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裴 植：一九三〇年代党外战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以北平小报为考察对象
一九三〇年代党外战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以北平小报为考察对象
摘要：对于中共而言,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存在党内和党外两条战线,北平小报可以作为考察党外战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独特视角。北平小报具有迥异于上海小报的重时政而轻娱乐的风格和特征,并因此受到时人的推崇,著名报人成舍我甚至曾以“中国未来的标准报”相期许。北平小报基于“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和“启迪诱导民众”的责任担当,对各种新思潮新学说颇为关注,马克思主义因而成为它重视并积极传播的重要内容。北平小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包括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事迹和贡献、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概念和范畴、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5个方面。北平小报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传播载体，它一方面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肯认，昭示了中国社会思想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党外战线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党外战线；北平小报；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史
有学者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队伍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开始了艰难的土地革命。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成两条战线，一条是党内战线，一条是党外战线。”[1]这一划分揭示了此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所独具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所谓党内战线，是指由中国共产党人主导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所谓党外战线，则指由不具备中共身份和背景的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主导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内战线相比，党外战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主体众多，而且载体也更为丰富，比如北平小报就属党外战线所独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平台。然而笔者检索发现，目前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中，土地革命时期党外战线所受到的关注较为有限，而北平小报更属“被遗忘的角落”。本着“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2]的原则，笔者拟在搜集、爬梳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北平小报为具体对象，对党外战线马克思主义传播作一番“解剖麻雀”式的考察。
一、北平小报的基本风格与特征
“小报”历史久远，早在宋代便已产生，当时是与官办的“邸报”相对应的、用以传播小道消息的一种媒介[3]。19、20世纪之交，现代报纸形态的小报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时至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小报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1930年代，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各有数十乃至数百家小报争奇斗妍，只是此时为数众多的小报竞相以“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4]为能事，“信口开河，引人入魔”[5]，有的甚至“诲淫诲盗，自堕报格”[6]，庸俗低俗、格调低下，令人不齿。不过，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就小报而言，固然大多流品不高，但毕竟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独标一格的“另类”存在，它们无疑属于小报中的上品。这类小报不仅摒弃了低级趣味，而且“内容精、版面活”[8]，敢“言大报之所不敢言，记大报之所不敢记”[8]，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1930年代的北平小报固然同样良莠不齐，但就整体而言，它们娱乐、休闲、消遣的味道和色彩并不太浓，而思想性、政治性则较为突出，有些北平小报已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传播载体，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现代的小报起源于上海，因而上海小报的数量最多。据李楠统计，“上海小报总数达千种以上，流传下来的有六七百种”[9]。北平小报流传下来的则不足70种，仅相当于上海小报的十分之一，其中1930年代创刊和继续编印发行的，总共近40种，相对于数百种的上海小报，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北平小报虽然就数量而言远逊于上海小报，但是发行量却优势明显。当时的上海小报，日发行份数过万的不过三四种，其他的能卖出四五千份就不错了；反观北平小报，大都能保持在万份左右的发行量，若干种则可达到三四万份，而《实报》在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更是创下了日发行14万份的纪录。就每种小报的日均发行量而言，北平小报远高于上海小报，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北平、上海两地小报刊文风格的不同也有直接的关系。
上海小报具有鲜明的海派特点，这种特点，具体说来就是普遍追求娱乐性和趣味性，休闲消遣是它们的基本风格，因而打开一看，其中除了少量“偏重趣味性”的新闻之外，大量充斥的无非是“文虎、诗钟、梨园、北里、俳优、小说、词曲以及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名人趣闻逸事等等”[10]。北平小报虽然也辟出专版刊载通俗小说等文学作品，但是它们并不一味地去迎合读者，而是坚守底线、注重格调、讲求“大众化政治性”[11]，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对于各报章惯刊之充满封建气息与低级趣味的章回小说，决心拒登”[12]。这样的一种决绝立场和态度，对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小报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为北平小报赢得了声誉和口碑。
北平小报具有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1932年2月15日创刊的《曦光报》在其《发刊旨趣》中写道：这份小报的创办“只是几个人在受国民天职的发动，……把真实的消息敏捷地传给读者，同时它还代表民众的意见督促社会的前进，并监督后援内政和外交”[13]。同年11月11日创刊的《现代日报》，其《发刊词》则表示：“当兹国事蜩螗，内忧外患交迫之今日，忧从中来，……不觉惕然于其责任之重也”，并明确指出：“新闻事业之任务，一则在民众之喉舌，一则在启迪诱导民众”。1935年10月16日创刊的《实报半月刊》基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政治，并非私产，大家应过问”的深刻认识，声言要“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并把“报导消息、贡献学术、介绍文艺”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14]。正是缘于这种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北平小报在版面安排和内容侧重上也与上海小报有着明显的不同，并因为这种明显的不同而给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5月，此前有着多年北京学习和生活经历的黄天庐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作为当时颇受欢迎的北平（京）小报之一的《北京晚报》，并且毫不讳言其对这类小报的留恋，他说：“在北京还没有改为‘北平’的时候，每天晚上我们可以听到清脆的卖报声，‘北京晚报，世界晚报……’起初听了觉得有点刺耳，后来听惯了，看惯了，就和这种声音发生了感情，每晚饭后总在门口等买‘北京晚报’。说起‘北京晚报’，在故都中是很有历史的。每天出一张四开报，和上海小报样式一样大小。第一版是广告，第二版是重要新闻，第三版是次要和本城新闻，第四版是副刊和小广告，编辑精巧，一目了然。”随后他便话锋一转：“在上海看四开报可两样了。我总希望上海有《北京晚报》式的报纸出现。”[15]其对北平小报的怀想和对上海小报的失望形成了鲜明对照。同年底，青年学子尤炳圻也曾撰文描述说：“北平的许多小报，都有着一种固定的形式，每份都是四开大小，分做四版。第一版载国内外要闻和社论；第二版载社会琐闻；第三版是附刊或是什么周刊；第四版载四五种长篇小说。广告呢，排在各版下半截或夹缝间。”[16]虽然黄天庐和尤炳圻关于北平小报版面安排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是在半数的版面用于刊登新闻这一点上却是并无二致。可见，关心国内外大事、重时政而轻娱乐，是北平小报迥异于上海小报的基本风格和特征，也是它更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对于北平小报这样的一种风格和特征，1932年4月29日，著名报人成舍我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办的新闻讨论周上发表的讲演中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热情地称赞道：“我觉得北平所谓‘小报’，我们真有提倡的必要。……在将来的中国新闻事业，‘小报’一定要占很重要的地位。……未来的真正民众化的报纸，是要将这种‘小报’‘提倡’‘改良’而发达起来。他现在所以不能十分发达，就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在‘评论’，‘新闻’，‘印刷’，和报馆的‘组织’方面，都缺乏了近代报纸必具的条件。如果能够使他充实而具备。更依着环境的需要，……那么，在形式上说，这简直可算做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标准报。”[17]在成舍我看来，1930年代的北平小报在采取了内容方面的强化评论和形式方面的改进印刷等有针对性的“改良”措施之后，便可使之成为“未来的真正民众化的报纸”、成为“中国未来的标准报”。这既是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而对未来中国报纸发展方向所作的前瞻，同时也是对刻下北平小报基本风格和特征的肯认。
二、北平小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分析
北平小报基于“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和“启迪诱导民众”的责任担当，对各种新思潮新学说颇为关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8]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便渐入佳境，此后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黄金时期。然而，随着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的实力派人物，特别是在1928年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对国民政府进行改组之后，蒋介石开始全面加强对全国的政治和思想统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将“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19]视作“反动”宣传品而列入查禁范围，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极力压制、阻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高校课堂上的讲授。重压之下，当时有的北平小报为自身安全计，不得不作特别的声言：本报“重在学生练习”，故“涉及政治及党派消息一律不收”[20]。不过，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尽管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粗暴打压，但是它始终在顽强地进行着，即便是曾经表态说要与“政治及党派消息”保持距离的《平西报》，不久之后即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
土地革命时期北平小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事迹和贡献。1932年5月5日，《平西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纪念二革命领袖》的社论。这篇社论开篇便写道：“五五为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之纪念日，又为马克思之诞辰。”就是说，这篇社论乃是专为纪念于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于1818年5月5日出生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这一中一西两位革命领袖而作。以社论的名义而非署名作者文章的形式纪念孙中山和马克思，本身就表明了这家北平小报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为社论作为报纸最为重要的新闻评论，它传达的是编辑部的声音，且具有郑重、严肃的文体风格和特征。关于马克思的事迹和贡献，社论以简明扼要的语言作了描述：“马克思一生为无产阶（级）之利益斗争。曾亲身指导过一八四八之法国革命，又曾参加巴黎公社，组织共产主义同盟，创造了第一国际，终身刻苦的（地）著作无产阶级革命之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之前途。”[21]这番话虽然文字不多，但是对马克思的阶级立场、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却无不言及，显示出了高超的语言概括和表达能力。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上述关于马克思事迹和贡献的介绍尚属客观而并未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那么随后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而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所作的展望，则无疑就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情绪和乐观倾向了——社论指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自俄国革命成功，已完成其一部，今者，各帝国主义国家因失业问题之扩大，无产级阶（当为无产阶级——引者）革命之成功，益有可能性。”这里明确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益有可能性”，这样的判断如果不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心，是绝不可能得出来的，也正是缘于这种信心，社论才进而鼓励马克思的“信徒”“本其精神，奋斗到底”[22]。无独有偶，在同一期的《平西报》上，还刊登了燕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会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而发表的消息，内称：“今日为科学社会主义创造家马克斯之诞辰纪念”，“马氏终生为无产阶级奋斗，为群众谋幸福”，“以兹纪念”[23]。其“尊马”“扬马”的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
（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和范畴。开辟专栏对新思潮、新知识、新概念等进行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介绍，是土地革命时期北平小报比较通行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范畴也是此类专栏关注和阐释的内容选项。比如在《觉今日报》所设“现代知识”专栏，就有对“观念形态”、“普罗列塔尼亚”等概念的简述。关于“观念形态”，该报阐释说：“观念形态，是新兴社会科学书籍里面习见的名辞。照唯物史观来说，社会的经济构造是现实的基础，而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教育上以及哲学上——简单地说，就是观念上——的各种形态（亦即所谓观念形态）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法（即经济构造）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即上层构造）。科学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文上所说：‘因为经济的基础发生变动，所以巨大的上层建筑全体，也徐徐地或急速地发生变革’。这里面的涵义，很值得我们的思索。”[24]虽然文字不多，但却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概念——“观念形态”亦即意识形态的内涵、地位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作了较为清晰和基本正确的阐述。关于“普罗列塔尼亚”，该报阐释说：“普罗列塔尼亚是英文Proletariat一字的音译，翻译成中文，就是无产阶级的意思。”“一切劳动者，佃户，低级薪俸者等等，都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但依据马克思的文献，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是混为一谈的，他们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指着劳动阶级。”[25]该报的阐释还认为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因而“马克思这种解释，是有缺憾的”，这反映了该篇文字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相对欠缺和由于这种欠缺所导致的盲人摸象般的以偏概全。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即工人阶级）等概念的使用是别具匠心的，具体说来，当为了强调他们所处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时，往往使用无产阶级一词，而为了强调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未来新社会的建立者，则更多地使用劳动阶级的字眼。尽管如此，《觉今日报》“现代知识”专栏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重要概念的知识普及和传播之功，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大路报》在“知识树”栏目第171号上刊发的署名“隐”的作者撰写的题为《正告盲目的唯物论者》的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物质与意识这对范畴作了拨云见日、正本清源的阐述。该文对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斯主义的信徒”和“唯物论者”之人“把人世一切关系，解释为‘物的关系’，甚或说是‘经济的联系’”、视“物质的利害关系”为“解释一切人世关系的法宝”的论调提出质疑和批判，指出“这种‘折烂污的唯物论者’”的简单化、绝对化理解，在误人误己的同时也使马克思无端蒙冤，因为马克思“虽然说‘物质决定了意识’，但他并没有抹杀了‘意识形态’，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不但如此，而且他还认为在物质关系规定了意识形态之后，在某种情形下，这‘意识’的活动，要掩盖了‘物质关系’的重要性”，其言下之意就是说，人们的意识活动对于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应当说，这篇小文的具体表述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之物质与意识这对范畴关系学说的把握和阐述，还是比较契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和看法的，对于澄清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认识，显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在土地革命时期北平小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关注，这就是在分析问题、阐明道理时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以增强其说服力。此种做法较为常见，在效果上也可谓是一举两得——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比如1932年的五一节那天，《平西报》刊发了题为《纪念“五一”世界劳动节》的社论，其中讲道：“在中国和别国尚未获得自由的劳动者，今日亦要挣扎来纪念，罢工示威，统治阶级虽施以残酷的白色恐怖，他们决不畏惧，宁愿以鲜血与坐牢来争得罢工纪念的自由。因为他们已深知而且相信：‘无产阶级所失去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26]社论又称：“全世界的劳动者，已经深知‘工人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任务’，所以他们毫无犹疑地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之下，走上了革命解放的道途。”[27]前面一段文字中的“无产阶级所失去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著作中提出的一个精辟论断；后面一段文字中的“工人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任务”，最初是由马克思于1864年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提出，当时的表述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28]，后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表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9]。社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精辟论断的这样的一种引用，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作者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同时也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再如署名“文英”的作者在《北辰报》发表的《文学的倾向性》一文，专门就文学的倾向性问题进行探讨。他指出：“‘倾向性’的文学，是从历史的发展倾向底认识上出发而完全反映客观现实的。所以，这是无‘倾向性’的文学。恩格斯对于‘倾向性’曾说：‘照我的意见，倾向性也者，并无需对那特别地加以指示，应该是从情势和事件自然流出的。’”[30]通观全文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倾向性的论断已有比较精到的掌握，因而他才能够比较自如地引用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印证自己的观点，而这种引用本身当然也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的传播。
（四）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土地革命时期的北平小报虽然不似一些期刊那样连篇累牍地刊发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深入探讨和系统阐发的文章——这也是小报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但是通过发表一些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稿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常识性普及，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却也是它们相对于期刊所独具的优势。彼时的北平小报上，阐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观点等的文章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平西报》所载署名“诚”的作者所撰《压迫与被压迫者》一文即阐述了阶级斗争学说。该文开篇即指出：“假如我们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也不是背着良心来说话，我们一定要承认今日社会中阶级制度的存在，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作者看来，“各地日出不穷的劳资纠纷，劳动者阶级势力的膨胀，资本家和雇主对工人压迫与剥削的日厉，都随着人类历史演进而日益严重了”。而“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一定要挣扎，夺回他们的自由”。不过，对于劳动者阶级的反抗，“压迫阶级一定要百般地阻挠高压，或施以白色的恐怖”。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作者认为，劳动者阶级“不必为此多心，亦不必设法避免这些冲突（因为避免是不可能的）”，只能怀着必胜的信心勇往直前，去彻底战胜压迫阶级，从而“让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社会出现”[31]。通过劳动者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旧的社会制度崩坏，创造了另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社会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友爱，“到那时候，阶级自然就不存在了”[32]。该文以较为质朴的语言，阐发了无产阶级（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再如《东方快报》连载的署名“铁心”的作者所撰《唯物辩证法的读本论》一文，该文对唯物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阐述，指出：“辩证法有唯心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之别，而现在唯物辩证法，方兴未艾，才是一切学问教依之为高级的方法。无论你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文学的，乃至自然科学的都好，对于这都有了解的必要”。随后又强调：“方法论在研究学问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先决问题”，“假使我们用以研究某种现象底方法，根本上就不正确，那末对于这一问题，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来的”[33]。作者将唯物辩证法视为“一切学问教依之为高级的方法”，认为只有它才是正确的方法论武器，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学问、观察社会才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来”。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作者发现，“唯其因为唯物辩证法，是如此的重要，所以现在一般青年，才满嘴‘辩证法’，‘唯物论’的喧嚷；辩证法的书籍在销路上，才造成了空前的记录”[34]。介绍唯物辩证法的书籍热销，这一现象固然令人欣喜，但是作者也注意到：“满嘴辩证法的青年，他却不懂何为辩证法，或是歪曲辩证法”。何以如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市场上书店里所卖的唯物辩证法书籍，多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即是说，一些著者并未真正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而仅仅因为它深受欢迎，就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东拼西抄、粗制滥造了一些读物，使马克思播下的龙种生出了跳蚤，而喜欢新思潮的青年人不具备鉴别能力，饥不择食之下就对这些假冒伪劣品信以为真，从而导致了种种伪辩证法的大行其道。有鉴于此，为了让读者读到真正的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唯物辩证法读本，该文的作者经过认真甄别和筛选，郑重地向读者推荐了数种关于“唯物辩证物（法）的正确典型文献”，具体就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35]。特别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作者在这篇连载文章的后半部分，对该书各部分的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架构和要义。
（五）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土地革命时期北平小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关注，这就是在观察社会、分析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传承和弘扬。表面看来它虽然并没有刻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概念，也没有明确提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但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却充溢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了全篇，成为灵魂和根脉一样的存在。这样的一种超越了语言表象的观察方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的传承和弘扬，不仅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效形式，而且是其中更为高级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成功传播。比如《艺术的现阶段》这篇文章，其中写道：“提到艺术，一般‘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者，不能不摆起架子，打起腔调来说：‘艺术是超阶级的，超时代的’吧？这是如何好听的漂亮的辞句哟！我肯定的答复一句：‘不能，绝对不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的洗练，传到现在，仍被人们珍贵的看待着，这是告诉我们说：作者在他的时代中，是最能深刻的生活的，从他的生活中，渗透了他的智慧，使他放出了那能拨动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人们的心弦的音响。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没有一个是坐在象牙之塔里写作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广大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写作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就拿歌德来说，没有他那时代的黑暗的因袭的制度，他会参加狂飙运动，作出奔放的热情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么？”“艺术是群众的呼声，原始共产社会时代的艺术，是出自天籁的大众的所有物，没有阶级。到了私有制度发生以后，社会成了有钱人支配的东西，艺术也成了有钱阶级的歌功颂德的专有品，大众的艺术这个名词，是不容易找到的。艺术到了现在，已经因着社会制度的急剧的转换，成为大众的东西了。它既不是照像机似的反映人生，也不是个人底的郁忿的发泄，它是暴露人生，指导人生，组织人生，它和社会发生了以前未有的密切关系了，这些是‘为艺术的艺术’的先生们所不能了解，所不愿了解的。”[36]在这篇文章中，虽然通篇不见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论断的引用，但是从头到尾所呈现和反映的，却无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源于生活、只有深入观察和体验生活才能够创作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艺术具有阶级性和时代性、大众的艺术是与私有制不共戴天的、真正的大众的艺术不是沉浸于个人情绪的宣泄而具有“暴露人生，指导人生，组织人生”的作用等真理性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成功运用。
三、北平小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史意义
前已述及，土地革命时期北平小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既受到了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思想环境和舆论氛围有所体现和反映，因而具有特殊的思想史意义。对于土地革命时期北平小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史意义，我们至少可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肯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北平小报持续关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原因。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和“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37]，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之日起就展现出科学的预见性和非凡的影响力。特别是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断尖锐与激化，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日益深入人心，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士的认可和信从。对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为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深深折服。时人曾发自肺腑地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在一般被压迫的群众中已是一种最有权威的学说，不仅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要研究它，力求了解与应用它，即一些知识分子也为它所吸引，全部的或局部的接受其方法与结论。”[38]“全部的或局部的接受其方法与结论”在北平小报上即有明显的体现。结合前文可知，马克思主义在北平小报上具有丰富的思想面相。它或以马克思其人的形式出现，或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出现，或者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或者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认识现实世界。而北平小报所刊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范围亦十分宽泛，诸如爱国救亡、抗争强权、普及新知，甚至关于艺术的发展以及处理婚姻关系等日常生活问题，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影响。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认可，以及在接受和认可基础上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赖。事实上，北平小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赖并非个案，有学者曾撰文表示：“无论我们信仰马克思的议论与否，我们若留心现今社会问题总应该加以深切的研究”，“这是无论何种政治信仰的人所不能否认的”[39]；也有学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时坦承：“本书自有一种观点和方法，所用的方法是新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辩证法唯物论——作者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并非有什么成见，和信仰什么主义；只是相信在今日只有这种方法能解决问题，较为妥当，不得不用它”[40]。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科学性的充分肯认，有些学子对课堂上讲授的“什么‘边际效用说’，什么凯恩斯的‘充分就业论’，都不屑我的一顾”，而是“整天关在宿舍里死啃马克思、恩格斯”，“凡是当时北京可以买得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均为英译本，中译本极为少见），如《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我都仔细地阅读”[41]；至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斯（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42]这样的情形，就更足以说明问题了。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理论的热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43]，而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肯认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
（二）它扩大了革命和进步思想在知识群体中的影响。土地革命时期，北平小报是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中小知识分子刊发文章的主要平台。当时，不少青年学生思想敏锐，他们不满现实，积极呼唤革命，大报大刊不敢给他们提供版面，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将文章交给小报发表[44]。这样一来，北平小报便逐渐聚合起革命的声音，成为进步思想输出的阵地。革命的声音和进步的思想之所以能通过小报传播出来，这一方面同国民党当局对小报的审查相对松弛有关，另一方面小报编者认同革命、主张进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平西报》便可窥其一斑。这份本为“重在学生练习”的北平小报，创刊伊始也曾声言“涉及政治及党派消息一律不收”[45]，然而不久之后它就改变了初衷，不仅时常刊发进步学生撰写的针砭时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报社编者甚至“亲自上阵”，多次使用“社论”这一“代表报纸的言论”[46]的方式表达心声。《平西报》在并不太长的存在时间内刊发了多篇阐扬马克思主义、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进步文章，加之该报编者还曾公开表示以“从事于革命和复兴中国事业”[47]为目标，使得该报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一度大受关注和热议。燕大校办刊物《燕大周刊》曾围绕《平西报》发表了多篇讨论性文章，这显然有助于推动青年学子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形成革命的思想意识。《平西报》为燕大进步氛围的造就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何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的一个主要源头会来自这所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学生家庭条件普遍较好的教会学校。
（三）它印证了党外战线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土地革命时期，因为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北平党组织在较长一个时段内处于非正常状态。此间，北平党组织在对敌斗争方面热衷于发动暴动、实施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等，在党内生活方面不断进行所谓的反右倾斗争，这些做法使得北平党组织及外围团体屡遭破坏，革命力量蒙受惨重损失。1931年9月至1935年12月，北平各级党组织及外围团体至少遭受了不下10次的较大破坏，市委领导40多次易人，被捕的党团员和进步群众达到上千人[48]。在这种情况下，以党组织和党员为主体在北平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时断时续也便不可避免。不过，党外战线借助于北平小报等平台很好地补了位。虽然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理解而言，党外战线的这些知识人士无法与党内战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却可以将自己观念世界里的马克思主义畅通无阻地传达给广大的读者，使之得到知识的教育和思想的启蒙，从而不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在北平的传播。虽然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全面直观地了解北平小报的读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实现思想转变的具体过程，但是间接的事实已经能够证明，党外战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的确功不可没——抗战之初从重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著名作家何其芳在题为《我歌唱延安》的散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49]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描绘了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成群结队奔赴延安的盛况，而这样的盛况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就在于广大知识青年头脑中业已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认同和情感归属。在中共中央机关和工农红军主力刚刚完成长征、白区党组织纠正“左”倾错误还为时尚短的情况下，散处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就不约而同地作出奔赴延安的一致选择，党外战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无疑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党内战线和党外战线的区分，是土地革命时期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处于暂时的低潮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沿着一条上升通道不断发展，这显然是党内战线与党外战线共同推动的结果，且党外战线功不可没。就党外战线而言，不同的传播主体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具体到北平小报，其目标受众十分明确，即学校的青年学生和社会的中下层人士。这就意味着，北平小报希望引起关注并试图施加影响的并不是属于“关键少数”的上层人士，而是占了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正因如此，小报才会以“大家只要费了几个铜子和几分钟，来看我们的报，而其结果，便和费了几倍的金钱与时间去看大报相同”[50]作为亮点来为自己作推销宣传。小报的这种推销宣传显然是成功的，远超大报的发行量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而伴随着小报进入千家万户，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乃至家喻户晓，也便成为情理中的事情。
参考文献：
[1]杨金海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
[2]张静如：《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
[3]张静庐指出：“当时传递消息的所谓‘邸报’，已经狠（很）风行的了；除‘邸报’外，还有许多私人方面，用种种的方法，探听一些在重要的机关里所泄漏的消息，用非公式的传递给几个人或散居若干区域的若干人，那时候名之曰‘小报’。”见《中国的新闻纸》，光华书局1929年版，第1页。
[4]沈从文：《论“海派”》，《现代出版界》第22期（1934年3月1日）。
[5]陈顾远：《北京城里的小新闻纸》，出自黄天鹏编《新闻学论文集》，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250页。
[6]曹用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9页。
[7]丁淦林：《20世纪30年代中国小型报浅议》，《丁淦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8]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01页。
[9]李楠：《迥然相异的面目：京海格局中的北京（平）小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10]洪煜：《近代报刊和城市文化研究——以近代上海小报为例》，《都市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按：文虎即用文句作谜面的一种谜语游戏；诗钟即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梨园即戏班；北里即萎靡低俗的曲乐，俳优即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
[11]丁淦林：《20世纪30年代中国小型报浅议》，《丁淦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2]《本报选登世界名著〈日轮〉广告》，《觉今日报·文艺地带》1934年10月21日。
[13]《发刊旨趣》，《曦光报》创刊号（1932 年2月15 日）。
[14]参见管翼贤：《心所欲言》，《实报半月刊》创刊号（1935年10月16日）。
[15]黄天庐：《逍遥夜谈》，《时事新报·青光》1933年5月25日。
[16]炳圻：《北平的小报》，《华北日报·副页》1933年12月20日。
[17]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新闻学研究》，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刊行1932年版，第19—2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20]《本报欢迎投稿》，《平西报》1931年9月15日。
[21]《社论：纪念革命二领袖》，《平西报》1932年5月5日。
[22]《社论：纪念革命二领袖》，《平西报》1932年5月5日。
[23]《国际问题研究会纪念马克斯诞辰》，《平西报》1932年5月5日。
[24]《观念形态》，《觉今日报》1935年7月30日。
[25]《普罗列塔尼亚》，《觉今日报》1935年9月17日。
[26]《社论：纪念“五一”世界劳动节》，《平西报》1932年5月1日。按：这句话现在通行的翻译是“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27]《社论：纪念“五一”世界劳动节》，《平西报》1932年5月1日。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30]文英：《文学的倾向性》，《北辰报》1935年1月30日。按：作者的译文当是对恩格斯1888年4月初写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一封信有关语句的概括性意译。相应语句现在通行的翻译是：“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页。
[31]诚：《压迫与被压迫者》，《平西报》1932年3月6日。
[32]诚：《压迫与被压迫者》，《平西报》1932年3月6日。
[33]铁心：《唯物辩证法的读本论》（上），《东方快报》1934年2月17日。
[34]铁心：《唯物辩证法的读本论》（上），《东方快报》1934年2月17日。
[35]铁心：《唯物辩证法的读本论》（上），《东方快报》1934年2月17日。
[36]棹泛：《艺术的现阶段》，《北辰报》1935年1月30日。按：引文中的部分标点作了适当的调整处理。
[3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38]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读书杂志》1933年第3卷。
[39]邓秉钧：《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北大学生》1930年创刊号。
[40]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再版自序”第5页。
[41]千家驹：《我在北大》，引自《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卷（总第93—95辑），第334页。
[42]谭辅之：《最近的中国哲学界》，《文化建设月刊》1937年第6期。
[43]胡秋原: 《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44]当时就读于北平女师大的谢冰莹即曾面临这样的情况。她撰文回忆说：因为“言论过激，一些大报纸的副刊都不敢登我的作品”，在《华北日报》担任编辑的友人于是建议她“写一点软性的与革命毫无关系的文章”，她竟一口回绝：“笑话!我离开革命还能生存吗?”这样的执念造成的结果是“只有一家小报欢迎我投稿”。参见谢冰莹：《大学生活的一断片》，引自陶亢德：《自传之一章》，宇宙风社1938年版，第125—126页。
[45]《本报欢迎投稿》，《平西报》1931年9月15日。
[46]马绍强、蒋荫恩：《读〈平西报论战批判〉后》，《燕大周刊》1933年第10期。
[47]马绍强、蒋荫恩：《<平西报>的解释》，《燕大周刊》1933年第8期。
[48]《北京志﹒共产党卷﹒共产党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4页。
[49]何其芳：《我歌唱延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0]杜绍文：《我国报业的新路》，引自《报展》，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6年纪念刊，第127页。
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2期
学者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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