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日本留学生江歌之死，江歌之母与刘鑫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极其沉重、极其复杂的话题。谈论这个话题，必须从法律、心理、道德、伦理、人性、乃至舆论等多个角度，进行艰难的、沉重的、冷静的、世故的权衡。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得到一个无可辩驳的论断，但若能得到更接近洞察人情世故的结论，让人浩叹一声，多做几分思考，也就足矣。

凶杀惨剧发生之时，刘鑫因为害怕没敢开门，这一点，虽然无最终结论，但基本可以认定。所谓吓破胆、呆若木鸡，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比喻。《拯救大兵瑞恩》中，美国兵与德国兵在房间肉搏，一墙之隔，另一个美国兵，拿着枪，听着呼救声，蜷缩着哭泣，不敢动弹，最终，匕首慢慢插入美国大兵的胸口。斯皮尔伯格展现着人性懦弱的真实。如今，这人性再一次血淋淋的展现出来。正是出于对人性的考量，刘鑫不敢开门，这一点被很多人接受。不过，令他们的愤怒的是刘鑫此后的表现——她拒绝与江母见面，仍旧如常生活。

 从法律角度，日本警方要求她不要见任何人，包括她即便身在江歌葬礼现场马路对面，也没有被获准参加。法律冷酷但却专业。网上有流传帖子，谈如何和车祸中的受害人接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不要直接与受害人接触，拒绝垫付，让自己的保险公司去谈。这个帖子被很多人视为一个专业的方式以传播。但换一个场景，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与现代法律的专业方式之间的落差，成为刘鑫背负的另一桩错。

从传统人情世故角度，刘鑫的举动，虽然令公众不容，不过，太阳之下无新事，人情世故的剧本中，早已有这一幕。

《唐国史补卷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李汧在开封做府尉，监狱囚犯中有个很有意气的，向李勉倾诉并哀求放他走，李勉就把他放走了。几年后，李勉罢官，出游黄河之北，偶然见到这个囚犯。那个囚犯高兴的把他接到家中，盛情款待。囚犯问妻子，“活命之恩，我该如何报答？”妻子道：“送他一千匹丝帛”，答：“不够。”妻子道：“送他两千匹丝帛”，答：“不够。”妻子道：“这样的话，不如杀了他。”

大恩如大仇，这是冷酷而又精辟的世故之言。小恩小惠，施之者如沐春风，受之者吹面不寒，一团和气，而大恩则不然，恩重如山，难以为报，必成负担，无颜相对，避之不及。更有甚者，反而睚眦相向。所谓避大恩如大仇，实际上说的是，不仅受恩者要避，施恩者亦需避。这是中国传统世故的智慧。

恩与欠，不过硬币两面。刘鑫不是凶手，但江歌因她而死。刘鑫欠下情理、道义之债，不仅公众这么认定，内心深处，刘鑫恐怕也是如此认定。正因为有如此想法，她才无法面对。更何况，因害怕未能施救，所欠更是重如山，深似海。如此重负，未能亲历之人，未必能够感同身受。重压之下，刘鑫撒谎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可以理解。

然而，谎言形成了路径依赖，一个谎必然要另一个谎来圆；一次自私与懦弱，需要用更多的自私与懦弱去掩盖。此时，刘鑫已经很难回头了。

癌症病人知道自己患癌症之后，第一阶段的心理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现实，第二阶段的反应是愤怒。人们面对无法处理的重负，不愿面对的事实，拒绝是第一反应。

刘鑫不想接受这个自己深陷道德枷锁的事实，却又想着回复岁月静好的生活。人做出的这种否定性的举动，并不奇怪。在面对承担沉重的道德包袱与忘掉现实之间的选择时，刘鑫错误很大。她没有勇气，没有道德感，去打破第一个为逃避道义责任所产生的谎言形成的路径依赖。她用谎言欺骗她人、她用谎言麻醉自己，她自私的试图回到原本平静的生活。所谓“做头发”、“发照片”无非都是一种回到原本生活的象征。所以，她更不愿意见死去闺蜜的母亲。甚至，恶语相向，觉得她打扰了自己生活。于是，千年前的故事，再度上演。

此次刘鑫接受在镜头前面对江歌母亲，一方面是仍然做这种努力，想让事情尽快过去，但也体现出一定的担当。但是，并未让旁观者满意。

必须承认的是，真正面对沉重的选择，能有勇气比她做得更好的人，可能并不多。不然，古时的剧本为何早已如此写下？为何诸多新闻之中，被救之人要回避遇难的恩人家属？为何避免与受害人接触，会是现代的专业操作方式？不过，这时，已经没有多少旁观者愿意体察这一点，愿意原谅她了。

与此同时，江歌妈妈，婚姻不幸，要强独立，与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就是天，如今，天塌了。悲痛、拒绝现实、然后变为愤怒。陈世峰身陷囹圄，她无法手撕仇人，愤怒移情到刘鑫身上，转移为对刘鑫的怨恨。她选择了不原谅与斗争。她要收集签名送杀害女儿的凶手上死刑台；她一定要逼刘鑫出来，逼她承认欠下天大的恩情。甚至不惜违法，公布刘鑫与家庭的个人信息，愤怒的网络人肉，立刻席卷而至。

此时，恩渐断，仇渐生。两个悲剧中的人，都无法回头，但是，宇宙很大，生活更大，悲剧中的所有人都需要走出来，都要继续生活下去。

江歌妈妈不需要那么多仇恨，刘鑫只是一个“移情指向的凶手”，她不是凶手。这次见面，江歌妈妈问，“你的名誉比江歌的生命还重要吗？”这个设问并不成立，江歌的生命并不是刘鑫献祭出的祭品。所有事实之下，对基本关系的定性应该是：江歌和刘鑫都陈世峰的受害者，而不是刘鑫与陈世峰杀害了江歌。她如果知道陈世峰杀心已起，断不会把好友置于如此险境，进而把自己置于如此道义重负之中，报警是必然选择。刘鑫只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场景下，懦弱的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的幸存者，并把自己陷入不断掩饰的路径之中。这是错，但不是罪，她不是凶手，而是一个愤怒移情指向的对象。仇恨虽然能给人力量，但终究不能挽回悲剧，却会一次次揭开血淋淋的伤口。现在，把正义留给法律去实现，把创伤留给时间去抚平，直到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依稀的痕迹。

对刘鑫而言，她需要认识到，她，江歌，江歌妈妈，陈世峰，三个家庭，很多人，他们的生活，都在那一个夜晚被彻底改变了。道德枷锁已经加在她身上了。虽然这有些残忍，但社会道德运行的方式本就如此。这是事实，这是无法改变的命运。但是，相比这场命运悲剧冲击的其他人，她可以说是最幸运的。江歌失去生命，她的妈妈晚年失女，必然悲痛一生，而她的生活还可继续。她应该承担这个命运带给她的改变，接受这个事实。舆论的指责，已经属于她命运的一部分。否认命运，回复平静生活的努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指责与心灵负担。而道德枷锁、道义的负担或许只有在付出救赎的代价后，才能解开。这不是虚言“我以后多去看您”就能解脱的。现实的补偿虽然不能挽回事实，但却属应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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