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由满清逊帝到执政
伪满洲国“开国”典礼。
1925年，在逊帝溥仪被逐紫禁城之后，中国政局更为迷乱。
是年，元旦，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北京，不久去世。
这时，国党黄埔党军初步成型，广州政府各大山头派系争夺，南方也处于革命与权力江兴暴力整合的前夜。
5月，五卅血案爆发，民间仇日情绪高涨，余波缭绕延至深秋。
——这一事件充分备注了当时的日俄两国，为满蒙问题，分歧日益加大。
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发表反奉宣言，在滦州起兵。
12月，郭松龄兵败身亡。
几乎同期，冯玉祥国民军急速膨胀到达巅峰，却因联合苏联而遭国内军政各界反对，被迫移交兵权，通电下野，前往苏联旅行。
1925年的冬天，北国，风雪漫天。
由直奉战争到国奉战争，硝烟散去，大地疲惫，城野寂静。
南方，阳光明媚，新的革命风潮正在酝酿。
因为冯玉祥通电下野，载沣、绍英、陈宝琛、朱益藩、庄士敦等人和清室自然看到重返紫禁城一线希望。
他们四面奔走，试图恢复被冯玉祥、黄郛等力主废除的清室优待条件。
——当年，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清廷皇室三方磋商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通电国内、国际：
1、皇帝尊号不废，中华民国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2、岁用400万两（元），由中华民国拨付。
3、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
4、宗庙陵寝奉祀不绝，由中华民国设卫兵保护。
5、正在施工的德宗（即光绪）陵寝工程及奉安典礼照旧，费用由中华民国承担。
6、宫内人员可继续留用，惟以后不可再招阉人。
7、皇帝辞位之后，皇室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8、皇宫禁卫军归入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员额俸饷如旧。
就此条款8条而言，尤以参照第1条再看冯玉祥、黄郛等人驱逐溥仪出宫，最是霸道。
既然法律明文认可中华民国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再以历史文献无效，而新颁布条文废黜外国君主之礼，恰如曾经两次组阁的前民国总理唐绍仪入骨三分的评论：
冯玉祥以武力强迫无力的清帝出宫，是恃强凌弱，这已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当然，到底是道德问题，或是法律、契约问题，人们站位不同，看法自然各异。
既然说到或是法律、契约问题，就得顺便再提1917年6月下旬张勋复辟旧事。
当年，段祺瑞策划武力推翻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则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
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借调解府院之争，率兵入京，扶持逊帝溥仪重新登基复辟。
——史称张勋复辟。
人们由此纷议，张勋复辟，可谓溥仪和满清皇室违约在先，因而冯玉祥和黄郛后来驱逐溥仪纯属以牙还牙，绝无不妥。
然而，张勋当年复辟，毕竟是以民国安徽督军之官身，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国的军队闯入紫禁城进行的复辟。
复辟期间，鼓噪最为活跃的衮衮诸公更是多有民国军政背景。
其中，王士珍曾为民国陆军部长、总参谋长和政府总理，梁敦彦曾为民国交通总长，张镇芳则为民国河南都督。
如此一来，其间内幕如何说清？
何况，当年溥仪不过年仅11岁的儿童。
显然，如无溥仪和清室策动、勾结张勋复辟的真凭实据，而仅以民国高官张勋带兵进京，武力复辟的旧事来指正满清逊帝和皇室违约在先，显然无法在法理上服众。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法律精神、契约精神的深入人心，均是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培育、普及的过程。
当年，信誓旦旦革故鼎新的民国之约，民国之法，如是连溥仪这样的顶层人物都无法践行、恪守，那么，如是对四万万芸芸众生，又该如何？
显然，冯玉祥、黄郛等人以武力、暴力、强权联手逼宫、驱逐溥仪这一事件，无形间，既撕裂了当时国人对民国的认识，也奠定了后来民国连年军阀混战的政治生态基调。
1926年3月18日，冯玉祥麾下五虎，第22旅旅长，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下令向北京散步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
舆论大哗，段祺瑞及其执政府顿然背上黑锅。
这一事件干净利落在法理上断绝了北洋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随着段祺瑞的下台，南方革命党人新组国民政府渐成势力，国党独大，中国宪政进程随之戛然而止。
伪满洲国军里面的中国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
可见，冯玉祥和鹿钟麟在当年，确为了不起的厉害人物。
乱局越乱，南方北伐军、冯玉祥国民军和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混战连年，眼看着回宫勿忘，溥仪懊恼、失望不已：
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待条件。
出宫之后，年近20岁的溥仪掉落凡尘。
当时，溥仪被驱逐出宫，前后整理细软家私不过40分钟，乘坐的也是鹿钟麟指派专车。溥仪连同后妃婉容、文绣，以及绍英等人，不过三辆汽车，装载有限。
等到了什刹海载沣醇亲王府旧邸，溥仪也就不得不过上相对拮据的生活。
相传，最紧张的时节，溥仪每日与后妃仅用四元。
确实寒酸得紧。
不过，当时支持冯玉祥、黄郛等革命行动的文人们还是认为，溥仪曾经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分批盗运出宫。颇有资财。
在后来迁居天津，溥仪行李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
不过，溥仪在醇亲王府旧邸收拾旧物，以及出宫后受遗老遗少们的孝敬，张罗出七八十口大木箱的行李，其实不算是意外。
当年类似新闻和现在类似考古，都挡住了历史的裙边。
历史的意外，总是如此活色生香。
当时，驱逐溥仪出宫，冯玉祥、鹿钟麟等人曾经大肆搜刮紫禁城藏品、物什，多有以物抵偿军队购买军火武器等款项。
——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驱逐溥仪出宫当年，即鸟枪换炮，扩编部队，兴办军校，空前膨胀。
如此这般，冯玉祥固然靠的是苏联的支持，然而，很大程度上，国民军查抄紫禁城得到财富后来是否用于扩军，目前，尚找不到证据证实。
冯玉祥之所以驱逐溥仪，说到底，很大程度，还是因为贪财。
如是以1928年横空出世，无人不知的东陵大盗孙殿英与冯玉祥、鹿钟麟相比，就胡吃海喝满清王室的文物珠宝而言，孙殿英不过虚名在外而已。
二者之间区别在于，冯玉祥、鹿钟麟踹的是门，孙殿英刨的是坟。
孙殿英刨坟，尤其刺激逊帝溥仪和满清皇室。
1928年春夏，北伐军将领孙殿英率部驱逐原奉军马福田部，控制满清东陵。
伪满洲皇帝溥仪。
随后，在河北省遵化县，孙殿英下令对乾隆皇帝的裕陵，慈禧太后的定陵实施盗陵。
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军事犯罪。
事后，孙殿英颠三倒四自认位明朝重臣孙承宗后裔，以为祖宗复仇而自证清白。然而，就算再多传说也无法遮挡一个史实，当年，孙承宗以76岁高龄，率领门人家人坚守高阳城，宁死不降清军。
后来，血战城破，孙承宗阖家被俘。
多尔衮亲自劝降，孙承宗宁死不降，与家族子、侄、孙辈等近百人慷慨赴死。其中，七个儿子中的五个、十五个孙子中的六个，以及其他侄孙辈等数十人或战死或遭屠杀，可谓悲壮惨烈、英勇盖世。
不过，孙承宗和孙氏满门英烈，与民国盗墓的孙殿英确实没什么关联。
孙殿英自认孙承宗后裔一说，出自盗墓案发，群情汹涌之下。
除却孙殿英自己一面之词，截至目前，尚无没任何资料和文献，可以证实。
东陵案发，瞬间闹大。
——难说孙殿英动手之前，没有参考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经验。不过，孙殿英既没有冯玉祥权势，更没有冯玉祥运气。
当年，北京上海等各地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纷纷报道，举国上下一阵臭骂。
然而，正值军阀混战乱世，这件丑闻久拖之下被束之高阁，最后，再无下文。
溥仪极为怨恨，认为是比驱逐他离开紫禁城更难受的事情。因而，他发誓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举目四望，溥仪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日本人的身上。
出宫次年，眼看北京局势动荡不安，革命风潮波澜壮阔，溥仪胆怯之下，离开了醇亲王府旧邸，先投日本公使馆，然后转往天津日租界生活七年。
与亲苏的冯玉祥做法相反，在远东与苏联历来针锋相对的日本在闻讯溥仪来到天津，立即致电天津日本公使馆：
宣统帝愿意继续居住在北京附近乃是上策，选定天津租界为永久之地，尤为可取。
必须设法使皇帝暂留日本租界。
当时，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觐见溥仪，即以他和日本政府都很愿意帮助宣统帝，并妥善安排宣统帝的起居，以向溥仪输诚。
为羁縻溥仪，日本人处处以皇帝礼仪对待溥仪。
抗战前夜的满洲伪军。
日本本土高官访华抵津，或者平津日本高官走动，均以觐见外国元首礼节拜访溥仪。日本人尤其在安排溥仪接待日本侨民，参观日侨小学，检阅日本驻军方面，组织日本群众动辄高呼皇帝万岁，使得溥仪备受感动，涕泪交加。
一方，在推。
一方，在拉。
如此这般，时间一晃，到了1932年。
在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三省之后，日本备受国际社会谴责，急于善后东北，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先后起草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殖民计划。
最后，日本外务省策划建立溥仪为元首的伪满洲五族共和体制的国家的方案浮出水面。
溥仪行情看涨。
彼时，奉天市临时市长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赶往天津说项。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劝阻溥仪陷足东北，也派出专使前往天津。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为此提出恢复被冯玉祥废除的《清室优待条件》，如保全皇帝尊号，每年照付优待费等。为取信溥仪，南京方面甚至提出在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清等方面，可由外国银行作保。
然而，当年懵懂幼儿，此刻已经为热血涌头，大脑发热的青年。
溥仪以废除《清室优待条件》，被驱逐紫禁城，以及孙殿英东陵盗墓两件往事，非常遗憾地拒绝了南京政府的诚意，也将中国历史推向了一个弯道：
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专门欺软怕硬，因为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
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
1931年11月10日，由日军武装警卫，溥仪由天津潜往东北长春。
1932年3月1日，溥仪就任执政，建立伪满洲国。
1934年，改国号为伪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改元康德。
在登基后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摇身一变，在日本人扶持下，溥仪成为远东的强人。
就此，伪满洲帝国与苏联人扶持建立的蒙古国，便成为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各种款式革命之后的客观结果。
满蒙悬案看似尘埃落定，然而，远东局势日趋紧张。
伪满洲国军在满蒙边境巡逻。
1936年2月24日的美国的《时代周刊》，刊物上，日本的天皇，苏联的斯大林，以及蒋介石与溥仪等四人的肖像并列于封面。
杂志认为，远东的这四大元首，将是解决当时所谓远东危机的关键人物。
这时，相聚远东抗战爆发，不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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