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马骁等：再论中国财政学科发展的方向及路径选择

再论中国财政学科发展的方向及路径选择

马　骁　　李　雪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意味着包括观念、举措、制度等在内的中国财政实践都将在未来发生深刻变化，必然要求中国财政学科能提供更多有效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本文分析了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所具有的特殊性，系统梳理和全面反思了中国财政学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知识体系形成视角提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范式转换以构建中国财政学科理论基础体系；从知识生产方式视角提出要坚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知识创造逻辑，采取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等综合研究方法以构建中国财政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从知识生产过程视角提出应着眼财政实践和财政学科的特殊性，综合考虑决定财政学科知识生产相关要素的积极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加强财政学科人才培养并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学术活动体系和开放性的学术制度体系。

关键词：财政学科　知识生产　范式转换　问题导向　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学界分别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前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展了关于中国财政学科建设的大讨论。一方面，这三次大讨论都对应国家治理模式转换的历史节点，都在追溯中外财政学科发展源流中完成了对中国财政学科基础理论的系统梳理，并在自我检视与不断反思中汲取了新的学术营养。另一方面，这三次大讨论涉及的诸如财政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财政学科研究范式、财政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财政的地位及职能等问题既是过去也仍然是当前财政学科建设需高度关注的基础性问题。近几年来，高培勇（2014）、陈共（2015）、马珺（2015）、安体富（2016）、刘尚希（2017）、杨志勇（2017）、王国清（2017）、张晋武（2017）等财政学者围绕财政学科研究对象（范围）、学科属性、基础理论、发展方向等进行了多维度分析，深化了学界认识。

2018年初，中国财政学会在河北廊坊召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会”。会上，刘尚希教授在“财政学的旧逻辑与新逻辑”的主旨演讲中对财政学的旧逻辑与新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指出现有的中西方财政学都是基于政府和市场的对立关系，是经济学思维主导的财政经济学；他主张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来思考财政学，强调财政学作为治国安邦的学问应当是一个多维度的知识体系。刘尚希教授的演讲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议和认同。与会专家深刻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财政学科必须及时做出新的重要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应和引领中国财政实践，从而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学科及学科建设普遍规律的深入研究，在“学科”的视野中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我国财政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仔细分辨这些问题的“本”与“末”、“因”与“果”、“始”与“终”，从而找准推动新时代中国财政学科创新发展的方向及路径选择，是中国财政学界的共同使命，也是本文写作的逻辑起点。

中国财政学科构建肇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但其获得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财政学科逐步完成了对西方主流财政学科基础理论的全面引介和中国财政学科基础理论的初步构建，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有理论创见的财政学者，相应的组织体系、活动体系和制度体系也逐步健全。但回顾和检视这个过程并对照新时代中国财政实践对财政学科的期望，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基于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财政学思想的相对匮乏和西方财政学理论的过于强大导致中国财政学科自觉或不自觉形成了对西方财政学科范式的“路径依赖”

从学科形成的理论来源看，尽管中国并不缺乏诸如《盐铁论》这样历史悠久且蕴含着丰富财政学思想的著作，并在财政实践中先后提出了“量入为出”“量出以制入”两大财政原则，但1949年以前的中国因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尤其是封建社会的超稳定发展而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滞后于西方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基于新中国自身财政实践和对苏联财政学理论即“货币关系论”的反思，先后形成了“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和“剩余产品价值决定论”等理论流派，其中，“国家分配论”因其内在的高度综合性而成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学主流。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分析方法与工具等逐渐以学习借鉴西方财政学理论为主，始终处在西方财政学的“阴影”中，“没有能力挣脱、甚至是自愿沉溺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套路”，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西方财政学科范式的思想观念基础。

（二）我国财政学科没能创造出能够有效解释和引领中国财政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基础理论体系，在很多根本性问题上还缺乏理论创见

从学科知识形成的实践基础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没有现成道路和现成理论可资借鉴参考。改革开放以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但出于策略考虑在一段时期内对市场经济共性的强调多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性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使学界在有意和无意中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实践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财政实践在经济条件、制度基础、外部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至于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没有跟上中国财政实践的发展，“做好了中国的事情，却没有讲好中国的故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试图反映中国社会急遽变迁现实的经验研究，常常扭曲了人们仅凭常识就可以体认的中国现实，丧失了描述真实中国的微观能力。”

（三）忽略了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由多个因素构成并相互作用的事实，缺少对决定知识生产的生产者及其组织等相关因素之作用的关注

从学科知识生产过程来看，长期以来，财政学界更多关注作为知识体系的财政学科的建设，这本质上是对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成果的关注，而对成果生产有重要决定作用的人的因素关注较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与世界接轨，遵从国际主流范式，我国现在有影响和建树的财政学者大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所使用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工具体系以及学术经验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财政学为基础的，从而导致习惯用西方财政学科的知识体系来阐释中国问题。因为，“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也给了他们绘图指南，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和标准，他们通常是彼此纠结、难分难解的。”此外，财政学界对涉及为实现知识生产目的和提高生产效率所进行的具体活动及相应的组织制度等影响财政学科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其他要素也关注不够。

（四）财政学界未能从学科发展规律的角度突破财政学科属于经济学科的自我限制

从西方主流财政学的形成和发展来看，财政学科是作为经济学科的重要分支而存在的，其主流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都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甚至直接从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开始逻辑推演。但是，“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实质上正变得越来越枯萎，研究的实质领域也正变得越来越封闭；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几乎都是由其他学科来提供，其贡献也似乎往往有赖于出身于其他学科的学者。”经济学的这种危机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财政学科上。从学科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西方财政学家的学术经历而言，财政学科并非只能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存在，财政学的重大基础理论创新往往缘于突破狭隘的经济学框架而获得发展。比如，布坎南就不在意自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行事”，认为基于“经济人”假设而进行的财政学研究并非提供了唯一的洞察力，而应该将财政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经济学的范围之外。在我国，财政学科作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的学科分类和学科定位，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财政学科建设的视野和想象。

作者简介：

马　骁：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雪：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