子焚烧丈夫案件中，他曾误判死因为自杀。“当时那位妻子哭得尤为凄惨。”但他很快从尸体鉴证里得到真相，只是深受打击，“从今往后，再不相信女人和眼泪。”很多法医面对尸体要比活人舒适。北京一位叫吉驰的检察院法医也告诉我，他喜欢医学，但不想当医生。“不想跟人进行复杂人性上的沟通，研究手上这些器官，很开心。”他小时候喜欢把玩具拆散了，再拼起来。现在他看一个人怎么死的，也是拆开，“就是拼不回去了。”

锯齿痕迹可能是锯子留下来的，半月形印痕通常是锤子，U型印痕很可能是手枪柄留下的。切入伤非常整齐，通常就是刀片造成的。一位法医认为锯齿痕迹磨过多次，不是好痕迹，但另一位法医却坚称锯齿涉及反复的动作，形成了一种模式，模式就是可以被确定的。

一些谋杀者总把尸体弄得乱七八糟。有些人是分尸爱好者。洛阳市在客运专线铁路高架桥桥墩下的水泥块里发现人的躯干；四川自贡的一个人被混流式水轮机叶片切成了碎片。分尸案的大多数工具是菜刀和匕首，其次是锯子；抛尸在水边最多，其次是垃圾堆。在对上海市七年间杀人碎尸的24例案件分析中，13例是因为情感纠纷，5例谋财；尸块最少10块，最多300余块。还有一例用绞肉机绞碎，倒入马桶冲走，尸块软组织呈泥浆样；另一例用切割机把骨质切碎、软组织煮熟后抛入公共垃圾箱；根据统计，2名嫌犯在屠宰场工作过，3名做过厨师，还有15名无相关职业，但有一定生活经验（做菜）的嫌犯。

分尸者挖空心思掩盖痕迹，往往收效甚微。“杀人分尸抛尸案，一般均为关系人作案，总有些恩怨情仇，只要死者身源明确，破案相对简单。”苏州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医总结道。

如果你还期待读到某个谋杀者成功地隐藏了真实的致死原因的故事，基本没可能了。

杀人者们不太可能知道生前被烧死的尸体会有闭眼征象，眼睫毛尖端烧焦而根部不明显，死后焚尸的则不会。在汽车纵火案里，烧伤面积最大的人，往往就是犯罪嫌疑人。一位叫做李旭的广州市公安局的法医师，观察了珠江流域的751具浮尸姿势，发现大部分浮尸俯卧，30岁以后浮尸俯卧比例更是大大高于仰卧——但目前并不知道此项研究的意图。

这类古怪的研究总给人留下一种印象：还有无穷无尽的研究项目你并不知道。一位叫郭昱成的法医齿科学专家可以通过牙齿磨损程度、第三磨牙、牙骨质环在内的七种方式推断年龄。另一位叫阎立强的研究人员可以从指甲判断性别。同时，根据指甲中稳定同位素比率推断死者的个人地理生活历史。还有一位法医发现可以通过眼球的玻璃液体判断死亡时间，玻璃体液内葡萄糖浓度在死亡后会迅速下降，死后24小时左右为零。但糖尿病人除外。

很多时候，动植物也是阻碍谋杀者走向成功的因素，它们会给行迹掩盖带来极大麻烦。丽蝇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昆虫，在一个人死后几秒钟到几分钟的时间内它们就赶到了，它喜欢吃未干化的药物浓度较高的尸体软组织，可以用来检测毒物。鸟和啮齿动物往往会叼走尸体上的细小骨头、牙齿或者珠宝。他们还会从尸体上叼走毛发，用来填充他们的巢穴。苏州大学的法医微生物研究者江鑫钰说：“可以利用尸体上微生物群落演替的规律来推断死亡时间，每个人身上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均不相同且不易改变，形成了微生物指纹。”

苏州法医曾经利用蚊子抓住了谋杀者。这位法医在一起失足妇女死亡案中，关闭门窗，带上干净手套打蚊子。经过激烈的战斗，共杀蚊14只，检验发现了六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的血，女性的血和死者认定同一，六名男性血中有一个是某勘察人员的。侦查人员开展大排查，找到了四位嫌犯。其中一位承认了和该女子发生过性交易，但拒绝承认杀害此女子。第五个陌生血属于一个青涩的大男孩，他拒绝承认与该女子发生性关系，但是勇敢地承认勒死了她。“他恨女人，他的女友跟别人跑了，这是他杀人的理由。”

顺便一提，狗比猫更忠诚。猫在主人死后不久就开始吃他们了，狗不会，它等上好几天，实在饿得没办法才吃。

2016年12月7日，北京，一名法医正准备对尸体进行解剖化验

你的DNA不是秘密

当我去过足够多的刑事科学技术室，见到更多类似这样的警察之后，就很难怀疑，公安部门成了全国最大的综合科学知识研究中心。我深信谋杀者的欺骗和伪装，隐藏在面具下彬彬有礼的恶意，已经成为一种失效的艺术。如今一个罪犯要欺骗的不仅是一位警察，而是作为整体的全部警察。

那多说：“现在推理小说的悬念是已经知道凶手是谁，这个凶手会做什么，他要杀的这个人会不会死，那个受害人是不是可以逃脱，凶手会怎么应对警察。重要的是他所反映出的人类情感的问题：一个人会碰到什么样的处境，当他在碰到这样处境的时候，他的想法是怎样的。”这是现代推理小说的一个转向。

事实上，凶手身份确定已经不再是一个大问题了。在江苏宜兴，一位28岁的侦探小说爱好者，杀害了一名跟自己毫无关联的单身女性，他提前踩点了附近监控，他花了8个小时清理现场痕迹，烧了自己的衣服洗了鞋。因为忘擦门把手上的指纹，第二天又来了一趟。但最后因为监控和蓝色阿迪达斯鞋上的血迹没洗掉而被DNA锁定。

很多法医向我提到，DNA扩增技术的发展让检测的难度大大降低。一位主要做DNA检测的法医小卡说，即便是陈旧和降解严重的样本，利用新的技术（如二代测序）可以让原来难以扩增的DNA获得扩增结果。很多老案子因此得以告破。

各种人体的DNA证据变得无所不在。刀子上刀片与刀柄连接的地方是获取DNA最好的地方，手指甲也是非常好的DNA来源。棒球帽的帽子里会有从头部蹭下来的细胞。当一个人出汗的时候，他皮肤中的细胞会被汗液中的湿气带走，然后被衣服的纤维吸收。一根反复置于嘴中的吸管上、咖啡杯、烟头和口香糖当然也是可以的。在未来，从一滴血中不仅能获得DNA分型，“还能获得形成时间甚至嫌疑人的大致外貌特征。” 小卡说。

我离开苏州，前往上海，来到位于江湾校区的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在“白银案”的侦破中，这个实验室提供的Y-DNA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在那里见到了李辉教授。这座实验室位于生科院六楼东侧，走廊的墙上挂着生物的进化图谱，从灵长类的猴子到人科动物下的猩猩，在一颗树状图的最后是“现代人”的分叉树枝。

这座实验室最为人所知的是亲子鉴定和个人的基因检测。他们也同时为各地警方提供技术和数据库上的帮助。他们有庞大的DNA数据库，从1997年开始李辉就在全国范围内做群体遗传学调查。现在的数据库几乎包含了中国所有家族的Y染色体类型。由于Y染色体遵循父系遗传规律，只有男性后裔才能继承父辈的Y染色体，这就导致一个家族男性的Y染色体是相同的。因此这项技术可以有效用在破案中。

“白银案”就是如此。高承勇正是因为家族中一位叔叔的DNA，跟当年留下的DNA物证Y染色体匹配，才被顺藤摸瓜。但李辉的目标不止于此，他要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建构出来的，“我们从基因、群体和结构上，从Y染色体的谱里面看得清清楚楚”，从基因上看中华民族是同源的。这显然比抓到某个罪犯更“重要”。

现代社会对个体身份信息的隐瞒越来越困难。相关部门甚至不需要强制收集，因为亲子鉴定和个人基因健康检测的需求，个人的DNA身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最近流行的修家谱，也让家族关系为人所知。传统的大规模排查手段不被需要了。在珠三角工作的一位刑警occur never说：“传统手段流失最快的就是老侦查员的调查走访，现在的社会从之前邻里乡亲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之前的热心大爷大妈都不见了。”

2016年11月5日，江苏南通全国首家刑侦科学类博物馆——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开馆 

网络与识别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也使个人无处遁形。去年年末，北京警方在任何线索都没有的情况下，仅靠监控视频，经过25天，跨越2500公里抓到了大兴杀人案的凶手。当时足足有二三十个警察在追这位嫌犯——一个没有通讯工具、户籍登记、配偶知己、固定住所、亲属朋友，也没有固定职业，有着非常丰富的流浪经历的人。北京警方是在案发后第十四天，才找到第一个视频，通过调取各地视频辨别方向，最后终于在河南商丘追上了他。

我回到北京，拜访了一家叫做“旷视科技”的公司。他们为警方提供人脸识别的技术。我在他们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的前台等待时，那里有一个大屏幕，显示有各个出入口的视频，每一位员工经过，都会被摄像头捕捉，在屏幕上显示的小方框就会把人脸框起来，在屏幕上跳出这个员工的名字。然后门就开了。

谢忆楠向我展示了他们的识别系统。在他的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武汉一条街道的监控情况。视频的清晰度极高，通过肉眼可以辨识相貌。系统也可以通过选择性别、衣服颜色、包、伞进行筛选，快速确定要找的人。这套系统在无锡刚上线时，他们把逃犯照片输入系统，平均每天能抓到一个逃犯——原来抓一个逃犯的平均成本是30万元。当逃犯出现在特定地点，照片被系统确认后，监控中心就会有报警，研判中心立刻研判将结果发送到离逃犯最近的警察手上的手持设备。他们最快在25分钟内抓到了逃犯。那个逃犯已经逃了八年，“谁出卖我了?”他当时这样问。

古典侦破的美感和智力弧度在丧失，摸排调查、大规模走访的戏剧性也在消亡。

我们进入了一个个体活动被清晰掌握的时代。我之前看过一部美剧《疑犯追踪》，说的是一台机器掌握了个体所有的信息资料，通过算法为即将发生的案件预警的故事。它的前提就是监控。在大城市人们平均每天在摄像头中出现8次。中国监控摄像头的数量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到今年底预计专业安全防范领域的网络摄像头将达到78875900台。

“天网监控”早已遍布全国，在2000万人口的北京每条街道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北京西站一处的摄像头就高达1200个；而早在2011年，北京所有商场的重要位置都设置了能够清晰辨识同行和驻留人员面部特征的摄像头；甚至有1.7万个摄像头在专门监控露天烧烤。

这些摄像头永不停歇地搜集着数据。在浙江，警方依靠“人工智能”识别出了一颗冷冻5年的头颅；一家叫做智器云的公司通过用水量数据等帮助广西警方破获了15年前的一桩悬案；一种被称之为神州泰岳“智脑”的公安案情分析系统可以通过自然语言语义分析术进行大规模的用语言分析，在你的话语中，寻找里面的规律。

“天罗地网”已不仅仅是个唬人的形容词，它把当下嫌疑人快速锁定，将传奇逃犯逐一捉拿。捷报频现于新闻：白银“杀人狂”高承勇被擒；21年前番禺1500万大劫案最后俩逃犯落网；曾与警方激烈枪战、潜逃17年的“羊城第一悍匪”得知被列入“扑克牌通缉令”后，终日惶惶，纵身跳楼，不料自杀未成反将一名路人砸死。

2017年4月20日，江苏南京安防展上的视频监控设备

剔除危险的异类

人类能否避免犯罪行为？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典犯罪学派到实证犯罪学派都做了大量研究，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不管是从生物学角度还是社会结构角度，人类永远存在犯罪的动机。“现在我国的犯罪率在下降，命案犯罪率也在下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法医病理学教研室主任任亮博士说，“但你永远无法杜绝它。”

与惩罚相比，全球各地都有一些警察更青睐犯罪预防。高新技术正积极地参与其中，美国加州圣克鲁斯市的犯罪预报系统，能够预测当天最可能发生偷盗的地区，警察们就在那附近猫着；芝加哥警察局会根据网络记录分析，对你的危险程度进行评估，最后上门在你家人惊讶的目光中警告了你。这将意味着即使你并未犯罪，也会因为有犯罪嫌疑而被警告。美国另一家小型私人公司，开发了被称为PSS的监控系统，能够24小时在空中巡视，你大半夜往邻居家扔了包垃圾也会被现场直播。

剔除危险的异类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谷歌研究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17世纪，瑞士神学家约翰·卡斯帕拉夫特就基于眼睛、眉毛、嘴巴和鼻子的形状和位置来分析人的性格，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欺骗性”、“充满恶意”、“愚蠢”还是“疯狂”；在1844年意大利南部小镇，医生Lombroso通过头骨和“不对称的脸”判断一名死在监狱的囚犯“生下来就是罪犯”。2016年，这一辨别的雄心利用人工智能再度勃发——上海交大两位研究者发布了的题为“利用脸部照片自动推断犯罪性”的论文，“准确率在86% 以上”。

你可能因为长相差异而被认定为罪犯，让人不禁想象以后或将出现“罪犯基因”，一个婴儿可能刚生下来就被宣判有罪了。杰瑞米·边沁在近两百年前表达过对“预防犯罪”的忧虑：“不要用一种预防的方式而造成比预防的违法行为更多的罪恶。”

另一个让人担忧的事实是，犯罪技术将与人工智能一同进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种新程序已经被开发，可以模仿任何人类的声音，电话诈骗犯立马盯上了它；一种叫做Blackshades的恶意程序，被任意出售给不懂技术的人，它能让用户在计算机上部署一个勒索程序或者通过鼠标点击，轻易进行视频和音频窃听。现在的网络犯罪分子已经把破解验证码外包给电子工厂，有时的代价就是提供免费的网络色情奖励。

这可能让我们陷入更大的焦虑。跟传统犯罪不同，新型犯罪的伤害可能逐渐才显现。当我们发现的时候，罪犯可能早就销声匿迹了。无人机丢炸弹、遥控机器人杀手或是中成药中毒？——一位法医告诉我，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就是新型犯罪。

在墨西哥，毒贩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移动网络；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位潜伏于美国的基地组织成员，他正计划利用远程遥控的无人驾驶飞机携带C4炸药飞入美国的政府大楼；嫌犯甚至不用想方设法带枪入关，他只需要抱着一个3D打印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

在可见的未来，黑客可以入侵身体的DNA，开发一套生命软件或是绝命软件。有人预测，从大麻或者罂粟或者古柯叶里提取DNA编码，剪切并复制那段基因，继而将它放入酵母中，就可以制造你想要任何毒品。在未来，对任何人来说，打印他们自己的生物病毒，强化埃博拉病毒、炭疽病、武器化流感的变体，也许都将轻而易举。一位名为AndrewHessel的DNA研究员指出，未来技术足以支持把一个癌症细胞变成生物武器，去攻击一个人。

现在，也许我可以试着去写伟大的新型犯罪报道，关于全新的、肉眼难以察觉的、不可思议的犯罪，如果一个记者只要不停地追逐新知就会在未来仍然有用的话。可是这时代马蹄声急，让我感觉自己就像电影《一一》里那个男孩，“我也老了。”

*文中小卡、occur never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