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周良书：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书法”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书法”问题
摘要：书法问题关乎党史研究的主旨与要义。它要求研究者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做到“鉴空衡平，微言大义”，另一方面还要在书写方式上，讲究谋篇布局，使其富于起伏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书法不隐，即要求作者坚持真理，尊重史实，不为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虽遭挫折也不移易。二是虚实结合，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作者心裁别识，独断治学，虚实相资，详略互见。三是有文有质，也就是说在党史研究中，虽强调史实，注重科学性，但也要讲究文辞，注重可读性。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高的追求，就是要予人启迪，益人心智。
关键词：书法；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这实际上也是史学研究的要义所在。除此之外，在具体研究中，书法还表现为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其关键是要避免“千书一律，观者索然”。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作文如同细观山水，惟壑谷幽深，绝崖飞瀑，方可游目骋怀。中共党史研究也当如此。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价值取向上，要做到“鉴空衡平，微言大义”，而且还要在书写方式上，讲究谋篇布局，使其富于起伏变化。
一、书法不隐
孔子说：“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它要求史家坚持真理，尊重史实，不为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虽遭挫折也不移易。党史研究也不例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究实事求是，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史学传统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研究中，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这里且不说研究者有知识的局限性，就是其思想倾向、政治立场和主观好恶，也会妨碍他求真的努力。这表明在党史研究中，我们在不断积累史学的同时，还要尽全力摆脱各种制约，力求持论慎重而公允，力戒偏见、武断和臆测。
1.秉笔直书
“书法不隐”的第一要求就是“秉笔直书”。即按照历史本相来记录、书写，不隐讳、不粉饰，以求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都是“秉笔直书”的典范。然而古来直笔见诛，却未闻曲词获罪，所以刘知几慨叹：“世事如此，而责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但惟其如此，千百年来，这种精神才一直受到推崇，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对此，我们当然要效法，坚持并发扬这一史学传统，努力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职业操守。
第一，不溢美。在党史研究中，溢美便失去了真实性。这种毛病，最容易发生在对一些正面人物的评价上，认为只要大方向没错，渲染、夸张一点，也没有什么。除此之外，在具体研究中，还曾出现过以下问题：一是“正确无边”现象，把一些较多时候站在正确方面的党史人物说得处处正确，对其错误也文过饰非；二是“移花接木”现象，将党史上甲的功绩，说成是乙的功绩，甚至闹出把“朱德的扁担”，写成“林彪的扁担”的笑话；三是“活人优势”现象，在世的人物钻“死无对证”的空子，功自己揽，过推给别人；四是“屈人无过”现象，对那些党内斗争的受害者，不愿意或不忍心多说其历史上明显的错误或失误。
这既不是一个严谨的党史研究者的应有态度，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人自我批评的精神。比如，毛泽东就指出：“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邓小平也说过：“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因此，在党史研究中，我们既不要人为美化，也不必有什么溢美之词。刘知几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大意是说，明镜照物，不论美丑，都要让人家看到；空谷传音，不论清浊，都要让人家听到。史家写史，也当如此，喜欢某人，但要能指明他的缺点；憎恨某人，却也知道他的长处。功过、是非都要客观地记载下来，这才叫实录啊。
第二，不苛求。对历史人物不能溢美，但也不要苛求。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毛泽东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段话可作为评价一切历史人物的通则。也就是说，人物评价不能离开具体条件，因为一定的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不足，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这个通则当然也适用于评价党史人物。比如，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但他早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到俄国革命领袖人物除列宁以外，主要就是托洛斯基。甚至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还重点介绍托洛斯基的文章及观点。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李大钊在1917年就认识到托洛斯基后来所犯的错误。评价党的理论与政策也是如此。比如，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对此我们也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在此之前的发展都是不科学的，党是不重视生态文明的。事实上，历史只能提出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同样地，历史也只能解决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心议题什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是当时最主要的事。只有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才会去考虑怎样吃得更健康一点，如何使生活环境更美好一点。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不能要求前人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其实今之视昔，也犹如后之视今。我们若以这种“后见之明”的态度苛求前人，那么后来者，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我们当然不愿接受他们的无端指责，尤其是对我们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决定。所以这种“后见之明”的认知方式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而是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价过去。正如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所以历史的发展一定向前进的，但对它的评价却是要向后看的。
第三，不偏私。章学诚说：“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由此可见，个人好恶和偏见，的确是史学研究的一大忌讳。事实上，党史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也与这种“好恶”和“偏见”有莫大关系。比如张国焘确实犯过错误，但也不可否认他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历史功绩。可在一些党史论著中，“根本不提张国焘建党初期的活动”，这是不对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分析问题要统一标准，不能因人而异。同一件事，孙中山主张是对的，受孙中山指示的汪精卫去做就不对，或推论其主观上有何动机，这就不好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比如，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马克思却坦承是这个大思想家的门人。拿破仑是一个帝王，但恩格斯却认为他是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林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马克思却说“他是一位功成业就仍善良如初的罕见人物”。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但他却违反自己的阶级立场，去赞扬他的政治死敌——圣玛利修道院街的共和主义英雄们，所以恩格斯称赞他是“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总之，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不要有宗派意识，也不要有私心杂念，不能眼睛里面只看到自己。我们要给所有读者一种印象，无论是共产党影响下的读者，还是对共产党不那么同情的读者，无论是中国读者，还是外国读者，在读了以后感到共产党在历史观上是大公无私的。他们写的历史是客观公正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而是左顾右盼”。
2.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一种方法，主张“微言大义”。这是由孔子首创的记史方法，它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观点，却在文中灌注强烈的思想感情。《左传》将其概括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但必须指出，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表达，并不是刻意说谎。它是在尊重史实基础上，作者婉转的陈述和评论，所以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它一面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贬，以教化民众，一面又要求在笔墨中逗漏出事实，让人看到历史真相。这是历史书写中一种很高的境界。
第一，不隐真相。这是春秋笔法的第一要义。孔子写《春秋》，用直笔写隐公、桓公时的史事，写得明白，政治上的得与失，都写出来了，而用曲笔写定公、哀公时的人和事，写得就很含蓄。这是因为后者正是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但即便如此，孔子也是从微言中见真意，很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左传》中对《春秋》的评价是：“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也就是说，想沽名钓誉，在《春秋》中办不到，想掩饰恶行，结果却只能欲盖弥彰，这样便收到劝善惩恶的效果。
这种笔法的影响是深远的。但班固在《汉书》中却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这确实有点言过其实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虽然再无《春秋》，但它的笔法还是流传下来了。比如，宋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一例。在陈桥兵变处，书中有个特写：“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但李焘却在它的下面加上一个附注，大意是说：《旧录》上本无匡义进谏一说，是太祖赵匡胤自行约束将士的，这里采用《新录》的说法。《旧录》和《新录》指的都是《太祖实录》，是它的两个不同版本。《旧录》是第一版，而《新录》是它的修订版。显然，“匡义叩马”是修订版加上去的。加上这个细节，无非是要增加一条赵匡义参与国朝建立的证据。但李焘却能不隐真相，用很委婉的方式把它揭露出来。
试想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史家尚且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当然可以比他做得更好。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对于党的历史，无论是成就和经验，还是失误和教训，都要把它如实写出来。尤其是后者，也应合理表达，做到不隐真相。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一贯立场。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第二，婉而成章。这是春秋笔法的一大特点。章学诚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也就是说，文章可有笔削，但也要“事具始末”，讲清它的来龙去脉；用词虽然婉转，但也要“文成规矩”，不可失去它的章法。这样的文章才算精妙，它的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邓小平学习。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一个范例。邓小平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同样体现这一点。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种书写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对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应当恰如其分，做到合情合理。也就是说，在党史研究中，除科学性、逻辑性之外，还要给人以美感，给人以愉快。要知道党内外是有各种感情、各种要求的，只有找到这中间的最大公约数，在那个基础上来说话，才能使更多的人乐于接受。当然，这也不会影响到历史学家的判断，相反地，还会给他留下更多书写的空间。他可以延展时间，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也可以压缩时间，用许多细节来描述某一事实；他可以理出单一人物或事件，以凸显个体的独特性，也可以比较不同的人物或事件，来展示历史的相似点；他可以依循笔下主人翁的逻辑，去呼应他的情感，也可以揭露、驳斥并否定他的立场；他可以钟情伟大人物，也可以称赞无名小卒，以深描或替代既定的中心议题。
第三，曲从义训。历史不是史实的堆积，而是依据“义例”来编写的。晋杜预说《春秋》之“义例”，有“五体”，其中之一就是：“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这表明曲从义训之目的，就在于以史明道。这一点对党史研究来说也很重要。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党史研究中，还应当考虑到它的客观效果，考虑到社会的影响和民众的反映。比如，《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首次公开关于西安事变的34封电报，但却扣下了一个电报。它讲的是对蒋介石的处理：“紧急时诛之为上。”所谓“紧急时”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中央军进潼关，要打西安；二是内部不稳，情势危急。这话本身没有错，何况周恩来也公开讲：只要中央军不进潼关，委员长安全是有保证的。但当时还是没有公开这封电报。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多人不知道“紧急时”指什么，担心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诛之为上”去，造成历史的误会。另一方面，当时张学良还在台湾，不能不考虑对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曲从”是为了“义训”，根本不是要隐瞒真相，欺骗民众。
总之，在党史研究中，无论前文说的“婉而成章”，还是这里讲的“曲从义训”，都是要以“不隐真相”为条件的。从表面上看，它虽有“曲从”之意，但实质上却是以另一方式守卫历史的真实，并在更大意义上弘扬历史的价值。因为它要求“尽而不污”，讲究“微言大义”，所以才可以实现“以示大顺”，才能使人们从学习历史中，达到“明理”、“增信”、“崇德”和“力行”的目的。
3.忌用影射
党史书写可以用词婉转，可以曲折表达，但绝不是主观臆测，去编造故事，更不能歪曲历史，搞影射史学。影射本是指在文章或影视戏剧中，表面上说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借古讽今或者以古喻今，说的是与之相关的一个现实问题。这是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士尤其是历史学者，批判现实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它与“古为今用”有本质不同。对此，翦伯赞有深刻感受，他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具体到党史研究，我以为以下两点是尤其要引以为戒的。
第一，不可“穿凿附会”。这是史学研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毛病。梁启超说：“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这里说的是附会一种思想或观念，其实还有一种附会，就是类比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或事件。这种类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绝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例如在阶级社会中，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存在无产者，但不要忘记法国学者西斯蒙第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然而在党史研究中，上述现象也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望风捕影”。即在史实不具或不确的情况下，单凭个人的主观想象，或牵强附会某一理论，或捕风捉影某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得出毫无事实根据的结论。何况马克思也说过：“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所以一定要警惕这种盲目性，切不可在基本史实没搞清楚之前，就去发表宏篇大论。至于那种用“张家长、李家短”的心态，来分析党史事件，揣摩党史人物，就更要不得了。这样只能使党史研究变得庸俗化。
二是“发泄私愤”。即在党史研究中“以我划线”，对自己不满意或意见不一致的人含沙射影，以表愤怒。这是不应该的。正如恩格斯指出：“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但是愤怒出诗人，却不出历史学家。就像雨果一样，尽管在他的书中充满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并对其作了尖刻和机智的痛骂，但也并没有把雾月政变的历史讲清楚，说明这个平庸而可笑的人是如何扮演英雄角色的。至于那种“诬人之恶，持报己仇”，就更不好了，刘知几说：“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三是“抽样作证”。即选择与自己论点相符的证据，舍弃不利于己的材料，然后或附会或假想，总之是要把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社会现象是复杂的，找一两件材料来附会一种臆说并不困难。正如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四是“过度引申”。即在党史研究中，超越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限度。这是史学家与文学家不一样的东西。文学家可以夸张，也可以虚构，但史学家却没有这样的权力。他必须时刻保持自制力，并把自己的推论或想象，严格限制在他所发现的“历史事实”上。正如胡适在致罗尔纲的信中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讲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讲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第二，不做“政治注脚”。党史研究有很强的政治性，许多问题很敏感，不能不考虑到现实因素，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讲政治、讲原则，一些问题一时不能说，就是不能说。但是，也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一时不能说，就去说假话、讲空话，更不能为了所谓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去歪曲历史事实，让历史成为现实政治的隐语或注脚。这在党史研究中是有过深刻教训的。问题主要出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将“古为今用”片面化。1967年《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借批判历史影片《清宫秘史》名义，攻击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开启“文革”中影射史学的历史先河。它打着“古为今用”口号，视古人为今人之替身，或无情地加以漫画化而“打倒”他，或充分地加以理想化而“讴歌”他。甚至在宣传党的政策时，也让历史来为现实背书，于是党提出一个什么口号，发出一个什么号召，就把这个口号或号召塞到历史里面去；党提出一个什么政策，做出一个什么决定，也把这个政策或决定塞到历史里面去，强迫古人接受今人的主张。这样历史就完全成了供人随意截取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
二是将“阶级观点”绝对化。对此，毛泽东有一个论断：“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析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但在“文革”中，“四人帮”和一些学者将其教条化、绝对化，并据此把阶级分析方法视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唯物史观被曲解为“阶级斗争史观”，阶级斗争成了历史演进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动力。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打着灯笼找“阶级斗争”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也发生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问题。这样就把历史主义从学术研究中驱逐出去，致使历史学不幸地成为了政治阴谋家的宣传工具。
三是将“以论带史”极端化。以论带史的主张始于1958年兴起的“史学革命”中，主张用工人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编排史实。在“文革”中，这一主张被推向极致，当时宣传所谓写历史可用“七真三假”的“理论”。这在“批儒评法”和注释“法家著作”活动中，得到公开鼓吹和肆意泛滥。中国数千年文化遗产被宣布为“封建主义毒草”，遭到否定和禁止；而对一些被“钦定”为“法家著作”的文献，则无限“拔高”而大加颂扬。在具体研究中，也是先引一堆史料，然后再讲理论。或者先引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话，做一个帽子，再拿一大堆史料来解释这些话，也不管它们能不能套得上去。
殊不知这恰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因此，在党史研究中，无论什么人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要去讲“空头政治”。至于那些是以装腔作势来沽名钓誉的人，就更不待说了。
二、虚实结合
党史研究一面向着读者，而另一面则向着历史。所以要替读者着想，不能自言自语，不能自说自话，要了解读者关心哪些问题，对哪些事情更感兴趣，要考虑到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大家不明白的话要多说，众所周知的话要尽量少说。除此之外，还要面向历史。古人说“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如何做到这一点，章学诚认为“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其中心意思就是要心裁别识，独断治学，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具体到党史研究，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1.分清主次
一篇文字，全体必有一个中心思想，每节每段也必有一个要旨。否则就会枝节太多，让人抓不住它的主题和重心。这是从读者方面说的。倘若从叙事角度看，作者就需要分清主次，虚实有别。对此，金冲及先生讲得很形象，他说我们到饭店去吃饭，点一道炒虾仁。这里主料是虾仁，配料是白菜。厨师一定是将白菜铺在盘子底下，把虾仁放在白菜上，让你一眼就看到重要的东西。假如把虾仁和白菜搅在一起炒，你吃了半天还不知道这盘菜中有虾仁。他讲的也还是要分清主次的事，这应是作文中坚持虚实结合的一项基本要求。
第一，主要角色。这一般是实写的部分，需要用浓厚的笔墨来书写它。在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主体，主角是共产党，这要体现在党史书写中。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就应突出共产党的活动，说明在最艰难的时候，党是如何保持革命意志的。因此写反“围剿”时，虽然要写国民党的“围剿”，但主要还是写红军的斗争，写被“围剿”的红军是怎么抵抗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应突出共产党的活动，说明在执政条件下，党是如何担负建设大任的。因此写“文革”时，虽然要写“四人帮”的破坏，但主要还是写人民的抗争，写党内正确的力量是如何抵制“文革”的。总之不能让反革命做主角，那样就喧宾夺主了。此外，在具体的研究中，还要把握好以下两个环节。
一是要识别大事。在党史研究中，虽以共产党为主角，但也不能平均用力，对党的一切活动，都事无巨细地去写。要抓住它的重点，像一串糖葫芦那样，使读者既有整体感，觉得一目了然，又能对重要问题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研究中，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大事。在党的历史上，有些习惯上认为是大事的，实际未必有意义，也不一定要作为大事来写，有些习惯上不认为是大事的，但对党的工作和在群众中有长远影响，却应该作为大事写进去。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有些事件，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但却是以前发生历史大事的症结，也是在此之后掀起历史波澜的机缘。这就不是小事了，它也应成为党史叙事的重点。
二是要明辨是非。叙述历史，总是有褒有贬的，但这也要分清主次、突出主角。比如，在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有盲动的一面，但决不能因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一味表现那些“左”的东西，而应当把正确方面的东西放在主要位置。事实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仍然不忘初心和使命，坚持民族解放斗争，坚持为人民谋福利。倘若没有这些工作，就不会有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文革”中，党的组织涣散了，但党还是一直存在着，否则不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人帮”粉碎了。并且这中间也正确的东西，例如“二月逆流”和“1975年的整顿”等。这都是需要在党史研究中大书特书的。
第二，次要角色。这一般是虚写的部分，但虚写并不是不写，所以也要用心用力去写。因为写配角正是写主角，没有前者就形容不出后者。这种写作方法，《史记》最是擅长。例如战国四公子中，有一个叫信陵君的，胸襟宽阔，礼贤下士，两度破秦，威震天下。司马迁就运用这种方法，他不直接去写信陵君，而是旁敲侧击，用心用力地写监门小吏侯生，写混迹于赌徒之中的毛公，以及藏身于酒店里的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但正因为此，信陵君才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倘若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但是费力而且不易出彩。所以梁启超说：“单注意领袖，不注意二三等脚色，看不出力量，看不出关系，非有群龙无首的合传不可。”
这个方法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因此在党史研究中，一定要尽力写好一些次要角色。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突出主要角色，才能更准确反映历史各方面的复杂情态。但在具体研究中，确有一些文章或论著在这方面处理得过于简单，看不到群众的活动，看不到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看不到普通党员的活动，好像只有一两个领导人在那里决定一切，无所不为。这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李维汉也说过，一个领袖总有同群众的关系，同党的领导的关系，同他的集体内部的关系。如果写一个领袖人物看不到这些关系，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要关注群众，而且还要写好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要多写一些“小人物”，写他们参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故事，不然历史就会变得枯燥、单调，读起来没有味道。正如胡乔木指出：“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革命不是只有个别大人物、而是有无数小人物参加的。不可能写很多小人物，但一个也不写就会成为英雄创造历史了。党史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
第三，背景分析。这也是虚写的部分，但它却是历史主体参与社会活动的大舞台，所以也要用些笔墨来呈现它。假如历史事件的出现，历史人物的出场，讲不清楚它的背景，就会让人产生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感觉，从而很难读懂。这里就要用背景作“铺垫”。铺垫就是修楼梯。二楼到一楼有三米高，如果从上面直接跳下来，大腿就断了。可是，如果修个楼梯，就可以走下来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一切人和事都不是孤立出现的。因此分析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都要讲清其出身和背景，不能让他们孤立在社会之外。任何个人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只有从背景入手，才能正确理解历史人物。否则，历史就成了少数人表演的一种魔术，就可以任意编造了。分析党史事件也是如此。比如，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这是1949年的判断，在1921年人们是不可能有这样认识的。这里就需要作一点背景分析。当时法国巡捕房与青帮勾结，对参加一大的人盯梢，会议不得不换地方开。开成立会时，报纸上没有发布任何消息，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点燃起来了。这样前后一比较，再回头来读毛泽东28年后的话，意义就更深刻了。
但是，党史文章也不同于一般通俗读物，所以对背景一定要紧扣主题来写。不能简单地把别人对历史背景的现成叙述抄过来，那样就成无的放矢了，甚至还会发生背景错位的问题。这恰如一人入自家门，一家其乐融融。若走错了门，则一脸愕然，不知所措，那就尴尬了。不过背景也不能写太远、太细，否则占去太多的篇幅，使读者看了半天还未进入正题，这样出力反而不讨好。比如，分析一个党史人物，总是要把马恩列斯说个遍，却又不能讲清楚传主与他们具体的传承关系。考察一个党史事件，也总是把政治形势说个遍，这个当然要交代清楚，但毕竟是背景介绍，而不是要叙述那些军事政治事件本身。总之，背景分析要简洁，虚写是它的灵魂。作者一定要用最少的字，否则背景大于内容，就很不妙了。这如同“沐猴而冠”，猴子脑袋太小，人类帽子太大，小脑袋安上大帽子，让人觉得可笑。我们写文章当然不想这样被人家笑话。
2.巧用特写
特写本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它借用电影艺术中“特写镜头”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其特点是抓住人物或事件的某一富有特征性的部分，作集中的、精细的描写和刻画，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强烈的感染力。在党史研究中，龚育之曾主张把用广角镜头写历史与用特写镜头写历史统一起来。胡乔木还打过一个比方，他说街上马路上有很多广告，我们首先看到的总是最突出的，或者是因为它特别大，地位突出，或者是因为它色彩鲜明，或者用的画面引人注目。这就是巧用特写产生的效果。我们党史研究者也要善于使用这种方法。
第一，人物特写。这里实际上含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特写的人物，二是人物的特写。比如，《红楼梦》中有四个人物特写，均留下绝美的画面，读过《红楼梦》的人，大都忘不了这四幅美图。一是黛玉葬花，二是宝钗扑蝶，三是湘云醉卧，四是宝琴立雪。其中黛玉、宝钗、湘云、宝琴就是特写的人物，她们是作者从大观园几百人中挑选出来的，而葬花、扑蝶、醉卧、立雪就是人物的特写，这是作者分别从四人日常生活中捕捉到的精美瞬间。在党史研究中，这两种特写我们都可以借鉴。
一方面，在党史书写中，要有特写的人物。事实上，在党的历史上，除党的领袖以外，的确还有许多杰出人物，他们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经历，均以波澜壮阔的历史为经，而又以其个人和群众一起参加革命或建设的事迹为纬，织成了一幅幅灿烂夺目的历史画卷。所以我们写党史，尽可以这些个人为对象，考察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梁启超说：“凡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尽的传。”就像司马迁写《史记》，给我们留下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也不都是汉高祖和楚霸王，所以《史记》就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画廊。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它。
另一方面，在党史书写中，也要有人物的特写。这个更需要我们留意观察。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也当注意。大事看社会、风俗和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和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细枝末节，都不可放松。这其中总能找到可以特写的地方，所以根本不必将其一生，都统统写个遍。这是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的。因为在认知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次序问题，即先整体，后局部。比如，在银幕上看到一个大脑袋，我们脑海里就会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人，而绝不会把它看作一个孤立的、滴血的、搬了家的大脑袋。这不是由镜头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认知前提决定的。但是“盲人摸象”就不同了，因为在盲人的认知里，根本没有大象这个“完形”。所以他才把象牙当成长矛，而我们则不然，只要一看到象牙就会想到大象了。正因为此，在党史研究中，我们才可以而且应该大胆使用这种特写镜头。
第二，事件特写。这也是写作中选材和立意的重要手法之一。清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可以“小景传大景之神”。也就是说，只要抓住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点或一个侧面，或大型题材、小处着墨，或微小题材、大处开掘，也是可以管窥蠡测、一叶知秋的。但这里尚需把握以下环节。
一是问题意识。这是事件特写的首要前提。没有它，事件就失去了特写的必要。但是问题意识，有时候也不是自然呈现的，它有待研究者的开掘和发现。比如，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接见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就引发过一场礼仪之争。但与许多西方史学家不同，美国学者何伟亚却从中发现了新的问题，于是以一种事件特写的方式重新审视它。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中，他反对从历史想象和西方价值观出发，把这一事件解释为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认为这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碰撞。这样就把该事件从一种“现代性”的话语桎梏下解放了出来。
二是历史资料。事件特写不仅要具备大量文献材料，而且还要有大量口碑史料作支撑。这是一个基本要件。没有它，历史叙事就不能感性而具体。彭明当年写《五四运动史》就很注意这一点。在写山东问题时，就亲自到青岛考察历史沿革和地形外貌；在写到东交民巷、赵家楼胡同、北大红楼、北大法科、杨昌济寓所、三眼井、《新青年》编辑部、新世界游艺场、陶然亭慈悲庵等地方时，就亲自到那里去观察、访问；他还不止一次地按照5月4日当日游行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这样才把几十年前发生的真情实况，再现于读者的面前。
三是叙事结构。这是事件特写的中心环节。虽然事件特写不受时间的限制，但作者必须考虑到历史的逻辑。所以从表面上看，它是孤立、零散的，但实际上它又是历史的重要一环。这种连贯性和完整性要体现在叙事结构中。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曹雪芹学习。在《红楼梦》中，他的事件特写是很成功的。比如过生日这件事，他就安排了三个特写。脂砚斋说：“一部书中，若一个一个只管写过生日，复成何文哉？故起用宝钗，盛用阿凤，终用贾母，各有妙文，各有妙景。余者诸人，或一笔不写，或偶用一语带过，或丰或简，其情当理合，不表可知”。由此可见，三个特写是孤立、零散的，但历史地看它们又是连贯的、完整的，所以从中可以看到贾府由盛到衰的大脉络。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叙事手法。
第三，个案研究。这是对单一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而具体研究的方法。个案研究的对象可以是个人或群体，也可以是一个事件或事件的集合。但无论是人还是事，都必须找出它的典型性来。这是个案研究的一个前提条件。列宁说：“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起码的一条，就要首先抓住最典型、最不受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影响的情况，在弄清情况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这也同样适用于党史研究。
但在具体研究中，如何确定一个研究对象是否具有典型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需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其一，在历史本体论上，它应具有“和一切个体所共有的东西”。从这一方面讲，这种“典型”就表现为将一类人或一组事件平衡之后所得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其二，在历史认识论上，它应具有“对一切个体都重要的东西”。从这一方面讲，这种“典型”则意味着“完美模型或榜样，它该是一个价值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有某种价值寓于其中的好物的概念”。其实从学理上说，一个研究对象只要具备上述两个因素之一，就可以被作为个案来加以研究。但在时下党史研究中，大家主要还是在后一个层次上规约个案的典型意义。这是不利于党史研究深入发展的。
此外，还必须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每一部分或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典型的东西，也有前期的残余和后期的萌芽，分析典型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忽略残余和萌芽。因为典型总是从萌芽的东西发展来的。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把它们都夸大为普遍存在的东西。马克思说过，“沙粒在显微镜下显得很高”，但离开显微镜，沙子还是沙子。前期的各种因素，常常以十分衰败或夸张的乃至漫画化的形式在后期出现，因此不要被这些残余的东西遮蔽了眼睛，以致看不见典型的东西，更不能把它们也当作典型来研究。这确是在个案研究中需要警惕的。
3.学会避难
在党史研究中，不仅要有实写，巧用“特写”，而且还要有虚写，学会“避难”。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向文学家学习。比如，《红楼梦》就曾大量使用这种手法。脂砚斋还对其中“建造大观园”一节，有精彩点评：“细思大观园一事，若从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众人，从头细细直写将来，几千样细事，如何能顺笔一气写清？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乡。故只用琏、凤夫妻二人一问一答，上用赵妪讨情作引，下用蓉、蔷来说事作收，余者随笔顺写，略一点染，则跃然洞彻矣。此是避难法。”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使用。它实际上就是一种避实就虚，以简驳繁，用最简洁文字表现最繁杂内容的用笔技法。在党史研究中，每遇一大事项，或大情节，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或不知由何处谈起，或不好从正面下笔，这时候我们便可用此方法，以避其难。下面谈一点它的具体用法。
第一，一击两鸣。即以一次行动收取两个方面的益处。在写作中，这是一种经济、浓缩和高效的笔法，既可起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又能给读者以想象和玩味的空间。比如，《红楼梦》第七回写香菱，有一段文字说，周瑞家的拉着她的手，细细地看了一会，因向金钏儿笑道：“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金钏儿笑道：“我也是这么说呢。”这就是一击两鸣。所以脂砚斋说：“二人之美，并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可卿，远以可卿之貌为譬，似极扯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相反地，作者若是按美人标准，把香菱再写一遍，那就犯傻了，既费笔墨，又落俗套。
在党史研究中，也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比如，在党的创建史上，有“南陈北李”一说，也有“东毛西蔡”一说。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远在巴黎的蔡和森两次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提出创立共产党的主张，并强调要以俄为师，认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至于毛泽东的主张，则不必赘述，只需用其回信的一句——“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这个就是一击两鸣，可以省去许多笔墨。再如，共产党如何，国民党怎样，这个也不是好写的，说来话长，但可以写一件事，让国共两党“碰面”，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因为这一面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那一面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就有了西安事变。它的发生，说明国民党把自身利益放在民族、国家之上，而它的解决，则说明共产党把自身利益放在民族、国家之下。这个也是一击两鸣。
除此之外，这一方法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通过甲的眼睛和心理来写乙，又通过乙的眼睛和心理来写甲。不仅是你衬托我，我衬托你，而且你中照出我，我中照出你，这种衬托和映照，既强化了某一思想或主题，又突出了人物的各自特点，同样也可以收到“一击两鸣”的效果。在党史研究中，这种表现手法是很常见的，这里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第二，化实为虚。即以虚映实，它是以对人或事进行间接、侧面的记述和描写，取代直接、正面的记述和描写。这也是一种常用的写作技法。比如，《三国演义》中写刘备两次访孔明，均不得见，于是写孔明的住处，远山近水，疏林茅庐，柴门篱落，清景异常，写孔明的朋友、兄弟、岳父、童子皆有隐者之风，聪慧而多才，但他们又都说孔明要比自己高明，这是借众人之口说出孔明的性格特征。刘知几说叙事有四体，而“假赞论而自见者”便是其中之一。作者不于有处写，而于无处写。这就是化实为虚的写法。
然而反观党史研究，对上述方法的使用就很不够了。一些作者不是化实为虚，而是不胜其烦，总担心别人不明白，所以每一人、每一事都一板一眼地写；一些文章不是惜墨如金，而是连篇累牍，但所写又全是过去已说过多少遍、读者早已知道的话。这是很不好的。当然，即便是大家不知道的事、不明白的话，在写作上也要讲究技法。既不能写成压缩饼干，看起来枯燥又沉闷，也不能平铺直叙，一件一件堆下去，让人看得喘不过气来。
这一方面就需要详略得当，化实为虚。这里的“虚”指的是“简化”。比如《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是实写，写得很详细。行军路上，却只有两句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是虚写，写得很简略。另一方面还应当夹叙夹议，化实为虚。这里的“虚”指的是“议论”。它可以夹在叙事中间，也不是一定要在事实讲完以后再发表意见，那样往往刻板、沉闷，读起来索然无味。胡绳说：“写事情本身中也有议论，最好画龙点睛地说几句，文章要有点波澜。”
除此之外，这个方法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叫做“飞白”，就像中国画，在一些重要的位置上，经常就“不画”了。这是很讲究的，它可以给人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海明威也说过，他的小说像“冰山”，往往只写“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都在水下，说的还是化实为虚的事。这在史学中也能讲得通。所以刘知几说：“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第三，背面烘托。这本是绘画的一种特殊技法，就是在绢面上涂一层铅粉，然后再作画，从而把画面衬托得更加清晰、鲜明。这种手法用于文章写作，通常是对事物不作正面直写，而从相反方面渲染烘托，起到背面铺粉、突出主题的作用。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三国演义》里的“温酒斩华雄”。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并没有让读者跟关羽一起上战场，而是留在账内听大家谈话，这时账外鼓声大作，喊声大举，众皆失惊，正欲探听，关羽已经回来了，说：“华雄人头在此。”其酒尚温。小说家用一道薄薄的帘幕，和一杯不起眼的温酒作背面，成功地替换掉大账外的往来厮杀，以及不必要的长篇大论，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关羽这个万人敌的勇将烘托出来。
这一方法也可用在党史研究中。比如，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究竟怎么样，都从正面去写，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同样费力不易出彩。若从反面写国民党的屠杀，写它对共产党的诬蔑，就可以从背面烘托共产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当时国民党讲的话要引用一些，说明国民党是那样的忘恩负义”。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复兴社还出过一本专门讲政治间谍的书。书中宣扬特务是如何神圣，中国将来的希望就要寄托在他们身上。这种书也是可以用来说明问题的。除此之外，一些党外中间人士的态度和评论也要穿插进去，这样写党史就生动了。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竺可桢住在上海，听打炮，后来炮声不响了，家里人告诉他，上海已经解放了。他出去一看，解放军夜里都睡在马路上。他在日记里说，国民党必然要失败，共产党必然要胜利。这种事实非常有说服力，实际上也说服了很多人。
其实，若再往深一层想，就会发现在党史研究中，这种写作也不单是一个技法问题，它还涉及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因为从认识论角度看，如果写不好反革命，那是写不好革命的，如果写不好国民党，也是写不好共产党的。正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三、有文有质
孔子说：质多文少，则流于粗俗，文多质少，则流于浮夸，惟有“文质彬彬”，才可称得上“君子”。这也适用于史学研究。因为它虽强调史实，注重科学性，但也要讲究文辞，注重文学性。在这一点上，中外史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史书中，《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在西方史学界，即便是以“如实直书”闻名的兰克，在谈到写作时也强调它的文学性，认为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我们党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正如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逻辑问题，它强调科学态度，要求尊重事实。而鲜明性和生动性，则是说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还要增强它的可读性。这也是党史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事项。
1.讲求真实
真实性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乃是描述过去的人和事，越纯粹地做到这一点，就越完美地完成他的任务。这是史学与文学的不同点。因此，史学家可以借用文学手法，但必须以叙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前提，必须在“事实”与“虚构”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否则，纵使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但仍不晓得本事的始末缘由。至于那种将史学等同于文学，仅通过编排和构筑故事的方式，来表述历史知识的做法，就更不可取了。这也是现代史学常常受人诟病的地方。在党史研究中，上述情况也是存在的。由于它涉及到学风和文风，所以也不能等闲视之。对此前文已有论及，下面从书法角度，谈一谈如何防止“文多质少”的问题。
第一，不夸张作文。作文要诚实，文字要尽可能平实。平实就是要说得很朴实，很准确，很亲切，不要用那些不确切的、夸张的文辞。金冲及先生曾举过一例，说有一次他修改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听了某个领导人的讲话后，每个战士都心潮激荡，充满了什么什么。他就问作者，每一个战士都如何如何，你一个个调查过吗？这个说法就太夸张了。由此可见，一个作者言过其实，人家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了。
其实，在党的历史上，的确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所以也应当有可歌可泣的文。要把过去的人物、过去的事情、过去流的血、过去的惊涛骇浪，都如实地表现出来。但即便如此，也不可夸张作文，否则“夸过其理”，就“名实两乖”了。这是对所有作者的一种警告，切不可言过其实太远。但一些人写党史文章，还是要犯这样的毛病，在文中堆砌许多“大词”，诸如“空前”、“巨大”、“一流”等，作者自以为这样可使文章增色，殊不知反让人觉得它空虚乏力。
这与共产党人的作风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知道，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概括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在这次大会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还有新的总结，叫做“讲真话”。他说：“讲真话”，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所谓偷是偷东西。毛泽东说，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所谓装是装样子。毛泽东说，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也不要紧，就是不能“猪鼻上里插根葱——装象”。所谓吹是吹牛皮。毛泽东说，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认为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一定要“实报实销”，不要扯谎。我们党史研究者也应当学习这种风气，千万不要走到它相反的方向去。
第二，不以辞害意。陆游说：“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也就说，一味地追求文辞，是会伤害到作文本意的。但这也确是许多文章的通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大意是说，与主旨无关的，再好的材料，也要删掉，这样文章才能自然圆通，条理分明。否则，只想着文辞，不讲究义理，异端就会纷至沓来，文意累赘就不可避免。我们写党史文章也是如此。如果不重视这一点，不克服以辞害意，就会破坏语义的表达，甚至作出缺乏事实根据的判断。
这也是共产党要求反对的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所开列的第一条罪状就与此有关。这一条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除此之外，在第五条罪状中，他还专门批评这样一种现象：“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毛泽东甚至引证鲁迅的话，要求“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他说：“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这些都是很严肃的批评，极中肯的意见。
由此可见，“辞”可以表达“意”，但也会对“意”的表达产生负面影响。黑格尔说过：“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辞”当然是有限之物，它也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在表达“意”的同时，又在妨碍、减损、限制着“意”的表达。这就要求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一方面要尽全力做到以辞达意，但另一方面又要小心谨慎，尽可能减少“辞”对于“意”的干扰和遮蔽，防止以辞害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质胜其文”，还是“文胜其质”，都是不好的，只有文质彬彬，才是最佳的状态。
第三，不向壁虚构。这是写党史文章的底线。评价一篇党史文章，首先就要看它真不真切，实不实在。真实的反面是“假大空”。具体说来，夸张作文就是“大”，以辞害意就是“空”，而向壁虚构就是“假”。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张静如先生就提出党史工作也要打假的问题，认为写党史“要有原则，不能缺德”，“共产党的缺点，尽管写，不打紧，但绝不能写没有的事”。这里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用虚假材料。这种情况“文革”中表现最为突出。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伪造党史材料，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比如，“贺龙专案组”就收到一份材料，据说是贺龙在1928 年至1929 年间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两封“乞降信”。这被视为贺龙“叛变投敌”的铁证。后经技术鉴定:“‘求降信’所用纸张、墨水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这样才推翻这项伪造的证据，还贺龙以清白。“文革”结束后，这种现象也未完全消除。读者往往根据这些假材料来判断党史人物和事件，得出对共产党错误或偏执的结论。有人希望读者分辨真假，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读者手中并没有辨别真假的必要的材料。所以这种事情，还是要谴责、追究造假的人。
二是编虚假故事。比较而言，这种情况更具迷惑性。不用说一般读者，就是党史专业人士也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初一看，作者列出的材料每一份都是真实的，且史料来源可靠。但即便如此，作者还是可以编造出一个虚假的故事来。问题不在材料上，而是出在两个材料的连接处。在两段引文之间，作者加入了主观臆测，加入了不切实际的假说或推想。这个并不奇怪。就像我们造房子，建高楼大厦，使用的每一材料，砖、瓦、钢筋和水泥，都是货真价实的，但不也同样会造出豆腐渣的工程吗。所以胡乔木将写文章比作盖房子，强调“一个建筑要有材料，有结构，整个建筑还有设计。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设计，是否经济、合理、实用”。这表明布局和设计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离开了正确的党史观，党史学这座大厦也是会坍塌下来的。
2.讲求可读
可读性是史学研究的又一要义。一篇文章或论著，倘若没有文采，语言不生动活泼，就难以让人接受，就不能流传久远。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读者的因素。对此前文也有论及，这里再从文字可读性的角度，谈它的另外一层意思。
其实，在读者的脑海中，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成了现代史，因为读者对历史的理解有赖于他的心境和“前理解结构”。克罗齐是对的。但他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要了解历史的真相，读者得把自己培养成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然而另一方面，倘若文本本身是开放的，它接近于读者的理解力，当然也就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形成这类文本有两种情况。第一，文本的内容是现实的，它是从现实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历史思考，所以它紧贴于现实生活，容易与读者的心灵相沟通；第二，文本的内容是历史的，但表现形式却是现代的，它以一种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大获人心，产生共鸣。不过，这里所要分析和说明的是后一种情况。
第一，避免“文山会海”。这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邓小平就曾严肃批评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些干部只靠开会发指示过日子，这是思想懈怠、不思进取的表现。邓小平说：“写出来照着稿子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的，那不是八股？”直到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在批评这种现象：“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这也会体现在党史研究中。于是在一部分著述中，党史被写成了会议史，党的理论发展史，被写成了著作史、文件史。当然，也不是说不写会议，重要的会议还是要写，但有些不那么重要的会议，就不必用大篇幅来介绍，否则引述一大堆会议的文件、材料，会让读者感到索然无味。要懂得“常事不书”的道理。比如在党成立后的一个时期，“中央开这个会，那个会，作这样那样的决议，好多无关痛痒”。这种会议，就不必一枝一叶地写。钱穆说：“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这是很有道理的。譬如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党的组织，每月例会一次；在此期间，并无事变，党员或干部每日工作，照常生活，此等日常工作或生活便写不进历史。
除此之外，即便一些重要会议，在写作方式上也要有所变化。不要老是写会议有哪些人到会，作了哪些决议，而要用当时社会上的反应，从客观上观察和评论一些事件。对这个会议或事件，当时报纸怎么说，中国反动派怎么说，国外朋友或反华势力又怎么看，这样一对照比较就很有趣了。也不要滥用文件语言，满篇全是“加强”、“夯实”、“完善”、“健全”之类的话。当然，这样写本身也没有错，但是一定把它写好，须知读者更关心的是会后的事，即怎样去“加强”、“夯实”、“完善”、“健全”，这才是我们要写的中心议题。总之，应当设法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这样才能使读者在党史阅读中感到轻松，同时又可受到一种真切而细微的感动。
第二，讲好“历史细节”。就可读性而言，一些党史文章在选题立论上也存在问题：一是题目过于宏大。题目大了，侧面也就多了，内容也就复杂了。假如作者又无真知灼见，那就只能拿别人的旧话来凑数。这样的话自然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二是论述过于抽象。党史文章讨论的许多是很抽象的东西，讲道理、列举的数据都是抽象的，这样一个个列出来、讲下去，怎么也不会生动，因为全部都是抽象的。要生动就要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比如穿插一些具体人、具体单位、具体事实，这样文章就不那么沉闷了。
由此可见，在党史文章中，讲好细节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关注历史细节，不重视历史论述的通俗化，仍停留在背景、事件、结论这种三段论的模式上，结果只能使历史变得苍白无力，使历史作品不忍卒读。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发明一种写历史的方法，即把历史事件千头万绪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并用现象的寓言性的东西来把握历史。这种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以致在它发表33年以后，恩格斯仍感叹这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总之，人需要抽象的东西，但也喜欢具体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将叙说“大事件”与分析“小细节”结合起来。举例来说，比如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大事件，就要写好许多细节问题。这次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短短5天时间怎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这就需要写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写会上的思想斗争。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时间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一共36天。这里面也有细节问题。会前，邓小平并不在北京。11月9日在马来西亚访问，12日在新加坡访问，直到14日访问缅甸之后，才返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原定主题是什么，邓小平为何要改变议题，他的讲话稿是怎样确定的，为什么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些细节都要讲清楚。所以说中央工作会议是“十月怀胎”，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仅是“一朝分娩”。这样才能讲好大事件，才可在此基础上发表议论。要知道任何议论，都是从具体的事物抽象出来的。我们要说服读者，就要说明它的具体根据，让读者享受这个抽象的过程。
第三，采用“飞动文字”。梁启超说：“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当然，这里既有文字本身的原因，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同是记一个人，叙一件事，有人文字飞动，写得栩栩如生；而有人文字呆板，则令人昏昏欲睡。这就是文字本身的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缺乏动人的情感，就不能写出动人的文字。设想一个人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对什么事情也无动于衷，那他就不会感到有提出问题的迫切性，就不能在文章里表现他的情感和诉求。当然，这样的文章也就成了槁木，成了死灰。像这样暮气沉沉的东西，就不能给人以生的希望。所以胡乔木说：“不会写文章的人，就应当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看看自己的文章里有没有这种波浪、悬崖，有没有这种奔腾澎湃、冲激和激怒”。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海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就不平，这会给人以灵感，让人产生一种生命激动的感受。
还有缺少个性和特点，也不会写出飞动的文字。写文章最忌讳千腔一面。凡是动笔之先，心中先有一固定格式，那就一定会写成“八股”。比如，写党的理论，开头总是它的发展过程，写几个阶段，接着介绍它的体系，写几点内容，最后分析它的特点，写革命性科学性创新性等等。写党的政策，开头总是写它如何重要，然后说明实施它的路径和方法，应当如此、必须这样，最后就是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如何如何等等。如此一来，活泼的思想和生动的文字就被它束缚住了。所以要想文字飞动，就必须打破这种固定格式，保持作者的个性和特点。
总之，写文章要用“飞动文字”，而文字能否“飞动”，又是受到上述各种因素影响的。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对症下药，增强文字的可读性，写出一篇好文章来。否则，就只能是木鸡呆立、毫无生气，只能是骨瘦如柴、面目可憎。毛泽东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这样不健康的人，不健康的文字，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
3.予人启迪
由上所述，一篇文章既要有质，讲求真实性，又要有文，讲求可读性。明末清初大学者魏禧说：“文人之文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这话是颇有见地的，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文胜质者，则增其质；质胜文者，则强其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写出真实、可读的文章来。但是确切地说，这也不是作文的最终目的。梁启超说：“历史不能增长智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这表明史学文章在文质之上，还有一项更高的追求，就是要予人启迪，益人心智。因此我们写党史文章，还要作更深一层想，思考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一，可以“议论风生”。历史如同一部戏剧，它需有一些“旁白”来“点睛”，收到益人心智的效果。这里的“旁白”就是“议论”，它应是生动而又风趣的，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所谓“议论风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此，胡乔木讲得很形象，说这个“风”，当然不是大风，不是冬天的寒风，也不是夏天的热风，而像是夏天里用小电扇里吹的风。这种风会把人吹得清醒起来，会使人感到舒服。
“议论风生”有两个要求：一是在内容结构上，要叙议结合。历史本身是生动的，是有目的性的，所以不能写成一部流水账，而是要以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说明那些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长征，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这是一个过程。在此期间，有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历史细节，这要一段一段地叙述，也要一段一段地议论。此外，共产党本身也有议论，长征中的19次会议，就是19次议论。长征之后还有议论，例如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等等。这些都是长征的结论，是历史的逻辑。对此，我们也要有议论，要说明对这种逻辑的认识。如果没有这19次会议，长征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没有后面的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胜利了的长征也不会有意义。而我们的议论，就是要揭示它的逻辑，开掘它的意义，以供今人去使用。
二是在表达方式上，要富有风趣。文章风趣，甚至可以有幽默，就能加强辩论的力量。这要求作者有很强的逻辑思辨力，能够把矛盾摆到一个很尖锐的位置上。许多经典作家都有这种能力，所以能把话说得很风趣很幽默。即便写《资本论》那样严肃的科学的著作，马克思也注意这一点。哪些地方有严密的论证，哪些地方有生动活泼的叙事，哪些地方有讽刺，引用莎士比亚的诗，或者自己写些挖苦的话，他都是很用心思的。不但内容要风趣，题目也可以风趣。比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批判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政治冷淡主义》，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别了，司徒雷登》，等等。这些文章不看内容，单看题目，就是很好的广告，可以引发读者的浓厚兴趣。
第二，注重“文以载道”。毛泽东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写史学文章也不例外。当年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本来目的就是要拿给人作模范的，告诉人对于各种事情应付的方法。这是史家的真实本领所在。所以梁启超说：“光书有好几处记载史事，不看下面，想不出应付的方法，再看下面，居然应付得很好。这种地方，益人神智不少。”
我们写党史更应如此。所以要对历史作出一种规律性的表述，要让人读了党史以后，可以领会一种历史的智慧，从中学到一种生活的道理。就像我国古代历史书那样，总有许多益人心智的地方。比如纪传体的《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曰”，《三国志》中有“评曰”；编年体的《左传》中有“君子曰”，《资治通鉴》中也有“臣光曰”。这些从史实中发掘出来的道理，会给人以丰富的历史智慧和深刻的历史启迪。当然，在党史研究中，这种智慧和启迪，也不应是单为共产党的，而是要让一般民众读了以后，也能有所收获。胡乔木说：这样写党史，才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不是共产主义者，你照样看得津津有味。要有这么一种态度，要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写”。
但是，“文以载道”也不能走向极端，走向反面。章学诚说：“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也就是说，道是目的，而文只是手段而已。如果文过饰非，则道与文两败俱伤，那样史家就要名声扫地了。所以我们写党史文章，也要像毛泽东所说的：“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第三，不作“最后一言”。在党史研究中，虽应注重“文以载道”，但也不可作“最后一言”。我们写党史，当然要有一种论断，但也不能表现出这种姿态，好像要作一个最后的结论。这样给人的感觉不好，好像在这里作法律式的判决，不是让人家来思考，而是让人家接受。其实我们研究党史，并不是企图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要是用这种写法，就等于不让读者去思考，好像我们代他思考过了，这些结论都不能动摇了。要避免采取这种形式。
因此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就应当是与读者一起讨论问题。毛泽东曾号召学习鲁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做到这一点，要始终与读者保持一种平等地位，把问题提出来，把事实摆出来，一层一层地分析，与读者一道思考，然后共同得出结论，而不是冷冰冰地去下判断，这样正确，那样错误。我们写党史文章，还要尽可能地接受各方的证言。己方的，他者的，只要是公正的话，都要尊重，都要采用，这才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而作为研究者，我们就是要和这些证人协商、辩论，共同分析历史。所以胡乔木说：不能讲“别人的东西都不行，我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最权威的判断。没有这种权威，权威就是人民，权威就是科学，就是对于历史所作的科学研究”。
事实上，在党史研究中，是没有这种“最后一言”的。须知历史是陈旧的，而史观是常新的，因此历史的意义永远在不断生成中，历史的结论也永远在不断发展中。这样就不可能有什么“最后一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对于我们党史研究来说，是有其特别意义的。因为在史学研究中，“故”是实在的事实，“新”是人们的认识。我们对于实在事实的认识，终不能完全，所以要不断地“温故”；而不断地“温故”，又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便可日益接近历史的真相了。这就是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这就是党史研究中的辩证法。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文章来源 |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4期
排版 | 蒋燕冰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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