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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拥华│自我的时间过程：米德的视角
摘 要
米德自我理论的时间过程，建立在心灵与时间关联的思想传统上。心灵的时间性体现在选择过程中对时间因素的纳入，心灵能够进入不同的社会系统，也体现在心灵的反应是朝向未来的延迟反应。自我是人类心灵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崭新阶段。主我的时间结构是“正在发生”，客我的时间结构是“过去发生”，自我是结合了过去和现在而面向未来的自我。米德对自我的时间过程的分析，使得他能够把作为尺度的时间从内在的、主观的领域转向行动的、客观的领域。自我或者个性的改造与对社会的改造是同一过程——“人类进化”的两个方面，我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我。
《社会科学》
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刘拥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心灵过程的时间性
在米德所分析的人类社会有机体中，生命、意识或者心灵都属于时间结构中的突生性（emergency），突生性这种有机体的经验当然也可以在自然世界中存在。作为一种新生性的突生性，体现为流逝过程中的事件，突生性和事件的出现使得时间结构得以形成，过去、现在和未来得以区分开来。这就是说，没有突生性和事件，就没有时间。“它自身的时间尺度是随着这个新生事件的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在这里，米德是在与怀特海展开对话，后者对现在的理解是过程式的理解，这是米德认可的，但米德也认为这种理解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尤其是对于事物性质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注入。米德的做法是，将生成的东西看作是事件，这一事件在与其他事件的关系中赋予时间以结构。
这一突生因素可以从它出现之前的过去中找到，米德称之为对突生因素的理性化处理。这也意味着，事情都是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发生的，生命、意识或者心灵也是如此。不考虑过去的突生性是不存在的，过去成为了突生性的限定性因素，而这些突生性本身又成为了未来出现的条件：“当这些新生的东西出现，它们就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在中影响未来发生事情的、正在起着决定作用的条件。”米德关注如何对过去进行重新表述，他把过去表述为未来的限定条件，从而使得我们可以控制它的再次出现。就比如生命和意识，通过这种了解和表述，我们可以对此进行控制，包括繁殖生命或者控制意识的出现及其表现形式。
米德对心灵的分析是从意识概念开始的，因为心灵的首要特征是意识。心灵领域在时间上的延伸，即基于过去和未来而对现在的超越，便涉及米德所说的意识概念。什么是意识？应该把意识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对其自身反应的反应，而不仅仅只是对客观领域的直接反应。这意味着我们的反应和行为超越了直接现在，延伸到更加广阔的时空当中去了，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未来都被考虑进来了。这种反应不同于直接的刺激反应，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暂停，并且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还能对其自身反应进行反应，而这种对反应的反应对于选择过程而言才是关键性的。意识是如何出现的呢？在米德看来，生命的特定性质完全体现在动物的选择过程中，无生命物体和有生命形式的区别就在于选择的过程——有意识的动物将选择过程带入了它自身反应的领域。“当有机体面对它要做出反应的客观领域，它自身的反应作为这个领域的一部分进入了这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开始具有了意识。”这就是说，意识产生于，在有机体的反应过程中将自身的反应当作对象的这种能力。而又不得不承认的是，有机体关联环境或者延伸其环境的过程，是通过意识来实现的，正是经由意识过程，有机体超越了其直接现在。
接续意识过程而来的是行为，行为基于意识过程而对环境中的对象进行选择。这种选择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环境的调适，同时也使得环境中的对象具有了意义。换言之，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有机体的选择行为之上。“我们所谓意识过程就是生理过程，而我们一般称为行为（behaviors）的那些过程则是利用它们的有组织的调适过程来选择对象，然后对它们做出反应；作为这一行为的结果，处于这些有生命的意识形式的环境中的物体便具有了价值和意义。”在有机体或者有生命的物体通过意识和行为而对周遭环境的调适过程中，它们与周围的环境建立了关联，并且因此而使得环境中的物体具有了价值和意义。
这就是说，意识和选择过程不仅受制于过去和环境的影响，它们同时也反作用于环境，影响和改变它们所处的环境。这是米德对有机体和环境之间调适关系的全新论述。他特别指出，我们的环境和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对象是基于我们的反应而存在的。米德以食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只有当一种能消化草的动物，如牛，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草才成为食物。那个对象，即作为食物的草，以前是不存在的，它不是作为食物的草而存在，而是以别种方式而存在。这即是说，牛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新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以前并不存在的大量对象是由于有机体的出现才出现的。
米德认为，大脑不断进化，其在区分过程中越来越精致，它们所对应的各种接触经验也被延迟了，而调适和在各种反应中做出选择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有机体不但在环境中进行选择，也在选择中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这种辩证性的关系在米德看来是关键的一步。“动物不仅是无生命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有生命世界的一部分：有意识的动物不仅选择对象，而且还感受对象。因此，有意识动物的生命过程就是不断成为他所生存在其中的世界的一部分。”
在这个选择和意识产生的过程中，时间因素进来了，意识的产生本质上是个时间过程。我们的选择是在现在进行的行动，这种行动受制于过去的限定性和未来的可能性，否则就无所谓选择，而只是直接的反应刺激了。在选择的过程中如果不纳入时间因素，所做的选择就无法与其环境进行调适，所做的选择就是盲目的。选择过程的合理性是纳入过去和未来进行综合考量的时间性过程。因此，选择的过程或者意识的过程就是一个时间过程。“因为有距经验的存在，就是预示或者威胁要发生某种接触经验，而通过有机体对它自身的反应做出反应，这一未来就进入对象之中。在知觉世界中，未来已经存在于不断运动的现在之中，是有意识的有机体通过有目的的反应构建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体面对和考虑的因素并不都是存在于现在的那些因素，还纳入了遥远的经验。这即是说，有意识的有机体能够对自身进行反应，将自身构建为一个客体，而非单纯地只能对外在的环境进行被动式反应。在这种特定的有意识的反应中，未来和过去共同进入他的经验世界中。“这些有目的的反应在有机体中的存在，既是作为面向未来反应的倾向，也是作为过去反应的结果，而有机体则在知觉中对这些有目的的反应做出响应。我们通常将这些响应称为想像（imaginary）。”“想像”属于个体的视角，是人类个体环境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想像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建构。
这就是说，意识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的思维过程，它属于流逝过程中的新生事物或者突生性事件。思维过程使得我们能够把握未来行为的条件。“而在我们已经形成的各种组织化的反应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条件，它们以组织化反应的方式构成了我们在预见这个未来时所需要的过去，……我认为过去总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个体能对引发条件的刺激进行选择并组织它们，形成自己的行动计划。
在上述对意识分析的基础上，米德进一步涉及心灵的产生过程。米德认为，当动物进入一个更大范围的系统，它能够扮演不同的角色，不但能够扮演自身的角色，还能扮演其他的角色，而它能够扮演其他角色又是扮演自身角色的前提。在这种情形下，它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自身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扮演他人角色的意义上，心智或者心灵得以产生。而又正是因为有了心灵，有机体能够把两种相互排斥的情境都视为合法的而予以接受，进而，可以处在两种情境当中而不感觉到自相矛盾。
此种对心灵的全新理解，对应着米德的“现在的社会性”（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present）概念。所谓“现在的社会性”，指的乃是新系统对环境的调适过程，这意味着心灵的出现是对环境调适的结果：“现在的社会性来自现在的新生性。我这里指的是新生性所涉及的重新调适的过程。”正如米德所说的那样，“心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社会性是新生性的原则和形式，它在心智中达到了顶峰，体现得最为充分”。“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带来新的天空和新的大地，而它的社会性恰恰就是我们心智的结构。”在这里，米德将心灵与现在的社会性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将对心灵的分析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和深度。米德将突生性称为社会性的一种表现方式。现在的机制表现为现在的社会性，心灵的出现既是一种新生的、突生性的事件，又是一种社会性的调适过程。
那么，心灵社会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什么呢？这里涉及米德所讲的社会性的两个时间维度。米德认为，这种社会性体现在心智可以从一种倾向过渡到另一种倾向，共处在不同的倾向当中：“只有心智提供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机体不仅从一种态度倾向流逝过渡到另一种态度倾向，并因此同时占据了两种倾向，而且心智使有机体能够维持这种共有阶段。”之所以称心智为社会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乃是因为正是通过这种从一个倾向过渡到另一个倾向的能力，才使得有机体能够暂时性地从特定倾向中脱身而出，并在体察到它所处情境的情形之后，回到自身，反作用于自身。
这里所谓共处在两个领域中，可以从一个领域流逝或者过渡到另一个领域，意思乃是我们不但可以指向外在的对象，也能指向我们自身。并且对于心灵而言，后者更为关键。我们可以不断地从外在对象这个领域过渡到我们自身，或者相反，从我们自身过渡到外在对象的领域。这种既能指向对象、又能指向自身的倾向性，能同时处在自身的系统、又能进入他人的系统，米德称之为社会性的两个时间维度。“通过这种方式使个人能够像在自己的系统中一样，置身于他人的系统，从而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米德认为，之所以有机体能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也就是因为社会性的时间维度使然。
而在米德看来，这是社会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正因为有了这个转换的能力，尤其是有了指向自身的能力，我们对环境的适应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心智在其所谓意识中，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而从两个不同系统的不同态度倾向出发，这个世界就是不同的世界。”
在处理社会性时，米德特别指出，在从旧的系统转换到新的系统的过程中，新生的事件总是同时处于两个系统之中，而这一事件之所以成其为所是，正是因为它同时带有两个系统的特征。在此意义上，这种在流逝中体现出来的突生性，便是米德所强调的社会性的时间维度。一个物体不可能既是静止的又是运动的，但在心智中，借助社会性的时间维度，我们实现了这两个状态的统一。换句话说，在心智中，我们可以同时拥有这两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可以不断地从一个状态、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状态、另一个系统。
因此，心灵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的时间维度之上，即是指拥有心灵的有机体能够在流逝过程中同时占据两个不同的系统，就如在运动的火车上的个体既可以思考火车的运动状态，也可以思考火车的静止状态，他可以从这列火车的运动系统转换到相邻的火车的运动系统。具有心智的个体通过转换能够同时处在两个系统当中，只要拥有一个心智或者心灵，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他把两种相互排斥的情境都视为合法的而予以接受，那是因为作为一个拥有心智的有机体，他可以同时处在两种情境之中。”
心灵的这种时间维度，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世界成为可能，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存和维持就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我们具有这种转换为共同世界的能力——心灵所具有的这种能力，我们才能处在一个具有共同意义的世界。所以，米德说：“社会性的时间维度对于社会性的存在来说是本质性的。”作为一个有机体，由于他具有了在流逝过程中不断地从一个系统转换到另一个系统的能力，也就能够“采取他人立场”，不断地回到“自身”，在“他人立场”和“自身”这两个系统和状态中不断地过渡，他才能达成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中的他人的理解，并且和他人一起，处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之中。一个人不能在同一瞬间既在芝加哥又在伯克利，但我们脚下的这个地球，倒是可以在同一瞬间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因此，社会性的不同的时间维度可以在拥有心智的有机体当中共同存在，社会性就在这两个维度中完成了视角的组织活动。或者说，正是经由这种时间维度，各种视角得到了组织和协调。
二、朝向未来的延迟反应
朝向未来的预期，乃是心灵的核心特性。米德特别强调此点，正是在对未来的预期和把握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说心灵或者智能的出现。“我视之为心灵特征的是人类动物的反思的智能，这种智能有别于低等动物的智能。……但我们所谓的反思的智能，通常认为仅属于人类有机体。人以外的动物的动作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关涉到将来，即它具有各种寻求表达的冲动，这些冲动只有在以后的经验中才能满足，而且无论怎样表达，后来的经验确实决定了当下的经验应当如何。”米德认为，在一种达尔文式的解释中，只有那些其行动能够与未来建立一定关系的动物，才能生存下来，“其行动确实能保证未来的那些动物自然会生存下来。在这样一个陈述中，人们（至少间接地）按照作为过去事件的结果而存在的那些事物的结构，以未来来决定该动物的行动”。
就此而论，人类有机体和低等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时间尺度之上，即米德所说的，心灵的特性乃是根据未来的可能性来决定当下的行动，没有纳入这种未来考虑的行动不能称之为具有心灵的智能行动。在具有思维的有机体世界，与现在相对应的过去和未来，就成为了记忆和历史，成为期望和预报，位于所谓的心智之中。记忆和历史、期望和预报，会经常出现在现在当中。“相反，当我们谈到反思的行动时，我们在观念上非常明确地指涉未来的存在。有智能的人区别于有智能的动物，他能向自己描述行将发生的事。……然而，有远见的人，明确地遵循一条特定路线，想象一种特定情境，并据此指导他自己的行动。……松鼠按照某种盲目的冲动行动，……然而，人类智能的特征正在于根据对未来情景的想象决定当下的行动，未来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米德看来，我们对摆在面前的问题的思考，是根据一种未来的情境而进行的，并且，我们用当下的反应去应付这种未来的情境。米德曾提到，黄蜂也能把瘫痪的蜘蛛储存起来作为幼蜂的食物，但它不是作为有意识的预见来这样做的，而是一种简单的刺激反应。与之相区别，思考的过程进入了人类行为中，就比如安排冷藏的人类个体实际上向他自己显示了一种将要产生的情境，并就未来的用途确定了它的保藏方法。这正是人类心灵的奇妙和高超之处。
因此，在米德看来，反思的智能在面对特定的刺激时，并非直接对刺激做出反应，而是会进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未来都涌入进来了，它们作为人类反思智能的特性直接建构了心灵本身。换言之，人类当下的反应也只能在考虑和纳入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想象基础上才能做出，否则便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和持续的生存。就此而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当下时刻，我们的过去和未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整整一组外部事物，尤其是过去的那些事，与我们现在的状况联系起来以便能明智地对付某些遥远的危险。就投资或器官的毛病而言危险是遥远的，但我们仍然对之做出反应，即避免这种危险。”
而这种时间机制也使得有机体和心智可以超越暂时性的现在，这便是一种对环境的调适。米德强调的是在这种时间机制中的调适过程。有机体可以看作是特定的新生事件，“它们的情境涉及了一种朝向过去的调适机制，和一种朝向未来的选择性的感受倾向。有机体中的这种倾向正是所谓产生观念的质料，它们体现在那些朝向过去的习惯，以及针对行为中面向未来所可能做出的反应所进行的预先调适。”与此同时，有机体所处的环境与其习惯和选择性倾向相对应。“有机体，通过它的习惯和预期性倾向，使自身和它所处的直接现在范围之外的过程发生了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心智领域是有机体环境在时间上的延伸，使得有机体的环境超出了现在的范围，也涉及过去和未来。这就是说，心智和意识使得有机体的时间环境具有了更大的延伸。“只是到了具有意识的有机体那里，才能利用在现在中所发现的那些特性来充分地为有机体活动提供这样一个更大的时间环境。”或者说，“在有机体中，心智有机会通过自身的活动超越有机体所生存的那个现在的范围”。
由此，在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形时，人类有机体能够将过去、未来纳入和考虑进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做出调适。人类总是在借用过去的经验和预期未来的可能性中使自身与环境得以调适，而之所以具有这种能力，原因乃是心灵或者智能的反思性能力。这体现的就是米德所说的智能或者心灵的过程，一种社会性的时间过程，一种能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的社会过程。“于是，智能的过程就是一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各种新的情形的行为。因此，它在连续不断地改变它的技术。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智能’：运用过去的经验控制行为；调整一个人的自我以适应一种新的情形的能力；调整某个人过去的经验以适应这种新的情形。……有意识的存在者是那些持续不断地调适自身，运用它们过去的经验，重构它们的行为方法的存在者。”所以，我们不能够如同上帝般确定现在、未来是什么，然后按照预先被规定的形式来行动，而是要持续不断地重新调适。
与上述分析紧密相关，米德指出，人类能对他们的行为施加有意的控制，能够在反应展开之前预先检测各种反应的可能性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选择。米德称这种对行为的控制为“延迟反应”（delayed response）。“正是延迟反应的可能性在原则上区分开反思的行动与非反思的行动，在后一类行动中反应始终是直接的。”进而，米德指出，这便是根据未来结果或未来行为控制当下行为的领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智能行为的典型特征。“延迟反应是理智的行动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个体对于他所面临的、向他提出适应问题的社会情境所作的公开反应不能在此情境下延迟，直到组织、隐含地检验以及最终选择他的那些反应的过程完成，也就是说，如果他对特定环境刺激所作的某些公开反应是直截了当的，那么，他就不可能进行这种组织、隐含检验和最终选择。”这即是说，在米德看来，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差异就存在于人类所特有的心智能力，这会使得人类在刺激和反应之间，运用语言来决定如何回应，内隐的心智过程是介于使用刺激至引发反应这段时间里。米德重视的恰恰是这段时间内的心智过程，并将之作为自我形成和人类形成的关键阶段。
米德对“延迟反应”的分析，在对行动的阶段划分当中得到了更为具体的体现。米德区分了行动中相互关联的四个阶段，即冲动（impulse）、知觉（perception）、操作（manipulation）、完成（consummation）阶段。这是一个人的行动，如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的行动，就涉及“姿态”（gesture）了。米德特别在意行动的“操作阶段”，而非之前的行动的“感知阶段”和后来的“完成阶段”。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在“操作阶段”才存在着对于人类生存而言极为关键的“延迟反应”。而“延迟反应”的能力，其实质正在于在行动过程中过去和未来共同进入了当下的行动时刻，共同建构和决定着“当下的一刻”。“对米德而言，操作阶段构成了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时间暂停（pause），以致于不用立即地做出回应。一个饥饿的人看到一个洋菇时，在吃之前，他（她）有可能先挑选、检视。……对对象的操作所提供的时间暂停，使人类可以深思熟虑各种可能的回应。在考虑是否要去吃这个洋菇中，过去和未来都被包含了进来。人们会考虑以往的经验，经验如果告诉他们吃某种洋菇会生病，他们就会考虑到未来会生病，甚至于是死亡——这是因为吃了有毒的洋菇。”所以，我们预料我们所能达到的、我们能操纵的，然后当我们接触到它们的时候，我们就应付它们。与人类智能动物不同，动物的行为是迅速达到完成那一步的。而人类在行为的开始到实际完成之间却有这样一个利用工具的阶段在起作用。
这种“时间暂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它是意识过程的重要特征。在《现在的哲学》中，米德认为，意识过程取决于大脑的高度发展，而后者则是有距刺激以及这些刺激所产生的“延迟反应”的神经机制的产物。这样一个神经系统的整体，提供了选择的领域和机制，进而赋予了周围物体以这种未来所包含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米德指出，所谓的智能或者理智行为主要是一个选择问题，即在本质上是一个从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的过程。这是个体顺应环境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延迟反应”的过程，也即是说，没有延迟反应，就不可能有对行为的有意识或理智的控制。正因为是延迟的，所以才是可以选择的。这一过程构成了智能。“智能实质上是根据未来的可能结果及过去的经验解决当下行为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根据或参照过去和将来解决当下的行为问题；它包括记忆和预见。运用智能的过程就是延迟、组织和选择对特定环境刺激的反应的过程。”由此，米德便进入到对心灵的分析。
那么，为什么心灵具有如此高明的特性呢？米德给出的答案是符号，尤其是语言。我们拥有符号，并对符号的意义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这使得我们能够在面对刺激时通过运用符号来进行思考。“他不只是通过某种刺激引起某种反应。如果是这样，他就会被那些反应束缚住。他借助这些符号所做的是，指明当时呈现的某些特征，因此他能拥有所有这些随时准备释放的反应。”而在这种调适过程中，“表意符号”（significant symbol）是米德关于心灵和自我形成的关键环节，它也是行动过程中具有反思能力的有机体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这也是使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关键环节。那么，什么是“表意符号”呢？“当姿态在作出这些姿态的人那里隐含地引起的反应与在其他个体即作为对象的个体那里明确地引起或料想要引起的反应相同时，它们便成了表意的符号。”正是通过表意符号，通过在自身引起在对象那里引起的反应，我们能够控制和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合理性意味着我们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类反应也应在自身唤起，而且这种反应还会在决定我们下一步言行时发生作用。”
米德从时间性维度对心灵和自我所展开的思考，构成了后来的符号互动论极为关键性的特征，有意义的行动是能够将过去和未来结合进正在进行的行动，并不被任一因素所决定。布鲁姆在对符号互动论的经典阐释中指出，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将未来纳入行动的思考当中的行动，行动就包含了未来的因素和可能性。不考虑未来的行动只是“非符号性行动”。“符号互动论不仅仅是郑重地承认社会互动的存在。它认为社会互动本身意义重大。……互动中的人必须考虑对方正在进行及将要采取的行动；他们必须根据考虑的结果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或应付面临的情境。这样，他人的活动在人们自己行为的形成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当面对他人的行动时，一个人可能会放弃一种意图或目的，可能会修改它，审视或搁置它，强化它，或者替换它。”
三、自我构成的时间性
前面我们涉及到了心灵的时间结构，尤其是它可以在同一时间占据两个或多个不同系统的能力，这一点与“自我”的概念紧密相关。换言之，米德所关注的“自我”，正是从心灵的这种时间维度发展而来的。“自我宣称是一个有意识的有机体，他能成为这种有机体就是因为他可以从他自身的系统流逝过渡到其他人的系统之中，而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流逝过程中，同时占据他自身的系统和他将要过渡的系统。”这种过渡，用更加米德式的话语来说，就是“扮演他人角色”。“当个人被促使扮演他人角色，而他又承认自己此时是在扮演他人的角色，并因此获得了一种思维机制，可以进行内在的交谈，沟通的发展过程就完成了最后一步。”“而扮演这些其他角色又是他扮演自身的角色所必需的条件；只有这种情况下，动物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即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自身的对象。”有机体不仅同时占据着不同的系统和态度倾向，而且他还必须从流逝过程中脱身而出，将自身作为客体，从他人的立场对流逝过程做出必要的反应。这些是社会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有机体通过采取他人的态度倾向，可以在他自身的态度倾向中扮演他人的角色。”
进而，米德认为，自我是人类心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崭新阶段，自我是一种对自身进行对象化的能力，即有能力站在他者的角度将自身当作一个客体予以思考和反思。只有具有这种对象化的能力，我们才能说一个人具有“自我”。自我又可以区分为“主我”和“客我”两个方面。“客我”是自我遵从社会规则的方面，是被动的自我；而“主我”则是积极创造性的方面，是主动的自我。米德说：“‘主我’既召唤‘客我’，又对‘客我’作出响应。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自我实质上是凭借这两个可以区分的方面进行的一个社会过程。如果它不具备这两个方面，就不可能有自觉的责任心，经验中就不会有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客我”是一个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个体，它必须具有每个人都有的那些习惯、反应，否则就不能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也就无法与共同体中其他个体进行正常的交流。但个体始终以表现自己的方式对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做出反应，这种方式或许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便是“主我”。
在自我概念中，“主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时间维度关联起来。“主我”之所以对自我不可或缺，是因为我们经验中最迷人的部分就存在于“主我”当中，“主我”的时间结构是它“正在发生” “正在进行”，而非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那些有组织的态度构成了他作为‘主我’正对之作出反应的那个‘客我’。但那会是什么反应，他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这即是说，“主我”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构成是行动的“当下一刻”，即“现在”。“主我”是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或者将来时。这是米德特别强调的地方。“主我”的可能性属于实际上正在发生、正在进行的事情，并且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经验中最值得期待的部分。新奇事物产生在那里，我们最重要的价值定位在那里。我们不断寻求的便是这种自我在某种意义上的实现。“哪怕他只是在走路，情况也是如此。他所跨出的预计的步子使他处于某种情境，同他预计的略有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是新的步子。可以说，向未来前进，是自我、‘主我’跨出的步子。它是‘客我’所不具有的某种东西。”
正因为“主我”是正在进行的自我、创新性的自我，“主我”是对社会情境的当下反应，我们无法在当下之中把握这些反应，只有在我们实现了该动作之后，它才能进入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对“主我”的把握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能得以实现。“人从不在他自身实现之前完全理解它。”“‘主我’是当共同体的态度出现在个体自己的经验之中时个体对这种态度所作的反应。他对那一有组织的态度做出反应并改变了它。如我们指出过的，这个变化直到发生之后才出现在他自己的经验中。‘主我’以记忆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经验里。”“记忆”的概念是我们理解自我时间结构的关键环节，也充分说明了“主我”的迷人之处。米德关于自我时间结构的精彩分析，得到了贝尔特的高度评价，并构成了贝尔特建构时间社会学的基础部分：“这个观点中存在时间维度，因为其结果之一就是，只有通过对‘客我’的观察，才能回溯性地把握‘主我’。一旦‘主我’行动，就不知不觉地滑入了过去，然后被一个新的‘主我’看作是‘客我’。这是我的时间化社会学的核心哲学基础，根据这一点，现实的过去的意义或表象有赖于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现在的视角。”
也正是因为这种“主我”的存在，使得自我和这个世界具有了不一样的性质，自我和这个世界的未来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我们无法机械性地去规划和预见。突生性和新奇性就产生在“主我”的行动中，正因为“主我”的存在，这个世界有可能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便是自我的突生性的部分。这一突生性使得自我具有了时间结构，区分开了过去和未来。“但那会是什么反应，他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他或许会打一个漂亮的球，或许会打一个失误球。在他当下经验中出现的对该情境的反应是不确定的，正是那反应构成了‘主我’。”“主我”是自我创新性的部分，它使得自我成为能动性的自我、一个不可以完全被制约的自我。“自我意识行动者批评现存的视域，丢弃熟悉的形象，设想具有可选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结构的新的社群。”
在《心灵、自我与社会》的主体部分，即第二篇“心灵”、第三篇“自我”、第四篇“社会”中，米德不断地涉及《现在的哲学》这本书。在米德对“客我”和“主我”分析之后，他紧接着问的问题便是：当我们在论述“主我”的时候，是否可能有任何新东西出现？这是与《现在的哲学》的第三篇相对应的问题。“当然，事实上新东西不断在发生，对这一点的认识更广泛地表现在突现这个概念中。突现包括一种重组，而重组带来某种从未有过的东西。米德举例说，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有着共同的、有组织化的习惯和反应方式，但与此同时，每个个体也对身处的情境进行着不同的反应，以体现自身的独创性。在这个过程中，在人际的每一次接触中，重建中新的因素通过个体对他们所属群体的反应而发生。这些新的重建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在“主我”的反应中形成的。
这即是说，“主我”是个体对有组织化的社会态度的反应，是对他所面临的社会情境的即时反应。但特别重要的是，“他对那一有组织的态度作出反应并改变了它，……但如果对它的反应是那种姿态会话性质的反应，如果它造成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颖的情境，……那么便出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以前的经验中所没有的东西”。
“主我”的这种创新性质，使得我们总是处于“现在”当中，我们对情境的反应总是包含着新的成分，我们无法完全地把握。正如米德所例举的“走路”的例子，我们每走出的一步，“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新的步子”，“现在”总是与“突生”关联在一起。“无论我们多么仔细地规划未来，未来总是不同于我们所能预见的情况，我们把不断提出和补充的这个东西等同于仅在动作完成时才在我们的经验层次上出现的自我。”
这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分析。在更为具体的方面，米德指出，有各种途径实现自我，其中一条便是我们的优势身份。如果某人有一种以履行确定职能为依据的优势，比如某人是好医生、好律师、好老师等等，他就可以为他的优势而自豪。当他在共同体中获得这种优势身份时，这不是自我吹嘘的优势，而是一种得到共同体确认的优势。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优势具有生成新的情境的功能。当这种优势转变为职能的表现时，它不仅成为完全合理的，而且是个体实际改变他们的生活情境的方式——“我们用自己具有而其他人不具有的能力改变事物”。所以，保持我们的独特性是一件好事。米德特别指出来，在职能上表现出这些优势，也应该是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国家应当能像专业人员发挥职能那样表现它们自己。国际联盟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组织的端倪。国家承认它作为联盟成员国所必须做的事。”
如果自我中的“主我”表征的是“现在”，是面向未来的现在时刻，那么，自我中的“客我”便构成了自我的“过去”因素，是“现在”的限定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主我”和“客我”分别对应着时间结构中的“现在”和“过去”。并且，在这种时间结构当中，过去是现在或者新生性的限定性条件，现在也对过去进行着不断的建构和重构，它们一起导向着未来的出现。或者说，它们一起规定着未来的可能性趋势。而区分出“现在”和“过去”的便是米德所强调的“新生性”，它使得时间结构得以形成。
新的成分在“主我”的动作中得以实现、突现，这是“主我”独创性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客我”不能决定“主我”的表现。但这不意味着自我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创造，这是因为“客我”给“主我”提供形式。要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就需要采取共同体中他人的态度、在自身引发在他人身上的态度，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顺应共同体的要求，真正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因此，虽然新东西在“主我”的工作中出现，但自我的结构、形式是因循惯例的。当然，我们可以将这种形式的限制降到最低限度，在艺术等职业当中，就存在着最低形式的限制，在那里，“主我”有着极大的发挥空间，对新事物的强调达到了最高限度。“在艺术家那里，对打破陈规的强调，对‘客我’的结构中所没有的东西的强调，也许达到了它所可能达到的地步。”
作为过去的“客我”和作为现在的“主我”，共同构成了自我，而自我是面向未来的。“客我”提供形式，“主我”创造新奇，两者共同构成自我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因此，“主我”和“客我”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不可能完全撇开“客我”，没有这一结构，没有这一基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而来的限制，自我也不可能正常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正如米德所言，“不能做一定量的老一套工作的人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个体的健全和社会的稳定都需要相当大量这样的工作”。更不可能完全没有“主我”，没有这一面向未来的现在的行动，这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如死水一潭。一个社会需要让它的个体有充分的思考空间和自由空间，这个社会才会健康运转，才会适者生存，否则它迟早会被淘汰掉。在米德的思想中，“主我”的这种新奇反应属于一种适应性变化，这种适应性变化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进化观，即一种个体既受环境影响又影响环境的进化观。这种进化观区别于只关注环境对个体影响的方面，在后者，个体是被动的，严重忽视了个体对社会和环境的反作用。“不过适应性变化不仅影响自我而且影响帮助构成自我的社会环境；即，它意味着一种进化观，在进化中个体既影响它自己的环境，又受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体对环境的顺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能对之作出反应的环境的类型，这个世界因此成为一个不同的世界。“看起来个体周围的各种力量要塑造他，但社会同样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不同的社会。”
总结上面的分析，米德认为，自我的出现和形成便是一种新的经验。那么，自我如何与新经验相关联呢？第一，自我意味着超越现在的能力，即自我能够以表象化的方式将过去和未来呈现于现在当中，现在不再局限于此时此刻，而是通过回忆或者反思的形式纳入了过去和未来。这种对过去和未来的表象化，主要体现在自我的成分“客我”当中。未来也以预期的形式进入现在当中，当我们要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反应时，总是先预期别人对这一反应的反应，然后根据这一反思来行动、来展开回应。这样一来，纯粹的决定论就不复存在了，行动者控制着自己的未来，他不只是外在因素的被动接受者，还会积极地采取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米德反对行为主义。第二，自我不但能够纳入过去和未来，更加重要的是，具有反思能力的自我还能够重构过去和未来，改变对过去的评价和对未来的期待和预测，进而改变即将到来的行动路线。这即是说，过去和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永恒的，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在不断地接受重新评价。这种基于现在对过去和未来的重构，主要体现在自我的成分“主我”当中。第三，自我不但意味着超越现在，也意味着“突生事件”和“新事物”，自我本身便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突生事件”和“新事物”。而自我的“主我”部分，更加明确地将现在和未来的不可预见性、“突生事物”彰显出来了。与动物不同，动物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而“主我”是不能预测的，这也是米德极力反对行为主义的原因所在。“主我”永远无法被观察到，当“主我”行动时，它就不再是“主我”，而成了过去的一部分，成为了“客我”，行动者只能在回忆中把握它——“此时的主我存在于下一个时刻的客我中”。
对应于上面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我们再更进一步将过去和自我的关联进行逻辑上的深化。贝尔特认为，要把握过去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需要对自我反思进行必要的区分，他区分了一阶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 of the first order）和二阶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 of the second order）。一阶自我反思指的是对各种行动或姿态的思考，而二阶自我反思则指对这些行动的结构条件的思考。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自我反思中，过去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在一阶自我反思中，人们对过去采取消极的态度，通过“客我”，过去被慢慢地输入记忆当中，并通过实践意识和实践知识发挥作用。而在二阶自我反思中，人们认真地思考了先前所没有认识到的结构性条件，进而对过去进行了必要的重构，行动得以被改变。
贝尔特认为，只有在遇到未预料事件时，才会出现二阶自我，我们对过去的重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遭遇到了新的经验，这些新的经验使得我们去重新看待过去、重构过去，只有在新经验和“突现事件”出现的时刻，对过去的重构、对过去的超越才有可能发生。“蕴含在日常活动和一阶自我反思中的现在中的过去与接受性现在，在功能上与新经验无关。”
米德对自我的时间性的分析，也得到了后来者舒茨的大力赞同，舒茨正是接续米德的研究而部分性地超越了韦伯的局限之处。舒茨认为，作为自我的“客我”和“主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时间上的关系，也只有从时间上来把握两者的关系才能理解其中的辩证关系。“当我反思我自己的时候，我并不能把我自己当作我目前直接所处的状态来把握，我只能把我自己当作需要反思的客体来注意，而这意味着它总是我所把握的我自己以前经历的阶段。……这种关系也是一种时间上的辩证关系：‘主我’作为一种现在行动的主体，在行为的下一阶段可以变成被反思的‘客我’。”而这也正是米德所谓的“人从不在他自身实现之前完全理解它”之含义所在。
四、作为改造过程的社会
具有自我的个体是在和他人的合作中、视野交织中形成自我的，这促使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个体的自我使得我们能够超越单独的个体视野，能在更加广阔的范围里展开合作、进行理性的行动。与此同时，我们投身到由理性的存在者所组成的共同体当中去，从事促进共同体改变的共同事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指向自身、批评自身，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起成长。并且，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我们的价值，形成我们的意义。
时间尺度的运作使得社会成为一个以改造为特征的过程，而社会的改造和自我或个性的改造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两个方面。“简而言之，社会的改造和自我或个性的改造是一个过程——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的两个方面。”具体到心灵和自我，它们是在时间流逝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事件”，不是已然存在的“事物”，它们处在连续的行动过程中，并且产生于这些连续的行动过程。更关键的是，在米德那里，心灵和自我的出现，是面对问题，是改造自身的深刻现象。所以，心灵和自我是面对世界的改造行为的工具，也是这种改造过程的结果。“心灵，作为建设的、反思的或解决问题的思维，是社会性地获得的手段、机制或器官，人类个体靠它来解决环境调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他的经验进程中产生出来同他面对的，它们妨碍他的行为在其道路上和谐地行进，直到它们被处理为止。”“进步从根本上来说……意味着，社会以及心灵和自我更多地表现为连续的动作而非已然的存在物，这些动作从外在的方面来说是解决问题，从内在方面来说是改造自身。”所以，在米德看来，“改造对于宇宙中有智能的存在物的行为而言是本质性的”，这种改造既是对外在世界的改造，也是对内在自我和心灵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成为更为积极的人，我们能够生活在更加美好的世界中。
改造世界是米德致力于的社会目标。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宗教和科学同样是重要的，前者确立了基本价值，后者使得公民展开行动。米德认为，圣经和教会的纪念物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时间记录，人们通过这些事物能够找到救赎的手段。科学取代了宗教的时间记录，但宗教的意义却没有被科学完全取代，因为它维系着这个社会的价值，它在救赎中设想具有根本意义的过去和未来。“我们殚精竭虑、寻找办法，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在我们这么做时，我们就确定了世界已经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们正在用一个新的社会目标来代替不是由天国中永恒之手所建造的尘世之城。”而作为社会存在，我们所参与进行的正是这项意义重大的事业，这项事业为今天提供了过去和未来的视界。“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预言是和我们的活动相对应的。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生存、运动并且拥有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的价值就在现在之中，而过去和未来赋予我们的只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以及战役计划的日程表。”
对米德的时间分析，并非不存在批评。在贝尔特区分的一阶自我反思和二阶自我反思中他认为，米德的关注更多是个人层面的反思和个体对过去的重构，即米德只停留在行行动的短时段，以及和舒茨的时段相似的一阶个人自我监测的方面，而忽视了在集体层面上对过去的重构和集体性地反思。这就是说，米德更注重对微观的、个人层面的自我反思，较少涉及集体的制度性层面以及与之相关的长时段。“结构属于相对稳定的长时间层面，同时也蕴含在行行动时段或日常生活时段中。”贝尔特因此主张：“我的时间观的侧重点在于：在遇到先前行为的非意图结果后，二阶集体或个人自我反思是如何出现的。”
当然，这些集体性地反思和重构是由个体所组成的，但其性质和影响却远超个体层面的反思和重构。“米德写到自我反思是一种独立的个人的能力，……就这样，米德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群体或社群可以讨论各种未来行为，并据此采取行动，……人们经常一起思考结构条件与结果，如果他们的思考不仅是沉思型的，还是行动型的，就可能成为导致变化的一个重要源泉。”并且贝尔特也意识到，这种集体层面的重构更具有结构性价值，会直接导致社会变革的发生。“因此，我区分了个人过去重构与集体过去重构。个人过去重构指的是个人对过去的重构。集体过去重构是由一个群体或社群对过去的公共群体思考。”贝尔特认为，个体生活在社群当中，个体对过去和未来的重构和集体对过去和未来的重构，对于我们的社会改造而言，都是异常重要的，不可厚此薄彼。
贝尔特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我们也得承认，实践意识所支配的个人层面的自我，对于制度的、长时段的再生产具有基础性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区分对于米德而言并不是必需的。也就是说，米德的自我反思性实质上就包括了这两者，既有对行为和姿态的反思，亦有对行动的条件和结构的反思，虽然米德侧重的是前者，但并不否定他对后者亦持有肯定的观点。比如，米德自我概念中的“客我”，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或者条件性的存在，米德同时考虑到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事实，在此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社会唯名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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