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袁崇焕，好人？坏人？
长崎事件，前十年与后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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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读书时，家母对我教训至今记得的，是两句话：
其一，男子汉，志在四方。其二，文士不出门，知天下事。
第一句话，是我少年恋家，假期不爱出门，尤其不爱出远门，家母为逐我远游开眼，多用这句话激励。
第二句话，是我读书时过于迷信大家原作，想当然奉前人、名人语录为圣典、经典，往往每到一处必撰写讴歌前人、名人类散笔。
由此，家母为鼓励我独立思考，多用这句话培育我的自信。
其实，这两句话，一是出门，二是不出门，原本左右冲突——突然一日恍然大悟，如果眼光不局限在平面、片面，才能够知道原来世上并没有绝对矛盾一说。
黑、白，并非对立。黑、白之间也有太多可以选择，可以调和的颜色。
可见，我们的世界，并没有完全的好人和坏人。
袁崇焕亦然。
记述、评价袁崇焕的书籍、文章诸多。爱之，言之凿凿，顶礼膜拜；恨之，真凭实据，愤然怒叱。
历史，毕竟是研究往事的学科。然而，往事却又承载着现代人对未来的独立、理性的思考。无疑，要以全面、真实、科学的垄断姿态，全面解读袁崇焕其人其事，无疑装神踏水。
明清变革是历史上最为动荡、惨烈的大事件。
袁崇焕正是这一大事件的一页典型的、醒目的书签。
袁崇焕的境遇看似不过是个人的境遇。然而，袁崇焕其人其事的周围，却又有太多的明廷、后金更多的诸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天启帝、崇祯帝、魏忠贤、徐光启、熊庭弼、孙承宗、毛文龙、赵率教、祖大寿、洪承畴、范文程等等其他人物，以及他们其人其事。
如此众多的其人其事相互纠缠，再与明、清两国其他政治、军事、经济活动、现象等等错综复杂配置着，这才共同构建那段惨烈历史大变革的局部。
没有努尔哈赤后金的崛起，自然没有明廷在辽东的强烈反弹。没有明廷对辽东的强硬决策，“守辽”名将们自然没有以激进方式去爱国的机会。
——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凝聚在以东林书院为核心出现的明廷东林党，当真那么正派，或者那么不肖？
不好便坏，可好可坏；非黑即白，可白可黑。
这是最为简单，也是最为醉人、最为普及的成年人认知模式。
思维受此长期训练，万事万物，以此指点，提点往事，如是美颜相机随心所欲拍摄自己最心爱的自拍。
历史给出了答案：当年的东林党与阉党，正是打烂明帝国这艘破船的两大艄公。
可是，逻辑上去看，当时两者同属帝国决策高层，都在船上，他们又何尝希望明帝国这艘破船最后翻船？
船，还是翻了。
徐光启，天主教徒，是中国历史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极力建议引进了葡萄牙前装滑膛加农炮，即红夷大炮。
明末，葡萄牙以澳门为根据地对华经商，获利颇丰，对沿海地区传教也较为顺利。所以，在徐光启的斡旋下，澳门的葡萄牙人对明帝国辽东战事予以大力支持。
红夷大炮大批进口、列装现役，大大提升了明帝国辽东边防军战力。
这也是谙熟大炮威力的袁崇焕在了解欧洲要塞防御战术后，敢于夸口平定辽东战事的由来。
袁崇焕是守辽战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崇祯帝果断清除阉党“拨乱反正”，无疑是全面推行守辽战略的最高决策者。
在1626年天启六年宁远会战，1627年天启七年锦宁会战两场会战中，袁崇焕指挥明帝国辽东边防军经过激战，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击退后金劲旅攻势赢得惨胜。
两次会战战后，明廷耗银费时苦心修筑的辽东战略防线，除却宁远、锦州凭城坚炮利得以保全之外，其他关外20座大小堡垒、要塞，均在后金攻势中全部失去。
战损之惨重，无数军民丧生之外，还有未及坚壁清野的数以百万两白银计算的军火、粮食等等。
正是这两次惨胜，使得满怀雄心的崇祯帝和袁崇焕对辽东战事，似乎不再报以热切的幻想。
可是，背负着朝野乐观、热切的舆论和面子，一旦回归残酷现实，守辽战略也就开始激化着崇祯帝与袁崇焕的分歧加剧。
当初，为支持袁崇焕守辽战略，崇祯帝以银粮不受核，不派监臣，不设上限，授予袁崇焕尚方宝剑自专等几无底线的支持。
可是，等到己巳之变后，袁崇焕被杀时，却有一条“以市米则资盗”大罪。
崇祯帝上位不久，因为明廷国库长期以收入半数以上耗费漫无止境的守辽国策，财政危机已经开始撼动崇祯帝的权威和帝国的根基。
——这时，刚烈的袁崇焕在同样刚烈的崇祯帝眼里，已是罪人。
宁远会战和年锦宁会战两次惨胜，铸就了明帝国黯淡岁月最后的浮夸和光荣。没有人再敢于提出弃辽，和谈。即便皇帝也不敢。
而这时，袁崇焕正主动、积极寻求与后金和谈。
辽东战事，蒙古、朝鲜是整体战略上最为重要的一环。
蒙古穿插两国之间，态度暧昧，往来取巧。战略上，袁崇焕对蒙古以粮食周济、交谊，无非与后金竞力，急于进行拉拢。
在皮岛毛文龙希望乘乱征服朝鲜，而在两次惨胜后的袁崇焕看来，毛文龙征服朝鲜的企图无疑是更激进的冒险。
后人对袁崇焕杀毛文龙褒贬不一。
客观看史，毛文龙在明末确实是乱世辽东的枭雄。他和他的东江军、皮岛基地对后金、蒙古、朝鲜各方，都极具战略震慑。
然而，他也可能是史上正统王朝唯一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审判程序，而被尚方宝剑斩首的正一品高级将领。
死得非常窝囊。
袁崇焕作为辽东统帅，既然经过实战教训，决意不再维持进取的战略。那么，在明廷、皇帝、朝野的正义舆论压力下，对麾下方面军主官跃跃欲试的冒险创意，自然会采取决绝的处置。
由此，可见袁崇焕执意要杀毛文龙，是他对辽东态势重新评估后，确实感到进退两难。
现在，站在道德、私利角度，评论袁崇焕出让、出售军资给蒙古，以及袁崇焕杀毛文龙，都会有多种立得住脚的说法。
然而，如是站在当年袁崇焕本人的辽东战略态度上，对蒙古态度或者他杀毛文龙，犹如崇祯帝杀他。
在有苦难言的懊悔中，他们都想纠错。
可惜，杀的时候，都以道德和正义绑架舆论举起屠刀，希望手起刀落得到纠错。
等到杀完之后，碍于帝国朝野舆论和面子，最后失去了历史留给他们的纠错机会。
传统意义上的纠错，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己发现自己纠错。一种是自己无法发现而只能由别人为自己纠错。
帝王将相如此，平常百姓何尝不是如此？
遗憾的是，黑、白，并非对立，黑、白之间存在有太多颜色。
由弃辽，到守辽，再由坚定守辽，到弃守两难。明帝国也好，皇帝和袁崇焕也好，面对辽东不断崛起的大敌，却最终纠缠在非黑即白，又黑又白的内部纷争中，最终，不断被自己塑造的对手殴打，只得步入崩溃。
死的人，死得悲壮，杀的人，杀得堂皇。
三百余年历史一闪而过，可是，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
不好便坏，可好可坏；非黑即白，可白可黑，只不过一厢情愿的想法。
重温历史，当年的明帝国也好，崇祯帝和袁崇焕也罢，胜败存亡，本质无非为一个是非的执念。
后记：袁崇焕和明清战争随话，将陆续更新。希望朋友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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