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史 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路径新探——基于经典文献的隐喻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路径新探——基于经典文献的隐喻分析
【内容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需要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可见多种隐喻修辞，其生动鲜明的象征意义不仅可充分有效地表情达意，还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价值。基于各种隐喻涉及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与话语特色研究，可助学者在研读经典文献过程中主动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强化理解原著话语的感性认识，提高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效率，进而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精髓，指导现实的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隐喻的探析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路径，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与针对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经典文献 隐喻 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隐喻的生成逻辑“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将社会同生物有机体相比的思想并非马克思主义首创，但将“有机体”的比喻深入至社会生产、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范畴，无疑是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形象阐述：“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6（社会生产）；“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7（阶级斗争）；“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8（人类解放）。在生物学-医学研究中，对机体的认识常采用解剖的手段，即用解剖刀等工具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剥离、分析机体，以了解“各系统器官的正常形态结构特征、位置毗邻、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功能意义”9。“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既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又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10一方面不能脱离实践：袖手旁观地看、浅尝辄止地触甚或漫无边际地想都是毫无意义的。做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评价的前提，是要割开资本病态的“皮肤”，检验溢出的是“血污”而非社会财富；发出消灭阶级社会国家机器“寄生物”12口号的前提，是要剖开社会赘生的“毒瘤”，确认隆起的是“癌肿”而非必要脏器。另一方面不能“超越”实践：“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13马克思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4可见，抽象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习近平曾撰文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时指出，这篇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高度概括，并第一次将那些与科学论证的血肉躯体有机结合起来的原理‘骨骼’，以近乎于医学人类教学模型的简明直观形式，展示在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面前。”15这里的“医学人类教学模型”就是从感性具体（整体）出发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模型”，是提要钩玄、取精用弘的抽象思维过程，是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16的研究路径。随后，通过经典文献的叙述从抽象上升为理性的具体（总体）以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需要进一步引入“钥匙”隐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关于“钥匙”的比喻主要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7，“这一事实（指波旁王朝复辟）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18。不同文本中，“钥匙”的象征意义既有共性（“钥匙一般”），又有差别（“钥匙特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邃的思想、生动的文风和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19的智慧与魄力。现实生活中的钥匙种类万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钥匙”的种类亦丰富多样，且常围绕上述“机体-解剖”的比喻展开，形成了一条“机体-解剖-钥匙”的隐喻群、修辞链。用何种“钥匙”开何种“锁”、如何“开锁”以及怎样分辨“钥匙”尤其是“万能钥匙”的真伪，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中的隐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用“人体”和“猴体”分别指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人体”本身并非直接就是“猴体”的“钥匙”，还须用“解剖”的实践从“高等动物”内部剖析其结构特征，展现内部矛盾，再作为已成熟的结果“从后思索”回溯研究不成熟的“低等动物”。虽然从世界观维度来看，“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20，但是从方法论维度来看，“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21，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2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3。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社会“机体”的“解剖”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路径。1. 解剖学隐喻以“观今鉴古”“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24面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解剖图谱”，还要分清研究对象的主次。“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点是对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的“解剖”。“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远比作为“生产的脉管系统”的“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社会生产的时代特征25。此外，要得到“猴体解剖”的钥匙，还必须明确待剖析的对象是真正的“人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彼时的德国制度“低于历史水平”，并非高级的“人体”，研究的价值不高。因此，对德国制度的批判，只能向它“开火”，将它“消灭”26。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并非仅仅停留在得到“钥匙”，即了解“人体”的结构与功能，还要用这把“钥匙”打开“猴体解剖”之“锁”，从而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因此，“猴体解剖”本身也是目的之一，是“人体解剖”作为“钥匙”完整隐喻的题中应有之意。这就很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人类学相关著作的研究，以及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猴体”的秘密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原因了。“人体”和“猴体”终究是两种事物，各自有不同的特征，从“人体解剖”得到的全部经验不能直接应用于“猴体”。马克思坦言，《资本论》研究的是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7，而非后者现实的境况，且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28，而非后期具象的实体。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中还有如下论断：“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真实的从而是最简单的联系，总是在新事物自身已取得完善的形式后才被发现”29。这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经典表述可谓异曲同工。对于人类社会“已经绝种”的“猴体”历史，“遗骸”的剖析重点也是劳动资料，但却并不易获得。恩格斯在《起源》中将无法为巴霍芬、摩尔根猜测的原始社会阶段提供“直接证据”的“落后的蒙昧人”喻为“社会的化石”30，指出了考察人类社会历史“遗骸”的局限性，提出了寻觅可以打开“化石”谜题的新“钥匙”的需求。2. 考古学隐喻为“博古通今”在马克思主义的“考古”伟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活化石”（同时代尚存的“猴体”），二人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毋庸置疑，研究“活化石”是了解“化石”的“钥匙”，这是直接通过“猴体解剖”来发现历史规律的路径。经典文献中指出了两把典型的“活化石钥匙”。第一把“活化石钥匙”解答了“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31，首先思考在时间维度（古代）的历史价值，再从时间维度推衍至空间维度——世界各国的原始形态。恩格斯曾多次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给予高度评价。1884年，他在《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32次年，他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运用了“钥匙”的隐喻：“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331891年，他在《起源》第四版的序言中再次明确：“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34古代社会以血亲、氏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远逝的“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无疑是沉默的“哑谜”，无法再现往昔的生机，但“只要与美洲社会制度作一比较，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最困难的疑难和哑谜”35，美洲印第安人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结构是研究古代社会的“活化石”。基于马克思的笔记遗稿和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易洛魁人氏族研究的基础材料，恩格斯运用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的大量史料,通过对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分析，研究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过程。第二把“活化石钥匙”打开了东方社会“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的“秘密”36，首先思考在空间维度（东方）的存在意义，再从空间维度推衍至时间维度——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落后国家的未来何去何从？在1853年二人之间的通信中先后对遥远而神秘的东方社会运用了“钥匙”隐喻，将“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视为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将其原因主要归结为“气候和土壤的性质”37,马克思进一步补充了另一个原因“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38，表述了二人在东方社会再次发现和验证唯物史观的事实。在1858年马克思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又用“钥匙”隐喻强调了研究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39。多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农村公社本身“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40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东方社会村社所有制的特征概括为存在孤立、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文化封闭、社会停滞。经济政治结构的稳定甚至僵化导致了思想上的保守，“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41。其次生形态内部“公有制因素”和“私有制因素”的二重性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二因素此消彼长对村社存亡结局的影响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整个过程又深刻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且是建立在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可见，农村公社这把“活化石钥匙”本身也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典型范例。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生命力”，即是否能够在不瓦解的情况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几篇关于东方社会的书信文献中对可能的条件进行了谨慎分析，提出要培育和发展国内市场经济并同国际市场接轨，要求俄国的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互为补充，吸收并占有资本主义的全部成果并避免遭受外界的破坏。将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活化石”“进化”方向的评判置于现代系统科学的范式中考察，可见系统（俄国村社）和环境（世界历史）之间充分发生物质（市场经济）与信息（革命信号）交换的重要性。由于“猴体解剖”本身的客观难度和科学发展的时代局限，虽然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仍存有较大空间（如有社会科学界“哥德巴赫猜想”之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在彼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一把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作为“活化石”的农村公社是现实存活的、保留着过去的原始特性且在世界历史中同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实体，村社中的每一个人也是活生生的个体，存在现实的交往。然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村社如果发展停滞便会逐渐丧失生命力，变为一块块死寂的“化石”，终将难逃土崩瓦解的厄运。马克思认为，村社“最坏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42，而“原子的典型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特性，因此也没有任何受它自己的自然必然性制约的、同身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原子是没有需要的，是自满自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也就是说，这种世界是没有内容的，没有意义的，空洞无物的，正因为原子是万物皆备于自身的。”43“原子和虚空这两个本原无可争辩地是相同的。”44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俄国农村公社“原子”既有可能成为“社会新生的支点”45，也可能仅仅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46。历史业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类似“原子”的“微观世界”的精密考察，需要寻找新的“钥匙”，这正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47。马克思所谓的“原子”并非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概念，真正的显微解剖学也并不研究原子，这里仅认作同“人体（猴体）解剖”类似的修辞手法。
三、阐释微观与宏观辩证关系中的隐喻抛开毫无生气的“原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还可见两种通过抽象力获取的具有活力的“微观形态”——家庭和商品，二者同被喻为“细胞”。“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48“显微解剖学”便是研究“细胞”的“钥匙”。作为喻体“钥匙”的“显微解剖”同前述的“解剖”相比，对于“抽象力”的本体的质而言并无二致，仅为程度的差别。经典作家将笔墨着重用于对两种“细胞”的论述、“细胞-机体”的关系和“细胞-化石”的对比。“两种细胞”的实质分别对应着“两种生产”，即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1. 显微学隐喻达“见微知著”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49这里的“个体婚制”指的就是家庭，即“种的繁衍”50。马恩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51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所形成的家庭关系最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而后由于需要的增长逐渐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日益丰富起来，进而形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2，即现实性上人的本质。从结构来看，家庭是社会“机体”的“细胞”；从功能来看，以血缘关系为起点的伦理道德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家风可引领社会风尚，优化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而巩固经济基础。在“微观世界”中，另一种“细胞”见诸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53，而“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如果停滞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它就凝固为价值量不变的化石了”54。这里围绕着“物质资料的生产”提出了“细胞”和“化石”的对比：将商品比作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又将停滞的货币比作“化石”。“商品爱货币”，分工使商品“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55，可见商品本身在市场中是富有生命力的，而货币只有在发生增殖（ΔG）后才会被“激活”，成为资本。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开始，通过对商品二因素的分析进入到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进而继续在生产领域中深耕，揭露了资本家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真相，即生产领域中ΔG的来源，发现了资本总公式的秘密，这是一个典型的“显微解剖”过程。虽然研究“细胞”本身是个难题，但当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如此深邃细微的程度后，马克思紧握着“显微解剖学”的“钥匙”选择知难而进。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范畴中，由“物质资料的生产”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由此可见，其“微观形态”即作为“细胞”的家庭和商品也是对立统一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56。可见，在微观层面，资本主义的“商品细胞”是使传统的“家庭细胞”终结的物质力量；在社会关系的宏观层面，“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57。“显微解剖学”需要“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58，它不是仅将事物“放大”，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微观形态中去，容易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在考察“村社原子”时，既要看到整个俄国的经济状况和革命条件，又要放眼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考察“家庭细胞”时，既要剖析“人自身的生产”，又要关注社会关系日渐丰富的过程中家庭关系如何日趋从属化，最终被笼罩在资本的“普照的光”59之中；在考察“商品细胞”时，既要分析商品二因素背后的劳动二重性，也要将其置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关系链中去研究。“微观世界”的神秘感还使“显微解剖学”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在精神世界中毫无根基地构建哲学体系，落入思辨哲学的漩涡。这就需要结合宏观世界中现实的、具体的、多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将经过抽象的“铁的必然性”60作为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的“万能钥匙”。2. 材料学隐喻定“铁律金规”“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61在恩格斯于1885年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揭示了该书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阶级斗争的历史成功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现实意义。次年，恩格斯又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作为阶级对立社会历史动因的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62，进一步指出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且“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63。“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4生产工具的变迁作为劳动发展史的核心，因其“铁的现实性”成就了“铁的必然性”，进而成为解开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生产工具表面上为劳动者所使用，实际上却被控制于剥削阶级的股掌之间。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65毛泽东也强调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66，实践这一“解剖”过程的“钥匙”便是唯物史观。“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67对“铁的必然性”做出直接诠释的是《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8。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6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的“两个决不会”是进一步完善“两个必然”论断的条件学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唯物史观以“铁的必然性”展现在世人面前，直接成为解开许多历史复杂谜题的“钥匙”。马克思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开启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神秘“宝箱”，从中取出了一把资本主义的“专属钥匙”——剩余价值理论。他“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70这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不可企及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71唯物史观的“万能钥匙”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专属钥匙”共同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这种“铁的必然性”，既不是菲·毕舍或拉萨尔的生产合作社以及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这样的“万应灵丹”或“万灵药方”，也不是欧根·杜林“口袋里藏着的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72或米海洛夫斯基的所谓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万能钥匙”——“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73列宁犀利地指出：“这里没有任何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说”74；“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75。我们将历史唯物主义比作“万能钥匙”，不是因为它是先验存在的“公式”或“教条”，也不是要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多的荣誉”76，而是因为“它源于特定时代而又超越时代，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77也就是说，此“钥匙”之所以“万能”，其奥秘在于它可以“万变”。它不是封闭的“原子”，而是开放的、实践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就是“批判精神”，“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也不能用某种学术理论“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78。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隐喻的内在联系从“人体解剖”到“活化石”，再从“显微解剖学”到“铁的必然性”，各种“钥匙”隐喻立足现实的生产生活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运用抽象力充分“解剖”人类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机体”的生产、阶级等范畴之后所获得的重大发现，突出了对历史问题的把握和对现实问题的关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时代价值。如果说“人体解剖”和“活化石”这一对“钥匙”的理论范式是双向对行的同一条道路，是相对简单、理想化的线性关系，那么从“显微解剖学”到“铁的必然性”就是复杂性、开放型历史解释模型的建构过程。从线性到非线性的转变，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科学理解人类社会演化的多维度、离散型路径79。辩证法是“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80。对于自然界的运动，不能“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要“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81，社会历史的运动和哲学的发展亦是如此。“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82。“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83。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在上述各种“钥匙”隐喻的分析中都可见一斑，关于数学的讨论在马恩二人的书信中更是屡见不鲜。精通数学的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84。经受“脱毛”之苦的恩格斯指出：“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85；“在一切理论进展中，同17世纪下半叶发明微积分比较起来，未必再有别的东西会被看做人的精神如此崇高的胜利”86。马恩对数学尤其是高等数学微积分的高度评价，为以辩证法工具审视各种“钥匙”隐喻之间内在联系的可能提供了启示。辩证法本身是“钥匙”，亦是串起各种“钥匙”的思辨的思维之“线”。被列宁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的托尔斯泰在其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明确地将历史以微积分原理数学化：“只有考察无穷小——历史的微分，即人们的各种同样的趋向，并应用求积分的方法（取这些无穷小之总和），我们才有希望认识历史规律。”87梁启超也指出：“欲知历史真相……最要的是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88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探讨俄国未来去向时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89。把“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演变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是一种时间维度的“显微解剖”，即“历史的微分”。恩格斯在著名的“政治遗嘱”《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况，决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90从“逐日考察”并占有变化的材料（“微分”）到最终“作出全面的总结”（“积分”），这个过程中“微积分”的思维范式就表达得更加清晰了。“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91马克思主义“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92，它要求人们既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人类发展史尤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每一个问题之“锁”，还要善于“开锁”，或是愿意学习如何开好每一把“锁”，“而不是仅仅把‘万能钥匙’放在手中把玩”93,成为教条主义的“懒汉”94。“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为我们回答和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提供了开锁的‘钥匙’”95。作为“万能钥匙”的唯物史观，面对不同的“锁”可发挥不同的功用：它可解开许多复杂的历史谜题，经受时代与实践的检验；它可打开神秘的“宝箱”，获取解决特殊问题的“专属钥匙”；它亦可建构复杂、开放的历史解释模型，开启一扇大门，萌生新的思想，指导新的实践，通向新的时代。 五、结语习近平在论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时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96，“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97。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创新的思想源泉，也是不断前进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万能钥匙”的客观要求。之于个人尤其是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而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把“总钥匙”，“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98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中，既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要重视方法论的研究与实践。探析隐喻价值的过程也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读入门“钥匙”的过程。“每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同时是一种思维方法”99，经典文献中以隐喻为代表的兼具亲和力与针对性的修辞手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优质素材和有效方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伟力与魅力。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陈先达文集》第1-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宇文利：《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8期。
[4] 李忠军、钟启东：《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论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2. 孙蚌珠：《理论为本·内容为王·因材施教——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9期。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4. 陈先达：《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人民日报》2019年5月31日。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17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9. 丁文龙、王海杰主编：《系统解剖学》（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0. 丰子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5. 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年第1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
29. 马克思：《数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11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8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6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65.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4页。
67.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69.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
74.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75.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7-358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77. 陈先达：《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人民日报》2019年5月31日。
7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79. 孙美堂：《复杂性科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80.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83.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84. 〔法〕拉法格、〔德〕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540页。
87.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娄自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893页。
88. 《梁启超全集》第14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45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467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92.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93. 陈先达：《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人民日报》2019年5月31日。
94.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95. 习近平：《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9期。
9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11-512页。
97.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9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73页。
99. 陈先达：《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史楠（1981-），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本文系北京大学党建研究会课题“高校自然科学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理论研究”（20190530）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6):73-82.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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