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見楊維楨《壺月軒記》册頁的後半部分，有元末明初六位文人的題詠，均是圍繞上海壺月軒而展開。本文通過對六人題詠的考察，揭示當時以楊維楨爲核心的松江文人圈的雅集酬唱，既是元代流行的同題集詠的典型事例，也是元明之際江南書風的一個縮影，爲藝術史研究呈現了新的資料。
楊維楨墨迹《壺月軒記》，是元末明初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楊維楨（1297—1370）晚年爲儒生李恒作。書于“龍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即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五日，距其去世僅一年。册頁共十開，黄箋本，其中楊維楨墨迹五開，元人題詠五開，每開縱33厘米，横25.5厘米。册頁封面有晚清著名藏書家盛昱題簽，末尾有近代大學者羅振玉題跋兩段。該作流入日本後，先後爲著名收藏家山本悌二郎、青山杉雨所得。經2021年北京保利春拍，現爲十面靈璧居收藏。
《壺月軒記》開篇説：“江陰李生恒字守道，先廬燬于兵，辟地上海之漁莊，以耕釣爲業。業暇輒讀書考典故，習法書名畫。家雖窶，不肯苟仕進爲乾没計。新築草堂數桯，堂之偏别構一軒，顔曰壺月。余放舟黄龍浦達□海，必道過其門。過必觴余于軒，繙校典籍，（鑒）辨書畫，已則乞題其顔，而并以記請。”因李恒的祖上來自福建，可以追溯到大儒朱熹的老師、福建籍著名學者李侗，故以“壺月軒”爲書齋名——李侗曾以“冰壺秋月”來形容品德高潔。
“黄龍浦”是松江境内的一條人工水系，由南向北注入吴淞江，至吴淞口入海。元代松江已經以黄龍浦爲界，分爲浦西、浦東兩部分。楊維楨外出游玩時，多次行舟黄龍浦，如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過黄龍浦，游海上，觀三神山，經南北蔡（今浦東北蔡鎮）”；二十一年（1361）七月經黄龍浦抵鶴砂（今浦東下沙鎮），爲道士鄒復雷跋《春消息圖》；至正後期經黄龍浦抵高昌鄉真鏡庵（今浦東高行鎮），書《募緣疏》，等等。據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倪瓚《壺月軒圖》卷後錢凝題詩“漁莊人住浦西村，知是延平老裔孫”，確指壺月軒所在的漁莊在“浦西”。元代松江府下轄華亭、上海二縣，華亭在南，上海在北。綜合楊維楨、錢凝的描述，可知此“漁莊”地屬上海縣，且在浦西，大致在今上海楊浦區、寶山區的黄浦江西岸。
楊維楨《壺月軒記》最早刊印于日本《書道全集》第19卷，然衹有黑白圖片，册頁後半部分的五開題詠不曾刊出，近百年來的研究者都不知有題詠存在。通過2021年保利春拍，這些資料得以首度公開。五開《壺月軒詩》題詠，依次爲李毅、賴善、俞參、董佐才、張樞、張奎六人墨迹（賴善、俞參合占一頁），這些都是元末明初活動于松江地區的文人。其中除張樞、張奎偶有書迹存世之外，另四人墨迹皆未曾見，可稱孤品。元末松江在張士誠的統治之下，維持了十多年的和平，是元末戰争中最後的桃花源，因而成爲東南士人争相趨赴的避難所。這批題詠墨迹與文獻參照，可串聯起更多的元代文化資訊，豐富我們對于元代書法史的認識。
册頁後半部分的五開《壺月軒詩》，并不是楊維楨《壺月軒記》的題跋，而是與《壺月軒記》并列，圍繞共同主題“壺月軒”的題詠。這種同題集詠的方式，在中國文學藝術史上，以元代最爲突出。它與題跋不同，因爲題跋的物件是某件書畫作品；它與唱和也不同，因爲唱和的物件是某首詩歌。同題集詠可以同韵、分韵，也可以不限韵，但必須圍繞一個共同的主題，作品相互之間没有主次、跟隨關係，而是并列關係。在元代文學史上，公認以月泉吟社和玉山雅集的同題集詠爲洋洋大觀。在元代書畫中，也有大量的同題集詠現象存在，尤其是圍繞文人書齋的同題集詠。當詩歌收集到一定規模，書齋主人就邀請名家撰記、繪圖，合裝爲一個長卷。如朱德潤《秀野軒圖卷》、張渥《竹西草堂圖卷》、姚廷美《有餘閑圖卷》、王蒙《破窗風雨圖卷》、王蒙《聽雨樓圖卷》等，都是爲他人所繪的山水幽居，卷後都附有大量同時代文人題詠而非題跋。不少題詠的時間早于畫作，説明它在裝裱之初，就是一個詩文書畫的合卷。這一特殊的藝術史現象已經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關注。《壺月軒記》册頁中的文章和詩詠，都是應壺月軒主人李恒邀請而作，皆與“冰壺秋月”相關，是元代同題集詠的一件實物例證。楊維楨《壺月軒記》，筆者已有專文論述，而册頁所附元人六家《壺月軒詩》，亦頗爲重要。此六家是楊維楨交游圈中的後輩，在當時有一定的名聲，筆者嘗試逐一考察其事迹，方便他人開展後續研究。元至正十七年（1357），進士顧逖擔任松江府同知。這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官員，也是小説家施耐庵同鄉好友，《（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十三“宦迹”對顧逖爲政評價很高。他上任以後立即重修被苗軍焚毁的松江府學，并禮聘名師執教，“置五經齋，聘專經之師五人以分授之，廣弟子員至百五十，延名士爲賓友者三十五人，執禮者廿五人，肄樂者三十八人，皆月廩餼之……貳守下車之初，不遑他務，而獨汲汲于是。” 至正十九年（1359），顧逖禮聘“專經之師五人”執教松江府學，年逾六旬的楊維楨以《春秋》名家受聘。這年十月，他携家人從杭州移居松江，直至明洪武三年（1370）去世。這十一年時間，楊維楨享受了一生中最安定舒適的生活，自號“江山風月福人”“錦窩老人”。同時他的文藝名望響徹東南，片紙隻字受到珍視，四分之三的傳世墨迹如代表作《晚節堂詩札》《張南軒城南詩卷》《游仙唱和詩册》《張氏通波阡表》《夢游海棠城記》《壺月軒記》等等都出自這個時期。楊維楨除了講授《春秋》史學，還指導弟子寫作詩文。宋濂《楊維楨墓志》説他“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在存世墨迹《草玄臺詩次韵詩册》（日本高島氏舊藏）、《陳樟空翠詩》（吉林省博物院藏）、《陸樞長律三十韵》（故宫博物院藏）上面，都能看到楊維楨的親筆加點和批註。空余時間，他時常携諸生出游松江全境，在鄉紳大户的宴席中聯句賦詩，這樣的記載有很多。當時蘇州、松江在張士誠管轄之下，在元末農民戰争的亂局之下相對安定，吸納了很多人來此躲避戰亂，如楊瑀、謝應芳、錢惟善、倪瓚、王逢、陶宗儀等等。松江府學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既擴大生員數量，又延聘名師執教，故明初松江通過進士、舉貢出仕的讀書人數量遠比他邑爲多。參與壺月軒題詠的董佐才、董紀、張樞是元末松江府學諸生，明初獲薦舉選拔出仕；張奎則是中舉後出仕。元末松江文人的集聚，直接開啓了明代松江文化的繁榮。董佐才（1324—1376），字良用，號胥山人，齋名釋耕所，上海縣人。洪武年間薦舉出仕，先後任茂名（今廣東茂名）、洛容（今屬廣西柳州）知縣，53歲卒于任上。他的詩在賴良編《大雅集》中存録較多，共有九首。
冰壺秋月清無比，愛爾名軒繼祖風。塵世移來群玉府，夢魂疑入廣寒宫。潛然陰火書窗下，飄落天香酒盞中。莫道生涯真冷淡，涣然心地自春融。董佐才。他點明李恒以“冰壺秋月”名軒是“繼祖風”，儘管生計冷淡，但是其樂融融。書法瘦勁，結構有趙孟頫遺風。鈐印四方：“胥山人”“三餘之學”“隱居行義”“董良用”，與其字型大小吻合。印文“三餘之學”出自漢末董遇的典故，他説“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謂利用一切空餘時間來學習。王逢有詩《題董良用徵士釋耕所》：“百畝私田十尺廬，釋耕爲樂野人如……老予擬就龐公隱，歲暮相看兩鬢疏。”其中“釋耕”與陶宗儀的“輟耕”大意相同，釋耕之樂在讀書也。在《大雅集》選録董佐才詩中，有他爲華亭人朱芾作詩《題華亭朱孟辨篆塚詩卷》，歷數倉頡、史籀、李斯、許慎、李陽冰直至元代吾衍、周伯琦，“華亭朱茂才，好古喜欲顛。一掃世俗書，習篆忘食眠。秦望并之罘，碧落兼新泉。小者案間列，大者屋壁懸。平生囊橐貲，多充買碑錢……”，描述了朱芾對篆書學習的癡迷。朱芾號滄州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洪武初以徵聘至官編修，改中書舍人。楊維楨爲朱芾撰《金石窩志》云“博學善屬文，尤善字學，嘗傳余漢《石經》隸古。”朱芾擅長篆隸書，被後人視爲明初松江書家代表之一。明人何良俊《四友齋叢説》云：“吾松在勝國（指元朝）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州、陳谷陽，皆度越流輩。”朱滄州爲朱芾，陳谷陽爲陳璧，二人都是松江府學諸生、鐵崖門下，經常爲鐵崖謄録文稿。楊維楨《壺月軒記》末尾提到的“文東”，就是陳璧。董佐才還有一首《方寸鐵爲盧仲章賦》，是爲天台籍刻工盧奂作：“方寸鐵，百煉剛。吹毛劍鋒秋水光，鎸勒妙擬郚竹房。倒薤文，連環鈕，通侯累累懸肘後。伏龜趺，蟠螭首，頌德紀功垂不朽……”盧奂活動于松江附近，多次爲楊維楨刻碑，也是除朱珪外另一位被稱爲“方寸鐵”的印人。現存嘉定文廟的《嘉定州重建儒學記》就是由盧奂鎸刻。據地方志記載，董佐才之父董成（1296—1376後），字性存，松江人，有詩名。弟董紀（1331—1399後），字良史，“詞翰俱美，凡賦詠一出，則膾炙人口。洪武初舉任江西按察僉事，尋引疾歸。”董紀著有《西郊笑端集》二卷，留下了他與松江文人交往的很多記録。《西郊笑端集》卷二收録關于董佐才的三篇祭文：《父祭子洛容知縣董良用》《祭父洛容知縣》《祭兄洛容知縣》，讓我們對董佐才生平有更多的瞭解。《祭兄洛容知縣》説：“伏念吾兄生平學行過人，而素無宦情，及膺連茹之辟，辭不得命，逼迫上道，然且徘徊顧望，猶有乞身歸養之志。”可見董佐才并非主動謀求出仕，而是因爲“御史張侯以禮羅致”，不得以赴南京候選。本希望安排近處任職，孰料派至“夷獠雜居，炎瘴酷烈”之廣東，類似古代官員被貶謫于荒遠。據《父祭子洛容知縣董良用》，知董佐才于明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離家，七年（1374）四月赴廣東茂名任知縣，八年（1375）正月到任，數月後調廣西洛容知縣。隨行的僕人病死後，董佐才不幸于洪武九年（1376）下半年殁于任上，就地安葬。董紀哭訴：“病而吾不知時，死而吾不知日，殮不得憑其屍，殯不得扶其棺。迨聞乎有喪，又未能亟遣嗣子往迎旅櫬，而徒繫風捕影，召歸魂于仿佛，而祀之室堂也。”痛徹肺腑！在董佐才去世次年，董紀有詩《立春日偶書》述其生活狀態，從中可以看出董氏兄弟的家境：我生行年四十五，去年失恃今何怙。四人兄弟一人在，敢嘆零丁與孤苦。家貧無田惟有書，讀書未遇將何如。不農不商又不禄，百事無成生計疏。大兒癡頑無好習，見人懶作低頭揖。小兒學語未分明，近始扶床能獨立。山妻抱兒認父面，願汝父子長相見。但令骨肉在眼前，到老不嫌貧與賤。紉穿補綻無時息，晝紡綿花連夜績。食指衣身累轉多，頭焦鬢禿空啾唧……董紀本人也有壺月軒詩一首，收入《西郊笑端集》卷一。墨迹未保存在《壺月軒記》册頁中，可能已失傳。題爲《壺月軒爲李守道》：素壁穹窿類雪窩，窗虚簾薄受明多。風開雲母忽甕破，塵隔水晶初鏡磨。衹道洞天無晝夜，安知大地有山河。此中皎潔長如許，四面皆墙奈爾何。壺月軒窗幽且潔，虚明瑩徹貫中央。山河動影金波溢，宇宙無塵玉露凉。雪碗蔗漿寒欲凍，風簾桂子夜飄香。李生表裡清如許，絶似求仙費長房。俞參。
詩中贊揚了李恒“表裡清如許”，以東漢知名方士費長房來比喻。小楷筆筆精到，字形較爲扁平，頗有鍾繇遺風。鈐印四方：“俞”“或山而樵或水而漁”“漁莊小隱”“畊讀莊”。關于俞參，在《東維子集》卷二十三有楊維楨爲鄭茂才作《初齋銘》和爲王茂才《止齋銘》，稱“兩生皆俞參門士”。不過，孫小力先生箋注認爲，這裡的“俞參”不是人名，當指張士誠屬官俞希賢，任官參政。筆者循着“漁莊小隱”“畊讀莊”的綫索去尋找俞參，在董紀《西郊笑端集》讀到《畊讀莊爲俞原魯》詩，齋號相同，也姓俞，在松江，乃知俞參就是俞原魯！此詩云：“鸐鵛灣頭一草堂，繞墙桃李繞隄桑。寬如五柳陶家宅，僻似百花工部莊。雨洗春犁閑倚壁，風吹故紙亂堆床。龐公雖道爲農好，也欲教兒識數行。”詩中用東漢龐德公的典故，比喻俞參是一位隱士，住在鸐鵛灣頭的草堂裏，半耕半讀。俞參别號“漁莊小隱”，而李恒在“上海之漁莊”，二人的居住環境相似。董紀《西郊笑端集》中收有多首與俞參兄弟的唱和交游之作，顯示出他們之間的密切交往，也讓俞氏兄弟的情况逐漸明晰起來。尤其是《游山聯句》詩序云：“洪武乙丑（1385）歲三月十有七日，仲基俞公子舟次西郊之上，邀予游干將、鳳凰諸山。偕行者五六輩，俱清淡風流……予欣然捉筆，率在席之能詩者相次聯句，得二十韵。明日客請録之，故序其略于篇首云。時同賦者，仲基之兄原魯、弟季明，其三人則朱良佐氏、陸德輿氏，洎予董良史氏也。”干將山（今名天馬山）、鳳凰山都是松江“九峰”之一，參與游山聯句的俞原魯、仲基、季明爲一門兄弟。這裡提到的俞仲基、俞季明，恰好與書法史上一件著名的作品相關聯。
楊維楨的忘年交、吴門書法家宋克（1327—1387）經常往來松江，與松江許多文人有交往。他的書法出入魏晋，深得鍾王之法，尤以章草聞名天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有宋克《書孫過庭書譜》册頁，以章草爲主，也有楷書、行書錯落其間，上海書畫出版社曾經出版。該作品是宋克在洪武年間書贈俞季明的，跋云：“僕與俞孟京、仲基以世交之誼，復從事文墨，相得甚親。而二公鋭意鍾王，至于執運轉用之妙，皆懸腕爲之，此絶無僅有也。乃弟季明年未弱冠而咄咄逼人……”他不但回顧了與俞孟京、仲基的交誼，也對他們的學書路徑（鋭意鍾王）和特點（執運轉用之妙，皆懸腕爲之）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段跋語中提到俞氏兄弟三人：孟京、仲基、季明。再看楊維楨《壺月軒記》末尾所言：“孟京近日妙書，過文東遠甚，可副墨一本張其軒。”對孟京之書評價很高，認爲“過文東遠甚”。文東即陳璧，號谷陽生，元末松江府學諸生，明初任解州判官,調湖廣。陳璧以文學知名，擅四體書，是明初著名書法家、松江書法的代表人物。那麽，被楊維楨稱贊書法遠勝陳璧，又被宋克稱贊懸腕運筆、鋭意鍾王的俞孟京，究竟是誰呢？元末賴良編《大雅集》卷三收録俞鎬《擬古四首》，作者小傳云“俞鎬，字孟京，雲間人”。《（嘉慶）松江府志》之《藝文志·集部》載：“大雅集，明俞鎬孟京著。”元末明初的松江人俞鎬是否有與賴良同名著作《大雅集》暫且不論，他字孟京應當是明確的。
俞鎬《致惟明書札》
查俞鎬傳世書迹有：1.《致惟明書札》二通，行書，刻入《三希堂法帖》第二十六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第一通《傾仰帖》提到“近舍弟從海陵歸雲中”，末尾署“雲間俞鎬”。
俞鎬《雲間帖》
第二通《雲間帖》向受信人借閲梁昭王墓志、隋碑帖、智永千文，這些都是古代書法資料，可見俞鎬的書法視野是比較寬闊的。二通信札書法或行或草，流暢生動，筆法字形明顯出自《閣帖》二王體系。
2.韓愈《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小楷，21行，故宫博物院藏。所鈐“朴齋”“俞鎬”“孟京章”三枚印章，再次證明了俞鎬字孟京。又，《大雅集》收録俞鎬《寄董良用先生》詩云：“東望雲山翠且重，煙波咫尺是婁淞。十年爲客荒三徑，百里憐君住九峰。把酒每懷彭澤令，放歌甘作鹿門農。闔閭風景渾非舊，愁聽寒山半夜鐘。”董良用即董佐才，詩中説“君住九峰”，則時間下限爲明洪武六年（1373）董佐才出仕之前，而俞鎬已“十年爲客”，在蘇州“愁聽寒山半夜鐘”。因張士誠于至正十六年（1356）占據蘇州，直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兵敗被俘，共計十一年，故俞鎬有可能在張士誠部下任職十年。此時元末農民戰争接近尾聲，即將面臨朱元璋、張士誠的决戰，他不禁爲自己的命運而憂愁。董佐才兄弟與俞鎬兄弟數人交往甚密，董紀《西郊笑端集》中有十幾首詩涉及俞氏兄弟，筆者擇要列舉如下：《游山聯句》詩序：“洪武乙丑（1385）歲三月十有七日，仲基俞公子舟次西郊之上，邀予游干將、鳳凰諸山。偕行者五六輩，俱清淡風流……時同賦者，仲基之兄原魯、弟季明，其三人則朱良佐氏、陸德輿氏，洎予董良史氏也。”《己巳（1389）正月十五日雪中懷仲基公子》：“……故人衹隔瀼東西，近似山陰到剡溪。乘興出門還興盡，此時應已醉如泥。”《次韵俞東村見示四首》之二：“池塘春草夢依依，明月清風半掩扉。今夜燈花何太喜，多應洱海有書歸。（憶弟季明）”之三：“宗親零落重朞功，馬首何時得向東。二十年來鄉里變，半登鬼籙半稱翁。（憶武功兄）”《與俞原肅》詩序：“余與原肅公别二十年甫得一見，則百年之内，如此者復能幾何？况公去國懷鄉久矣，今乃尋丘隴于荊棘，視第宅之丘墟，撫今念昔，悲不勝情。故舊之存者不過數人，相對歔欷，恍如夢寐，雖飲酒不樂也。”《親戚情話詩》詩序：“故人俞原肅不遠數千里，自武功來歸，訪親舊于二十年後，如殘星之落落，存者無幾。其弟原魯已物故。原舉挈家仕遠方，惜不及見。” 《與俞原肅留别十首》詩序：“原肅貴介，將復之武功。令弟仲基乃摘古人詞中語，以别時容易見時難爲起句……夫原肅去家二十年，僅能一拜丘隴，訪其族人故舊，所存十無二三。” 《次韵俞仲基送原肅》：“白頭相遇酒盈卮，弟勸兄酬兩莫辭……” 《次韵答俞原舉五首》之二：“三載崎嶇蜀道行，虚名已覺負平生……”《次韵答俞季明》：“萬里題詩寄草堂，此情珍重可能忘。雁歸塞北書難托，人到雲南戍正忙……” 1．俞氏兄弟四人，依次爲原肅（鎬）、仲基、原魯（參）、原舉（季明）。《游山聯句》稱“仲基之兄原魯”，疑爲誤記，否則仲基行三，不合常理。2．長兄原肅名鎬，字孟京（鎬、京關聯）。他的生平經歷，筆者依據現有資料大致勾勒如下：早年，因吴門名家宋克往來松江，“以世交之誼，復從事文墨”，書法得宋克指導。《（正德）松江府志》載：“（宋克）游松江，寓城東，俞氏郡人多學其書。”青年，在蘇州張士誠部下十年，與宋克交往更多。元亡後回到松江，洪武二年（1369）二月楊維楨《壺月軒記》説“孟京近日妙書，過文東遠甚，可副墨一本張其軒”，其書法令楊維楨刮目相看。洪武初年，赴陝西武功任職，“去家二十年”，返鄉探親當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後。3．俞仲基號東村。董紀與他唱和詩很多，《次韵俞東村見示四首》保存了四首詩的原題：其一 自述草堂之陋；其二 憶弟季明；其三 憶武功兄；其四 中秋對雨。這就排除了俞東村是季明或原肅（武功兄）的可能，此時原魯或已去世，故未提及。董紀有一組詩題爲《俞東村示教雨窗，感興佳作連篇累牘，寓意深遠。譬如雍門之琴，能使聽者墮淚。諷詠之餘，勉强追和，不翅鳴瓦釡而配黄鐘也》，可見對仲基詩歌之推重。俞鎬返鄉探親時，“其弟原魯已物故，原舉挈家仕遠方”，兄弟中衹有仲基在。4．俞原魯名參（孔子曰“參也魯”），約洪武二年（1369）爲李恒書《壺月軒詩》，洪武十八年（1385）與俞仲基、季明、董紀等人同游松江干將、鳳凰諸山，去世于洪武二十幾年俞鎬返鄉前。5．俞原舉爲季明。洪武十八年（1385）與俞仲基、原魯、董紀等人同游松江干將、鳳凰諸山，洪武二十幾年俞鎬返鄉探親時“原舉挈家仕遠方”。根據董紀《次韵俞原舉雪中見寄五首》《次韵胡彦恭送原舉回嘉禾》二詩，原舉曾在嘉興任職。董紀還有《次韵答俞原舉五首》説“三載崎嶇蜀道行”，《次韵答俞季明》説“人到雲南戍正忙”，表明他在四川、雲南軍中任職。宋克《書孫過庭書譜》未署年月，跋尾説“季明年未弱冠而咄咄逼人，索僕惡札……俞氏有數千里之行，詣門告别”，可知書寫時間在俞季明遠行之前。綜上可知“原舉挈家仕遠方”、“俞氏有數千里之行”的時間，當在洪武十八年（1385）以後。因宋克卒于洪武二十年（1387），則原舉遠仕的時間可進一步界定爲1385—1387年之間。這也是宋克名作《書孫過庭書譜》的書寫時間！這不僅可補宋克晚年作品稀少的缺憾，而且由季明詣門告別可知二人相距不遠，此時宋克應已結束鳳翔任職而迴到蘇州。俞氏兄弟的年齡，據以上人物關係亦可約略推知。《游山聯句》由董紀首唱并作序，其年紀、資歷當高于同游諸人，董紀生于1331年，俞仲基、原魯必定年紀更小。前引宋克説“僕與俞孟京、仲基以世交之誼”，視二人爲晚輩，則俞氏兄弟可能比宋克（1327—1387）小十歲以上。假設俞孟京（原肅）生于1337年前後，他在張士誠帳下供職時年僅二十多歲，明初赴陝西武功時年三十多歲，二十年後返鄉時爲五十多歲，此時“白頭相遇”，“原魯物故”，而他還要返回武功繼續任職，年齡大體上是合理的。另外，俞原舉在1385年至1387年期間“年未弱冠”，則生于1367年前後，長兄原肅在他出生時已經遠仕，二十年後返鄉“惜不及見”，此生恐再無相見之日了。通過《壺月軒記》《壺月軒詩》和相關史料，書法曾獲楊維楨、宋克高度評價的松江俞孟京、仲基兄弟得以確認身份，發現俞參的存世書迹，確認宋克《書孫過庭書譜》的書寫時間，豐富了我們對元明書法史的認識，何其幸歟！近代學者羅振玉在《壺月軒記》題跋中稱贊“俞漁莊書亦清健入古，宋仲温之亞也”，可謂慧眼，一語點出俞參書法與宋克的聯繫。這也正是宋克對松江書法的影響之一斑。可惜的是，儘管俞氏兄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書法得到宋克的指點，但由于元明易代的政治環境和遠宦經歷的限制，他們後來未能在書法方面充分展露才華。《壺月軒記》册頁中還有張樞、張奎兄弟的題詩。張樞《壺月軒詩》如下：冰壺如雪月如冰，之子軒居愜野情。水占白雲秋萬頃，天開清鏡夜三更。錦袍詩好蛟精泣，玉笛聲高鶴夢驚。我亦乘槎老仙客，能來與子結漚盟。西神山道士張樞。鈐印四方：“林泉民”“書巢”“陳留張樞”“張夢辰印”。
張樞字夢辰，號書巢生，其先陳留人，居華亭（今上海松江區），築室曰讀書莊。張樞善詩文，工行楷。洪武初年舉明經，任松江府學訓導，壽逾八十。張樞的生卒年，史籍缺載。陶宗儀《南村詩集》卷二《次韵答張林泉五首》有句“憶昔交游各少年，君年八十愈昻然”，王蒙《南村草堂圖》卷尾有張樞長題《南村賦》稱陶宗儀“年已七十餘矣”，二人“年相若也，且相知爲最深”，可知陶、張二人年歲相仿，均享高夀。陶宗儀的生年大約是1320年，則張樞亦當仿佛。
張樞是元明之際的松江名士，存世墨迹還有不少。龍美術館展出的《兵後五首呈東維先生（即楊維楨）》，落款自稱“學生張樞再拜上”，是他作爲元末松江府學諸生時呈送楊維楨的。日本收藏的《草玄臺詩諸家次韵詩册》中，有張樞二頁唱和詩稿，都由楊維楨親筆加點。楊維楨也有贈張樞的詩，在《鐵崖先生詩集》中有《賦書巢生》七律一首。另外，楊維楨爲松江青龍鎮鄉紳杜氏撰《有餘閑説》（在姚廷美《有餘閑圖卷》後，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寫明“介吾友生張夢臣（辰）徵説”。這些都説明張樞是楊維楨關係較近的弟子，不僅參與燕集唱和，還爲老師牽綫鬻文。另，宋代大書法家蔡襄《自書詩卷》（故宫博物院藏）後面，有張樞五行題跋，款署“林泉老生”，當爲晚年筆迹。
在學術方面，張樞繼承了乃師衣缽。楊維楨精于《春秋》史學，早年以《春秋》中進士第，在各地授學也是以《春秋》爲主，并撰有《春秋合題著説》三卷以指導應試。他在至正十九年（1359）被松江府學聘爲五經講師之一，主講《春秋》經。到了明初，張樞舉“明經”出任松江府學訓導，“日與子弟數十人講《春秋》經”，得享高夀。董紀有詩《讀書莊爲張夢辰》，描述了張樞晚年的生活狀態：“半間鶴平分，清玩靡不畜。縱横列左右，畫卷雜詩軸。無侣酒一壺，有客棋再局。好琴棄書置，惜書典琴贖。筆床乾燕泥，茶煙暗溪竹。同游半紆紱，諸弟皆食禄……”張樞《壺月軒詩》署款“西神山道士張樞”，這是以往資料中所未見者。西神山即無錫西郊的惠山，昔人多有詩詠，難道張樞曾經在無錫加入道教？王逢《梧溪集》有《林泉民歌贈無錫張相夢辰樞明經修行累辟病辭》，既稱張樞爲“明經”，則爲明初之事，時間與張樞《壺月軒詩》相近。但張樞祖籍陳留，居華亭，爲何稱“無錫張夢辰”？待考。無錫籍文人畫家倪瓚與張樞也有交往，有《次韵贈林泉民張孟辰》詩，其中有句“應懷錫谷林泉勝，山色依微在望中”。無錫與張樞的關係，依然是一個謎。
在元末“松江三高士”之一陸居仁《苕之水詩卷》（故宫博物院藏）之後，有張樞《次韵雲松先生古詩一章》，小楷精心寫就。陸居仁《苕之水詩卷》書于明洪武四年（1371），如果張樞題詩寫于此後不久，按他生年約1320年計算，此時五十多歲，正當盛年。然張樞存世各種墨迹都是行書，筆性與此小楷頗爲不類。此作鈐印五方，其中“書巢”“陳留張樞”“張夢辰印”三方與《壺月軒詩》所鈐完全相同；“讀書莊圖書印”也是張樞印鑒；然奇怪的是，鈐蓋在俞參《壺月軒詩》右下角的“或山而樵或水而漁”朱文印，却出現在張樞《次韵雲松先生古詩一章》落款位置，這是爲什麽？俞參的壓脚印爲何用在張樞詩稿的下方呢？
在與李雪松、孫田二位專家的討論中，李雪松先生提出：《苕之水詩卷》張樞題詩或是俞參代筆？孫田博士將兩件小楷逐字對照，筆迹特徵竟然高度吻合，書風受到歐楷影響，轉折方峻，强調長横、長捺，且字形寬扁，“清”“費”等字寫法幾乎相同。筆者也認同這一看法，即《苕之水詩卷》中張樞題詩是由俞參代筆，雖不具名，但特意鈐蓋了俞參常用印以爲佐證。這件小楷作品氣息安雅，結構舒展，能看到鍾繇和宋克書法的影子，允推高手。這樣，因爲有了《壺月軒記》册頁的出現，一下子“發現”了俞孟京之弟俞參的兩件墨迹，真是意義非凡！
懶隨飛杖步天衢，醉叱寒蟾下玉喜。銀漢金波秋不散，錦袍仙客夜同孤。人間樓閣疑雲表，天上山河落座隅。料得主翁清不寐，賦詩行酒坐氍毹。陳留張奎。張奎字共（拱）辰，號括囊生，祖籍陳留（今屬河南開封），居華亭（今上海松江區）。據董紀《述懷寄張拱辰判簿二首》：“行藏不必問如何，半百光陰撚指過。心在五湖忘世久，眼空四海閲人多……”説明張奎曾在某地政府任職，判簿是判官、主簿的簡稱，是地方官員的僚屬，掌管司法、文書等事務。張樞字夢辰，其弟壁字景辰，而張奎字拱辰，起名都是星宿名，取字都帶一“辰”字，三人爲兄弟。張樞六十歲生日時作詩云：“三弟各奮飛，食禄天一方”，講他有三個弟弟，俱已出仕。董紀《西郊笑端集》卷一有詩《次韵張景辰别駕過俞建寧故居有感》，説明張壁擔任過州府佐官（古稱别駕）。賴良編《大雅集》有張樞《得共辰弟詩次韵寄安慶建寧二弟》，首句爲“三弟一書歸，經年萬事違”，可知張奎爲張樞三弟。貝瓊爲張奎撰《藥石窩記》提供了更多的資訊：“雲間張拱辰顔其燕坐之室曰藥石窩……拱辰兄弟四人，讀書鳳凰山中二十年……拱辰名奎，横浦先生六世孫，通《春秋》大經，嘗試于有司，今以才選主興國之通山簿云。”可知張奎爲南宋狀元張九成之後裔，出任興國路通山縣（今屬湖北）的主簿，故前引董紀詩中稱他爲“張拱辰判簿”。另外，張奎精通《春秋》，則當與其兄張樞一起師從楊維楨。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人法書册》中，還有張奎另有一件墨迹《題同畊所》。詩曰：“犁鉏何必事朝朝，漫有詩書伴寂寥。風雨不須占稔歲，聖賢自與對清宵……”書風與宋克頗爲接近，以章草爲主，水準很高。而新見這幅《壺月軒詩》展現了張奎的今草書法，二者筆性一致，回環開合自如，明顯出于一手。壺月軒中冰玉清，吾宗神秀繼家聲。陰冰銀漢潛虯蟄，霸吐瑶臺顧兔生。虚白半間含混沌，空明千里接蓬瀛。藏身自有仙公術，乾没何須世上名。西夏李毅。此詩贊揚李恒有學識而品行高潔，不求聞達，與楊維楨所云“不肯苟仕進爲乾没計”意思相近。落款下方鈐印“天地一蘧廬”。右上角半印似爲“藏密齋”。
這幅小篆筆法嫻熟，結字停匀，與元代趙孟頫篆書風格相近，水準甚高。雖無界格，亦字字規整。元代篆書雖非繁盛，但題寫匾額、碑額多用篆書，擅長此道者爲數不少。江健碩士論文《元代篆書研究》附録《元代善篆書家一覽表》統計了有記載的元代善篆書者多達97人，却無李毅，説明這是元代篆書史料的新發現。關于李毅，據《元統元年進士録》載：“漢人南人第二甲：李毅，貫吉安路[廬]陵縣延福鄉，儒户。《書[經]》。字弘略，（行）一，年卅，十月初七日□時。曾祖文昌，宋□□□生。祖省忠，萬安縣儒學教諭。父以明，播州（儒）學正。母郭氏。重慶下。娶趙氏。鄉試江西第十三名，會試第四十九名。授瑞州路同知新昌州事。”元統元年爲1333年，由此推知廬陵李毅生于1304年，比楊維楨小八歲，同爲二甲進士，且有任官浙東的經歷。但“廬陵李毅”是否就是參與壺月軒題詠之人，尚需更多佐證。至于署“西夏李毅”，則有可能是西夏黨項族後裔，但也不確然。西夏在今寧夏、甘肅、内蒙西部一帶，這也是隴西李氏的起源地，西夏皇族拓跋氏就改姓李（唐朝賜姓）。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大批西夏人東遷漢地，與漢人雜居。在楊維楨的朋友圈中，詩人高起文（昂吉）、邾經就是流寓東南的西夏人後裔。昂吉是色目人，世居寧波，署款“西夏昂吉”；邾經却是漢人，世居揚州海陵（今泰州），署款“隴右邾經”或“西夏邾經”。這説明“隴右”“西夏”衹是表明祖籍地，并不一定是色目人。元代色目人身份高于漢人、南人，科舉考試也更爲容易，所以李毅如果是西夏人後裔，那麽應當以色目人身份參加科舉考試，與“廬陵李毅”定非一人。如果“西夏”衹是表明隴西李氏的祖籍地，那麽也不排除他是漢人。從李毅《壺月軒詩》中“吾宗神秀繼家聲”一句來看，既與李恒同宗，李毅應爲漢人。此外，印文“天地一蘧廬”，與元末江南畫家倪瓚的詩句“天地一蘧廬，生死猶旦暮”（《蘧廬詩》）不約而同。“蘧廬”典故源自《莊子》，指臨時休息的房子。宋人蘇軾有句“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黄庭堅有句“此身天地一蘧廬，世事消磨緑鬢疏”，大意是人生衹是天地間過客。由“天地一蘧廬” “藏密齋”兩方印文無法提供更多的資訊。《壺月軒記》册頁中的諸家題詩大多是每詩一頁，唯有賴善、俞參二詩合占一頁。賴善《壺月軒詩》如下：小軒結構敞虚明，佳句從容對客評。玉兔搗霜秋换骨，銀蟾出海夜含精。寒生虚白冰初合，光澈空青斗半横。最愛延平明哲在，孫枝奕曄繼家聲。賴善。
此詩稱贊李恒勤奮好學，經常與客人探討詩文。頷聯、頸聯圍繞“冰壺秋月”展開想像。“延平明哲”指李恒的祖先、南宋福建學者李侗。這件詩稿書法有很高水準，筆法精妙，結字嚴謹，落款簽名可見歐楷功底。未鈐蓋印章。賴姓人口稀少，主要分布在福建、廣東等南方地區。元代見諸記載、有較高文化水準的賴姓人更少，在楊維楨交游圈中僅知賴良一人。賴良字善卿（善、良互訓），天台人，爲楊維楨弟子，元末流寓松江課徒授館。他收集當時吴越地區詩歌二千餘首，至正二十一年（1361）請楊維楨刪至三百餘首并作序，編成《大雅集》八卷（實際編定時間可能在明初）。“賴善”是否爲“賴善卿”的簡寫？目前尚無直接佐證。從楊維楨墨迹中可以看到，他有時就自署“楊楨”（見《張南軒城南詩卷》）或“楊禎”（見《壺月軒記》）。類似的情况在古人并不鮮見，有研究者指出，古代把雙音節字號中的次要字省略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孤聞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賞。”中間的“介推”即爲“介之推”，“申胥”則爲“申包胥”。還有，楊維楨爲畫家朱玉（字君璧）撰《虹月樓記》，稱之爲“朱璧”；清代畫家方士庶字洵遠，他的多件作品鈐蓋白文長方印“方洵”。所以，筆者認爲“賴善”很有可能就是賴良。賴良通過采詩活動，建立了廣泛的文學交往，與無錫倪瓚、蘇州陳基、昆山顧瑛等人都是好友，往來過從頗多。至正二十一年（1361）立秋日，楊維楨作《贈元璞詩，寄節判相公》詩序云“賴善卿到嘉禾，爲予作金粟道人詩使”，當時玉山草堂主人顧瑛（號金粟道人）因爲戰亂避居浙江嘉興，賴良有嘉興之行，楊維楨就托賴良轉交詩稿給他。倪瓚《清閟閣集》卷六有《送賴善卿采詩》一首：“……嗟子用意亦勤厚，聽音知政非迂疏。願排閶闔獻採録，坐變四海如唐虞。”松江董紀《漁隱爲賴善卿》詩云：“釣船隨處可爲生，二十餘年不到城……南往北來無定迹，恐人情熟漸知名。”説他隱居二十年，足迹不入城市，不過因爲南北周游，名聲漸起。賴良所編《大雅集》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詩歌選集，因而他也是元代詩歌史上的一位知名人物。另外，賴良還編了一部《瞻山詩集》，作者爲其先伯祖、南宋寶祐年間的賴實父。他邀請王逢、董紀題識于後，事見董紀《西郊笑端集》卷二《題瞻山賴實父詩集後》。從楊維楨《壺月軒記》所附《壺月軒詩》中，可以看到壺月軒主人李恒與元末明初松江文人圈聯繫密切，除了年逾七旬的楊維楨，其他參與者都是鐵崖弟子或晚輩。細觀這套册頁，十頁黄箋紙以及諸家所用印泥高度一致，筆者認爲這些紙張、印泥大概率是由壺月軒主人提供——也就是説，這些詩文墨迹大多是在壺月軒觴詠雅集中完成的。題詠諸人皆生活于松江，其中董佐才、張奎于明初外出任官，故這批詩稿的書寫時間應當與楊維楨《壺月軒記》相近，都在明洪武二年（1369）前後。這批元人書迹與印鑒，爲元明書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他們的書法既受到時代風尚的影響，也因親炙于楊維楨、宋克而沾染奇崛之氣。正如近代學者羅振玉在册頁後跋中説：“嘗謂元代書家自有體勢，頗取法于史游、皇象，往往凌駕天水（指宋代）諸賢。世之論書者，推晋唐爲書學最盛之世，抑知至有元且變化未有已耶！”强調了元代書法自有體勢、變化未已的特點。
除了洪武二年（1369）的《壺月軒記》，李恒還于洪武四年（1371）八月邀請大畫家倪瓚爲他作《壺月軒圖》，并將時人周圻、馮以默、胡儼、黄常、錢惟善、僧廣益、管昭、沈瑜、錢凝、韓信等題詠一并裝裱爲長卷。現存畫作左下角鈐蓋元初收藏家喬簣成的僞印，故倪瓚畫可能是後人所補。不過，卷後十家題詠都是真迹，而且題詠或長或短，紙幅前後都有接縫，不同于常規手卷的拖尾紙幅。筆者推測，當時李恒陸續邀請了很多人爲壺月軒題詠，然後請楊維楨撰記、倪瓚繪圖，成爲一組内容豐富的詩書畫同題作品。後來在裝裱時，把尺幅相近的詩稿挑選出來，與楊維楨《壺月軒記》一起裱爲册頁；而尺幅長短不一的詩稿，則附在倪瓚《壺月軒圖》後面，裱爲長卷。再後來，倪瓚《壺月軒圖》與元人題詠被人爲拆開，分别拼配長卷，導致倪瓚真畫不知所蹤。元末因戰亂而由各地集聚松江的文人群體，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崔志偉《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體研究》一書對此有專門研究。正如張樞《生日自責三十韵》詩中自嘲：“聖德不暖席，賢知亦賣漿”，當時文人大多在生存貧困綫上掙扎。所以當明朝新政權建立後，要求各地官員薦舉讀書人參與社會管理，松江有才能而出仕的文人特别多，李恒“不肯苟仕進爲乾没計”就顯得尤爲難得。由李恒策劃的《壺月軒記》《壺月軒圖》這兩組同題集詠作品，包含楊維楨文、倪瓚畫以及16位元末明初松江文人題詠，反映出該地文人在貧寒而動盪的生活中，是如何以苦爲樂，雅集交游，通過文學藝術作品展現强大的歷史穿透力。全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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