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刘庆霖：译者的作用：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清末汉译日书
译者的作用：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清末汉译日书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s:
the Translations from Japanese works Related to Marx and His Theory in Late Qing China
刘庆霖
摘要：清末的汉译日书中，有不少论及到马克思及其学说。其中有部分译者因自身的翻译能力不佳，或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水平有限，而无法正确地诠释日文原书中所论及的思想与知识。由于马克思学说在当时并没有特殊的权威地位，中国译者还经常忽略、漏译日文原书中论及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当译者希望借译著来表达自身的政治主张时，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日书还会呈现出与日文原书完全不同的思想旨趣。因此，清末汉译日书不仅体现了日本作者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也展示了中国译者在马克思学说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引言
马克思及其学说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清末留日学生及旅日学人在报刊、图书等出版物中对西方论著的译介，涉及到不少与马克思学说相关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人在清末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介通常被划入“早期传播”或“传播前史”的范畴，汉译日书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出版的第一部前五卷《马藏》文献中，收入了28册与马克思学说相关的文本，其中有23册译自日文论著，由此也可说明汉译日书在早期传播中的重要性。
关于汉译日书中的马克思及其学说，在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研究中已有所论及。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等文献汇编中，编者已对清末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日书进行了整理和摘录，而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義の黎明》，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等研究论著，则对部分汉译日书进行了述评。此外，也有针对某位日本学者（如幸德秋水、福井准造等）、中国译者（如赵必振）或某种译作（如《社会主义神髓》《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等）进行的专题研究。前人研究已总结出一些早期传播史中汉译日书的基本特点，并肯定了清末汉译日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如有研究指出，清末汉译日书为中国带来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术语和表述体例，且比以往更具系统、更有条理地介绍了社会主义及马克思学说。也有研究认为，汉译日书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相关知识混乱杂糅，且大部分论著的原作者并非信仰社会主义，更不是马克思学说的信者，翻译这些论著的中国译者也主要是改良主义者。以上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总结，已勾勒出马克思及其学说在清末汉译日书中的基本情况。
汉译日书的翻译底本是日文原书。中国的研究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时，经常只以译书为材料，对日文原书的关注度尚有欠缺。关于清末中国译者的在日活动，以及对日书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与分析，研究者也主要参考中文史料或中文研究著述。这种主要以中文史料为基础的研究，能反映汉译日书出版后，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其论述内容及研究结论固然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这样的研究缺乏日文原书中的信息，容易忽视中国译者在译书过程中对翻译底本的理解和接纳。而这一理解和接纳的过程，也是思想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日本学者的研究能对这种情况给予一定的补足。但近30年内，日本学界对日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注已不如往前，中日马克思主义思想交流的日文研究论著也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希望结合前人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日文原书和汉译日书为基本史料，在文本对比与分析的基础上，对清末汉译日书中所见的马克思及其学说作出进一步考察。
本文所涉及的汉译日书，涵盖了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小说等不同门类的译作。其中有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专著（如村井至知《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也有仅简单提及社会主义或马克思学说的通论性著书（如田岛锦治《最新经济学》，酒井雄三郎《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现列出本文提及的汉译日书，并附上其日文原书，整理成下表：
上表中各译作的原作者和中国译者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立场，译书中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态度亦不尽相同。中国译者作为译书活动的主体，为近代中国带来了这些种类丰富、立场不一的译作，他们对所接触到的日文西书进行的选择与诠释，成为了广大中国读者了解马克思学说的思想资源。译书的过程，不仅是知识被“搬运”的过程，也是知识被选择、学习与理解的过程，其中可能还有曲解或误解的部分。译者对原作进行了怎样的节选、删改和增补，原作中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内容具体是怎样被接纳和翻译的，译者是否能完全理解和译出原作的内容，这些将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译书质量的基本考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日书汉译是近代翻译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主要载体。留日学生和旅日学人接触到各种日文西书，并将其译介成中文，由此加快了国人认识与接纳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步伐。清末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日书，集中于1902-1903年出版，且主要出自商务印书馆、作新社和广智书局这三家出版机构。参与译书的留日学人通过译书活动深化了对西学的认识，其中部分译者是近代翻译出版活动的重要人物。在避免以后出的现代译书规范去评价清末译作的前提下，本文尝试对相关译书的翻译质量做出基本考察。
通览清末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日书，可见译者基本上只能传达原书的大意，若细究译文，便能发现各种各样的翻译瑕疵。译文的精准度和译书的完成度参差不齐，部分译书能体现出译者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较高的理解水平，而部分译者的知识把握程度和翻译能力则有所欠缺。
分析清末汉译日书的翻译特点及其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水平，有必要先留意当时译书的文体风格。清末著述的文体风格正处于转型时期。虽然不同的译者有各自的行文特色，但受梁启超“新文体”和报刊白话文的影响，汉译日书基本采用浅近文言或文白并用的方式行文。由于原作来自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译者倾向于借中日同文之便，从原作引进成套概念术语，同时也在译文中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日式表述语句。要完全读懂文白并用、又夹杂了日式表述的译文，并领会其中论及的马克思学说，对于当时的读者或现今研究者而言，都并非易事。因此，译者对西学的掌握程度及其处理翻译文字的能力尤为关键。
以岛田三郎著《社会主义概评》为例，此书的三个译本《世界之大问题》《群义论衡》和《社会主义概评》皆出版于1903年。就译书的完成度和译文质量而言，《社会主义概评》是清末汉译日书中的佳作，《群义论衡》次之，仅有少量误译及部分语义模糊的问题。而《世界之大问题》漏译和误译的情况较多。岛田三郎的日文原书介绍了19世纪欧美各国社会党（包括俄国虚无党）的发展情况，并对社会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区别与联系、社会主义对政治和宗教的相互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原书的第四节题为“德意志的社会主义”，副标题为“拉萨尔与马克思”。此节简单介绍了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生平，并指出他们对国际工人运动及19世纪经济学界的影响。其中有一段文字，论及二人思想学说的传播背景与形成经过。在《群义衡论》中，这段译文如下：
而时又当自由竞争之盛会，资本增殖，而劳动者所期之余利极微，亦多歉然之意。又千八百四十八年，有法国第二革命，思界与政界同变，实二人之说，传播各国之机也。（中略）要之，伦敦虽为大陆群党之避患地，而群党于英，势力极微，非示革命之状者。反之，而德法二国，有群党之由哲学思想而来者。意大利平民，多愤闷不平。西班牙亦有此党，由群党之名而为暴。然至路色莱、马古斯等所提倡之恊力同盟，亦可加以群党名也。
《社会主义概评》的对应译文如下：
而又适逢自由竞争极盛之时，资本家之势力大增，其余利之波及彼等者，未能如其所期，而大有所感。时方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国第二次之革命起，思想界亦随政治界之变革而动摇，此正二人传播其说于各国之一绝好时会也。（中略）要之，伦敦为大陆社会党之逋逃薮，而其势力之及于英国者则甚微，并未尝有革命之象。德法二国则与之相反，是由哲学思想而化为社会党者。在意大利，则自甘暴弃者多。在西班牙，则有假社会党之名而施其暴力者。然其可称社会党者，仅拉杀路列、麻娄克司所主唱之协力同盟者耳。
引文篇幅虽小，但能反映全书之一斑。《群义衡论》采用了简练的浅近文言，而《社会主义概评》文白并用的情况更为明显。整体上误译、漏译较多的《世界之大问题》并未翻译此段文字。
清末日书译者遇到日文“社会主义”一词，通常会在译文中保留原词不变。《群义衡论》的译者应是受严复影响，在全书中将“社会主义”译为“群义”，“社会党”译为“群党”，这种译法很少出现在其他汉译日书中，译者可能有尽量不受日文表述影响的行文意识。这种意识在全文中都有所表现，也使译文更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概评》文白并用，对日文语词概念作了较多保留，这在清末汉译日书中较为多见。
在日文原书中，岛田三郎提到十九世纪中叶正值自由竞争的盛期，资本急剧增殖，但“劳动者却得不到他们所期待的余利”。《群义衡论》和《社会主义概评》都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后者的表述更接近日文原书的句式。岛田在原文中还简要总结了英、德、法、意和西班牙等国社会主义组织的特点，并认为“真正可称为社会党的，仅有拉萨尔和马克思所提倡的合作联盟”，以此强调了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政党组织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与联合性。《群义衡论》将原句中“仅可”误译为“亦可”，而《社会主义概评》的译文则较为准确。此外，在提到意大利的情况时，岛田的原句意为“在意大利，有较多不平绝望的暴民”。这句话在《群义衡论》中译为“意大利平民，多愤闷不平”；而《社会主义概评》中则译为“在意大利，则自甘暴弃者多”。在此，比起仲裁两种译文的准确性，似乎更应注意译者对“不平绝望的暴民”持有何种情感及立场。对于中国译者在译书中展现的立场问题，将于下文第三节详述。
《社会主义概评》由作新社出版，译者未署名，应是该社成员或与该社关系密切的留日学生所译。作新社为清末汉译日书的出版重地之一，其译书水平总体较高。在清末的汉译日书中，翻译质量能达到《社会主义概评》这种程度的并不多见。实际上，清末大部分译书的译文质量都与《群义衡论》的水平相近。《群义衡论》虽在总体上传达了原书的大意，但如引文所示，在论及与马克思相关的文段内，译者很有可能并没有完全理解日书原意，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译书的读者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群义衡论》在清末的影响并不及《社会主义概评》。因其将“社会主义”译为“群义”，在依靠关键词查找文献的现今研究中，《群义衡论》也容易被视为与马克思无关的著述。但另一本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汉译日书，名为《近世社会主义》，则在出版后传播较广、影响较大。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中，提及或专论《近世社会主义》的著述也较多。有研究将其评价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此书译者赵必振，是清末日书汉译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中功不可没的人物。除《近世社会主义》以外，他所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改良论》也是影响国人认识与接纳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作品。但从赵必振的这三部译书中可见，他虽然积极参与日文西书的译介活动，但日语水平不高，对于原书所论述的理论和知识，也并未理解透彻。
以《近世社会主义》为例，此书分为四编，作者福井准造在前两编中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为界，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划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分别予以论述。后两编介绍了1860年以后的“近时之社会主义”，以及欧美诸国社会党的发展现状。福井对于马克思的认识，有部分是来自美国学者伊利（Richard Ely，1854-1943）的《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 in Modern Times，1883）》一书。该书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伊利对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理解，还有不甚透彻的地方，但《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作为通论社会主义思想的英文读物，在明治末年的日本颇具影响。福井参考了伊利的观点，在《近世社会主义》第二编“第二期的社会主义”的第一章“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中，用近40页约15000字，分“其履历”和“其学说”两部分，系统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赵必振基本完整翻译了这一章的全文，仅删去了德国诗人、《新莱茵报》创刊者之一的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所写的《告别辞（Abschiedswort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在介绍马克思“其学说”的部分，福井准造从讲解“价值”的定义开始，以马克思的价值论为基础，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其中论及价值的概念和资本的定义，有两段重要的文字，赵必振的译文如下：
价格之分类，即以使用、交换之二种。此两价格之区别，判然而不能淆。彼资本家，但求自己之富，但利用劳动者，而不知其难。质而言之，劳动者，资本家之牺牲。以其劳力之过半，而食其力。
马陆科斯对资本而下若此之定义：彼即以资本而于生产社会，以定劳动者与资本主适用之时。与其余之经济学者比，以解释其狭义的。彼于生产社会，以资本家之职务为甚重要。如现时殖产社会之状态，劳动者不能支办器械与原料及生活与物产。又如现时之生产社会，其生产的要素，惟天下唯一之劳动者。而资本家分取其利益，皆由于强夺诈略之非行。故资本的生产组织，实为悖理不法之组织。
对价值与资本等概念的认识，是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前提。“value”这一概念，现译为“价值”，在福井准造的日文原书中被译为“价格”。原书“价格”旁以日文假名标注了“value”的英文发音，由此可判断这里并不是现译为“价格（price）”的概念。“Value”在明治末年的日本还没有统一的译法，日人或译为“价值”，或译为“价格”。赵氏的译文直接沿用了“价格”一词，但没有标出英文发音，清末的汉译日书中也大多如此。
引文的划线部分均为翻译有误或语义模糊的部分。据日文原书，可知福井在第一段指出：“价值可分为使用和交换两种类，能明确区别这两个种类的价值，就不难理解资本家是如何为了制造自己的财富，而去利用劳动者的”。赵氏将这句话译为“价格之分类，即以使用、交换之二种。此两价格之区别，判然而不能淆。彼资本家，但求自己之富，但利用劳动者，而不知其难。”，其理解明显有误。其后福井又强调，“换言之，劳动者成为了资本家的牺牲品，他们过半的劳力都供奉于此”。赵氏对于这一句的译文即使不算误译，也较为模糊。译书的读者是否能通过赵氏的译文领会到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就更值得怀疑了。
在探讨资本的定义的段落中，赵氏的译文也不甚准确。福井准造在原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这一用语，仅适用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身份不重合的生产社会。比起其他经济学者，（马克思对资本的）解释是更加狭义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社会中的职务不甚重要。在与当今的殖产社会不同的时期，劳动者自身能支配机械与原料，用以生产物品。（和那个时期一样，）即使在当今生产社会中，真正可看作为生产要素的，就只有劳动。”赵氏的译文，并没有将“劳动者与资本家身份不重合”的意思表达清楚，并将这段话中的“不甚重要”译为“甚为重要”；“能支配”译为“不能支办”，完全颠倒了原意。想要以赵氏的译文去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是较为困难的。
赵必振所译《近世社会主义》误译频出，表明他未能完全读懂福井准造的原书。在介绍马克思“其履历”的部分，因没有太多艰深的内容，译文的错误尚少。但涉及较为复杂的价值和资本理论，赵氏频繁地误解日文书面语中的主谓关系、比较层级或否定句式，导致译文与原意大相径庭。赵氏在译介与传播马克思及其学说上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受其解读和翻译能力的影响，《近世社会主义》《廿世纪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改良论》等译书的质量不佳，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上文列举了清末汉译日书中，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重要文段内的具体翻译瑕疵。可见日文原书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在译书中并没有得到较为准确的诠释。郑匡民曾用“急功近利的心理状态”描述晚清国人大规模翻译日文书籍的状况，这在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书中也得到了体现。20世纪最初几年，为解决国家与社会濒临的危机，国人亟需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学说之一，也随其他西方理论知识一同被介绍入中国。中国译者“急功近利”地向国内传播新学，在译书过程中难免不顾品质、急于求成。此外，由于这类译书甚受读者欢迎，各家出版社为获取利益，也加重了译书不顾质量，只求数量的情况。因此，当时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日书质量欠佳，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二、译者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重视程度
清末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日书中，有的对马克思生平的介绍较为详细，并系统论述了其学说；有的则只是简单音译出其姓名，或是用短浅的文字提及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理论、或他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上文所引《社会主义概评》《群义衡论》和《近世社会主义》，皆属论述较为详细的译书。这三本译书原是日本学者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党进行介绍与评论的作品。由于原作者较为关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他的评价也较高，且中国译者对原作没有进行太多删减，因此读者能在译书中看到大篇幅的相关论述。其他大篇幅论及马克思的汉译日书，还有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的三个译本，以及大原祥一著、高种译《社会问题》。
同为探讨社会主义思想或社会党的著作，还有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以及矢野龙溪的《新社会》。在这些作品的日文原书中，作者也都提及了马克思，但对其论述较为简单。此外，一些政治学或经济学的通论性著作，如酒井雄三郎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和田岛锦治的《最近经济论》，日文原书中也都论及到马克思。这些著作在中国都有一种或多种译本。日文原书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内容，有的在译书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体现，有的则被漏译。
以《社会主义》为例，此书作者村井知至，是日本明治末年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一书能反映村井知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性认识，是一本具有普及、宣传意义的“概说书”。此书在中国有三个译本，分别是连载在《翻译世界》杂志上的连载本（译者未署名）、罗大维译本、以及侯士绾译本。三个译本皆出版于1903年。就译文质量而言，《翻译世界》连载本出现误译、漏译的情况最多，罗大维译本居其次，侯士绾译本则较为完整，但也有部分误译的内容。《社会主义》的日文原书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从整体上看是较为片段和零散的。村井本人很可能并没有直接阅读过马克思的原著，而是从其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献中间接了解到马克思的学说。原书的第三章题为“社会主义的本领”，论述了社会主义“公用生产事业、平均分配财产”的本质。村井在这一章论述了现代工业制度中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不平等关系，并用500字左右介绍了剩余价值。他指出，少数的资本家占有大机械等生产资料，压迫多数的劳动者，掌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工资，仅给予劳动者有限的生活费，剥削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其余利益。并在最后一句话中解释道，“这就是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格（Surplus Value）”。三个译本都译出了这段对剩余价值的介绍。在《翻译世界》连载本中，最后一句被译为“是马克士所谓剩余价格者也”；侯士绾译本为“是加路孟古斯所谓剩余价格者也”。而在罗大维译本中，罗氏虽然译出了村井对于剩余价值的简短介绍，但却删去了最后一句，没有提到“剩余价格”及马克思的姓名。对于马克思及剩余价值的漏译，也许并不影响原书对资本家及劳动者关系的论述，但仅通过罗氏译本，则无法理解到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术语中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了。
清末汉译日书中，有不少译者会简化日文原书中论及马克思及其理论的文段，译文经常省去原书中列举的经典著作名、作者名、以及相关的概念和术语。在作新社译《最新经济学》、披雪洞主译《极乐世界》，以及前文提及的通社译《世界之大问题》中，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其中《最新经济学》漏译的部分值得特别留意。
《最新经济学》译自日本经济学者田岛锦治所著《最近经济论》，是一本通论性的经济学教科书。日文原书在介绍经济学基础知识及西方学者的各种观点时，都力图展示不同学派的立场和主张。在绪论的第三章“经济学之历史”，田岛分别用约250字和600字介绍了“共产主义派”和“社会主义派”。在介绍“社会主义派”的部分，田岛将马克思与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路易・勃朗、洛贝尔图斯、拉萨尔等人一同列为“这一学派的有名学者”。除此以外，《最新经济学》在介绍生产、分配和交易等经济学知识时，也借用了马克思的理论，探讨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及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在论述过程中，田岛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从根本上没有看破人类本性，因此要看到其实效，甚是困难”，表明了他并不赞同社会主义的立场。可以说，从《最近经济论》的正文部分来看，田岛并不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及其学说也不是田岛重点论述的对象。但日文原书除正文以外，还收有四篇附录，其中便包括田岛专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文章，该文题为《卡尔・马克思氏社会主义的要领》，全文约5000字，可见他虽然并不赞同社会主义，但却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十分关注。
然而，在作新社译《最新经济学》中，译者并未译出附录。且正文“社会主义派”中提及马克思时，田岛对马克思所标注的英文原名及生卒信息，译者也予以省去，仅对马克思的名字以“嘉玛古士”作出了音译。因此，读者并不能从《最新经济学》这一译书中了解到原作者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视，甚至很难仅通过“嘉玛古士”这一译名，确认马克思是哪位具体的西方学者。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以清末汉译日书中已译出的内容，的确可以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传播情况，但如果能结合译者有意无意删减、漏译的内容，则可反映出马克思学说早期传播史上的两个事实：其一，清末的汉译日书数量庞大，中国译者见到值得译的日书则译，他们并不是马克思的信者，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者。在译者和读者看来，马克思只是众多西方思想人物之一，其学说在当时并没有特殊的权威地位，因此容易被忽视。其二，一部著作被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译者深入阅读与学习其中内容的过程。众多中国译者在日文西书中能够阅读、学习到的马克思学说，未能完全反映在他们的译作之上。他们在将译书呈现给中国读者以前，已对日文西书中的思想知识进行了消化与吸收。译者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理解与认识，可能比他们在译书中展现的更为广泛。
三、译者的思考与主张
借助日本已引进的西学成果，用最快捷的方法向中国读者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是中国译者翻译日书的首要目的。在译书过程中，译者并没有完整、精确地译出日文全书的意识，因此会出现上述漏译现象。与此同时，译者可能会在译文中添加自己对相关人物、事件或理论的注释和感言；也有一些译者会对原文的内容作出有意识的修改。译者的添加和改动，有的能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有的则改变了原作的立场，让译书成为了宣传译者自身思想主张的作品。
译者为原作中提到的名词、概念做补充解释的内容，可见于矢野龙溪著、作新社译《新社会》。《新社会》日文原书在序言中提及了莫尔和拉萨尔，译者为两位人物添加了夹注。译者对于莫尔的夹注仅有数十字，简单地点明了莫尔所著《乌托邦》的意旨，指出莫尔“喜福音书共産之义”、“悯贫氓无告，思改革社会宿弊”。而对拉萨尔的夹注更为具体，译者用近200字介绍了拉萨尔于1862年发表的《工人纲领》演说中论及的内容，即把中世纪以后的历史发展划分爲三个时期的理论：
（拉萨尔，）普鲁士人，论进化阶级有三。曰：千七百八十九年法革命前，国家权力委于有土地者之掌握；二，自是年至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创共和政治，普鲁士明自由运动之义。国家之权利归中流人之掌握，立法行政皆视彼之利害为向背；三，自此年以后，为劳力者之时代。劳力者得适宜权力，其思想利害，始影响于政治。中流人之时代，已往事迹，既消灭矣。中流人所造之法律制度，尚存而不灭，革命者必扫除之无遗迹，新制度不能建立也。其自狂如此。
由于无法确定译者的具体身份，目前难以进一步探讨译者了解这些知识的来源与途径，但从这些夹注可知，译者对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人物已有一些具体的认识。
译者对原作的内容加以点评、抒发感言的内容，可见于岛田三郎著、通社译《世界之大问题》。此书与《群义衡论》、《社会主义概评》皆译自同一日文原书。但与后两个译本不同，《世界之大问题》的译者除漏译了原书中部分内容以外，还添加了一些自己的感言。如在第四部分“德国社会主义 上 那沙路与马路可司（即拉萨尔与马克思）”中，译者就对欧洲社会党势力逐渐强大的现象作出了感慨：
那沙路立因而倡万国共通主义于德国。兼之马露可司，尤能发挥科学精深之理论，以达其主义。自经此二人提倡后，社会党之势力，渐臻强大。然天下之事创始者难，苟非有坚忍独行之性质，未克底于有成。当彼诸人运动提倡以来，不知几经挫折，几经危险，而后有次实行主义之一日也。
引文中标有着重号的内容为译者的话。在《世界之大问题》中，译者的话下都有着重标识，但译者并未说明这是自己添加的内容。该书全篇还有多处译者感言，这些感言巧妙地与原文的叙述融合在一起。在介绍德国社会主义及社会党发展状况的这一文段中，译者用自己的话强调了马克思与拉萨尔能获得当时的影响力，是来之不易的。而在其他的章节、段落中，译者也用自己的话，对原文进行各种提示、评论、概括和总结。可见译者除了翻译原书外，还针对原书中的内容，为读者提供了引导和解读。
上文例举了汉译日书中译者所增补的内容，反映了译者的知识储备，也能看出他们在译书时为疏通原文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他们自身的思考和感受。这在其他论及马克思及其理论的汉译日书中也有体现（如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译者的注释、感言或评论，与原作所传递的思想知识并没有太大冲突，读者可以通过译者的话，加深对原作的认识。但与这些情况不同，有些译作展现了译者与原作者完全不同的思想主张。本文第一节列举《社会主义概评》和《群义衡论》的引文中，两位译者对于“意大利不平绝望的暴民”的不同译法，已有所体现。而另一部译作，即矢野龙溪著、深雪洞主译《极乐世界》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极乐世界》译自矢野龙溪的《新社会》，日文原书是一部宣传社会主义的小说，讲述的是两位日本青年前往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游玩的经历。新社会的一位老人向青年们讲解了当地的产业、法律、政治体制等基本情况。该书虽是小说，但并没有太多小说的趣味性，而更象是作者发表自身政论的著书，体现了作者带有改良派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该书第四回“新社会之出现”中有一段老者介绍“快速了解社会主义”的话，提到了威廉·道森（William Dawson）的《德国社会主义与费迪南·拉萨尔》（German Socialism and Ferdinand Lassalle, 1888）、悉尼·韦伯（Sydney Webb）的《英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England, 1889）以及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Soc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1894）。此外，老者还将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列为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建议青年广泛阅读他们的论著。
除了《极乐世界》这一译本以外，上文提及的作新社译《新社会》也译自同一日书。作新社的译文基本与原书的行文风格保持一致，但披雪洞主译《极乐世界》，则无论从书名、叙述体式、正文内容和思想旨趣上都与原著有所不同。披雪洞主的真实身份不可考，他将书名“新社会”改为“极乐世界”，并以章回体的叙述体式编排全文。这种改动，增加了译文的趣味性和易读性，译者应是有意对原书进行了通俗化的处理，以吸引更多一般读者。日文原书分十二回，《极乐世界》按照清末小说流行的章回体式，为每一回添加了译者原创的回目，如第四回原为“新社会之出现”，《极乐世界》改为“寡闻多怪致被讥评，探本穷源论新社会”。在前五回和第十二回，《极乐世界》的回末还添加了原创的回末诗，如最后一回的回末诗，为“四千余载古山川，久叹沉沦剧可怜，唤起痴迷吾辈事，却从梦里悟真诠”，这是译者结合清末中国的国情发表的感想。他提醒读者应结合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唤醒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痴迷”。
此外，译者还删去了原作中尊皇保皇的文段，并融入了革命救国、英雄主义的思想旨趣。日文原书作者矢野龙溪曾任明治天皇侍从，后又以日本驻中国公使的身份，参加过甲午战后的外交交涉工作。他在自己的理想国“新社会”中保留了君主立宪制，并在原书第九回“新社会之政治及岁出入”中描述了“君民之间诚如一家”、“历代帝王皆圣明”的情况。而在《极乐世界》的译文中，这些赞美君主和君主立宪制的内容都被删去。在此之上，译者还在多处添加了救国图存、赞美革命英雄、批判专制政治的文字。如第十一回“亿兆人民同臻幸福，大千世界各酿升平”中，译者在译出原文讨论各国生产力差异的内容后，添加了如下文字：
“至于像那印度同着人家所称为老大帝国的。人口不是都有三四百兆么？你想他的人民，既有这么多，于世界生産之上，该有多大的关系呢！倘使他从此认真改良，未爲不可。无奈他执迷不悟：一个是已经被英国灭了；一个是国内的主权，都被别人拿去了，他自己仍是不觉，一个劲儿昏昏沈沈，仿彿是醉了睡了似的，万事都不加过问。那人民的生命财産，大有个朝不保夕的光景。你想，他既是这样，怎么能同他同盟，使大家联爲一气呢？”老者道：“这到不足深虑。比譬印度，现在是已经归了英国，自然有英国替他办的。至于老大帝国，听见说四五年前，曾有好些个志士，不要命的，奔走呼号，把全国的人民唤醒了大半。到了现在，那无名的英雄越发多了，想来不久一定是就要改革的。即使不然，你不看见那英国，既然能替印度办，别的国就不能替老大帝国办么？这种事情还有甚么可忧的呢？”
译者提及了“四五年前”曾有些志士唤醒了大半人民，应是指1898年的维新变法。而其后所言“现在那无名的英雄越发多了”，很可能是指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派人物。结合维新派与革命派爲“唤醒全国人民”所作出的贡献，译者进一步强调了改革社会现状的紧迫性。
由此可见，译者结合了清末国情和国际形势，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融入到译文中，他提醒读者认清晚清中国所处的政治局势，希望读者能注意到晚清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呼吁读者运用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社会弊端。译者虽然在书中标明了作者是“日本矢野文雄”，但《极乐世界》的译文，虽然能反映原作者带有改良派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却没有传达其对君主立宪制的赞同，取而代之的，是译者救国图存、呼吁社会改革的思想旨趣。也正因译者结合中国国情所展现出的思想旨趣较为明显，以致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假借日人之名、实为披雪洞主自著的作品。
综上所述，清末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日书，大多不是对日文原书进行精准直译的作品。译者在译书中作出各种增改，但并不一定会对这种增改做出说明。若不知日文原书的内容如何，读者可能会将译文内体现的思想旨趣，理解为日本作者的原意。但事实上，有些译者除了希望借翻译日书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以外，也希望能结合时代的需求或自身的主张，创作一部全新的译作。在这样的汉译日书中，译者的主观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现。
小结
本文通过整理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清末汉译日书，对比其与日文原书之间的差异，考察了中国译者在译书过程中出现的误译、漏译和增改的各种情况，以了解译者在传播马克思及其学说中所起的具体作用。找出汉译日书与日文原书的区别与偏差，不是为了苛责前人译书的谬误，而是希望从中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在清末传播的具体样貌，厘清中国译者在接触和翻译相关论著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并了解译者的思想主张与原作有何种关联或冲突。
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日书，原是出版于日本的日文西学论著，能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知识人对马克思的认识与关注。留日学生和旅日学人在日本接触到了这些论著，并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将其引介入中国。当时正值明治末年，日本知识人对马克思的认识也还处于初步的阶段，他们撰写的论著中，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中国译者在翻译这些日文西书的过程中，又由于各种原因，产生了误译、漏译等问题，以至日本作者与中国译者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与偏差，一起叠加在了汉译日书中。中国译者的译书能力及对原书的理解水平有限，但即使如此，作为较早接触到新思想、新知识的国人，他们又承担着传递新学的使命，因此力图在译作中做一些引导和疏通的工作。此外，也有译者有意识地希望借助译书，结合清末中国的国情及社会现状，传达自己的思想主张。
由此可见，清末汉译日书呈现出的马克思学说，不仅反映了日书作者对马克思学说的看法，也体现了译者在译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若仅以译书为依据，而不参考日文原书，去评价汉译日书在清末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传播带来的影响，可能会遗漏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事实。此外，若仅以译书去判断日本作者对马克思的理解水平，则很可能会得出与史实相异的结论。
以清末留日学生和旅日学人为主的日书汉译活动，是国人接触、学习与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日书译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学说早期传播的历史，值得结合日文原书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0期；《马藏研究》第一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