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对若干重大史学倾向进行再平衡、再调整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应该对若干重大史学倾向进行再平衡、再调整

—王学典先生近年新思考简论

作者简介：

刘星，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摘要]作为知名的史学理论专家，王学典先生近年来对若干重大史学倾向进行再平衡、再调整的倡议以及牵涉史学发展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颇为引人关注。王先生站在时代高度进行的最新思考对探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史学发展的本土化理论建构等前沿问题进行的深入探索所得出的诸多极具价值的论断，可谓当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创获，值得学术界认真反思与讨论。

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本土化

对本土化建构的追求

中国正处于史诗级的历史进程当中，中国史学必须随着时代的巨变适时做出调整，也势必要求史学界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自身并更好地呼应与关照这个时代。近年来，王学典先生对史学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并形成极具价值的新思考，“近三十年来的学术引进了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进一步弱化了自主叙事，对此必须进行再平衡、再审视、再调整”(1)。要尽快自觉地从西方所谓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解放出来，从而向特殊主义的历史叙事方式转变。换言之，也就是向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等更为本土化的方向转变。无论王学典先生对重返历史理论、重返宏大叙事的呼吁，还是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再调整的判断，皆可看作是其对本土化建构的追求。因此，对史学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倡议成为他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对若干史学问题进行再平衡、再调整论断的重心所在。

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相继问世的《新史学与新汉学》(2)，是王先生近年来史学研究新思考的结集，而对改革史学与改革史学之前一段时期“以偏治偏”倾向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先生近年来一系列重要思考的起点。

一、对“以偏治偏”治史倾向的反思

改革开放之初，史学界为确立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对1976年前十年期间的史学进行了清算。在这个清算过程当中，“偏颇”和“偏差”也旋即出现。王学典先生认为，导致社会出现“偏差”的是利益，导致学术出现“偏差”的是学术的偏好。因此，所有学术的发展都是在起伏与摇摆中进行，所谓不偏不倚、中正无偏的发展是没有的；主流的东西未必是健康的，学术批评的重点应当是反主流、反潮流的；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某种特殊的学术偏好甚至会被主流化、潮流化。

(一)学术“偏差”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王先生的多篇论文涉及对“偏差”“偏颇”问题的讨论。“《‘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一文就试图纠正目前学界有关80年代论述的一些偏颇”(3)，旨在表明任何时期的所有学术都是有“偏差”的。“由于所研究的时代刚刚过去或者尚未完全过去，这个时代给不同的人的感觉又很不一样，对这个时代或憎恶或怀念的情绪仍在感染着人们，研究者很容易受这种或那种情绪的影响而不能十分冷静地对待其中的人和事，从而出现偏颇”(4)，诸如“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治史口号的偏差及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就有目共睹。

王先生坦陈没有“现实”就没有“历史”，“史学史”“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不是学术本身，而是“外部现实”(5)。谈虎色变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对于认识历史所起的负面作用毋容置疑，但对于某些学科而言，“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具有的正面价值尤不容忽视。客观的学术史应该以减少“偏见”作为追求的目标，“无论偏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同时构成洞见，‘客观的学术史叙事’仍必须以减少偏见为前提”(6)。学术史的大量事实证明：“偏差”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没有“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意识形态”的满足就不会有“廿四史”和《资治通鉴》的问世；没有对“帝国主义血账”进行彻底清算的现实诉求与政治信念，也就不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鸿篇巨制的编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学术史事实。

(二)“以偏治偏”治学路数的危害性

王学典先生指出“以偏治偏”是转型时期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现象。时代是有偏差的，时代也是在偏差中前行的，而且时代会选择某种偏好作为主流。譬如，人心变动、历史变迁或者某首歌的走红等等，甚至就连取得巨大成就、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以及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纠偏措施也都是有偏差的。尽管如此，王先生仍然认为“以偏治偏”的思维方式必须结束。

改革开放之初，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曲折、一些偏差所进行的纠偏行为难免会“以偏治偏”“矫枉过正”。过去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时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去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改革时期则以“物质刺激”和“利益刺激”为旨归，最后发展为有目共睹的拜金主义。所有这些，均是“针锋相对”“以偏治偏”最充分的佐证。

王学典先生指出，1976年之后学术界的很多领域都存在“以偏治偏”的极端现象，史学领域也同样如此。改革史学是在否定、清算1976年前10年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展开的，其中也有一系列“以偏治偏”的具有表现：譬如，过去实行“古为今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现在就提倡“为历史而历史”，最后遁入象牙塔中；过去强调“以论带史”“巩固地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现在我们就皈依“史料即史学”“回到乾嘉去”；过去推行对“大历史”“历史规律”的研究，从事所谓“宏大叙事”，现在就以“微观史学”“繁琐考证”为史学研究的中心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以偏治偏”的具体表现，而这诸种偏差共同铸就了有目共睹的史学“碎片化”倾向。譬如，从“宏大叙事”、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向琐碎的“微观史学”“繁琐考证”的发展。

(三)在不断纠偏中演进的中国史学

纵观史学界现状，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历史走向与史学走向出现了一个巨大“偏离”，而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的“学科建设”是主因。因此，王先生认为，当前历史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应该走向大规模的综合概括，历史需要被重新研究与诠释。陈启能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及学科要求，都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7)陈启能谈到：“一方面，它的学科特性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不断显现和演化的过程。这往往是通过无数的历史学家的实践逐渐地被人们意识到的。另一方面，历史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总是要求按照它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来进行。”。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其固有的演变规律，近年来的中国史学是在纠偏中展开的。

学界回避历史理论、历史观、历史本体是近年来史学理论领域中出现“偏差”的集中表现。作为典型性质的教条主义的“以论带史”治史路数无疑应该被废弃，为取代这一路数，“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等治史方针在史学界曾被相继提出。最后，经由“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理论地位被弱化的环节之后，已没有“论”的一席之地。于是，史学界一步一步滑入到“史料即史学”这一完全排除理论观念的深渊。对“以论带史”的批判，进而演变为对民国年间占主流的“史料即史学”的治史路数的皈依。这种从“以论带史”的治史路数向“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治史路数的发展，进而向“史料即史学”治史路数的皈依，都是中国史学在“纠偏”中展开的具体体现。

王学典先生认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巨大变化是历史本体论被历史认识论所取代。“对‘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关注越来越超越对历史研究基本任务的关注，更超越了对历史本身、历史巨变的关注。”(8)中国史学需要对历史本身进行思考和讨论。史学理论应该从属于历史理论，应该为说明、解释历史本身服务。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必须调整自己前进的方向，回到历史进程本身中来才能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

二、对若干重大史学倾向

应该进行再平衡

在史学理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很少有人再去思考、再去推动对历史本身的思考和讨论。相反，我们甚至在把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加以区分之后，把历史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拱手让给其他人和其它领域，而好像只有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耕耘才是史学家的本分。有鉴于此，王先生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反思。

(一)史学碎片化问题必须终止

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历史本身越来越成为世界史，但是近年来的史学却走向碎片化。“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对未来的总体态势没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只执着于眼前的细微得失而斤斤计较，或为取媚时尚而放弃学术真理，或为一事一物而肢解历史”(9)，倘若如此，当社会需要历史学做出有价值的判断的时候，历史学很难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王学典先生指出：“当前史学的碎片化倾向实质上反映了史学界理论思考能力的堕落和衰竭！因此，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相互关联的，只有二者并重，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才可能真正走上健康之路。”(10)。他认为史学的碎片化问题带来的最大的后果是历史学完全丧失了回答现实问题的能力，主流史学界已经被边缘化。在废弃了“宏观研究”“宏大叙事”，拒绝了“假、大、空”的同时，进而“放弃了对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的探求”(11)。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基本趋势是“由‘虚’入‘实’，弃‘大’就‘小’，而以‘大’为‘虚’、以‘小’为‘实’”②，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中国史学界近三十年的发展越来越走向极端，越来越向史学的“微观”处、“细枝末节”处、“边缘”处走去。这种放弃“统一”趋向于“琐碎”的史学进路在王先生看来是有害的，需要终止。史学界不能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一概拒绝，更不能对“宏大叙事”进行妖魔化，如若不然，历史“碎片化”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当历史被“碎片化”的同时，史学界自身也将面临“碎片化”的后果，一个“整体”的、“统一”的史学界也将不复存在。2012和2013年两家核心杂志《近代史研究》和《史学月刊》几乎同时就史学“碎片化”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发起讨论，应该说是对史学碎片化问题的“纠偏”，表明了史学界对此倾向的极度担忧。王先生还关注到目前史学界的一个奇怪现象：要想召集一个有关史学方向的研讨会，现在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整体”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现在的史学界各自为阵，都在试图围绕自己的“琐碎”自说自话，这一现象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史学界的“碎片化”。

(二)对问题与整体的关注

应是史学研究的重心

全部历史都需要被重新研究和诠释，多元化发展是史学理论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必须协调发展，二者不可偏废”(12)，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现实”和“现在”在史学研究中处在积极、主动的地位，而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因此，“主流史学界刻意回避甚至倡导回避‘现实’，远离时代则是不正常的。”(13)。

王学典先生对1976年之后史学界从“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史路数向“史料即史学”皈依进行反思：“近三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主流史学界在拒绝了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理论’和‘思想’本身。”对此，王先生对史学界存在的这种痼疾深表担忧：“‘理论’‘思想’‘抽象’和‘概念’，要么已被主流学界遗忘，要么已成为不光彩的东西。”王先生直陈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种奇怪的现象：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几乎都成为主张“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私淑弟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考”“辨”“订”“补”等微观层面。这种极端方式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学术的训练手段，更有甚者，那些所谓的“导师”也让学生远离“理论”与“思想”，教导自己的学生在做科研的时候选题越小越好，材料越冷僻越好，考辨越细越好，而“理论”和“思想”的成分越少越好。甚至还引导学生远离“解释”，“考证史实是历史学家的本份，评说史实则是站在史学圈外说话”(14)，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倾向。“悠久的、持续的史学传统是中国史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中国历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独有的条件。”(15)因此，王先生指出，作为史学家清理史实和解释史实均是份内的工作，这是中外史家形成的共识。

1976年之后，部分学者提出放弃所谓的“古为今用”“经世致用”的原则，试图“回到乾嘉去”，开始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这时人们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牙塔’中最好。”(16)由于特定的精神气候，加之强大历史惯性的作用，这种“为学问而学问”、远离“古为今用”的治学方式在80年代初即成为一种思潮。在整个80年代，“历史”在当时的社会中依然发挥重大作用，并未完全达到回避“现实”的目的。但90年代以降，风云突变，“现实”成为大面积的“瘟疫”，在一场巨大的改革面前，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在最需要史学家挺身而出的时候，最需要“以史为镜”“古为今用”的时候，最需要史学家为时代发声、为社会发展出谋划策的时候，史学家选择了寂静和远离，在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中选择了集体逃亡。这种对现实回避的方式是不应该的，对现实、理论与思想的关注才是史学研究的重心所在。

(三)参与中国崛起问题的讨论

历史学家责无旁贷

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应该探寻与中国崛起相关、同步的历史文化根基，以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17)⑦王学典：《历史研究要重返重构历史理论》，《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聚集全社会、全民族的力量，作为历史学家就更不应缺席中国崛起、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中国文明复兴的挑战，历史学家肩荷着特殊的重任。这是生活在大时代的史学家的宿命。”(18)历史学界刻意回避现实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集体缺席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史学家本该在中国崛起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去揭示，去厘清中国崛起的历史，不幸的是史学家已经无从下手，已经变得无能为力。“中国崛起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19)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已经跨越了学科的边界。各路专家都悉数登场，诸如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以及文学家等都在不断地展示着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却唯独不见历史学家的身影。“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历史学家们是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的”，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在各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史学家主要基于躲避现实的考量，在“为历史而历史”的主流思潮的裹胁之下，历史学家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三、本土化的史学建构势在必行

王学典先生认为近若干年来，中国的学术界和中国现实社会一样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延续了近30年之久的以“西方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渐趋终止，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正朝着更为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史学还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本土化’趋势”(20)与“整个中国正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这个大趋势、大走向相适应，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事实上也面临着一个向本土化转型的巨大挑战”(21)。因此，基于本土经验的史学建构成为当务之急。

(一)本土化建构需要重回现实、

重回宏大背景

近年来史学界的巨大变化是历史本体论被认识论所取代，继而又从历史认识论重返历史本体论，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史学界从前30年以“现实”为中心，到30年后对“现实”的逃避都是以“以暴易暴”“背道而驰”的方式呈现的。“‘史学理论’不是一个自足体，他派生于‘历史理论’和历史认识，最后又归宗于‘历史理论’和历史认识。脱离了历史认识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历史知识论’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史学理论从属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目的最终是为了说明历史本身，否则史学理论研究便不值得去为之奋斗终身。不是说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不重要，而是必须调整前进的方向，回到历史进程的本身中来，这关系到史学研究者们的命运和境遇是否会被严重边缘化的问题，如果不去矫正，那么被边缘化将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初衷是纠偏，提醒人们留意和关注史学理论问题”(22)，“史学理论”必须根植于“历史理论”，对“现实”、对中国宏大理论问题、对中国史观的讨论是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必讳言，当前的学术界在任何一个知识点上都已经得到深化和细化研究，都已经得到了透彻地重新研究，甚至数次的重新研究。可以说，在所有的知识点上都得到了刷新，但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整体的、综合的应有概括。这就需要历史必须重回宏大背景，必须重新关注历史分期、社会形态、宏大理论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衡量当今中国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无疑有多重维度，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两种责任不可回避：构筑能够解释中国的宏大理论；更紧密地关注现实。”(23)这就是王先生对于“现实”和“宏大理论”诸核心问题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关系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未来。“学术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在复杂曲折的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不仅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相反，具有现实情怀和某种社会责任感还能成为推动史家探知历史真相的一种巨大动力。”(24)

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开始摒弃“宏观”群趋“微观”的治史之路。“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滔滔主流。”(25)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史学”在大陆的传播，“大历史”“宏大叙事”被进一步解构而变得声名狼藉，历史的“碎片化”趋势再次重现。“通中外古今之变从来都是史家的最高追求。这绝对离不开史料。但堆积如山的史料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唯有经过史家的抽象、剖析、概括，穷究底蕴，中外古今变迁之道才得以显现，历史才会变得有‘意义’。”(26)

因此，历经几十年的洗礼，可以窥见翦伯赞等人当年对“繁琐考证”“微观史”的过度关注进行批评与指责所具有的前瞻性。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题材和对象是有区别的，是有大小之分的，“细节”和“问题”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王先生一直使用的那个形象的比喻：讨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重大问题与发现一个字的古义或者考证墨子的生卒年月等细枝末节问题显然不能相提并论；探寻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与考辩庄子究竟是楚人、鲁人或是宋人的学术意义不能等同对待；辩论两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与辨识出土简帛上一个字的读音具有不同的分量与价值。因此，“宏大叙事”和“大历史”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提倡的宏大叙事不再以西方为蓝本，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它将着力于中国历史进程本身固有的结构和动力，搭建符合中国历史道路的新结构和新框架。”

(二)本土化建构是大国学术的必然选择

王学典先生指出，“整个当下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和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27)这也正体现了“大国学术”的一种社会担当，本土化叙事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代史家历来就抱有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天下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28)，而王先生认为近30年来甚至近60年来，中国史学界充当的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角色。因此，本土化叙事不可替代，输出材料、输出数据、输出初级产品的时代必须尽快结束，史学家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不能让中国史学界沦为西方史学界的跟班。

过去的30年，中国史学界被西方史学所主导。史学界最主流的做法是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模仿，包括题材、观念、框架甚至基本预设或者结论都是西方的，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中国史学界甚至越来越成为西方史学界的附庸和延伸，而且这种趋势没有好转的迹象，“近若干年尤其严重，总的倾向是选题越来越时尚化，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表层化，甚至在趋于讨巧”(29)。他指出，近30的中国史研究的西方取向始终处在两难境地，在悖论中前行。再加上国内史学界更关注局部的、片面的历史，对整体结构上的历史却越来越模糊、混沌的主流学风的影响，最后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后果：我们在思维上越来越懒惰，越来越失去自主创造的能力，在被动地等待西方给我们观念、思维、框架，甚至给我们样板和典范，然后趋之若鹜地去模仿。因此，王先生认为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概念的提炼上、典范的铸造上以及理论的抽象上基本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学术的本土化转向，寓涵着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诉求；本土化，是中国学术面对大国崛起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必然选择。”(30)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学术的“本土化转向”“本土化叙事”的重要性，“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在充分肯定本土化资源的基础上求生存”(31)。这也是中国学术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理应发挥重要的角色。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史学学习，坚持全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坚持“本土化叙事”，要从西方话语系统中打捞或拯救中国历史。

(三)本土化建构需要“把中国‘中国化’”

《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一书于2017年出版，应该说，这是王先生近年来对“中国‘中国化’”的最好的诠释，也是对这一问题的跟踪观察和初步的思考。“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任务是加速向本土化转型。”(32)王先生认为，长期以来历史评价和诠释始终背离“以人为旨归”这一最根本的出发点，而是为超越人的许多东西为依归。进行史学的本土化建构需要克服这种倾向。历史需要被重新研究和诠释，对于历史评价问题需要“以人为本”，要“以人为旨归”。

王先生认为，本土化建构应该以人性、人权、人道主义和个体价值、基本伦理为尺度重新研究和诠释全部历史。世界历史是末日审判，在末日审判的法庭上少不了道德的拷问。历史学再也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道主义灾难去辩护，再也不能为罪恶去辩护，再也不能为历史上的恶人开脱。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文明程度、文明成分等因素不断增加的历史。文明必须重新定义，历史学不全是阶级斗争史，不是阶级更替的历史，而是人类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含量、提升教养的历史。

历史学领域的道德问题探究亟待加强，对于当前社会的道德总崩溃、道德缺失问题，历史学难辞其咎：为曹操翻案，为秦始皇翻案，为殷纣王翻案，为武则天翻案，为一切违反人性、嗜杀成性的人翻案，做几千年来人们所不敢做的事情，这种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是需要被拒绝的。另外，成功的便是正确的，必然的就是应然的、应该的；凡是必然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命题问题也很大。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成果需要我们的继承和发展，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的核心观念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诸如作为礼教的“三纲”必须拒绝，但“五常”等儒家最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应该弘扬。“仁、义、礼、智、信的丰富内涵，经过千百年的‘选优汰劣’，已经形成了古今有共识的跨时代的稳定的内核，成为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33)而这些儒家核心价值的张扬也是以“把中国‘中国化’”为旨归的本土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略有删节，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