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孙来斌：超越“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分析模式——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意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04-27

超越“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分析模式

——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意义

摘要：变革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是当今国际进步力量的强烈诉求。“中心-外围”分析模式在这方面发出了有力的声音，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一分析模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资源，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进行了深刻批判。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运用这一分析模式，对当今国际体系做出了“多极化世界”“一超多极”“中国中心”“中国准中心”等结构分析。这些分析，各有其长，但各有待议之处，且面临共同的解释难题。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积极回应人类社会的重大关切。从一定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张，积极回应了“中心-外围”分析的资本逻辑批判、霸权主义批判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诉求。同时，较之后者表现出来的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单一性质定位、霸权周期律的世界历史叙事、变革世界体系的理想主义方式，体现出多重意义上的超越，为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心-外围；世界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19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根据资本逻辑改造世界面貌、塑造国际格局，并由以形成发达对不发达、西方对东方的剥削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状况，早已引起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兴起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就是其中重要的理论代表。这些理论用“中心-外围”来概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变革不平等国际结构的强烈诉求，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当前，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与此同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现象不断出现。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在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面临共同挑战。“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是考验当下人类智慧的“世界之问”。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的标识性概念，它积极回应了当今世界各国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盼，也为改变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提供了富有创造性、可行性的中国方案。

一、“中心-外围”分析模式的思想演进及批判指向

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和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资本不断地促进科技发展并将其运用于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市场受资本逻辑的主导而逐渐成形、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既出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普遍交往的进步，也出现了阶级对立的加深、民族压迫的扩大。如何解释世界市场的发展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这是理论家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可以说，“中心-外围”分析模式就是这种长期关注的理论结果。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了深刻揭示。从根本上讲，“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列强加紧了对古老东方民族的疯狂掠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可以说，这“三个从属于”是对当时世界格局的生动写照。对于世界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马克思曾说，“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5]对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恩格斯曾不无讽刺而又极其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6]这里的“太阳”和“卫星”一说，对后来的“中心-外围”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人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新情况，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世界格局。其中，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就“中心-外围”这一基本概念而言，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做过重要贡献。作为拉美经委会主义的创始人，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首先提出了反对新古典主义的“中心-外围”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论。[7]在普雷维什等人看来，世界经济是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一个结构体系：“中心”是繁荣富足的工业国，“外围”是持续贫困的农业国。“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反而会限制、阻止“外围”的发展。“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中心”对“外围”的攫取。普雷维什之后，经过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等人的努力，“中心-外围”分析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那里被发展成为系统的世界体系理论。

沃勒斯坦吸收了马克思等人的思想资源，站在多学科综合的视角，对世界体系进行了综合性动态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并从中抽象出世界体系的三种历史形态：“互惠的小体系”“再分配的世界帝国”“现代世界体系”。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利用国际分工和不平等交换机制把剩余从“外围”向“中心”转移的体系。沃勒斯坦还进一步详细考察了现代世界体系演变的历史过程，认为这一体系必将面临全面危机而被新的世界体系所取代。这种总体的、历史的、动态的分析，进一步突破了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来考察依附关系的狭隘视野，从而将“中心-外围”观点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世界体系论。[8]沃勒斯坦公开承认，“世界体系模式对我而言是一套对流行解释模式的抗议，最主要的是反对现代化理论。”[9]

沃勒斯坦所说的“反对”和“抗议”，主要是针对资本逻辑所致的不平等国际结构以及为之做辩护的现代化理论模型而言。大致说来，这主要体现为：

其一，对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动力的分析。马克思曾说，资本的扩张本性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内在驱动力，“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10]沃勒斯坦承继了这一观点，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而经济竞争又集中表现为资本积累，归根到底是由资本的自我膨胀和扩张本性造成的。

其二，对现代世界体系内含的国际剥削的揭露。沃勒斯坦将“中心-外围”结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心-半外围-外围”结构。“半外围”指的是一般发展程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兼有“中心”和“外围”的特征。“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以“半外围”为过渡可以实现向下或向上的变迁。沃勒斯坦将“半外围”引入“中心-外围”分析结构，使之在描述和解释世界经济格局的复杂性、变动性时显得更有说服力。当然，其主旨仍然在于揭露和批判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

其三，对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结局的预测。世界市场将资本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资本最终将无法在自身的范围内控制世界经济危机，人类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沃勒斯坦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将导致它的崩溃，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新的世界体系——“既不是重新分配的世界帝国，也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是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 World Government）。”[11]

二、“中心-外围”分析模式的当代运用及解释难题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极对峙格局的瓦解，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发展。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引发人们对世界体系的新解释。在这些新解释中，一些学者采用“中心-外围”的分析模式，并注意到当今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多极化世界”。这种说法并非“中心-外围”分析模式独有，但沃勒斯坦等人常用，且作了独到的分析。沃勒斯坦曾说：“如今我们身处其中的,乃是一个后美国的时代,美国只是众多实力强大的国家中的一员。如今我们真是身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之中了,其中的大国有八到十个,比如西欧、俄国、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南非等,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实力强大。当然,美国也还是处于大国之列。”“中国作为一个最具活力、发展迅速的重要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不再是地区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中国将可能成为新世纪世界的某个意义上的‘中心’。”[12]毫无疑问，“多极化世界”这种说法，对于分析当今国际格局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当然，诸如多极是不是同一种意义而言的、多极之间是否平等、多极是不是一种现实、“极”是不是“中心”等问题，还有待探讨。

其二，“一超多极”（“一超多强”）。这种说法在当下也较为常见。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多极世界说”的改良版、升级版，强调的仍然是多极，只不过突出了“一超”这个极中之极。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话语体系中，这里的“一超”无疑指的是美国；而“多极”的具体版本虽然不一，但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是其中较为常见、比较稳定的“成员”。当然，前述“多极化世界”说法有待探讨的问题，在这种说法中继续存在。除此之外，“一超”与“多极”之间的关系，也有待界说。

其三，“中国中心”。有中国学者在十几年前就提出，“对应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目前的中国已是毋庸置疑的‘中心国家’。”[13]应该说，这种观点随着中国近些年的发展而显得越发常见。沃勒斯坦在有关评论中注意到，一些人认为，“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某种世界体系的中心,只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暂时由于所谓的‘西方崛起’而被超越,但现在历史的钟摆即将(注定要)摆回那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14]最近几年，随着“强起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提法的出台，一些国内学者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中国成为世界中心的话题。问题在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心，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唯一意义上的还是多个意义上的？是现实意义上的还是未来意义上的？

其四，“中国准中心”。有学者表示，“中心-外围”理论的解释力是否完全适用于研判中国现在的发展地位，是存在疑问的。因为根据这一理论，中国的地位在固化的等级结构中难以得到解释，因此，应该在沃勒斯坦“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基础上增加“准中心”的层次，使之成为“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的新理论。“中国虽然与主要中心国家尚存差距，但其取得的长足进步，明显区别于外围或外围国家，须用‘准中心’这一新概念来客观描述和界定2012年以来的新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5]毫无疑问，这种说法立意甚好，有助于增强“中心-外围”理论模式的解释力。当然，只要采用“中心-外围”的分析模式，那么问题自然就来了：中心对“准中心”以及“准中心”对半外围、外围而言，是否存在剥削关系呢？

应该说，以上罗列的几种说法，仅仅是当前较有代表性的有关说法。大体看来，这几种说法，仍然希望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不公平的世界体系，仍然延续着“中心-外围”分析模式的批判指向。几种说法各有其长，但也各有待议之处，且存在着共同的解释难题。

其一，关于世界体系性质的实然和应然。当今世界体系的性质是什么？依据沃勒斯坦的观点，现代世界体系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分工中，不同国家处于“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同区域。尽管他深刻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并希望有一种更民主更公平的替代体系，但是他在更多时候对未来发展表示出的是不确切的态度。[16]而其他人的多数分析，要么继续停留在沃勒斯坦的判断上，即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么避而不答，不作具体的分析和回答。那么，如何看待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完全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吗？现代世界体系不平等，那么平等的世界体系该是怎样的？又该如何实现？

其二，关于当前世界体系的中心和霸主。众所周知，对当今世界体系的分析，离不开对美国地位的研判。那么，美国现在是否仍处于霸主地位？它已经脱离中心了吗？对于这个问题，当下的解释存在歧见。几年前，沃勒斯坦在与其他学者的对话中指出，美国仍然是中心国家之一，但“美国霸权不是在下降，而是处在毁灭性的衰败中。这将终结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它作为世界体系稳定者的身份。”[17]有中国学者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它的衰落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而言的，“美国不是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即美国的绝对实力是上升的，但因为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超过美国，因此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美国的衰落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地位。”[18]不难看出，这两种观点都关注到美国地位的变化，但基本研判并不一致。

其三，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中心吗？它会接替美国成为另一个霸主吗？沃勒斯坦曾经多次分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走向，并指出：美国的霸权地位“将被中国和东北亚所取代，中国消费者中产阶级的增长将限制世界经济的增长，让危机局势更加恶劣。”[19]他的基本逻辑在于：霸权兴衰是周期性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仍然难逃霸权逻辑。沃勒斯坦曾在一个访谈中说：“从经济上说,如果一个政权控制了工业、垄断了市场的话,这和一个私营企业主控制它自己的生产没有什么不同。”[20]可见，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是他的前置逻辑。毫无疑问，这样的逻辑及结论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回应及重要超越

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让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平等、发展和安全等方面的权利，这是当前国际社会的进步要求。应该说，“中心-外围”分析模式在这方面发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声音。沃勒斯坦从未宣称自己的观点是唯一的社会分析范式，相反，他还声称世界体系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范式”。[21]应该说，这是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对这一分析模式作出重要贡献的阿明、沃勒斯坦，已经于2018年、2019年先后离世。张扬这一分析模式的正义之声，着力探讨人类遇到的共同问题，既是积极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重新认识这两位国际左翼思想家的理论方式。有学者在2012年曾表示，“世界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的问题，会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而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中国“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是有可能发展出新的体系理论的。”[22]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对此做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

其一，回应“中心-外围”分析的资本逻辑批判，超越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定位。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23]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之所以存在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和掠夺，是因为资本逻辑的作用。因此，沃勒斯坦等人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这一体系，希望改变它的资本主义性质。至于将来，“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24]这些观点是有其深刻性、合理性的。积极回应这一分析模式，就是要继续批判资本逻辑对世界市场的主宰，就是要改变少数国家主导市场秩序、国际金融资本恣意放纵的市场局面，着力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之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25]

但是，将当今世界体系定性为资本主义，这显得简单化且不合实际。当今世界，既不是沃勒斯坦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不是他预言的“世界社会主义联合政府”。“从世界范围看，今天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社会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向、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优势的时期，是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仍然继续主导世界市场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逐渐增强的时期，也是人类面临共同挑战、共同问题逐渐增多的时期。当前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共同问题，就形成原因、复杂程度、解决方案等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两种制度之间矛盾的范围。”[26]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中国要完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中国要向世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并不是要搞所谓的制度趋同、模式统一，而是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包容和超越发展程度、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差别等方面的差别，强调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

其二，回应“中心-外围”分析的霸权主义批判，超越霸权周期律的世界历史叙事。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先后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大致看来，这三个霸权国家尽管出现在不同时代，但是它们在农业-工业、商业、金融领域占据国际优势、居于暂时的顶点。在沃勒斯坦看来，这种暂时的顶点就是“霸权”。霸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霸权兴衰有其周期性。[27]世界体系论学者乔万尼·阿瑞基前移了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历史起点，在荷兰之前加上了热那亚，但他同样指出了霸权体系更迭的周期性。那么，谁将执掌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霸权？“中国”是常见的答案。在这一点上，沃勒斯坦的答案也是如此，他甚至从历史材料和他人的著述中寻找支撑。他引用印度学者阿米亚·巴格奇的话说：“巴格奇指出,在19世纪,即便是中国而非西方以一个超级经济和军事强国的身份出现,也将同样导致‘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边缘化与悲惨化’。从中受益的将是中国而非西方的社会精英。”[28]

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平等交往，是当前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呼声。对于“中心-外围”分析模式的霸权主义批判主张，我们无疑要积极给予回应。但是，对于这一分析模式所保持的霸权周期律特别是表达的中国霸权问题，我们要予以澄清。中国政府反复重申，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29]。从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念；从现实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要求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从世界潮流看，各国人民期盼着共同发展、共同进步。[30]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既不会依附别人，更不会掠夺别人。这些主张充分表明，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不认同“中心”对“外围”的霸权地位，要改变以霸权主义为主题的世界历史叙事。从这种意义上，即便我们进一步富起来、强起来，我们也永不称霸。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不提倡用“中心”的提法来描述中国的国际地位。

其三，回应“中心-外围”分析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诉求，超越理想主义的实现方式。沃勒斯坦等人反复表明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他多次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体系出现了结构性危机的时代，并坚信未来的前途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所说的‘达沃斯精神’（Spirit of Davos）。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保留着资本主义最坏的那些特征的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剥削，而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两极分化。另一种就是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制度。阶级斗争是一种为了影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前景所采取的必要尝试。”[31]就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批评而言，沃勒斯坦实际上否定了论坛成员“致力于改善全球状况”的任何努力；就他对阶级斗争和反体系运动的希望而言，沃勒斯坦也显得期许过高。总而言之，他的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2]反对“中心-外围”的剥削关系，构建平等的国际关系，不能止于理论的批判，必须付诸实践的批判。而大搞关税壁垒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完全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希望颠覆秩序的激进主义，都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加强世界市场的国际治理，摒弃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各自优势，才能走出一条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33]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逐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践。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己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正在国际范围内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现实影响。[34]

毫无疑问，“中心-外围”分析模式为批判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结构，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继续响应这一分析模式的理论批判，进而在回答新的时代问题过程中实现理论超越、实践创造。马克思在评价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时指出，“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35]套用这一说法，“中心-外围”分析模式流行的秘密在于它对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所作的深刻批判，因此，对于“中心-外围”结构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超越“中心-外围”分析模式，归根到底要体现为改变“中心-外围”的现实结构，归根到底离不开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沃勒斯坦曾预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36]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民正在积极地发挥这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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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向军、李田贵：《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14]王宝龙：《沃勒斯坦质疑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流行理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0期。

[15]翟婵、程恩富：《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准中心”地位——确立“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新理论》，《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

[16]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当被问及对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时，沃勒斯坦给出了他的“答案”：“一半对一半，这取决于我们自己。”见［美］格雷戈瑞·威廉姆斯：《世界体系研究之缘起：对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杨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

[17]禚明亮：《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康国与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话节录》，《理论视野》，2015年第5期。

[18]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６期。

[19]禚明亮：《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康国与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话节录》，《理论视野》，2015年第5期。

[20]吴苑华：《中国崛起：后美国世界的希望——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中国观》，《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0年第00期。

[21]［美］格雷戈瑞·威廉姆斯：《世界体系研究之缘起：对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杨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

[22]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６期。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2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4页。

[26]孙来斌：《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27]See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The States，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8-42.

[28]王宝龙：《沃勒斯坦质疑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流行理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0期。

[29]《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30].孙来斌：《朗照人类命运的中国智慧》，《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6日。

[31][加拿大]马塞罗·默斯托：《阅读卡尔·马克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访谈》，张福公译，《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8期。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9页。

[34]孙来斌：《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3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作者简介：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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