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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佳同志：                                                                  

　　您好！

　　《关于修改拒执罪司法解释的建议》收悉。经相关研究，答复如下：

　　您提出，在执行义务人报告财产等程序之前，法院往往无法查明其是否有能力执行，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将“有能力执行”作为追究拒执罪的前提不妥。

　　我们认为,“有能力执行”是刑法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下称《立法解释》）也坚持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必须以法律和立法解释为依据。《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第（五）项“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作的进一步解释，必须坚持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这一前提条件。同时，“有能力执行”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严格的讲，是对行为人追究犯罪时需要查明的事实，不是执行义务人报告财产等非刑事追究程序中必须查明的事实。不能因在执行义务人报告财产等程序之前法院无法查明其是否有能力执行为由，认为“有能力执行”不应作为追究拒执罪的前提。当然，在《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所列的具体行为中，如果从行为表现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履行能力，则“有能力执行”不需要再单独认定。

　　您提出，《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把“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作为追究拒执罪的前提条件，存在操作上的困难。

　　我们认为，该建议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实践中在被执行人违反报告财产义务或限制消费义务的情况下，查找被执行人并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确实存在困难。但《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如此规定，是基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拒执行为“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即执行义务人违反财产报告义务或限制消费义务，只有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才认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成立犯罪。如果取消该前提，则会导致一般违反财产报告义务、限制消费义务的行为和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模糊，违背立法精神。至于建议人提出的实践操作上的困难问题，涉及对司法解释的理解。这里“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不宜理解为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已经实际执行完结，宜理解为法院决定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并依法将相关决定送达执行义务人的情形。当然实践中执行义务人可能因下落不明，相关决定无法送达而并不知悉自己被罚款、拘留，此时执行义务人仍不履行义务，是否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需要斟酌。对此，应当在个案中具体判断加以解决。

　　综合以上，建议人提出的关于取消《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中“有能力执行”和该条第（一）项中“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两个前提条件的修改建议，在目前立法未作出修改的情况下，尚不宜采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信箱”

　　二O一八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