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所以能够被人信赖和尊崇，就在于它的确定性能给人提供合理的预期；如果法律充满不确定性，它就会失去本来的意义与地位。在我国法律下，私人财产所有权具有排他性，所有权人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正因为所有权人能自主处分自己的财产，所以，遗嘱继承和遗赠，优先于法定继承是基本的规则。即，“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当需要确定一份遗嘱的有效性时，法律应该审视的是三个方面：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并满足了必要的形式要件，有没有违反明确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以及是否处分了他人的财产；舍此，受遗赠人的身份应该在所不问。最近引起热议的深圳中院关于千万房产遗赠给保姆案的判决，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否定当事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有效性，实质是以原则性概念剥夺实定法赋予的私人财产处分权，值得商榷。1995年，刘某在深圳市南山区大冲阮屋村自建了三幢房屋。2001年，因刘某生活需要，聘请了时年38岁的杨某作为保姆，照顾其日常生活，此后两人产生感情并于2010年左右开始同居。2010年4月大冲村旧村改建，刘某分得三套共300平方米的回迁房，其5个子女均分得了100-503平方米不等的回迁房，其妻子因将其份额主动给了三个儿子，其只自留了80平方米。2015年7月3日刘某提起的第一次离婚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不准许刘某与妻子离婚，该民事判决于2016年2月5日生效。2016年8月4日，在律师见证下，刘某立下了自己的第一份自书遗嘱，明确表示：刘某因政府旧村改造所分得的房产300平方米全部归杨某所有，任何人无权分争。经司法鉴定，该遗嘱落款处的签名字迹是刘某所写。立下遗嘱之后的第五天，刘某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刘某本人到庭参加了庭审，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判决，准许刘某与妻子离婚。刘某的妻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就在二审审理期间，刘某于2017年8月27日因病死亡，法院裁定终结诉讼。刘某直到去世前，都是在与杨某一同生活。在其去世前的两个月，刘某立下了第二份遗嘱——《房产继承遗嘱书》。该份遗嘱同样表示：鉴于杨某已与刘某生活17年之久，两者感情浓厚，恩爱深切，两者已同床共枕多年，已是事实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为报答杨某的恩爱之情，为解除杨某的后顾之忧，从道德良心上出发，决定待刘某死亡后，把依法分得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共计300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全部归杨某所有。该遗嘱内容为打印字体，有在场见证人和监督执行人，“立遗嘱人”处的签名字迹为刘某本人所写。在杨某提交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患者疾病诊断证明》中显示，刘某在2017年8月5日时神志正常，意识清楚。刘某去世后，其妻子对其遗留的上述三套旧改回迁房进行了继承公证。2018年，杨某将刘某的妻子告上法院，要求执行遗嘱内容，继承这三套房。刘某妻子抗辩主张涉案遗嘱违反公序良俗应为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两份遗嘱中关于刘某遗产的部分合法有效。杨某和刘某两人的同居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为法律所禁止，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刘某的遗赠行为无效。“遗赠是权利人对自己财产的单方意思表示，亦受法律保护。”讼争的三套房产属于刘某和妻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刘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杨某非婚同居多年，存在过错，另考虑照顾女方的原则，判决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两套房产归刘某妻子，一套房产为刘某财产，属于遗产，由杨某继承，遗嘱中超出其遗产部分的处分无效。一审判决后双方不服，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判决中，深圳中院则认为，即便事出有因，杨某和刘某长期同居的行为也违反了婚姻法。同时，刘某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单独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杨某明知刘某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并接受大额财产的赠与，显然也不能视为善意第三人。据此，依照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五条“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深圳中院判决刘某的遗赠行为无效。深圳中院的判决曝光后，马上引发争议。喧哗之后，我们来简单梳理几个基本法律问题。其一，刘某的遗嘱是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满足形式要件？在先的自书遗嘱有律师见证，在后的打印遗嘱有见证人和监督执行人，再考虑刘某两次起诉离婚、刘某与杨某共同生活17年早已是亲人的事实，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认定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其二，刘某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显然没有。正如一审法院所称“遗赠是权利人对自己财产的单方意思表示，亦受法律保护。”刘某与杨某的同居行为，属于道德问题，与遗赠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三，刘某是否处分了他人财产？是的。他是处分了夫妻共有财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规定，应当认定无权处分部分的遗嘱无效，即，他对属于自己的份额的遗嘱处分还是有效的。其四，遗赠对象必须是善意第三人吗？这是深圳中院的剥夺杨某的受赠权的理由之一。问题在于，无论之前的继承法还是现在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都没有受赠人必须善意第三人的规定。赠与本来就是单方法律行为，并不需要考虑受赠对象的身份问题。千百年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脍炙人口，名妓杜十娘的百宝都是恩客所赠，从来没有人质疑这里的合法性。国外将遗产赠与给自己的宠物也并不鲜见。
（美国富婆利昂娜·赫姆斯莉给宠物狗留下了12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
换个场景，假如刘某将财产赠与给马路上认识的张三李四行吗？按照深圳中院的推定，肯定行的。那么，举轻以明重，如果说刘某有权将自己的财产处分给无关的第三人，他为什么不能处分给一个照顾了自己17年的亲人和恩人呢？这样的法律还是人情和法理吗？其五，也最关键的是，这里是否存在一个公序良俗的问题？笔者非常认同一审法院的裁判，即，刘某与杨某同居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但是，它并不是导致遗嘱无效的理由。将公序良俗作为遗嘱有效的理由，不仅法律依据不足，更是开了危险的先例。公序良俗本是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但又是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和节制。具体到本案，刘某与妻子1981年分居，20年了，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这里姑且不论，是否存在刘某声称的刘妻出轨在先的事实），刘某才找来保姆杨某照顾自己，进而同居。形式上它是违反公序良俗，实质上它又属于生活的无奈，与恶意破坏婚姻与家庭，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情形下，法律不宜简单而粗暴地认定刘某杨某具有恶意，从而剥夺刘某的财产处分权和杨某的受赠权。换个角度，基于17年的照顾，刘某有遗赠的意思，杨某也有受赠的期待，如果法律是有温度和人性的，为什么不能将刘某的遗赠看作是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至少是具有遗赠抚养协议属性的呢？进而言之，这个案子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于，一旦公序良俗原则轻易就剥夺了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那么，公序良俗原则就有可能成为限制私有财产的口袋条款，很多情形下的财产处分的效力将因人而异，比如，赠与给胡锡进没问题，赠与给周正毅就可能违反公序良俗；赠与给炮友没问题，赠与给妓女可能违反公序良俗；赠与给贫下中农没问题，赠与给地富反坏右就违反公序良俗 ……如此，最终就是财产关系取决于身份标签，法律将沦为道德的婢女，整个社会的财产关系将不再具有法定的稳定性和合理的预见性。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
文章不为稻粱谋，打赏公益正相宜。所有打赏收入，扣税后全部用于《大别山阅读空间》《弘慧乡村教育赋能计划》等公益活动。我写文章，您做公益，助力乡村教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