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事业，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严整性、彰显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实践性、扩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影响的世界性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揭开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波澜壮阔的精彩序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史贡献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1](P9-10)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帝国主义矛盾在俄国集中而特殊的表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构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背景，并给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重要的时代课题。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直面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与各种错误思潮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从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揭开了波澜壮阔的精彩序幕。

一、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全新的列宁主义阶段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并出现一些新变化。在经济上，西方社会表现出暂时的繁荣，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似乎得到了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似乎已经缓解；在阶级关系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淡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似乎已经缓和。与此同时，在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资产阶级调整了统治策略，它们一方面有限度地扩大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实行了资产阶级改良政策，另一方面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对工人阶级实行分化策略。

世界资本主义的上述变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理论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反思——时代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否过时？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伯恩施坦较早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然而，他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科学回答，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得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结论。1896—1898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进行公开“批判”。随后，他进一步将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加以系统化，于1899年出版了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掀起了一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狂潮。在这些著作中，伯恩施坦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原理已经“过时”，必须对它进行系统的修正。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帝国主义初期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具有国际性——在德国是伯恩施坦主义，在法国是米勒兰主义，在英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人自由派，在俄国则是“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派。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一出台，各国的机会主义派别都麇集在它的周围，“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2](P294)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对它进行歪曲、篡改、诋毁，竟成为一种“时髦”。

面对这股逆流，卢森堡、倍倍尔、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先后进行了回击。他们旗帜鲜明地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严肃批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当时这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大多只是简单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指出伯恩施坦对这些原理的背叛；虽然在一些方面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但在总体上未能切实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未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的时代特点和经济社会状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因而未能阻止修正主义的泛滥。[3](P199-214)

因此，及时回应时代提出的课题，以更有力、更深刻地批判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必须切实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列宁在一系列论著中深刻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的修正主义派别中，伯恩施坦主义是一个典型代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4](P7)对于这种背叛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行为，列宁还曾引用《圣经》故事给予辛辣的讽刺，“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5](P132)

列宁深刻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修正主义者借口实践的发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那些不满意于其“修正”、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大加贬斥，动辄扣上“教条”“僵化”等“吓人”的大帽子，而给自己戴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对于这种借“发展”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的行径，列宁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讥之曰：“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2](P310-311)

列宁在深入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同时，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长期的研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所出现的阶段性变化，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惟有发展才具有生命力。但关键是怎样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在列宁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4](P103-104)列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对时代之问作出自己的深刻回答。

其一，用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回答时代之变。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新变化，科学阐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奠定理论基础，是俄国革命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论著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依据鲜活的经济事实材料，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其二，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回答工人阶级“怎么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宣告成立，但由于没有制定出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加之当时党内重要领导人或被逮捕或遭流放，因此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片面强调经济斗争意义的俄国经济派在党内一时占据上风。列宁与其他革命者一起创办《火星报》，并发表一系列论文。他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怎么办？》等论著中，阐明了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建立准备了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条件。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列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

其三，用新的理论阐发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针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列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中，撰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批驳了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结合自然科学新进展，驳斥俄国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写作《哲学笔记》，重点批判形而上学发展观，为发展唯物辩证法作出创造性探索。

此外，他阐发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回答了俄国如何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回答了俄国革命道路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有无可能表现出新特点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提出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回答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出路问题，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P544)就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的横空出世来说，情况是如此，就它在其后的进程中所实现的历史飞跃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历史飞跃。

二、维护科学理论严整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作出创造性贡献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但在列宁之前，人们对此缺少深刻而有力的理论阐发。为了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反击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攻击，坚决捍卫、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列宁先后撰写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组成部分、基本特点、历史命运等重要问题，其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组成部分的经典论述，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概括起来，列宁的有关论述主要有：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列宁看来，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哲学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4](P311)他不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工人阶级的指导意义，而且特别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他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5](P186)这一段论述，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地位。

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其理论来源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特别注意研究经济问题，是因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4](P311)列宁概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大致脉络，阐述了它的独特贡献。列宁强调：“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4](P312)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4](P418)“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4](P428)列宁认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其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列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和历史条件，指出无产阶级摆脱剥削压迫的正确道路，其理论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又抛弃了其中的空想成分，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2](P88)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和解放。在列宁看来，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从全世界历史和全部理论中最先得出这个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4](P314)

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列宁还有一段总结性的表述：“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4](P314)这两个“只有”，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换言之，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两大理论基石之上的。这两个“只有”所表达的意思，与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意义的说法，是高度契合的。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组成部分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列宁等人的论述启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强调，并不否认它有自己的组成部分。在论及运动与静止的辩证法，列宁曾说：“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7](P219)就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只强调部分而忽视整体，研究就不能全面；如果只强调整体而忽视部分，研究就不能深入。只有把全面的整体视野与深入的部分分析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完备而严密”，强调整体性；然后“简短地说明一下”它的组成部分，分别展开论述；最后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做结，回归整体性。应该说，列宁的这种分析，是符合认识发生发展的辩证法则的。

其二，正面论述与理论批判的关系。“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8](P7)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特点。我们理解，这里的“旧世界”，既包括它的现实原本，也包括它的理论副本。学术界注意到，列宁关于“三个组成部分”的概括，在文本依据上受到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影响，因为后者的分编标题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但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理论批判的结果，以此为蓝本的概括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呢？在我们看来，如何在内容庞杂的杜林思想体系之中抓住错误的要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解决这个难题，自然要靠恩格斯原有的知识储备。《反杜林论》的叙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判的对象即杜林的思想体系，因此，杜林的体系从哪里开始，恩格斯的批判就从哪里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借助于原有的知识储备，在很多地方把消极的批判变成积极的批判，从正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内部的关系。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尽管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9](P380)这一忠告，对于我们理解正面论述与理论批判的关系不无帮助。

其三，三个部分与多个部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看，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有可再斟酌之处，对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也还可以做更仔细的分析。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列宁的有关概括是错误的。在今天看来，从理论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文字表述来看，只要将“三个组成部分”适当调整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或“三大组成部分”，有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列宁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组成部分的阐述，主要是就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形成和发展的情况而言的。站在今天的时代节点来看，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发生深刻的学科分化与整合，今天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认识正在不断拓宽和加深。众所周知，列宁一向反对将既有的结论看作终极的认识，他强调：“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科学的极限。历史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理论。”[10](P178)同样，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的方法对待列宁的有关思想。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列宁曾用“由一整块钢铸成”来形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强调在把握它时，“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4](P221-222)毫无疑问，列宁的这一论断，也完全适用于描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体系。

三、付诸社会制度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创造性地变为现实

立足于社会实践，不制造理论的乌托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社会理论的根本特质。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曾回忆说：“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11](P203)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先后有过两种设想：（1）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特别是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强调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2）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根据世界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形势发展，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设想，即俄国如果利用好农村公社这一历史起点，并借助于西方无产阶级和世界市场等外在条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当然，至于俄国是否一定能实现这种设想，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9](P824)可以说，这是第二种设想当中包含的最宝贵的思想方法论。这两种设想，前者主要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强调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统一性；后者主要针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而言，凸显了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性、多样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互补充，共同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体现了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12]

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从制度实践层面验证其科学性，从而有力驳斥资产阶级将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的“冷嘲热讽”，[5](P198)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另一项伟大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处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社会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展迟缓，“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4](P644)然而，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却成为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但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俄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并不清楚，甚至存在重大争议。列宁就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俄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的。列宁通晓马克思的著作，也了解他的两种设想。那么，列宁到底赞成哪一种设想呢？我们认为，列宁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总体偏向马克思的第一种设想，但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有所认识。19世纪90年代，列宁登上俄国政治舞台，以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见解而引人注目。俄国该向何处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这分别是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基于自身对俄国国情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判断，既不同于俄国民粹派，也不同于“合法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民粹派所谓在村社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消灭农奴制残余而言，“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2](P556)列宁同时认识到，俄国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俄国资本主义高唱赞歌并试图将其美化、永恒化的做法，同样是不切实际的虚构。可以说，此时的列宁从总体上倾向于马克思的第一种设想，认为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因而不具备实现第二种设想的历史条件。但是，列宁也注意到俄国革命不同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认为俄国革命的直接前途是无产阶级主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条件成熟以后将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个阶段（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到1921年春）：实际上走了一条较为接近马克思第二种设想的道路，但在指导思想上偏向马克思的第一种设想。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俄国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是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新的国际环境，面对俄国民众对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诉求，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以特殊的方式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13]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变为现实，将社会主义事业从书本上的理论变成活生生的制度实践，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事实上走了一条较为接近马克思第二种设想的道路。但在列宁思想里占主导地位并用以指导俄国经济建设的，主要是马克思的第一种设想及其相关理论，采取了直接过渡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结果在实践中出现了重大偏差。

第三个阶段（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调整指导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较为接近马克思的第二种设想。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实践中遭受的严重挫折，列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及时总结教训并坦率地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4](P570)“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14](P581)对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天不足和种种困难，列宁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将“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这一认识称作“痛苦的真理”。[14](P640)他还认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14](P444-445)认识上的深化，带来实践上的突破。列宁领导制定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采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办法，终于找到了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行道路。此时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较为接近马克思的第二种设想，生动地体现了“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思想方法论。

总体来看，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虽然经历了从总体上偏向马克思的第一种设想到总体上接近马克思的第二种设想的转变，但严格说来，他所开创的苏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与马克思的两种设想都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发生前，俄国的农村公社已经大遭破坏，俄国当时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发生，就历史起点、国际环境等方面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两种设想所要求的前提条件，俄国并不完全具备。面对苏俄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列宁深刻认识到，不能苛求马克思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14](P670)列宁最终找到的出路，既在一些方面有别于马克思的两种设想，又完全忠实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创造性实践。这种革命实践与革命理论设想之间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正好生动体现了列宁在晚年所强调的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针对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所谓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责难，列宁批评他们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而不了解俄国国情的特殊性，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P776)在列宁看来，这种特殊性不仅在俄国革命道路上会体现出来，而且在其他东方国家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他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4](P778)毫无疑问，列宁这一预言的科学性，其后被中国等东方国家的革命所充分证实。

四、坚持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是三位一体的，统一于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过程。实现这个解放，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基本路径是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5](P166-167)列宁始终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目标，只有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行动中才能实现。因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我们是国际主义者。”[14](P97-98)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后期的大国沙文主义、创立第三国际的革命实践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它原先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日益加深。在各种矛盾当中，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突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必然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政治要求。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第二国际的破产，构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背景。而在战争期间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原则，相应地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论题。

1889年7月成立、1914年8月瓦解的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发展史上，既占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地位，也发挥过特殊而复杂的作用。如何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看待和评价第二国际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大体来看，第二国际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广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必须承认，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广泛组织社会主义力量等方面，第二国际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第二国际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开展活动的。在第二国际成立初期，在恩格斯的积极影响下，第二国际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泛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98—1905），机会主义逐渐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05—1910），机会主义逐渐增长时期；第三阶段（1910—1914），机会主义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时期。[16](P731-735)

第二国际内部的分化、蜕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此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对伯恩施坦主义开展过斗争，但缺少彻底性，未能在理论上与之划清界限。1910年，考茨基思想转变加剧，他发表文章声称自己处于右派和左派之间的“马克思主义中派”，这无疑加剧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分化。在1913年8月倍倍尔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正式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之手。在其他国家，第二国际多数成员党的情况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体相似。这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彻底蜕变乃至公开背叛埋下了祸根。

1910年以后，列宁根据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特别是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根据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言行，得出了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判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危机加剧。列宁指出：“这种危机说明坚决同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迫在眉睫。”[17](P346)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受其影响，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都公开背叛《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公开背叛了国际主义精神，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针对这一行为，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了《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宣言，公开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他说：“在这一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关头，当今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1889—1914年）的大多数领袖力图以民族主义来偷换社会主义。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使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一致起来”。[4](P405)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第二国际事实上已经破产。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根本之点无疑在于其内部长期滋长的机会主义，在于社会沙文主义这种熟透了的机会主义。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深刻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4](P503-504)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彻底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

第二国际虽然破产了，但是，列宁坚信“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创立一个新的国际”。[4](P409)正是凭着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列宁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着手领导创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经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昆塔尔会议、彼得格勒会议等多次会议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共产国际终于在1919年3月于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会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告全世界无产者》，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5](P936)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在创立共产国际之时就明确提出，共产国际当然要推进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本国革命时既要参考国际的经验，更要依据本国的实际。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特别告诫人们：“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14](P275)令人惋惜的是，列宁的这一告诫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他因病去世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进行直接干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一些消极影响。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错误算在列宁个人头上，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列宁创立共产国际、推进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历史功绩。正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袖久加诺夫所言，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群众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推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动员劳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加强了工人的国际团结，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引上了一个新的水平”。[18]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5.

[4]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孙来斌，颜鹏飞.关于马克思“跨越”设想历史地位的确证——与一种否定观点的商榷[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4）.

[13] 孙来斌，李玉姣.妙论抑或谬论？——从苏联演变看考茨基的“早产论”[J].高校理论战线，2008，（7）.

[14]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 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7] 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8] [俄]根·安·久加诺夫.共产国际的宝贵经验[J].刘淑春摘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5）.

编辑：鲍莉炜

制作：岳   峥

审核：查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