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形成问题探究：

以“西南夷”为中心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秦树才，高 颖

作者简介：秦树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高颖，云南大学专门史（中国边疆民族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昆明学院副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西南夷”是《史记》等文献对中国西南原生民族的概称。探讨“西南夷”问题，对西南民族流变和中国民族发展与交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西南夷”约在距今3700年前随着西南青铜时代的开启，由氏族部落转化而成，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西汉在“西南夷”地区统治的确立，“西南夷”开始衰落，并在两汉之交蜕化为南中大姓与夷帅控制下的新的民族体系。“西南夷”并非源于外来的氐羌、百越、百濮等民族，而是以本地居民为基础形成发展而成。“西南夷”的概念，适用于“西南夷”存在的夏朝末年到两汉之交，不宜用之称谓汉晋抑或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西南民族。

关键词：“西南夷”；民族形成；土著说；外来说

大渡河以南的四川南部、贵阳以西的贵州西部、云南及其部分境外地区，是历史上的中国西南地区。“西南夷”（“西南夷”在本文中均为专有名词，因出现频率高，以下不再使用引号标明）作为此区域的原生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和西南地区民族源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界有关西南夷的研究颇多，但多探讨西南夷所包含的类别与族属，未将西南夷与西南民族形成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本文拟在检视过往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文献与考古学成果，以西南夷为基点，探讨西南民族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问题。

一、西南夷探迹：形成、发展与蜕化

关于西南夷形成与初步发展问题，学术界并未开展深入研究。方国瑜先生指出：“汉初分布在西南地区的部族，始自何时以及历代发展过程，无具体记载。”根据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已开通的情况，方先生推测“这条交通线的开辟，可以了解西南地区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各地部族要求与邻境交换生产品，相互往还频繁，开辟了道路，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已渐发达，可想而知了”。由于当时考古发掘和研究欠缺，方先生无法展开进一步研究。段丽波等探讨了作为“西戎”一部分的古羌人经过南下、西进再南下，进入西南，形成西南藏缅语族之源的历史，但并未对西南夷的形成开展总体研究。此外，学术界有关西南夷的研究，多以西南夷所包含的种类与族属为探讨焦点，并未关注到其形成与发展问题。下面，我们从形成、发展与蜕化3个环节，对西南夷发展轨迹作一探寻。

关于西南夷的形成问题研究，我们不再纠缠于民族形成理论的争论，姑且以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即原始社会末期）由氏族部落转化为民族这一看法，来作为我们讨论的理论基础。而由氏族部落转化为民族这一历史过程，并无文献加以记述。事实上，我们对包括西南夷等中国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与中国文明形成的探讨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或不同视角，应该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关于“文明”的概念，夏鼐先生认为是“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将“民族”与“文明”的形成结合起来，即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在氏族部落解体、阶级国家出现之时，初始的国家所统治的对象，已经不再是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氏族、部落成员，而是以统治区域为基础，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和反映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民族。而关于文明何时何地出现，学术界多以青铜器的使用，城址或大型聚落及宫殿、祭祀遗迹、文字的出现等作为“表征”来加以考察和探寻。西南夷并无自己的文字，考古材料中亦未发现早期大型城址、祭祀遗址等，我们重点从文明及民族形成的基础性因素——青铜器的出现与青铜文化的发展、阶级分化与区域权力等因素，来加以考察和探寻。

目前，西南夷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址是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该遗址分别于1957年、1978年、2008年进行过3次发掘。在2008年对该遗址的第三次发掘和研究中，相关学者校正了前二次发掘的地层关系，构建起了该遗址从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距今2400年前的青铜时代中期的文化地层关系。因此，这次发掘，“以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了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是云贵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形成地之一”。至于该遗址中青铜文化存在的年代，第二次发掘后对所出土木桩进行了碳十四测年，为距今3115年±90年。第三次发掘和研究，认定遗址第6、7两个地层形成的第二期文化层属于青铜时代早期，时间范围为距今3700年前～3200年前之间。

青铜器的使用是文明及民族形成的核心要素，该文化遗址的早期青铜文化层存在的时期，即西南夷初步形成的时期，其时代最早可达距今3700年（前1750年），至迟在距今3200年（前1250年），也即从夏朝晚期到商朝末期。当然，除青铜器外，在该文化遗址中属于早期青铜时期的地层中，还出土了为数较多的石器、类型繁多的陶器和稻、麦、黍3种农作物品种；出土了一座长方形干栏式房屋房址；出土了勺、拍、杵、刀、铲、桨、耒、耙、楔子等木器。在3次发掘中，所揭示的文化分布范围达100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房址、木桩、横木等建筑遗存，仅木桩即达4000余根。虽然研究者尚难清晰判定这些建筑遗存的文化层位，但还是从总体上反映出这一区域已形成了较大的聚居规模。此遗址的这些文化内涵，反映出这一区域已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出了初期青铜文明，已经具备了青铜、铜器、石器、陶器、木器、骨角器等生产生活工具，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生活聚落，从事稻、麦、黍等稳定的农业生产，辅之以捕鱼、采集、狩猎等生产生活方式，在文明积累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初始的民族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除剑川海门口外，云南处在早期青铜文化阶段的遗址尚有多处。李昆声、闵锐以考古地层为基础，碳十四测年为依据，器物文化特征和铜器金属成分检测为参考，从云南数百处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确定了9处遗址和墓葬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除剑川海门口外，尚有鲁甸县野石山遗址、耿马石佛洞遗址一二期、龙陵大花石晚期墓葬、大理银棱岛遗址第3、4、5期，昆明王家墩遗址、剑川鳌凤山墓地一期、德钦纳古青铜墓葬、香格里拉石棺墓葬。其时代从公元前17世纪，下延至公元前8世纪，相当于夏朝中晚期至春秋早期。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形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云南青铜文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满天星斗。”以上9处云南早期青铜文化遗址，从地域上看，包括了今天云南的西北、西部、西南、东北、中部及南部，已经较为广泛。此外，经过对既有考古学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彭长林指出，黔西北和滇东北一期青铜文化“处在青铜时代初期，与新石器时代末期有许多联系”，根据相关遗址的碳十四测年，“其年代均在距今3300年～2900年之间”；在川西南（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及云南与其相邻地区，“第一期是青铜文化的初始期，与黔西北、滇东北区（青铜文化一期）基本一致”。西南早期青铜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出现，说明西南夷作为原生态民族已经在西南大多数地区形成。

关于西南夷发展情况，在青铜文化中也得到了印证。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云南青铜文化进入其鼎盛期。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已经遍及云南全省各地，青铜器与铜器已取代了磨制石器，成为各地生产生活用具的主要制造材料，形成了内涵较为丰富的区域文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云南各地的阶级分化加剧。如在楚雄万家坝出土的前690～前400年间的79座青铜墓葬中，“有66座圹甚小，无葬具，随葬品仅有随身佩带的武器或装饰品，或无任何随葬品；另有13座墓是大墓，圹穴深广，且有腰坑，有棺椁为葬具，随葬品十分丰富，仅第23号墓即出土铜器577件之多。前一类应该是身无长物的奴隶或平民的墓葬，后一类则是贵族的墓葬”。另外，2014年下半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部门又对祥云大波那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现青铜墓葬25座。其中，大型墓有6座，中型墓葬有11座，小型墓葬有8座，而且“大型墓葬都有木椁和木棺……部分中型墓葬仅发现有木棺，未见木椁……小型墓葬规模均较小，大多数没有发现棺木”，也表现出较明显的阶级分化。在云南各地的青铜文化遗存中，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在阶级分化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程度最高。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青铜墓葬中，所出土的青铜器等陪葬品在数量与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在贮贝器等类器物的雕饰、图案中，阶级分化的表现较明显。张增祺先生根据这些材料分析说，这些大墓“随葬品数量多，品类繁，制作技术亦精，毫无疑问是滇国上层人物的墓葬”。张先生所得出的结论是，滇国的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纺织生产中都使用奴隶，“滇国确有奴隶的存在”。当时的社会是否属奴隶社会还值得商榷，但此区域社会分层、阶级分化的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

以此为基础，滇池等地区的政治权力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其后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郡县时，不得不利用各地的首领统治其属民。正如方国瑜先生所归纳的：“在西南边郡的部族政权，一郡之内封最大的土长为王，其下封次大的土长为侯，而受制于王；又其下封小土长为邑长，而受制于侯。大抵原来的部族都有土长。”具体而言，西南夷地区的政治首领，较为典型者有滇王、夜郎王、哀牢王、邛谷王、句町王、漏卧侯等。这种统治权力的发展与强化，不但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形成了更强有力的统治，促使各统治区域的民族成为更加紧密的整体。

有关此阶段西南夷的类别，可从西南青铜文化的类型窥其大概。目前，考古学界多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5个类型：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红河流域青铜文化，洱海区域青铜文化，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澜沧江、怒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彭长林《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补出了滇东北与黔西北、黔西南、川西南3个青铜文化区。这些青铜文化类型，都有其文化内涵。尤其是其中的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和洱海区域青铜文化，内涵较为丰富，也体现出较突出的地域特色。如青铜器上均无铭文，青铜农具较发达，铜鼓、贮贝器、葫芦笙等器类较为独特，青铜武器上面普遍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或动物雕铸作装饰，扣饰、牌饰较发达并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性，干栏式房屋分布区域较广，等等。

关于发展期的西南夷的族类体系，《史记·西南夷列传》首次以华夏的眼光进行了记载。《史记》记载的西南夷，由西南地区向北延及川西地区，从内在联系性看，邛部以南的部分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历史单元，是我们讨论的西南夷的范围。在此范围内，《史记》记载的族类包括夜郎、滇人、邛都、昆明、嶲唐、滇越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史籍补充记载了僰人、哀牢夷、摩沙夷、句町、漏卧等。西南夷各族类的分布范围，前贤已进行了很多研究，尤其是方国瑜先生根据西南边郡的设置系“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即根据民族分布状况，划定了郡县范围这一边郡制度的特点，对西南夷各族类的分布形成了较好的参照。从郡县的设置情况看，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夜郎，始持续开拓并统治西南。在贵州贵阳以西、云南曲靖以东的夜郎地区设牂牁郡，辖17县；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大部分地区设立了益州郡，辖24县；在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至云南丽江、楚雄一带设越嶲郡，辖15县；在四川岷江下游到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北部设犍为郡，辖12县。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又在云南保山、德宏、临沧及其外的缅甸北部地区设立永昌郡，辖8县。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普遍建立起了郡县统治。以郡县范围为参照，西南夷大体的分布情形是：夜郎，分布在牂牁郡；句町、漏卧，分布在汉代牂牁郡西南部，蜀汉于其地设兴古郡，约相当于今文山至红河州南部地区；滇人，主要分布在汉代的益州郡中心区，即今滇池地区；邛部，分布在越嶲郡；昆明，分布在东汉所设永昌郡北部，蜀汉于其地设云南郡，约相当于今大理地区；僰人，分布在犍为郡南部，蜀汉于其地设朱提郡，约相当于今昭通地区；嶲唐，分布在永昌郡嶲唐县，即今保山地区；滇越，在今腾冲及德宏以西地区；哀牢，分布在永昌郡哀牢县，约相当于今德宏、临沧、西双版纳部分地区及云南境外的缅甸北部地区。近几年，已经有学者将《史记》等文献中对西南夷的记述，与云南的青铜文化类型作对照性研究，这是深化西南研究的努力方向，但仍需抛弃昔日西南夷外来说的成见，悉心辨识分析。

关于西南夷的蜕化，大概发生在西南青铜文化的衰落期。考古学界多认为，到公元前1世纪，云南青铜文化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这一过程的产生，除西南地区青铜文化本身的发展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与设制。西南郡县的设置，其情形已在上文述及。两汉在西南夷实施的是边郡统治。作为一种双重统治制度，汉王朝在适应西南夷社会情形，利用各族首领统治所属民族的同时，也派驻了郡县长官和军队，实行移民。在此历史背景下，铁器、牛耕、人工水利技术、汉文化先后传入西南夷地区。受此等影响，西南夷中心腹里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汉族移民在西南夷中心地区及靠内地区的数量日渐增多，导致了西南夷地区民族情况与文化风貌的蜕变。在1999年至2001年发掘的两汉时期昆明羊甫头墓葬中，汉文化对地方青铜文化的侵蚀和影响已经较清晰地体现出来。在出土的811座墓葬中，有28座汉式墓葬，随葬品中出现了漆木器、铜镜等汉式器物，“发掘表明……该文化清楚地显现了滇文化与内地汉文化融合的过程”。张增祺在梳理了云南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脉络后指出：“中原地区汉文化逐步取代滇文化的趋势是从西汉中期开始的，至西汉后期已十分明显。东汉早期，滇文化墓葬中的随葬品，如铜器、铁器、陶器、漆器等，与中原地区已无太大的差别了。”

更能反映西南夷蜕变的是梁堆墓。目前，学界一致认为，梁堆是东汉至唐初西南地区汉族大姓——南中大姓的墓葬。其分布区域，已涉及云南昭通、鲁甸、彝良、曲靖、陆良、嵩明、昆明、呈贡、晋宁、江川、宜良、安宁、富民、禄丰、姚安等县。后来，在大理、保山一带也有发现。总体上看，梁堆墓分布在“由滇东通往滇西的交通要道上”，以云南东北部、滇东、昆明地区较为密集，延伸至大理后，分布渐稀疏。此区域也是昔日西南夷分布的重要地区。梁堆墓从墓穴上垒建高大的封土堆（民间误以为系元代梁王坟墓，故俗称“梁堆”）、砖石墓的墓制与砖石上的画像形式与内容，到提梁壶、洗、铜镜、铜钱、摇钱树等随葬品，均为汉式器物或汉文化的风格。因此，梁堆墓大体体现出了汉族及汉文化在西南夷地区的分布与影响。在今昭通、曲靖、昆明等地梁堆墓分布较密集的地区，汉族及汉文化已经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居主导地位。同时，汉族与汉文化还对西南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因受汉族影响不同，西南夷的族群与社会发展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这是南北朝后期云南“乌蛮”与“白蛮”分野的重要基础。这样，西南夷这一原生态的西南民族体系已基本解体，逐渐蜕变发展为汉族影响下，在中心地区以南中大姓等汉族为主导，大姓与渠帅对立统一存在的新的民族体系，西南民族历史步入了“南中大姓”时代。

二、西南夷的来源：土著还是外来？

关于西南夷的来源，学界多持外来说。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最早提出了西南夷“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的看法。此后的文献记载多沿袭此说。西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南中志》则称“南中（大体为原西南夷之地）在昔盖夷越之地”，在氐羌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越，即百越的看法。

以文献记载为基础，研究者多认为西南夷的来源或族属是外来的氐羌和百越等类民族。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惠祥、凌纯声等学者即把西南的民族划分为氐羌、苗瑶、南亚系民族等由外迁徙而来的民族。方国瑜先生也认为：“云南向北的西康和川南，古时主要是氐羌语族的居民，在此方向居住着的是氐羌语族属居民。云南向南的中印半岛北段，古时主要是泰掸语族的居住区，在此方向居住着的是泰掸语族属的居民。云南向东的广西、贵州，古时主要是壮泰语族和苗瑶语族的居住区，在此方向居住着的是壮泰语支和苗瑶语支的居民。又云南向西的缅甸，古时主要是缅语族和蒙克语族的住居区，在此方向居住着的是缅语族属和蒙克语族属的居民。这样说来，云南自古以来的族属复杂，不外羌、壮、苗、蒙四个来源。”这种观点为学术界广泛接受。近来有关西南夷的研究，情况仍然如此。段渝便认为，“西南夷……即先秦秦汉时期分布在今四川西南、西北和云南、贵州等地区属于氐羌系统和濮越系统的各个族群”，这些族群系自外迁徙而来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民族集团的形成之时，氐羌系统民族集团的北来，濮越系统民族集团的东来，使得这几条大江成为东西南北各种文化进退出入的天然走廊，其中氐羌系统和濮越系统中的一些族体，从此在西南夷地区世居下来，演为土著”。

在考古学界，相关学者也主要寻找证据来说明云南民族系由外部迁入这一命题。李昆声先生总结说，“我们认为云南各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分别属于百越—百濮与氐羌两个系统民族的文化”。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云南省新石器考古成果时也明确指出，“一般认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各类型，分别属于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系的遗存”。总之，尽管看法不尽一致，但西南夷系从外部迁来的氐羌、百越、百濮等族群则基本是目前学术界占主导的观点。

然而，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成果来加以考察，以民族形成理论加以检视，西南夷外来说的观点颇值得商榷。

上文已述及，西南夷系从距今3700年始，随着青铜文明的出现而逐步由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氏族部落组织，转化为区域权力统治下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具有共同的语言、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民族群体的。那么，彼时西南民族形成的人群基础到底是外来，还是土著的呢？

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果看，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存在于距今7000～330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五十年来（按：1949～1999年）在云南128个县（市）区中的83个县（市）区，发现了380余处这时期遗存。”这些遗存所形成的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相关研究者的划分尚不一致，少的认为有四五种，一般认为有七八种，多者达十余种。在四川西南和贵州西部，也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各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然在磨制石器的类型和特点，经济、文化面貌诸方面存在差别，发展水平参差不一，但已出现了原始农业，以及以制陶、纺织为主的手工业。原始农业又以稻作农业为主，“有7处出土炭化稻米，多处发现稻谷痕迹，证明云南当时已属稻作农业区”。与这种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人们普遍定居下来，出现了房屋建筑，“有长方形地面建筑、长方形半地下式建筑、圆形半地下式建筑、干栏式建筑，且分布较广，说明当时人们已主要过着定居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文化的积累，为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如果都将之分别归属于百越、百濮、氐羌等民族，姑且不论新石器时代有无民族存在的问题（学术界多认为民族开始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也无法解释云南新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很多现象。

首先，无法解释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承接关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云南已经发现了较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云南各地人类的存在和活动已很普遍。据统计，1949～1999年的50年间，云南计有22个县（市）“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57处”，“出土人类化石130件，石制品约18000件，骨、角、牙器200余件”。“在57处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属早期者7处、中期4处、晚期38处”；在57处遗存中，有的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属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阶段的仅各出土1件，但是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则有昆明人、丽江人、西畴人、蒙自人、峨山人、保山蒲缥人、施甸姚关人等。在石器的制作方面，也表现出日益进步的趋势，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其石器制作“表现出种类繁多，制作技术进步”的特点，“石工具由模式普适型演化为功能单一型，趋向于专门化、精细化、复合化”。同时，在骨、角、牙器的制作方面，“已形成了成熟的制作工艺，在工具的功能、适用范围、使用效率方面，甚至超过了石器”。较典型者，如距今8000年左右的保山塘子沟文化，内涵尤其丰富，“共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制品、牙制品等各种文化遗存2300多件，其中人类化石7件”。情况看，虽然云南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活动的遗存较稀少，但是到了晚期，不仅文化遗存大增，分布较广泛，而且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生产工具有了较大进步，奠定了向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良好基础。很难想象，这样的生存发展状况会突然中断或消失，接下来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会由外来的氐羌、百越、百濮等族群取而代之，创造出来。

事实上，云南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孕育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元素。如，保山市塘子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有打制和局部磨光两种”，经过测年和研究，“距今8000～7000年，研究表明该遗址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类型”。另外，在元谋盆地的牛肩包、石垅箐、大那乌、老城下棋柳、哨房梁子、老鸦塘和那猛渴发现了100多件“细石器”，一般仅有二三厘米左右，有的仅1厘米，体积小而精巧，有别于旧石器，但这些石器没有与陶片和磨光石器并存，又不属于新石器，相关学者将其确定为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中石器时代。在这些细石器中，还出现了“靴形细石器（编号M240）”，很可能是后来云南新石器文化中较典型的靴形石斧和青铜文化中的靴形铜钺的来源。这些现象，体现了云南很多地方新、旧石器时代文化具有直接的承接关系。由此，我们可推断出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是一脉相承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即在云南生存、繁衍的云南土著居民，氐羌和百越居民不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更不是唯一的创造者。

其次，从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看，西南夷外来说有本末倒置之嫌。与西南夷等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密切相关的考古学概念是考古学文化。学术界将此概念界定为“考古遗存中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共同体”，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以若干特定类型的居址、墓葬、工具、陶器、装饰品及独特工艺技术为标志，可反映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古代社会集团。史前时代各考古学文化则大体上反映当时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并与民族的形成相关”。可以看出，一种考古学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该文化分布区内在生产工具、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诸方面具有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共同性。当然，学界也承认一种考古学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具有联系性。但是联系性并非同一性，我们不能以联系性的存在模糊或忽视了不同文化及文化创造者的差别，把它们混合为一种文化。

与文明与民族形成密切相关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的区系理论。它把考古学文化分为区（块块）、系（条条）和类型（分支）加以审视和分析，并将中国文明的形成划分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6大区域。苏秉琦先生认为，“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其中，“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这种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同。李伯谦先生在具体考察了长江流域的文明形成和发展后认为，“通观长江流域文明形成和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孕育、形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赵春青在回顾60年以来的中国文明形成研究后获得的认识之一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多元一体有核心。所谓多元是指中国文明形成不是从某一地区开始发生然后向周围传播，而是在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各自发生，然后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多元一体模式”。在目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划分，以及文明形成的区域与类型研究中，并没有学者将西南夷地区划归到黄河上、中游或东南沿海地区去。仅凭少量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中存在的与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似性”，就作出西南夷系外来的族群的判断，实际上是以考古学文化的联系性，抹杀考古学文化的独立性，否定考古学文化存在的客观性，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再者，西南夷外来说的立论材料与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面貌存在矛盾。在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中，不少论者根据滇西北、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龙川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现了半月形（穿孔）石刀、瓮棺葬、使用陶鼎等文化现象，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具有相似性，推断出云南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是来自西北的氐羌民族。这种看法似乎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这一地区生活的嶲人、昆明人“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状况相吻合。然而，事实上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风貌从总体上看却呈现出：居民多围绕湖泊或河流居住，已经能够制陶，生产工具有磨制的刀、斧、锛、镰、凿、锥、砺石、纺轮、网坠、镞等石器，在金沙江中游地区尚有较发达的骨器、蚌器等；已出现了稻作农业，两地均发现了炭化稻谷和禾叶；在洱海地区宾川白羊村的房屋遗址旁还发现了窖穴48个，在金水江中游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了窖穴4个，窖穴内尚有大量灰白色禾草类谷壳、叶子。说明其稻作农业已很发达，形成了剩余物，须以窖穴贮藏。很显然，这种定居稻作经济面貌，并非《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描述的“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类居民。

在接下来的反映西南夷发展的西南青铜文化研究中，相关学者认识中的矛盾性仍旧存在。一方面，研究者承认，从总体上看，“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就主体而言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内涵极为丰富的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更肯定它“是地方特色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不少只见于云贵高原的因素”，直到衰落期中原文化才取代本地文化占据主导。但当涉及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的时候，却又作出了椎者为百濮系统的靡莫之属，辫发者为氐羌系统的昆明之属，结发者为南中之越，螺髻者为盘瓠之裔这样的看法。

总之，目前学术界较流行的西南夷外来说的看法，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该辨析成说，重视考古学材料及成果补史正史之功能，全面客观地总结分析西南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时代的文化类型及内涵，合理区分各类型文化的个性及与其他文化的联系性，推进西南夷族属及文化内涵的认识。

 三、结 语

从考古学材料可以看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南各地的人类活动及其遗存已超过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奠定了本地人类繁衍发展、生产生活的基础。在土著居民和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形成很多文化类型，形成较为稳定的稻作农业，以及不同程度的制陶、纺织等手工生产，渔猎和采集作为辅助性手段也长期存在。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的积累，奠定了民族形成的良好条件。距今3700年前（公元前1750年）以剑川海门口为始，云南各地先后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作为文明形成的核心要素，标志着西南夷地区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形成了初始的权力形态，跨入了文明的门槛，与此同时，原生态的民族也在氏族部落解体的基础上形成，这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西南地区最初民族群体——西南夷的来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云南的青铜文化进入鼎盛时期，青铜器成为最主要的生产生活用具，经济获得更进一步发展，区域性王侯权力得到加强，文化获得积累和发展，形成较为灿烂的各类青铜文化。相应地，西南地区的民族类型有所增长，民族特点有所彰显。这种历史事实，在《史记》中以内地华夏—汉族的眼光得到记载，西南夷正式成为西南民族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的称谓。

汉武帝在西南设置郡县后，西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增强，汉族移民迁入，到两汉之际云南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东汉以后，在云南形成的汉族中的上层分子——南中大姓，其典型的文化标志——梁堆墓在云南东北部昭通一带，东部曲靖、陆良一带，中部昆明等地呈现出较密集的分布，并延伸至滇西大理、保山等地，意味着汉族已在这些地区形成了较大的势力，汉文化已经成为主流，南中大姓登上历史舞台；相反地，西南夷则衰落和蜕化，西南夷一词逐渐被南中大姓和夷帅所取代。

从西南夷的形成与发展，并在汉夷交融下逐步淡出历史舞台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出，西南夷作为原生形态的民族，大体存在于夏朝末期至西汉时期。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对西南夷概念的使用颇不统一，或言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或言汉晋时期的西南夷，甚或指称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西南民族，并不符合西南夷形成与兴衰的历史实际。同时，我们在认识和分析西南夷与其他地区民族及文化的联系性时，也要注意西南夷形成和发展的本土性，分析和归纳西南夷的民族文化本色。迁入的氐羌、百越等民族对西南夷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他们不应该是西南夷的主体，我们应该注意辨析和厘清西南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源和流。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