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共乐 | 中华文明及其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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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思想深刻、内容丰富,至少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道理:其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各民族交融汇聚的结果。其二,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其三,各民族之所以能够交融汇聚,并且成为一体,原因就在“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以及“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其四,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使中华文明根深叶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文力图用中西比较的视角,来考察中华文明、阐释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深厚的根基。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上看,中华文明具有文化根系发达、多源汇流、多元交融、开放包容等特点,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革新能力,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至今仍充满活力的原生文明。

中华文明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华文明产生以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已经创造了无数风格独特、与众不同的文化。据统计,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1949年前约有百余处,到1985年就达7000多处,到20世纪90年代则有10000多处。它们散布于全国各地。众多史前文化要素的聚合、重组,催生了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不是无根之物,也不是外来之文化。“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奠定了中华文明厚实的发展基础。良渚先民开启的文明之光,夏、商、西周的连续发展,尤其是春秋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第一次将中华文明推向新的高度。属于同一时间段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虽然也有发达的城市和丰富的印章文字,但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灭亡了。灭亡的原因不明。稍后发展起来的位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和巴尔干地区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同样有城市建筑,有线型文字A和线型文字B,但最后也分别于公元前15世纪末和公元前12世纪灭亡了。

图1 良渚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编著：《良渚考古八十年》)

中华文明不但在青铜时代没有中断而且还产生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思想经典,创造了特色鲜明的礼乐文化。之后,经过战国秦汉的分合,各族间的人文凝聚,中华文明又在多民族的多元交融中继续前行。不过,世界上其他的几大原生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的文明,虽然都存在了3000年左右,但还是在外族的多次入侵下逐渐消失了。后起的位于巴尔干地区希腊人各城邦的政治文明也在外族的打击下消亡了。

众所周知,强盛的罗马与两汉都是同时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各自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即:北方诸多民族的侵袭,但最后发展的结果却是:中华文明走出了困境,而西罗马帝国的文明则走向了灭亡。此后,从隋唐气象、宋元之治,一直到明清之际,中华文明始终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传承、融合、发展,并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在长期的生产与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立足于探寻人的创造智慧,以人为本,以史为师,以史为鉴,创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连续考察人之行为、思考人之得失的知识、文化体系,给中华文明赋予了鲜明的史鉴自觉与强烈的使命意识。中华民族是有国家历史观的民族。

罗马大文豪西塞罗曾明确指出:“历史是时代之见证,真理之光辉,记忆之赓续,生活之导师,往事之信使。”历史上,走过蒙昧、走出野蛮、走进文明的民族很多,但有文明并不意味着就会有研究人类行为、固定民族品格的历史学。历史学的产生需要有众多主、客观的条件。“因为‘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考古证明,两河流域与埃及是世界上最先迎来文明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创造了人类早期的辉煌,但就是没有产生历史学。古代的印度也一样。它有文明但就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没有记述历史的能力”。在古代,只有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创造了与人的行为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学。但古希腊的历史学主要涉及当代史视野下的专题史。战争是史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古罗马的历史学虽有通史之体例,但纪年各异,仅为个人之撰述。

众所周知,历史是产生经验的基础。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梁启超直言:“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竺可桢也认为:“中国古代最有科学性的还是史学,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所以春秋时代崔子弑齐君,齐国太史就直书不讳,结果接连被杀者三,各国太史统要跑到齐国去写崔杼弑其君,崔子才没法只可承认。这种精神却与科学精神相同,即后世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温公都是良好的史学家。所以中国别的科学不行,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贡献。”

在古代中国,史学显然是第一大学问。中国的史学家秉笔记事,为赓续中华文明不遗余力。从殷朝留下的有册有典的甲骨卜辞到金器铭刻,从《尚书》、《春秋》到由历代史家编撰的《二十四史》,这些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成果。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坦言:“无可否认,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书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感叹:“(中国)这个民族拥有自远古以来至少长达5千年前后相连、排列有序、有据可查的历史,记述详尽准确,与希腊史和罗马史不一样,它更为翔实可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部连续翔实的古老历史。”连续不断的史著把中国的文明成就牢牢地留在文献里、留在人类的记忆里。中国有保留人类记忆最好的组织,也有保留人类记忆最丰富的典籍。中国的历史与典籍既是守护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卫士”,同时也是引领后人开启未来事业的宝库,帮助后人从传承中前行,从发展中壮大。

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原生文明。“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只有新的文明因素增加进来,而没有甚么文明的因素分离出去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明。”应该说,在护卫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过程中,赓续不断的政治传统和传承不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传统史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优越、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文明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与活动舞台。中华文明既包含农耕文明的内涵,也有草原和海洋文明的要素,同时还有吸收内化了的外来文化,是多元汇聚的结果。

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大河流域常常是人类最佳的聚居地,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国家税源的主要来源地。世界上几大原生文明基本上都产生于大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并为后世留下了一张非常珍贵的波斯帝国的税单。在这张税单里,我们能够发现大流士一世时期波斯帝国全国税收的年总额约为14560塔兰特,而印度河流域所缴的税是4860塔兰特左右;两河地区缴纳的税收是2000塔兰特左右;古代埃及所缴的税是700塔兰特左右。这几大河流域恰好是催生古代埃及、两河以及印度河三大原生文明的中心。它们的征税额约为7560塔兰特,占波斯帝国总税额的一半以上。大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中华文明也诞生于黄河与长江等大河流域。这里“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非常便于中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非常便于各不同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学习与整合;常便于凝聚、组合成经济上有联系、文化上有认同、人数上占明显优势的核心民族。中国大河流域土地之广袤、生态之多元、气候之适宜皆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平原。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耕舞台培育了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强大磁性又为这一舞台增添了许多新的力量。因为中国的自然条件东、南以海为界,北为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西高而东低,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平原地区发展比向外发展要便利得多。从历史上看,内聚是主要趋势。周边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踏进以中原为中心的农耕区,就会被农耕文化吸引,迟早都会融入汉族之中。到西汉末年,汉朝的核心民族——汉族已有近6000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族群。西汉末年的人口数与同期罗马人口数差不多。但汉朝与罗马的人口结构却有明显不同。罗马的核心民族人数较少,始终在600万左右,约占整个帝国居民数的1/10,而汉朝刚好相反。早在19世纪,黑格尔曾自豪地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区。“号称历史上光芒的焦点的希腊便是在这里。在叙利亚则有耶路撒冷——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中心点。它的东南部则有麦加和麦地那,乃是回回教徒信仰的摇篮地。迤西则有特尔斐和雅典,更西则有罗马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也在地中海上。所以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像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地中海确有成就黑格尔所说的地区和国家发展之效,但也有限制它们做强做久之实。黑格尔上面所提到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国家,大多都缺少长时段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历史表明:地中海没有形成长时段汇聚众多文明的力量。与地中海世界不同,中华文明则因扎根广阔的中华大地而传承数千年绵亘不绝。

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确实,中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在政治上更具有统一的智慧,在文化上更具有尊重共同性和包容差异性的特点。

以“形”、“意”为主,同时又与各地方言相适应的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既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载体,也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传递文明的基础性工具。汉字的整个演变过程连贯通畅,有发展之常,也有开放吸纳之变。汉字把中华各民族紧密相联,把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历史、文学等播至四方,传至当下。以文化人,以文启智。中国人通过“书同文”把原本分散的多元汇聚成了一个整体。汉字使中华文明的传承变成了事实,使中华文明有了可持可久的力量。

在汇聚多元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世界上存在过的另一强国罗马相比,中国的圣贤建立了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励精图治,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等以“修身”和“自强”为重点的“自律”文化。罗马很显然缺乏像孔夫子那样重视“自律”文化的建设者。罗马也缺乏传播道德思想的传道者。当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的时候,罗马人因缺少道德建设而失去了精神上的活力。他们可以做到“胜人者有力”,但不能做到“自胜者强”。为了满足精神上的空虚,罗马人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竞技场上,醉生梦死。到帝国晚期,罗马已经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民族,罗马的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相反,中华文明却因为建立了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体系,所以,无论是遇到逆境还是顺境,都能严肃对待,认真处置。罗马之所以抛弃罗马,中华之所以还是选择了中华,其奥秘应该皆与其文化有关。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奋斗过程中,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不但涌现出无数杰出人物,而且以善于发明闻名于世,创造了众多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这样说过:“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英国学者李约瑟坦言:“在公元后最初的14个世纪里,中国传给了欧洲极为丰富的发现和发明,而西方在接受这些发现和发明时往往并不清楚它们源于何地。”其中,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就是中国人的创造性发明,是16、17世纪的西方学者证明“我们的时代”比“过去”进步的重要武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之所以重大,是因为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但改变了人类的习俗,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从而预告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指南针把“长途航行、横穿整个地球,把殖民送去另一个世界”变成了现实。“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就对人类的作用而言,造纸术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巨大。著名的科学史家钱存训曾在系统研究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历史后,这样写道:“古代世界的所有产品之中,论意义很少有比得上中国发明的纸张和印刷术的。两者都对世界文明的形成起过深刻的作用,对各处广大人民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产生过久远的影响。纸张被证明是表达人类思想的最令人满意的书写材料,而如果再加上印刷术,一个人的思想就能飞越时空的鸿沟传播给大众。总之,印刷出来的信息使人类思想的知识模式产生了变革,而纸张又为传播思想提供了最经济最方便的手段。当然,除了书写、出版之外,纸张还有别的用途,它已经深入古今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虽说近年来有了传播信息的其它媒介,但纸墨印刷的独特结合,仍然是根本、永久、轻便、也许是当今最廉价易得的信息传播方法。”纸张和印刷术不但改变了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模式,同时也对世界新的知识格局的形成贡献巨大。

历史一次次证明,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民族,而且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量。正如美国学者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所言:“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削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美洲,因而使全世界、而不再是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种以及其他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

由张骞“凿空”开启的“丝绸之路”同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历史资料表明:能吐丝的蚕原产于中国。很晚以后,蚕才与织造丝绸的技术一道传入波斯。这种丝绸即使到查士丁尼时代还很稀有,所以从前欧洲丝绸的价格等于黄金。“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和大秦(罗马),使其成为当地贵族和民众争相抢购和消费的对象。“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常常出现“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的现象。历史表明:“丝绸之路”既是通商之路,但更是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和互鉴之路。许多物品、技术、思想和学术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或来到中国的。“丝绸之路”源自中国,但惠及世界。

应该说,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曾对中国的科技发明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作过大量的阐述。他坦承:“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期间,中国人在技术方面占据着非常支配的地位。”“古代和中世纪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工匠对世界的贡献远比亚历山大里亚的力学家和能说会道的理论家多得多。”至于其他方面的贡献,因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近代以后,中国落伍了。面对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中国的仁人志士以各种途径救亡图存,但都没有成功。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改变了人类行进的步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但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更使中国人民赶上了时代的潮流,逐步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中,始终坚持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华文明添新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相结合,创造性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中国经验。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文明将以更多的成果惠及人类,奉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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