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上阵齐催婚：新加坡年轻人的婚恋 | 学人说
大家好，本周的“缪斯夫人”将是一个“婚姻”专题。说起单身、结婚、离婚，大家估计觉得这些都是人们基于爱和感情做出的个人决策。可是，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却深知个人决策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这周我们就来看看东亚国家的几个例子。
周一，通过新加坡的例子，大家会看到这世界上逼婚的不仅是你爸妈，政府也可以出面逼婚，并且通过各种政策全面、系统地“逼婚”。那么新加坡的高学历女性对政府逼婚有何反应呢？
周二，通过日本的例子，大家会看到女性社会角色转变、传统家庭分工固化、男女性别不平等，这些大的社会现实如何促使人们，特别是女性，做出“不结婚”的决定。越来越多不结婚的人，又是如何进一步改变和影响日本的婚姻观念？
周四，我们会将视角转回中国，看看父母在八零后的婚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标榜“追求自由”和“解放天性”的八零后，却深深地被父母左右他们是否离婚的决定？
看完学者的分析，我们邀请你与”缪斯夫人“一起思考、追问：如果你单身，你想结婚吗？为什么？如果你已婚，你当初为何决定结婚？如果你离异、丧偶，你觉得你还会再给”婚姻“一次机会吗？本周五，我们期待你参与我们的互动！
还在等什么，和”缪斯夫人“一起，阅读那些你从未想过的有关结婚、离婚的事儿吧！
责编：钱岳
撰文：穆峥
责编：钱岳
同时，特别是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婚姻的普遍性开始衰减，变成多种选择中的一种。再以数字说话，2010年，在50岁的人群中，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男性分别有20.2%、5.8%和10.1%从未结过婚，而在女性中这一数字也高达10.7%、2.8%和8.4%。
然而，在这些东亚国家中，非婚生子仍旧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婚龄的推迟和结婚率的降低与生育水平下降、老龄化加剧直接而密切地相互关联起来，从而给相关国家维持劳动力供给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单身青年的父母们更是心急如焚，想尽种种办法，催婚、逼婚、替子相亲，各方春节假期反逼婚手册应运而生。
作为华人比例高达75%、同样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新加坡，新加坡的年轻人也面临着来自父母催婚的巨大压力。然而心急的还不止父母，一向有“nanny state（保姆政府）”之称的新加坡政府也早已坐不住，摩拳擦掌，通过强势的文化宣传、相亲网络和房屋政策展开了系统的政府催婚攻势。
在这样的人口背景下，具有强大干预能力的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文化宣传、相亲项目和房屋补贴政策，在社会传统和家庭影响之外，对新加坡年轻人进行强势“催婚”。新加坡政府不仅在宏观层面上大力推崇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夫妇文化”（couple culture）的优越性，它更将“催婚”放到了具体的项目和政策之中。
1984年，旨在促进大学毕业生婚恋的社会发展署（Social Development Unit，简称SDU）成立，负责统一发展、管理各种相亲及联谊机构。相对的，1985年，社会发展服务部（Social Development Services，简称SDS）成立，主要旨在促进非大学毕业生的婚恋。SDU和SDS于2009年合并为社会发展网络（Social Development Network，简称SDN）。SDN不仅在其网站上大力、系统地宣传各种相亲和联谊活动，它还主办了一本专门教年轻人如何打扮、如何为约会做准备的杂志Duet，每个大学生在毕业之际都会即刻收到一本。
除了花力气积极帮助年轻人找对象，新加坡政府还下本钱给结婚生子提供物质激励，比如给多生孩子的父母发放宝宝奖金（Baby Bonus），给结婚的年轻人提供高补贴的政府组屋等。相比起宝宝奖金，政府组屋政策更是直戳年轻人要害。为了改善新加坡公民的居住条件，实现“居者有其屋”，房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于1964年成立，对房屋进行统一规划，以向其公民提供高度补贴、价钱合理的住房。这种由政府规划补贴的住房多被称为政府组屋，或者HDB，与价格高昂的商业住房相对。为了激励年轻人早日步入婚姻、安顿人生，35岁以下的单身公民是不允许购买HDB的（Jones et al. 2012）。面对天价的商业住房，另购住房遥不可及；而由于新加坡国土面积较小（大约720平方公里，五百四十万人口），出去租房一方面牵涉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父母的极度不满。因此，在新加坡，绝大多数未婚青年，除非出国留学、工作，都只能选择与父母同住，而这种居住模式，无疑又给未婚青年们带来了来自家庭的催婚压力（Strijbosch 2015）。
Karlien Strijbosch于2015年发表在《婚姻与家庭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通过对28位新加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系统探讨了新加坡政府对于她们婚恋经历的具体影响。文中特别提到，尽管少婚、迟婚和低生育率是新加坡的全民现象，然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却在其中承担着格外沉重的压力。1983年，新加坡当时的总理李光耀曾经明确表达过对于大学毕业女性在婚恋和生育上的关注。他强调，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女性拥有更高的智商和更良好的教育素养，因此，新加坡的国民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是否能够更早、更多地成为母亲。Strijbosch（2015）的研究就将关注点放在了这一群体身上。
这项研究发现，尽管政府和家庭的双重作用的确起到了一些促婚作用，但是，尤其是对于高教育女性这一群体而言，这种来自于政府和家庭的强大力量也带来了被访者对于模式化婚恋形式的不满，和面对重压的逆反心理。一方面，婚姻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经济上的吸引力本就日渐微弱，而事业和自身的发展对于她们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这些高教育女性往往更向往浪漫和心灵契合的恋情，而政府和家庭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她们对自然浪漫的追求。
相对的，新加坡多文化和国际化的背景给了她们选择“其他人”（the other）的空间。在被访者眼中，西方男性不仅更加浪漫，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更看重性别的平等，女性不必非得扮起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的学业、事业。而有些被访者也提到，很多跨国关系发生在新加坡之外，远离父母和家庭的监视。因此，在这些关系中，女性也可以更从容地了解对方、享受恋爱的过程，而不必迫于压力，为结婚而结婚。
此外，与父母朝夕相处中的压力也让她们中的许多人不堪重负。一位被访者直接指出，“（父母的）监督，那种监视的眼光，我一点也不喜欢。”但是，家庭和经济的双重压力都让她们无从选择。另一位被访者提到，“新加坡的文化，至少对于新加坡华人而言，结婚前就离开父母的家是大不敬的。”而还有被访者提到，“一般而言，有问题的家庭里孩子才会离开。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离开（父母）家，别人都会认为你们有家庭问题。”
在这种近距离、高强度的家庭关系下，再加上租房的经济压力，在新加坡，同居还是一种接近于禁忌的行为。“不道德”（immoral）、“社会不容”（socially not acceptable）、“会被人指指点点”（people talk about you）是被访者提到同居时的关键词。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和主流社会所推崇的“couple culture”中的“couple”，必须是婚姻中的夫妇，而仅仅为恋爱或同居关系中的伴侣是不够的。在政府、社会与父母眼中，婚姻才是稳定的、持久的，才能够有效地担负起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从而实现家庭的延续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的确，对于个人而言，结婚、生子只是人生多种选择中的一种。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以及对于自我和个人认知日益强烈的追求，都在减弱着婚姻这种长期的亲密关系对当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性别不平等根深蒂固而女性经济能力日渐增强的今天，更多的高学历女性开始选择耐心等待真正契合的另一半，而不是为了各种现实的因素被迫走入婚姻的围城。因此，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婚姻的普世性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新背景中，如何重新找到个人、社会与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更为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恐怕最不可缺少。
参考文献
Jones, G., 2012. Latemarriage and low fertility in Singapore: The limits of policy. The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10(1),pp.89-101.
Raymo, J.M., Park,H., Xie, Y. and Yeung, W.J.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Review of Sociology, 41,pp.471-492.
Singapore Departmentof Statistics. 2015. Population Trends2015.
穆峥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