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互动与“南北朝”现象：

一个体制问题的政治学思考

《思想战线》2018年第3期

阎步克

作者简介：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摘要：北方族群对中国制度史留下了多方面影响，其中包括其所建立的若干异族王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形态与方向。从政治学上说，其影响可简要归结为强化专制集权和激活官僚体制。学者提出了一个“两个南北朝”的概念。在“两个南北朝”的时代，南系王朝的某些政治变迁，令中国史的另一些可能性显露出来了。而在这时，北系由少数民族入主建立的王朝，构成了一个“矫枉过正”的分力。这个分力的基础是“部族武力的体制化”。

关键词：北方族群；制度史；“两个南北朝”；“部族武力的体制化”

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除了从民族学的视角探讨之外，还能看到它以各种形式,影响到了中国史的更多方面，也波及到了体制、制度。比如，民族管理与边疆管理的相关制度设置，如属邦、领民酋长、羁縻州、土官等制度，即其一端。除此之外，北方民族还曾不止一次地入主华夏居地，建立起了异族统治的王朝，如十六国北朝、辽朝、金朝、元朝、清朝等。由于这些政权的重要性，人们已将其纳入了历代王朝体系；各种“××通史”的著作，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通史性著作，往往也为这些政权设置了专章或专卷。跟华夏政权相比，这些政权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了特殊性。

一

中国史富有连续性，包括种族、地域的连续性，也包括文化、制度的连续性。与之同时，这个连续进化的历程之中，又穿插着若干异族入主的王朝，那么其制度意义何在呢？下面尝试做一个政治学意义的讨论。所谓“政治学意义的”，是说尝试跳出繁琐史实，而去思考表象背后的原理、机制。这种思维，跟纯历史学的思维是有所区别的。

上述那些异族政权在建立之后，其政治体制都逐渐“汉化”了。同时它们也留下了另一些的影响，是不能简单地名为“汉化”的。比如说，宋朝通常被认为政治相对开明宽松，在这方面，学者有不少赞扬之辞。或认为宋朝的皇权与政府的关系相对均衡，或认为这时候出现了“士大夫政治”，还有学者使用“皇权象征化”的措辞，来阐述其体制的合理化。假如沿着学者们所指认的宽松开明的方向继续行进，中国制度史将出现什么呢？然而，不管那个前景是什么，辽、金、元三朝随即扭转了它。进入明朝，专制集权大为强化。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之中，明显含有此前元朝统治的历史影响。这样看上去，传统政治体制又向另一方向摆动了，即，向所谓“宽松开明”的相反方向摆动了。至于由满族入主而建立起来的清朝统治，就连呼吁“温情与敬意”的钱穆先生，也不由得去指责各种专制表现。

姚大力先生指出：“主奴观念进入元代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周良霄先生论明初政治：“君尊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改变了，但君臣尊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张帆先生认为，蒙元的臣僚奴化、家臣专政等等政治特点，与唐宋以来的专制强化趋势相结合，就成为明朝极端君主专制的两大来源。李治安先生也认为，元、明间存在一定的政治发展连续性：“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三是：全民服役与君臣关系主奴化”，“儒士的边缘倾向与君臣关系主奴化”，总之就是“君主独裁与臣僚奴化”。满清入主，再度带入并强化了“主奴关系”。“清帝作为八旗共主，与满洲大臣具有主奴关系。鳌拜等权臣虽然极有权势，但仍是皇帝的奴仆。”钱穆先生从“拥护集团”的角度来揭示原因：“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由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认定“专制”通常有两项标准，一是权力的集中化程度，一个是君主人身支配和臣民人格依附的强度。比起宋朝来，明、清时这二者显然都强化了。尤其是后者，即人身支配和人格依附的强度，被认为与元、清两个异族政权直接相关。上述认识显示，少数族群入主强化了中国的集权与专制。当然，“主奴关系”“专制主义”之类用语，在时下的语境中会给人负面的感受。不过，同样的历史现象，也可以容纳多种评价。比如也有学者提出，清朝因其强大皇权与中央集权，在控制更大疆域上相当成功，并把这视为一笔历史遗产。若把善恶优劣、进步落后的评价，暂时从事实陈述上剥离开去，那么异族入主的制度史影响，也可以处理为一个中性的（value free）实证课题。

李治安先生在讨论中，独具匠心地揭举了“两个南北朝”视角。所谓“两个南北朝”，第一个是传统所说的晋唐之间的“南北朝”，第二个是辽宋夏金元所构成的“南北朝”。李先生以“第一个南北朝”，来丰富、深化其对“第二个南北朝”的阐述，尤其是对第二个南北朝的制度源流异同的阐述。我觉得李先生提出的这种认知方式，很有价值。对其所说的“第一个南北朝”的南北制度源流异同，以往学者已有了很多重要讨论，本人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也觉得，这种“南北对比”的观照，会使北方异族入主的制度史影响的思考，变得丰满一些。“南”的方面，主要代表华夏政治体制与文化的固有趋势，或说是连续发展的方面；“北”的方面呈现为另一个分力，以其诸多异质因素，包括种族、制度与文化因素，叠加于华夏体制的固有趋势之上了。那么，在发生了“南北朝”现象的历史时期，“南”具体是什么情况，“北”具体是什么情况？异族体制与华夏固有制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探索可以告诉人们，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最终演变成了那个样子，留下了那样一条轨迹，除了内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

二

在我编写的通俗读物《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制度文明》中，对魏晋南北朝时的制度源流异同，提供了若干粗线条的看法。首先，对所观察的“政治体制”或“政治形态”，在书中我把它化约为3个方面：

1.政治制度。即君主制、官制、法制及人事制度等。

2.政治势力。即主要阶级、阶层、集团、群体等等的结构。

3.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制度与政治文化若相适应，这个制度就稳定；若不相适应，体制就不稳定。同类制度施行于不同文化环境，可能效果悬殊。尤其在社会变革之时，观念文化往往是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变迁，简单地说，就是所谓“五胡”通过“汉化”接受了汉晋制度之后，这个专制集权官僚制逐渐恢复活力的问题。经汉末战乱而进入魏晋，士族门阀的权势不断扩张；法纪松弛，政治萎靡；玄学思潮淡化了昔日汉帝国的儒法传统；皇权黯然失色，东晋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十六国造成了历史进程的南北分途，北方社会陷入了巨大动乱，以致梁启超有“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之言。但动乱中也孕育着若干新因素。例如：

1．皇权的强化。东晋“主弱臣强”，皇权跌入了谷底，同时十六国君主却自初拥有强大的军事专制权威。也就是说，东晋十六国皇权的盛衰沉浮，呈反向变动。

2．法制的重建。魏晋以来名士崇尚玄学，“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 法 令”（《抱 朴 子·审举》）。程树德比较南北律学：“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吕思勉曾这样赞扬后秦之主：“其重视法学，转非中国之主所能逮也。”

3．国家文教的复兴。江左“学在家族”，官学不兴。而十六国君主在创办官学培养治国人才上，不少都有相当积极努力。其官学的生徒规模，居然大多超越东晋。李慈铭不由得感叹：十六国君主“或亲临讲试，或建坛宫中，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胜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中国史上最早的几份考卷实物，就出自十六国的西凉。

十六国“汉化”的涓涓汇聚，到北魏孝文帝时涌起了一个改革巨浪。官制改革，令行政体制全面完善了。通过三长、均田之法，编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北朝的多次大规模“括户”，显示了强大的国家能力，而有的学者估计，江左政权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1/3到1/4。法制赢得了显著进步，陈寅恪赞扬魏律“取精用宏，所以成此伟业”，又指出“江左士族其家世多不以律学相传授，此又河北、江东之互异者也”。周齐的行政、法制发展，可以认为已反超南朝。程树德云：“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作为中华法系里程碑的唐律，主要源于北朝。唐代另一制度成就——科举，也不能说跟北朝无关。从北魏后期到北齐，考试选官已日益普及，御史台、东西省、尚书省的官职，往往都用考试选拔。魏孝明帝选御史，参试达800余人；齐文宣帝选拔东西二省官，参试者达两三千人。这种成百上千人考试公职的壮观景象，不仅东晋南朝看不见，甚至连汉朝都未曾有过。隋唐的“六学”，即国子学、四门学、太学、律学、书学、算学体制，也是源于北朝的，而非南朝。律学、书学、算学的强烈实用性，与南朝曾出现的玄、儒、文、史“四学”恰成对比，后者适应了士族文士的文化兴趣。自孝文帝“大考百僚”而后，考课就成了官员晋升的常规途径。孝文帝制：内官三年一考，散官四年一考；北周每年一考，四考黜陟；隋朝的“四考受代”之制，应上承北周。从魏孝文帝到隋的频繁考课，显示了帝国行政已全面振作。

再从“政治势力的结构”看，南北两方的最大差异，在于十六国北朝政权是异族政权——国外学者或称“征服王朝”，钱穆先生称“部族政权”——其中存在着民族特权与民族压迫。其政权的主干，是“异族皇权─部落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作为承担共同命运的共同体，军功贵族、国人武装给予了异族皇权强大支持，构成了钱穆所说的“拥护集团”。“国人”也就是鲜卑自由民阶层，王仲荦先生指出，他们构成了王朝主要军事力量。所以，其所支持的拓跋王权是十分强化的。从一般规律说，贵族强大起来，通常就会削弱王权，江左门阀士族、西欧中世纪贵族，都为这个规律提供了实例。但异族政权下的部落贵族则不尽相同，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反而是支持和强化皇权的。梁启超先生目光如炬，揭示了这个现象：“彼以彼之贵族（笔者按，指元朝蒙古贵族），拥护彼之专制，而专制政体亦一进化。”黄惠贤先生指出，十六国北朝的政治形态是“少数族军事贵族专政”：“十六国北朝时期由少数族军事贵族专政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过渡，皇权的极度强化，促使少数族贵族走上官僚化道路”；北魏孝文帝所建立的门阀制度，“从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

罗素看到：“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魏晋南朝士族名士与北朝军功贵族两种不同势力，造成了不同的政治结构，也展示了大不相同的体制意义。汉族士族在江左诸朝享有巨大特权，在北方却成了被征服者，他们只能依附在“异族皇权─部落军功贵族─国人武装”这个政权主干之上。这样一来，北朝的汉族士族就不可能像江左五朝高门那样优游放达、鄙薄政务了，而只能兢兢业业为异族统治者效力。南北汉族士族的主要差异，就在于北朝士族再度“官僚化”了，开始向秦汉文官回归，或说向唐宋行政官僚演进了。总之，异族政权内部存在一种特殊张力，使各种政治势力都警觉、振作起来了。两个政权的竞争，有时候就是两个政权中最有权势的政治集团之争，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论断：南北朝史，不妨说就是南朝文化士族与北朝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后者成了历史的胜利者。在南朝也出现了皇权的重振，田余庆先生把重振动力归结为北府兵、流民帅。若做一个南北对比，则南朝军人阶层重振皇权的动量，远不如北朝的军功贵族之大。

从政治文化上说，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自战国以降，就形成了一个士人阶层。士人自初就拥有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与理想，自居为“帝王之师”，如果君主的作为与其理念相背相左，他们有可能“从道不从君”，从而展示了一定的文化自主性。钱穆先生所说的“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这在一定情况下、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汉末名士曾发动了大规模“清议”，而与皇权冲突。从历史轨迹看，魏晋士族可以视为士人阶层的连续发展的产物。士人在魏晋南朝获得了更大的文化自主性，竟然变成了特权阶层和文化贵族了。玄学名士主张“无为君主论”，推崇不臣天子、不事诸侯的隐士。最激进的名士竟然申说“无君论”，根本否定君臣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认为若无君臣制度，人类生活将更为自由美好。这一点甚至超越了孟子，因为孟子只否定暴君，却没否定君臣制度本身。王仲荦先生认为：“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崇尚老庄，……实际是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唐长孺先生也看到，玄学家“主张无为，告诫皇帝不要多管事。……实质上是为大族纵欲辩护。”透过这样的负面评价，人们可以判断门阀士族的文化倾向，是弱化专制集权的。那么，中古士族也造成了特定意义的“政治宽松”。梁武帝时号称刑法严酷，其实跟秦汉相比，那仍是相当宽松的。所谓“清谈误国”之类指责，也说明士族对玄、儒、文、史的文化崇尚，对行政与法律的漠视，对官僚行政起了一种侵蚀作用。中古士族现象，似乎也使中国史发展中的另一些潜在可能性，显露出来了。

然而，随着北朝统一了南朝，这种可能性最终被抑制、被消解了。即便从文化上看，北方的情况与江左社会也判然不同。草原酋长与其部众间的浓厚主奴关系，把主宰与依附、把权势与服从，确定为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异族骑兵的铁蹄之下，“无为君主论”“无君论”无从滋生、舒展。因此，跟学者在辽、金、元、清诸朝看到的情况类似，在十六国北朝的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政治舞台上，很难找到士人文化自主性的空间。而草原族群的尚武精神，在建立政权后重塑了对事功、对法制的重视。十六国北朝汉族士人的再度“官僚化”，是在“文─武”矛盾、“胡─汉”矛盾的交织中不断深化的。

三

唐长孺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南朝化”论点，认为东晋南朝继承魏晋以来的历史发展，十六国北朝则走上不同的道路，“插入了一段并非必然的过程，出现了一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制度形式”。隋唐统一后，南北差异逐渐缩小，这时候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最足以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方面是南朝化或南朝因素”。这个“南朝化”的观点，后来得到了牟发松先生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另一些学者的论述，强调了北朝的政治重要性。钱穆先生认为：“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业师田余庆先生认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类认识，可以称为“北朝主流论”。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的提法形似对立，但我们想强调，二者其实是可以并存互补的。首先二者针对的时代不同，进而注重的侧面不同：“南朝化”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且主要是从经济与文化方面论证的；而“北朝主流”是针对南北朝而言的，且主要就政治与制度而言。我们认为，所谓“南朝化”，本质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化”。通观中国史，少数民族在入主华夏之后，都会发生适应性的“汉化”。在这一点上北朝并无例外，其政治社会变迁的主旋律也是“汉化”，对这一点我们并无异辞。可以说，“南朝化”再度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强大同化能力，它不但穿越王朝而代代传承，还把异族政权也拉入了它的前进轨道。

但另一方面，魏晋南朝的士族政治及其玄学文化，尤其是东晋“门阀与皇权的共治”，显然也不是传统政体的“常态”。唐朝不但没有继承南朝的士族制度，反而恢复了儒学正统意识形态，实行科举选官，士族不断衰落。在这一点上，唐朝并不是努力继承而是在努力消解南朝特征的，不是“南朝化”而是相反。这样看来，魏晋南朝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个曲折、一个“变态”，士族特权及玄学文化并不代表中国史的“常态”。

至于十六国北朝，也不仅仅是中国史上的一个“不必然的过程”而已。也许可以把它说成一个曲折，但并不是不必要的曲折。即便从文化方面说，也有学者——如钱穆先生，认为“当时的北方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发扬与衍进，有些处尚超于南方社会之上”。唐长孺先生也承认，在他论述“南朝化”时，“职官、法律的变化全未述及”。而我们已一一举证，北朝提供了可观的官制、法制甚至礼制进步。这些进步为隋唐所承继，并没有随“北朝历史特性”的消失而消失，其后的发展也不具有“北朝历史特性消失”的意义。即便是府兵制、均田制，在一个特定阶段，前者提高了军人阶层的政治地位，后者协助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它们其实是走向隋唐的一级必要阶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链环。

从“制度史观”看，十六国北朝的历史作用，简单说是这样的：魏晋南朝的士族、玄学等现象，使中国史潜藏的另一些可能性显露出来了，而这时候，十六国北朝构成了一个“矫枉过正”的反向分力，抑制、扭转了那些可能性。“矫枉过正”的提法，意指相对于汉代的儒生官僚体制、唐宋的科举官僚体制，十六国北朝的“少数族军事贵族专政”，也不是中国史的“常态”。至于“第二个南北朝”是否改变了北宋所体现的历史方向呢？对此，若干专业学者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参前所引。

陈寅恪先生“野蛮精悍之血”提法，可以理解为民族融合带来的政治活力。钱穆先生论“新生的希望在北朝”时，则努力凸显儒学——例如《周礼》——的作用。他还曾提出，中国史上发生过4次民族大融合，每一次都带来或即将带来全盛。在评价北朝的历史作用时，若干学者还引用过恩格斯的这一论断：

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又，日本内藤湖南提出，两汉以来的“异族刺激”，不断为中国王朝注入“活力”。宫崎市定继踵而来，把中国史上的北方游牧族群称为“素朴民族”，揭举“素朴主义”，意谓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使因过度文明化而陷入纤细柔靡的王朝，重新振作起来了。不过内藤、宫崎二人都有一个明确意图：以此为日军侵华做论证。这一点当然不能接受。

面对北方游牧族造成的体制强化，“民族融合的活力”“野蛮拯救文明”等等提法，可以说是历史学风格的解释或“文化史话语”，指向一群彼此交织的综合性现象。若转换为政治学思维，就得把相对次要的东西剔除，努力在繁多因果关系中，发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机制。这里采用“制度史观”，聚焦于政治体制，即十六国北朝的各种制度发展，去解析其间的因果链条，尝试一个政治学意义的最简提炼，那么北方族群上述历史影响，即强化、激活专制集权之功，我们尝试归结于部族武力，更确切一点说，归结于“部族武力的体制化”。

中国史上的一次次“王朝循环”之中，王朝崩溃是其中一个固有阶段。初创时生机勃勃，几代后走向全盛，随后体制的老化僵化，各势力间利益冲突的日益尖锐，又使衰败像癌细胞一样地不断积累。最终王朝倾覆、权威流失，战乱在各处制造着暴力。在这时候，某个军事集团赢得了政权，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体制化了，专制集权由此重建，甚至强化了。近来有个说法叫“正确的国家观”。依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其他阶级的组织化暴力。“暴力”，是一种迫使他人屈从、臣服的能力。在自由和平的人群中，强制的做法就会遇到困难。而改朝换代时，大规模军事活动、军事组织和军人群体，大大提高了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和屈从的浓度，提高了体制的组织化程度与集权强度。

马基雅维里说过：“军队却喜欢具有尚武精神的、残暴贪婪的君主。”铁腕君主将得到军人阶层的拥戴，反过来说，军人集团能够塑造铁腕君主。罗素也认为：“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梁启超先生这样论述中国史：“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由此，中国史教科书还形成了一个叙述模式：在王朝初年通设“专制主义的强化”一节。“马上天下”“征伐”形式的改朝换代，看上去是集权体制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即便在现代世界，军人政府往往也都是独裁政府。战国以来集权制的迅猛发展，赵鼎新先生把它归结为战争，归结为“战争驱动型冲突”，其结果是“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赵鼎新是政治学者，所以其思辨与本文类似，即，在政治、文化、经济各种因素的错综关系中，寻找一个关键机制，寻找一个“链式反应”的触发点。高度“军国一体化”的秦国最终完成统一，由此展示出了军事、战争的塑造体制的强大能力。

官僚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勤奋尽职？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自下而上”就是强大有效的公民民主监督。而王朝时代并没有后一种力量，那就只能靠“自上而下”了，靠一个铁腕皇权“泰山压顶”式的督责了。铁腕皇权是激活、振作体制的必要条件，虽然未必是充分条件。不妨说君主是官僚机器的发动机，专制君主就是一台大功率发动机。

在这一意义上，异族的征服与统治，可以视为“马上天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是说，除了内源性的暴力之外，外源性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和民族统治，同样也能供应暴力。压迫异族，通常都比压迫同胞更容易、更残酷。异族征服者在征敛赋税，在施行法制，在役使那些腆颜事仇的官僚时，更刻薄严厉。部族武力，最初无不造成了华夏社会的巨大破坏和民众的巨大痛苦。同时，若其逐渐与华夏政治体制实现了磨合、调适，那么也可能转化为强劲的集权动力，由此行政机器再度高效运转。当然还须说明，秦汉留下的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集权官僚体制，这个历史遗产，就是十六国北朝“部族武力的体制化”得以发挥“激活”作用的基础；而汉式体制因素与部族武力因素，要经复杂互动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调适磨合。在这方面，历史上未必没有失调、失败的情况。

北方族群、部族武力对中国制度史曾留下深刻影响，对此，刘昶先生的研究也曾涉及。刘昶运用“游牧生存圈”与“挑战─应战”两个概念，阐述了另一种机制：“若要保护自己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战胜游牧民的侵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依靠大规模组织起来的集中统一力量。而在当时，这种组织方式只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式的”，“处在游牧生存圈周围，不断受到游牧部族侵掠的农业社会，就必然大体上是组成为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他还比较了西欧、拜占庭、印度、日本等例子，以展示在有无异族外患的不同情况下，其社会对专制集权的选择与否。其结论是若有外患存在，那个社会就倾向于专制集权，这是对外部“挑战”的一种必要“应战”。刘昶的这个论点无疑值得参考，即：即便尚未入主建国，游牧势力作为一种外部刺激，仍可以推动华夏政权去强化专制集权。汉武帝的统治看上去就很典型。大规模对外开战，尤其是倾举国之力与匈奴决战，令国家机器超负荷运转，社会进入高强度动员，由此引发了行政、军政、财政、法制各个方面的集权化。人们不妨去寻找更多实例，以便更精确地评估这个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作用。无论如何，游牧族群在未能实现征服的情况下，仍能以“应激”途径而影响中国制度史。

北方少数族群的存在，在历史上不仅仅造成了民族关系问题与国防问题，它也影响到了制度层面。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遗产璀璨丰厚，相应地，文人、文官在体制中占据了显赫位置。然而做一个历时性观察，把改朝换代与异族入主纳入视野，则2000年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在“文、武交替”的路上前行的，甚至还穿插着“胡、汉交替”。这个制度史历程并不是一条直线。在这一意义上，北方族群的入主现象，以及游牧生存圈对专制集权的推动、激励，不妨看作中国制度史的一个固有部分，未必就是外在的、“不必然”的部分。在近代来临之时，启蒙者、改革者所面对的那个王朝，它之所以是那个样子，其中就含有“两个南北朝”的历史影响，含有北方少数族群的制度影响。否则，那个体制就将是不尽相同的样子了，虽然我们无法确知那是什么样子。

至于如何评价异族统治的制度史影响，是好是坏、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这问题就不会有唯一确解了。事实判断仅以“真伪”为准，对确实发生过的史事，治史者的任务只是直书其事。而评价涉及视角、尺度、标准，价值观不但因人而异、千差万别，而且“每个时代都面对着它自己的上帝”。“第一个南北朝”处于历史前期，它有“它自己的上帝”；而在“第二个南北朝”的时代，世界史正在孕育着一个巨变：现代化。那么得失优劣的评价，也会因之而变吧。作为现代公民，我们决不会赞扬民族压迫、民族征服；而在实证层面上，中国史并不是桃花源，民族压迫、民族征服确实发生过，那么学者就只能如实直书了。本文期望暂时旁置评价问题，先行探讨中国制度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原理又是什么。

说明：本文原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研讨会”的会议论文（2017年11月3～5日，昆明），有增补。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