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金秋已至，新中国迎来70华诞。回顾历史，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为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进行的不懈探索和做出的宝贵贡献，是其浓墨重彩的一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高屋建瓴地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看待这段不平凡的探路岁月，以更好地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本文仅以习近平先后在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年12月26日、2014年8月20日、2015年6月12日、2016年11月29日、2018年3月1日和11月24日，习近平先后发表了《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观这六篇讲话，其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对毛泽东做出更加充分的、实事求是的总评价。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1]其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则是以往党的权威评价中所未明确提出的，这反映了历经改革开放35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认识的提升与深化。

也是在上述评价基础上，习近平就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问题，深刻阐述道：“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1]也是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1]

这篇讲话进一步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评价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正确看待新中国的历史，以便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1]

二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再述党对朱德等五位领导人的总评价。关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习近平的讲话对他们的共同总评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有所区别的是，讲话还评价道，朱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2]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3]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4]关于邓小平和陈云，讲话分别评价道：“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5]“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6]

三是高度赞誉六位领导人的革命生平、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强调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永远的光辉榜样。在上述诸篇讲话中，这方面的内容所占篇幅较多。在此仅举例说明。

关于毛泽东、朱德，讲话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同志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1]朱德“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毅然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先到上海、北京，后又远渡重洋，执着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22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朱德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2]

关于周恩来、刘少奇，讲话指出：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3]“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紧密相连。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4]

关于邓小平、陈云，讲话分别指出：学习邓小平同志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5]学习陈云同志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6]

习近平的六篇讲话中，关于六位领导人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宝贵贡献，不仅体现在对他们各自的总体评价中，更具体地体现在对他们各自在这方面贡献的扼要概述中。

1．毛泽东的宝贵贡献

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面临苏共二十大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课题，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1]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科学思想及其在实践中不同程度的贯彻落实，都是在这一认识前提及战略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并不同程度得以展开的。由此也可以说，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具有破题意义和导引性、统领性的杰出贡献。

也是基于此，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是在这一实践中，“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

2．朱德等领导人的宝贵贡献

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无论从制定决策层面还是从组织管理层面，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独特贡献。对此，习近平的讲话一一作了扼要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在党、国家、军队重要岗位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决策。参与领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为国家政权机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其间，1959年4月27日，他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后，连续当选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17年。他就任此职的最初3年，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为尽快扭转困境，朱德付出了极大努力，特别是对解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出谋划策。例如，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其中写道：“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7](P835)面对此情，6月11日，正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朱德致信刘少奇，对解决当前全国粮食不足的问题提出4条意见：（1）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数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2）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3）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4）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角粮”运出来。[8](P1777-1778)党中央高度重视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会的全体同志。[7](P836)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他提出的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村自由市场、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观点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就组织和管理经济建设来说，仅从1956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他就发表了《争取外援，但不依赖》（10月11日）、《搞经济工作要看到问题的本质》（11月9日）、《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11月10日）等重要讲话。其中，第3篇讲话是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做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他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轻视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轻工业、农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会发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他强调，毛泽东指出的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但十大关系问题并非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的，还需今后在实践中、在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倾向中不断努力。[9](P238)等等。再以他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为例，他强调：“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0](P404)他亲自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例如他参与制定宪法，为新中国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做出贡献；参与我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审议、实施，使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明确方向和目标；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用很大精力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崭新的制度，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法规，为新中国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仅就他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的许多指导意见看，如认为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在企业领域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提议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等等。这些重要意见“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4]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10年间，他负责党中央大量日常工作，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直到1973年复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5]从而奏响改革的先声。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期间，他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他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他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6]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宝贵贡献。

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新考验。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不断探索如何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艰辛的探路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央在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致使探索发生重大曲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是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对此，本文第一部分已有所述及。

回顾以往，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5条写道：“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11](P839)随后，决议从记取历史教训的角度，从10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与总结。[11](P839-844)其中之一是阐明关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对此，决议第22条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11](P814-815)决议还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艰难曲折中一直没有停止。这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11](P816)

与上述认识相关，此前，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已着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11](P639-640)他还强调：“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整个历史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12](P365)

对这一问题，201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13]

两年后，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深入阐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角度，对坚持党的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思想路线以及把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贯穿到党的各项工作中的问题，从四个方面再次提出了要求。即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这一讲话，有力指引我们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习近平的这一讲话，还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把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多方面的宝贵财富，正确认识这一段历史，是我们正确认识新中国70年和向着更广阔、更辉煌的新征程奋勇前进所不可或缺的思想政治条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2）.

[2]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1-30（2）.

[3]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02（2）.

[4] 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1-24（2）.

[5]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2）.

[6] 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6-13（2）.

[7]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9]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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