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野心勃勃地想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这个世界。我尝试过很多次。用特稿、小说、商业评论、企业史、人物传记等方式。二十年过去，即或不是一无所得，双手空空，我也时常对自己的收获倍感沮丧。

更令我沮丧的是，我悲哀地发现，我的私人阅读正在走向时代的背面。我希望读到原创的、优雅的、厚重的、有意境的文字，而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段子手比作家更受尊敬，标题党更容易被追捧，抄袭比原创更容易获得商业认同。“不转不是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看”……道德、情感，乃至仅仅言语上的暴力，就可以绑架我们的阅读和思维。

我有时候会想，十五年后，三十年后，下一代人，要记录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时，他们会怎么描述？他们会使用怎样的素材作为史料？

十五年，半世。碎片化、轻阅读、全民创业、财神崇拜……我不知道，作为记录者，除了收获了传媒沦陷和沦丧，我们还丰富地收获了什么。

没有，我们甚至会在十五年后完整地失去回忆。这些被碎片化的十五年，9.11、战争、奥运会、股灾……一切都会模糊，仅止为一个符号。

毫无疑问，21世纪开头的这十五年，是剧烈变化的十五年，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世界也同样如此。政治剧场、经济舞台、科技创新、商业模式、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切都在发生巨变，商业文明时代，前所未有的巨变。

有些东西没有变化。互联网并没有带来自由。桎梏变得更加强烈，选择自由和获取自由并没有出现，“老大哥”还在看着我们，而我们也默许了这种现实，选择性地表达和表述，跟十五年前一样，跟三十年前一样。

这样的时代，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正在经历前所之未有之大变局，公文体的说法是“社会转型时期”。它所提供的不仅是财富的得到与失去，价值的呈现和沦丧，也呈现着心灵的污浊与清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高尚者和卑鄙者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大人物与小人物在相同的时间节点下共生。对于一个观察者和一个文字爱好者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个时代曾经有一个口号，叫“中国梦”。十多年前，当我还在《新京报》供职的时候，我以篮球运动员姚明为蓝本写了几篇评论。我把姚明称为“中国梦”的代表。我相信一个偶像姚明的出现更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更符合一个我们内心的“中国梦”。

后来我读詹姆斯·法洛斯的《什么是中国梦？》。他说：“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当然了，这种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可逾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成功崛起主要在于它允许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利益而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和才干，与此同时，也创造了国民经济。它下一步发展要采取的措施是，必须要用微妙而具有重大意义的方式改变这种平衡，……要给雄心勃勃的个人更大的施展舞台。”

“对世界产生持续的影响要靠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为人所效仿的生活理念、个人模范、商贸模式和社会生活模式，因为这些都是靠吸引力而不是强制性。”

我不太喜欢一个集体的梦，我喜欢一个个个体的梦，喜欢那些通过个人努力、奋斗，实现自己梦想的梦。每一个个体都是鲜活的、自由的、丰富的，而一个集体的梦，则容易在无意识状态中失语，在对个体的忽视、抹杀和禁锢中自得其乐。

即或如此，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也不需要依靠想象力就能得到足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生活所呈现出的远远超过戏剧的描述，卡波诺的《冷血》模式可以直接复制，成为余华的《第七天》，“讲述了现实的真实与荒诞；讲述了生命的幸福和苦难；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比恨更绝望比死更冷酷的存在”；社交网络上的传闻、法庭上的辩论，甚至超出了美剧所能提供的狗血桥段。荒诞、绝望、麻痹。丰富、丰满、丰腴。多好的土壤啊，充满了人畜的粪便、腐殖质，也充满了碳酸氢铵和尿素……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我们今天发起“地平线”，对我个人来说，意味着我“中国故事”生涯的复活，一种起死回生，借尸还魂，也意味着我对自己的不甘。

在做《中国故事》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想记录这个时代，记录大人物也记录小人物，记录成功者也记录失败者，记录身边人也记录陌生人，记录我们人类也记录飞鸟走兽，记录我们的肉体也记录我们的心灵。我想找出我们时代的特征，哪怕它一无所有，仅止一个幻梦。

那时候我信奉的一切，至今仍在信奉。

我们讲述生命的细节。我们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可敬和伟大的，他们的存在，是造物的厚爱。“存在就是合理。”

我们讲述生活的意境。我们相信生活需要一种超越幻觉的想像。重启想像力，重新想象，我们会拥有比现在更多的美妙体悟。

我们讲述爱和被爱。我们相信爱不只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勇气。我们相信被爱不止为一种运气，还是一种期许。

我们讲述“中国故事”，用宏大叙事，也用细节描摹；用铁屋中的呐喊，也用戏仿和反讽。

我们想让那些宏大的词汇恢复其本来面目，而不是成为一种反讽和戏谑。理想、理想主义、道德、正直、公义、平等、自由，我们想使它们成为生活真实的细节，而非仅止于一种姿态，一个符号。

这就是我曾想做的“中国故事”，全部是历史，在它们还未曾被我们讲述的时候，就成了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们有迹可循，无处可遁。我们努力去记录，去理解，去接纳，去沉淀，然后，归纳和演绎，使之成为未来的“野史”，成为这段断代史的真实的补充和参照物。

我想讲述“财富故事”。我们需要财富能够超越数字本身，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推动进步，靠近自由。我们记录那些财富的流动、得失，记录富豪和草根，记录那些面孔的变化，记录生存和死亡，记录上升和堕落。然后。有时候真没什么然后。

我想讲述“生命故事”。我们会记录那些城市，记录那些乡村，记录那些山川河流，记录那些再也不会相见的旅人。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讲述他们的“中国故事”。

这样的“中国故事”，是我对“地平线”的期待，也是我们所努力的方向。“讲故事的人是危险的。”我们要成为危险的人。

让我们重新回到“地平线”。

“地平线”不是一个梦想，甚至谈不上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地平线”意味着我们回到原点，回到海平面，回到常识。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常识变回常识，让写作者回到写作，让文本回到文本，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敏感与悲悯，重新回到我们的内心。

我们没什么伟大梦想，也没什么野心。我们只想跟那些优秀的写作者一起，记录这个时代，见证这个时代。我们只想建起一座小小的桥梁，让那些依旧对中国充满希望和热爱的企业家，帮助那些优秀的写作者，完成他们的创造。在这种互助模式下，我们也冀望于更多的人，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写出一个中国，写出一个世界。

活着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谁也改变不了世界。万物自有其运行之道。我们只是想记住这些潮流，而不是对潮流熟视无睹。我们期待出现查建英女士的《弄潮儿》，也期待有人能记录下更多大时代的小访客。

很多年后，当人们准备重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许他们会因为我们共同提供的文本，而不至于仓惶迷惘，而在内心里会产生小小的光亮。

很多年后，也许我们依旧一无所得，两手空空。我们回望过往，会看到漫长而飘渺的地平线。那时候，我们还未苍老。我们没有野心勃勃。我们就那么站在地平线上，等待时间和命运的裁决。

感谢这个互联网时代。

感谢写作者和企业家。

感谢我们每个人，迄今残存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