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来长期低迷发展的中医近年来呈现出复兴的态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中医的学科合法性，牵涉发轫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科学元叙事，以及中国人或自卑或自信的文化心态，两者在不同时期发生深刻的变迁，合力导致了中医一波三折的发展之路。近年来的中医复兴态势是文化自信、学科合法性重建、社会瞩目的中医实践凸显疗效三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复兴的态势初现，但借助西方关于科学元叙事的反思重建中医学科合法性，根基仍不牢固，需要未来进一步探索建设更为有力的合法性话语。
作者简介：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曹馨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课题“新型城市化中的社会矛盾与治理创新”（项目编号：16JJD840014）的阶段性成果。
近代以来，中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民国时期，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案》险些被通过并施行，本世纪初，张功耀等人更是多次发表相关观点，主张“废医验药”、“彻底告别不科学的中医中药”。然而，近十余年，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医似乎呈现出复兴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展中医药作出重要批示， 2016年《中医药法》颁布，2019年六所中医药大学入选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而在此之前，985、211大学中几乎看不到中医药院校的身影。此外，中医医院的从业人员数、收入逐年攀升，有数据显示，2011至2018仅仅七年时间，综合医院(主要是西医)与中医医院(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从业人员数量比从5．19降到4．58，医疗收入比从6．22降至5．42。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在抗疫中发挥的作用，中医药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在全社会受到热议和推崇。为什么长期低迷发展的中医在近年来呈现出复兴态势？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一个讨论中医发展的新框架
关于中医新近的复兴态势，学界的分析暂付阙如，现有的研究集中主要关注中医被规训的历史阶段，即中医的地位为何在近代骤然呈断崖式下跌趋势，以及为何后来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重视发展，但始终无法摆脱被西医化的倾向。众多研究中有一种角度是关注中医受到的科学话语的质疑与钳制。例如，赖立里深入分析了“科学”概念进入到汉语话语后发生的本地化，指出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这导致中医在不同时期的境况有所不同：民国时期，中医被“科学化”规训。新中国成立后，对实践的强调以及“为人民服务”成为科学的显著特征，这种在当时意识形态斗争下具有鲜明反西方特征的科学观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依据。然而，由于无法从根本上脱离西方的科学定义，当时的国家政府在认可中医本质上的科学性、大力发展中医的基础上，强调以西医研究中医、充分发掘中医的科学性。如今，全球受经济发展的主导目标驱动，科学与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使“科学”回归至全球普世的定义，中医与科学也再次被置于自我－他者的分离架构之上。另一种研究视角则指出，中医的波折发展始终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紧密相关。例如，杨念群指出，中医在民国时期被排斥在卫生行政体系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唯有以改造群体体魄为基本职能的“社会医学”才能实现保国、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而中医是个体化诊疗的“个体医学”。张爱华、岳少华认为，民国时期否定中医、推崇西医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现代化的途径挽救民族危亡、重新建立民族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则转换成了另一种方式——利用传统凸显民族性，并将传统与现代对接，中医力量因此在“在地化训练”、“科学化”的同时得到了充分重视；此外，充分整合民间传统医疗资源的赤脚医生是贫下中农利益的代表，能够作为典型，将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到基层社会，提高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胡宜则认为，民国时期，西医的群体预防便于国家力量通过公医制度渗透到民众生活，西医也能规训守纪律的病人，因此在塑造“国民”的目标下，西医得到了推崇，中医则受到排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希望将“国民”再造为“人民”，通过敌我划分将人民的力量聚集起来建设新民族国家，因此必然充分利用传统中医的力量，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但是，一方面，它们没有涉及到新近的中医复兴态势；另一方面，细究起来，它们也存在一定的解释局限性。科学观的变化使中医在不同时期境遇不同，但为何在全球受经济发展目标驱使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后那种既强调实践、“为人民服务”又能兼容西方色彩的“中间道路”的科学观的传统没有延续下来？在注重经济实效的时代难道不更应该充分利用乡村传统医疗资源实现最有效率的医疗？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角度出发对中医发展的讨论则没有回答，为何“民族性”在不同时期的实现途径是不同的，分别指向现代化与重视传统文化？为何新中国成立后重视解决广大乡村居民的医疗需求、保障人民主体地位，采取了充分利用乡村传统医疗资源的方式，而不是像民国时期陈志潜在定县、燕京大学在清河镇那样试图在农村建设以西医为内容的医疗体系？现有研究留下的这些困惑促使我们对中医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再回顾、再探索，以期揭示出其中的本质逻辑，并理解如今中医的复兴态势。我们认为，首先，中医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尤其是作为一门专业的学科，必须解决学科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legitimacy)最初由韦伯在讨论权威类型时提出，是一种广义的合法性，指统治关系的“正当性”；狭义上的合法性则指“合法律性”(legality)，即人的行为符合具体的法律规范。本文中“学科合法性”的含义是狭义合法性含义的引申，与“法律”无涉，但是要求学科必须符合一套特定的原则和规范。“科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衡量各种知识、各个学科合法性的尺度，但由于现有研究存在一定解释局限，因此本文将对近代以来“科学”地位和内容的变化、中医学科合法性的变化进行再分析。此外，正如以往讨论对中医“民族性”的关注，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对待中医的态度必然与国人的一般性的、基本性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对自身的文化是自信、自卑还是自负，会影响我们对中医的态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以何种标准来评判中医合法性。甚至可以说，哪怕对中医缺乏专业的、深入的了解，这种文化心态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医的学科合法性和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在不同时期发生深刻的变迁，两者的变迁是不同步的，但始终以合力作用于中医的发展境况，导致了中医一波三折的发展之路。以上是本文分析和讨论的基本框架。
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 ：
走上被规训之路的中医
16世纪，西医开始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当时，凭借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精神文明、强盛的国力，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自命为“天朝上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优越感。明清之际的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是吸纳。方以智首倡“中西医汇通”，认为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之后的金声、王清任、王学权、王宏翰等人，均以西方的解剖学补中医《内经》的不足。184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人从“天朝大国”的幻梦中惊醒，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器物和科技。在医疗领域，中西医汇通的声音明显增多，然而，直至甲午战争前，相较于西医，中医仍被中国人放在明显的优势地位，“中体西用”。正如罗志田所言，“中国文化界那种传统的心理上的否定倾向，即不承认别的国家在科学和文化上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能和自己民族高度发展的文化相比的观念，始终在中医界占着统治地位”，尽管历史的警钟已经敲响，但此时中国几千年天朝大国的文化优越感尚未完全消逝，这在对待中西医的态度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然而，随着在几次抵御外侮的战争中节节败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感、优越感逐渐消逝，文化失败感、自卑感开始广泛蔓延。甲午战争完败于蕞尔小国之后，谭嗣同痛陈：“中国举事著著落后，浸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是以陵迟至有今日。”一方面，对西方的效仿和学习由器物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主张改革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国人开始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形成了反传统思潮，中国前现代文化的核心元素 ，诸如三纲五常、礼教、圣贤、儒学、家族主义、法古等，均在晚清受到激烈的抨击。这种反传统、西化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时达到了高潮。文化心态的整体变迁自然会波及、体现到医学领域。甲午战争战败后，中西医的天平开始向西医倾斜。到了民国时期，政府认为唯有模仿西方、建立起以西医为内容的群体预防制度才能保种强国，从而排斥中医甚至险些废止中医。这一时期，不仅文化心态的变迁使中医失去发展空间，西方16世纪的科学革命确立起的科学原则和方法作为衡量知识的标准，传入中国，也全面摧毁了中医的学科合法性。科学，根据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的洞见，深深地牵涉于元叙事。元叙事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完满的设想，具有合法化功能，通过预期实现，“它们把社会和政治制度与实践、立法形式、道德、思想形式和象征体系合法化”，也就是说，任何知识只有符合元叙事才具有合法性。西方启蒙运动形成了两种元叙事：一种是黑格尔思辨理性叙事，认为“思辨理性”作为一种“生命”不断发展，最终达到“生命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试图穷尽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另一种是自由解放叙事，认为人类终将把自己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获得自由。可以说，前者是“求真”的叙事，后者是“求善”的叙事。科学，设定了一套关于知识的原则和规范，承诺以此产生的科学知识能够使人类理性进步、不断接近真理，科学知识带来的技术进步能够增进人类的控制力、福利和自由。因此，科学在两种元叙事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任何知识都要符合科学设定的规范和原则才具有合法性。在文化自卑、全盘西化的整体氛围中，中医必须接受“科学”尺度的衡量和评判，符合“元叙事”，被标榜为“科学”的西医则成为现实的、具体的比照物。科学在这一时期设定的原则和条件，就是知识理论要具有实证性。实证，就是以精确客观的实验观察为基础，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西医将人体层层解剖，凭借精密仪器能够观察到最细微的层次，由此进行大量实验，无疑是实证的。然而，中医却是超实证的。中医理论中的概念大多抽象，基础的阴阳五行概念更是哲学概念，这些概念缺乏精确的实质含义，模糊多义，不能达到经验观察层面，更别提进行严格客观的实验了，直觉思维、类比思维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被广泛运用。余云岫就以中医典籍《灵素·痈疽篇》为例，指出中医“风、寒、暑、湿、燥、火”的病原理论是荒谬的：“以今日知识绳之，……痈疽之生也，必先有细菌侵居于体中，……以显微镜检之，以培养基殖之，以动物实验之，可以目击，凿凿可据，非如寒邪之说之虚空荒唐，而不可捉摸也。”他还指出，中医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尽管能够以经验观察验证，但是却与西医解剖学呈现的结果不符，是错误的。以科学的标准、西医的发现比照中医、批评中医、否定中医的声音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此伏彼起，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傅斯年等都曾直接斥中医为巫术、玄学。可以说，中医成为吉尔茨口中与现代科学相对的“地方性知识”，沦入“失语”的境地，全面丧失了学科合法性。哪怕是从疗效、成本、民间信仰、民生等方面为中医抗辩的人，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医不科学、学科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主张用西医的手段和方法研究和改造中医，形成以恽铁樵、杜亚泉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派，以陆渊雷、潭次仲为代表的“中医科学化”派。两派都以向科学、西医靠拢为标准，“中医科学化”一派更加激进，甚至主张开展中医实验和中药药理研究，必须不能脱离“现代生数理化”的范围。总之，清末至整个民国时期，伴随着强烈的文化失败感，中医在科学话语下全面丧失了学科合法性，被否定、被排斥、被改造。一言蔽之，走上了被规训的道路。
三、新中国成立后重建学科
合法性的尝试与“中医热”
被贬抑、排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被纳入国家医药卫生体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1950年8月7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就形成了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方针，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此后，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尤其是轰轰烈烈的赤脚医生运动，切实有效地解决了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需求。为什么这一时期中医药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发展？我们认为，这与中国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成功建立新中国，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心态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在实践中探索并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立场、文化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对待马列主义存在严重的教条倾向，“城市中心论”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及时从中国国情出发，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及时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革命的实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不能迷信任何“范本”，必须形成从国情出发的基本文化立场。从国情出发，高度重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国情出发，也必然要求重视起过去一度被贬抑的中华传统文化。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群众熟知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事迹和人物，激发民族自尊心。中医作为有广泛基础的传统医疗，在革命战争环境艰苦、根据地又往往处于偏远农村、医药物资缺乏的情况下，被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利用起来，救死扶伤，发挥出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有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可以说，立足于国情，传统文化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就始终得到极大的重视。随着革命的不断推进，对于从国情出发、博采众长的基本文化立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相结合的文化形态，我们更加坚定、自信。在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新中国成立之际，这种文化自信终于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文化方针的提出和贯彻，都是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立场、文化自信的延续。其中，重视并自信于利用中国传统资源解决中国问题，无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动力。无论是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还是单纯为了解决乡村医疗需求，对中医的重视和使用都不能脱离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许多学者的研究注意到，这一时期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很多时候对传统文化包括中医造成了极大伤害。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不应该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自信混淆。对待传统文化，“批判性地继承”是未曾改变的基本态度，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利用好传统文化，只是在一段时间里由于误判，对传统文化过度“批判”、过度上纲上线了。在特殊的“文革”时期，许多老中医因其“封建性”受到迫害，但赤脚医生运动同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有效地缓解了乡村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基于文化自信，中医药得到了大力推广和运用。然而，中医仍需解决学科合法性问题。事实上，这一时期西方关于科学“求善”、“求真”的元叙事已经逐渐产生了诸多反思，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反思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对科学的元叙事地位发起了挑战。然而，恰逢中国十年“文革”，这些观点没有被及时传播到国内。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学界在讨论中医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时始终绕不开科学的实证性标准。一面是中医不符合科学的实证性标准，一面是从强烈的文化自信出发，中医切实地解决了医疗问题。这种充满矛盾性的局面最终使我们制定出一套“中间道路”的科学话语。首先，尝试建立起不同于西方的科学标准，使中医获得一定的学科合法性。具体来讲，就是从实践论和辩证法出发，认为中医本质上是科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几千年来的疗效就足以体现它的科学性；中医理论与矛盾论是一致的，阴阳平衡体现了矛盾统一的观点和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因人制宜体现了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把握，用药讲究君臣佐使体现了抓住主要矛盾的意识，中医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疗方式体现了整体观，而西医则存在片面性、表面性和机械性的问题。与此同时，本质上的科学性不代表形式上的科学性，因此依旧要以现代科学技术发掘、研究中医，最终使中医成为实证性的现代医学，并且与西医殊途同归，合而为一，形成祖国的“新医学”。这一时期，尽管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并不局限于用西医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中医，但是实际上还是基本使用西医的方法和理论，先后形成了“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总的来说，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传统文化自信，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得到了大力发展，并且在这种文化自信下试图通过重建科学的标准来重建中医的学科合法性。但是，这一时期谈论中医的学科合法性还是无法跳出科学的实证性标准，因而中医被研究、被改造、被规训的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四、改革开放后“重构中医理论”
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空前，国内出现大量西方反思科学元叙事的译文、译著。国内学界如梦方醒般发现，他们一直奉为圭皋的科学元叙事居然也会被人质疑，也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求真”的元叙事面临危机。科学试图确立一套“求真”的原则和规范，这种原则最初是“证实”，而后被波普尔于1959年《科学发现的逻辑》中系统阐述的“证伪”原则所替代。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要求从经验观察出发，不断修正理论。然而，科学哲学领域的历史学派，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消解了这两个科学原则达至绝对真理的必然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通过回顾科学史，指出任何观察以及对观察的解读，都受到技术和理论的限制，不存在纯粹客观、独立的观察和解读。因此，科学实际上就是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在不同的“范式”内不断奋斗。“范式”是指共有的范例，即一套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定律，不同范式从根本上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之间不可通约，且无优劣之分；也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客观的、真实的对自然界的陈述，只有无数多种彼此竞争的‘真理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量子力学、相对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对模糊性、不稳定性、非连续性、无序性有更多的强调，与强调精确性、连续性、稳定性、有序性的传统自然科学实际上就是不同范式的科学理论。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则更为激进，认为“怎么都行”，科学与非科学没有本质区别。在消解了绝对真理性的科学知识的同时，西方学者也敏锐地指出科学界所盛行的理论的社会建构性。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指出，简明性、精确性、广泛性等都是衡量理论的标准，但具体哪一种价值被放在首要和突出的位置，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其代表性的两个流派——强纲领和社会建构主义，分别强调了科学家经济、政治、宗教等利益对科学的影响，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争斗对科学的形塑。在医学领域也有许多突出的研究，例如，福柯著名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两本著作，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医学知识、疯癫内涵在不同时期的断裂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权力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西方的医学人类学讨论则直接跳出了“科学”与“信仰”的二分框架，以“文化相对论”的态度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医学，尤其是意义中心的解释取向，认为疾病经由解释活动方能被了解，每一种解释都在当地的历史、权力关系中彼此竞争。科学“求善”的元叙事也面临危机。科学承诺能够带领人类走向进步与解放，但事实上，人类却渐渐受到技术理性的奴役，丧失主体性、能动性，被“异化”了。早在19世纪马克思的著作中，相关思想就已经显现，20世纪30年代后，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本主义学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都对科技异化做出了进一步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斯宾格勒忧虑地断言，在技术社会中，异化表现为过度的技术理性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个性，世界的主人正沦为机器的奴隶。马尔库塞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正逐渐变成“单向度的社会”，人类也沦为“单向度的人”，只有物质生活而无精神生活。20世纪70、80年代，针对医学科学技术异化的反思思潮兴起，例如：化学合成药物严重的副作用导致药源性疾病，医疗充满不确定性；现代医学忽视患者自身的体验，忽视超出教科书和诊疗手册规定的活生生的人，过于关注通过逻辑实证和理性建构的冷冰冰的医学知识和数据，导致医患之间激烈的冲突、患者受损的社会功能得不到疗愈，等等。在反思的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考察了“非科学”(即不符合科学元叙事)疗愈形式的效用，如列维－斯特劳斯早在1949年《象征的效用》一文中，便谈到巴拿马境内库纳印第安人的萨满通过诵歌有效缓解一名分娩艰难的妇女的焦虑感的故事，他认为人的交流与治疗仪式、象征性的行为和语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影响人的身心，因此二分的理性与魔法或许并非泾渭分明。西方这些关于科学元叙事的反思，本应使我们对中医的学科合法性产生深刻的思考，以简单的证实或证伪的科学标准决定中医的合法性是否理所应当？然而，改革开放一直到本世纪初，这样的思考在中国学界几乎是缺席的。1980年代，我们的确对中医的学科合法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国外在科学领域和医学领域的前沿发现、新转向与中医的特点不谋而合，使我们对中医学科合法性的信心增加。具体来说，在科学领域，主要就是新兴的系统论，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与中医从整体上把握动态人体生命健康状况，具有一致性。在医学领域，西方已经不满足生物医学模式，提出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而中医正是对人体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全面观照；国外关于科学与人文走向分裂的反思，对湮没在仪器中的病人、物化的医患关系等诸多医学伦理问题进行的反思，使中医强调的“医乃仁术”的人文精神被发掘和重视起来；西方医学面临的新问题，包括化学合成药物副作用导致药源性疾病、对于非病非健康的亚健康状态无能为力等等，似乎都是强调天然、调养的中医大有可为之处。可以说，国外在科学领域和医学领域的这些前沿发展，正是科学元叙事面临危机的表现，是西方学者反思科学元叙事的现实出发点。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者的讨论对这些后现代思潮的回应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对科学作为衡量中医学科合法性标准的反思，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我们以西方科学、医学的方法和成果研究中医、改造中医的动力，以使中医更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甚至要重构中医理论。使中医“从一般文化中脱离，从自然哲学中脱离，建立起纯粹自然科学性质的生态医学理论新体系，这就是当前中医学研究的任务，也是中医学的前途”，谓之“中医现代化”。并且，这一时期尽管不乏以系统论、唯象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在系统层次上理解和阐释中医理论的研究，但对中医进行微观研究的主张和实践更多，理由是中医尽管具有系统论的性质，但与现代系统论有着明显的不同，现代系统论通过内部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考察整体，而中医始终缺少对内部结构的精准把握。这种微观研究使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尽管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这些针对中医碎片化的研究成果，无法统一成一个如阴阳五行理论一般的新理论，导致中医逐渐丧失主体性，西医的主体性、主导性地位反而更加坚固了。张功耀等人本世纪初对中医极端地否定，正是中医主体性陷入危机、以西医标准衡量中医的体现。为什么西方关于科学元叙事危机的讨论，没有促使我们对科学作为衡量中医学科合法性的标准产生根本的质疑？我们认为，这一阶段，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又有了新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发展空间又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挤压，对西方科学元叙事的看法也受此影响。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又给国家社会、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拨乱反正，做出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可以说，我们由“文化挫伤期”进入了“文化探索期”。探索、尝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产生自信。我们走的道路自然依旧与西方不同，但相较于之前的时期，改革开放后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重视吸收、借鉴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在这种文化心态下，一方面，中医作为传统医疗资源，发展态势不及前一阶段那么如火如荼；另一方面，专注于学习西方先进的、强大的科学技术成果，而将反思科学元叙事、质疑科学的后现代观点悬置了，导致对中医学科合法性的认识和反思不够深刻，对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和改造中医的强调更甚。当时的中国，亟须的是尽快全面实现现代化，哪顾得上后现代性呢？
五、近些年来的中医复兴态势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秩序稳定，教育、法治、城镇化等方方面面都实现了飞跃性的进步，国际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也悄然发生了变化。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将“三个自信”完善和拓展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信”在近十年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时代心态，也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传统文化，表达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尊崇：“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意识寻求发展之路，哪怕中间出现过重大挫折，必须进行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调整，也始终探索的是与西方社会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我们的探索和实践中始终深嵌和凸显着传统文化特色。如今中国实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效卓著，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传统的关注、深思和信心。这种心态不仅体现在国家领导人和学界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更体现在广泛兴起的“汉服热”、“诗词热”中，体现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民众热议传统元素时流露出的肯定与自豪中。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自然会涉及到中医药。一个突出的表现和结果是，中医相较于西医的特色和优势被突出强调。《人民日报》多次发文，明确指出中医要具有文化自信：“中医药学在理论层面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体现了中华文化道法自然、和合致中的哲学智慧；提倡‘三因制宜’、‘辨证论治’，体现了中华民族因时而变、立象尽意的特有思维方式。……中医药学在实践层面强调‘治未病’，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理念和方法；认为生活方式与健康密切相关，要‘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讲究养德养生，‘仁者寿’；强调‘身心合一’，注重养形、养气、养神的统一。”当然，如果不解决学科合法性问题，哪怕重新得到重视，中医仍无法摆脱被西医规训、改造、扭曲的命运。庆幸的是，随着对传统文化信心的恢复，近些年公众及学界都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中医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关于生命和自然，人类尚有许多未知，现有科学水平存在局限，已经是较为普遍的社会共识。在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西方关于科学元叙事的反思出发，为中医正名。有学者援引科学哲学的前沿观点，指出科学没有唯一的“求真”规范，肯定中医独特的人文方法。这种讨论甚至在世纪之交就已经出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援引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中西医之间的不同范式。或者，从人类学的角度，从中西医是对身体与疾病不同的解释模式出发，分析中医形成的文化根源。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对近代以来中医在“科学”、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目标下受权力规训的反思性研究，这些研究在本文的开篇已经提及。科学未必能达到“求善”的目标，也成为了学者们思考中医合法性的角度，这一时期的思考要比上一时期的思考更为深入。冯珠娣、赖立里等人的文章介绍了陶格斯(M.Taussig)关于中医的思考：不同于西医对病人的“物化”，对病人与病真实相关的生活、情感、历史和经历的忽略，中医在全面认识病患上有明显的优势；尽管中医也不可能顾及病人的所有方面，但是中医强调的是“治人”，而不是“治病”。吕小康等指出，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治疗传统，重视疾病的本土化干预途径，至关重要，医患对病痛有共通的理解，才能够很好地参合。可以说，中医的学科合法性开始得到根本性的反思，尽管当前中医现代化，甚至以西医方法研究中医的步伐依旧在继续，但是这些研究也必须以承认中医与西医的差异性为前提，“事实证明，中医药一旦背离了自身发展规律，中医西化，特色弱化，必将丧失自我。因此，无论看待中医、研究中医，还是运用中医、推广中医，必须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总之，基于文化心态的变迁、基于中医学科合法性的恢复与重建，如今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医药的发展，民众对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和特色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的过程，而不能忽视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中医在抗疫中大显身手，成为中医复兴的又一强有力的推力。当西医无法研发出对该病毒产生强有效干预的药物时，中医秉承“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扶正祛邪” 的诊疗原理，增强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改变病毒得以生存复制的环境，疫情爆发初期便根据症状和临床迅速确定治疗方案，投入到临床救治中。事实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轻重症患者，相较于单纯西医治疗，能够明显缩短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提高治愈率，也不乏被纯中药治愈的新冠患者。这场全社会瞩目的“医疗实验”让很多民众切实又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医的疗效与优势。新华网网上大型问卷调查《经此一“疫”，再看中医》的结果显示，亲眼见证了中医药抗疫的辉煌战绩以后，超过半数的答卷者加深了对中医药的认识或认同感，原先不信任中医的人，也有近10%对中医药有了一定的认可。事实上，2003年中医在抗击非典中发挥巨大作用，2015年屠呦呦因受中医古籍启发提取有效抗疟青蒿素的巨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也都曾在社会掀起关注中医的高潮。可以说，这些受到广泛社会关注的中医实践与文化自信、中医学科合法性反思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了近年来的中医复兴。
结 语
文化心态与学科合法性，是决定中医发展的两个根本方面：文化心态影响着作为传统文化重要部分的中医能否被重视、被大力发展和运用，学科合法性则关乎中医能否保持自身的特色和规律，避免被西化、改造和扭曲。这两个方面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文化心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科合法性话语的构建。民国时期，文化挫败感加之全盘接受西方科学元叙事导致中医处于学科不合法地位，使中医走上了被排斥、被改造、被规训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自信的恢复使能够有效解决乡村医疗问题的中医得到大力发展，同时，也试图构建新的科学观重建中医的学科合法性，但由于难以挑战科学的实证标准，中医仍处于被西医研究和改造的境地。改革开放后，西方关于科学元叙事的反思本应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医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但处于文化探索期、向西方学习的风气使我们对此缺乏深入的思考，中医的发展也始终有限。最近十年左右，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自信的恢复，我们终于对中医的学科合法性有了新讨论和新认识；基于学科合法性、基于文化自信，也基于近年来几次社会瞩目的中医实践，中医呈现出复兴的态势。尽管复兴的态势初现，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医的前景并非十分乐观，最根本性的威胁依旧是来自于中医的学科合法性方面。人们借助西方关于科学元叙事的反思来为中医的合法性正名，但是，这些对科学元叙事的反思消解了科学设定特定原则和规范的应然性，同时也导致了科学规范的随意性，甚至模糊了科学与巫术、宗教等非科学之间的界限。那么，中医在所有纷繁复杂的知识类型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彰显自己的学科合法性？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却尚未得到很好的回答。可以说，当前仍缺乏一套使中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稳定根基的、有力的合法性话语。这一问题还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有赖于在理论自觉、文化自信的指引下学界的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