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的GDP超过日本，这篇五年前的报道用如今流行的新媒体标题制作方法，也许可以改名为《日本GDP被中国超过前的最后一瞬》。去日本之前，我对这个国家并无特别兴趣，但持续几个月系统性的阅读简直称得上让人享受。也是那一次，我开始尝试一种混合了新闻报道、历史写作和游记的文体，后来写埃及、缅甸、德国都用到了，说起来也没有多么特别，以尽可能占有资料（无论是通过阅读还是采访）为基础，拼接、穿插、挪移，最后完成跳跃。

——地平线·杨潇

佐世保（日本九州岛西北岸港市）·1970年

日本再发现

文/杨潇

8月底的东京还被桑拿天笼罩着，稍微动一动便是满头大汗，却有人要在周二中午12点半开始一场游行。日比谷公园门口的树荫下，聚集了百余人，老中青都有，举着橙色的标语，正在练习整齐地喊口号，他们抗议的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剂，这种药因为副作用大，在欧美已被禁止使用或者部分禁止使用，却仍然在日本销售。

这座建于1903年的公园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园林，地处日本的心脏地带——东临银座，北倚天皇官邸皇居外苑，西边则是政治中枢霞关，游行者正是要一路向西，把国家权力机关“骚扰”一遍。

65年前，这里是东京少有的未被轰炸的地区，在一片焦土的包围中，美军在附近建立了总司令部，数量庞大的美国大兵把这里变成一个“小美国”。街头上跑着吉普车和各式美国舶来的新式轿车，美国军警和日本警察共同指挥交通，日本警察总是跟在美国警察之后打信号，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在他办公室里发出各种指令，要把战败的“日本佬”塑造为美式民主的上好样板。

1945年10月4日，《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被废除，关于集会和讲演的限制松动了，“思想警察”也被取消，11月起，盟军最高司令部开始强行解散垄断财阀，与此同时，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开始了。此后的两年，改革继续扩展，妇女有了参政权，教育体制也得以刷新，一本典型的小学课本《少年少女民主读本》这样告诉数百万学生：“同盟国正尽力使日本早日实现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怀抱。然而，即便没有同盟国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是人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而在学校外面，穿着补丁裤子的孩子挥舞着纸做的小红旗跑来跑去，他们在玩一种“示威游戏”，模仿在各地举行示威的左翼人士，等他们长大以后，这种游戏就变成了实践。

那位戴着太阳帽，背着双肩包，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也许童年时就玩过这样的游戏，现在，他站在一群晚辈中间，正在等待警察的口令。四五位警察走到马路中间，拦住往来车辆，一声哨响，游行者从日比谷公园鱼贯而出，“药害”、“患者”、“命”、“诉讼”各色字样在警察的护卫下通过马路，开向霞关。

今日日本的许多现实，可以从战后的岁月找到缘由。1947年，这个国家接受了一部和平宪法，它宣布日本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国民统一的象征，它还宣称“我们不再发动战争”——若干年后，右翼人士攻击这部宪法，说它令日本“去势”；从1946年到1951年，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拨婴儿潮，在这3年出生的800多万人被称作“团块世代”，他们将成为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和最富有的一代，但进入新世纪后也要被他们不少宅在家里的儿女们啃老，而他们中间的极少数不走运者，则会沦为上野公园、池袋西口公园和新宿车站里的流浪者，每晚在纸箱子里孤独地睡去。

也并非都是积极的预兆。几十万盟军带来了大量需要释放的荷尔蒙，在一封发给全国警察管区的密电里，内务省指示为占领军特设专用慰安设施，以防外国士兵玷污良家妇女，大藏省一位政坛新星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预算时说：“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贵！”而7个卖春业团体则宣布，应征者有着“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纯洁以护持国体的伟大精神”。这些为国“献身”者被称作“潘潘”，她们选择了在欲望上的自甘堕落，而对于后世的观察者来说，“潘潘”预告了即将来到、并绵延至今的日本性商业化潮流。

教育也不乏矛盾之处，一个中学生后来回忆，美军进驻日本后，被认为最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三门课中断数月，在文部省赶制新教材期间，他们被要求将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老课本涂黑，这一经历带给他这样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

最大的矛盾在于旧官僚体制的延续。“最初占领日本时美国人是很热心的，”原日本驻印度大使野田先生说，“后来冷战开始，美国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便一边改革，一边让1930年代的官僚体制发挥作用。”于是左翼遭到“赤狩”，保守势力重整，经济大权也重归中央官僚手中。此后数十年，日本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姿态赶英超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令欧美国家兴奋而又紧张地讨论“日本奇迹”、“日本模式”。但随着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整个国家陷入停滞无法自拔，保守的官僚体制也成为反思的对象，一个名叫菅直人的人就直言批评说：“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选政治家制定，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中，一个大臣，包括首相，也没有最终的权力，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政府。”

1955年发生了什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为祖国而战。整整60年后的今天，中朝两国展开纪念，而实际上，应该纪念这个日子的也许还有日本——5年前，这个为战争而疯狂的国家被强行赐予了“和平”与“民主”，而今美国又带给了他们另一样礼物：特需。

战争“特需”采购为日本带来了约23亿美元，超过1945年到1951年美国援助总额。购买机械制品的订单大量涌入，丰田汽车的产量在短时间内就增加了40%，股市则上涨了80%，较不引入注目的是日本企业对“品质管理”的引入，一个名叫戴明(W.Edwards Deming)的美国统计学家，在本国日益失去听众，却在日本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讲。“日本公司的东西，只要是在日本市场卖的，即便是中国制造，我买时也从来不拆装检查，从未出现质量问题，”本田公司一位专注于生产管理的职员说，“这种品质，就可以追溯到戴明。”

到1952年，曾经在战后“笋式生活”(人们一层层剥下自己的衣服去卖，以换取食物)中挣扎的日本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景气——全国小学实现了完全供餐，菜单里有橄榄形面包、脱脂奶粉和龙田炸鲸肉；冰箱和缝纫机得以普及；理光双反相机则带动了战后第一次相机销售高潮。这个国家已经为进入1955年做好了准备。

1955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为了对抗整合后实力陡增的左翼社会党，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由于掌握国会多数，自民党自此开启了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被称为“1955年体制”。“1955年体制”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大众消费)全方位的，对日本影响深远。

抵达羽田机场是在晚上，买好利木津巴士的车票，沿着提示很容易就到了候车区。开往东京市区不同地点的巴士在这里分成若干个停车点，每个停车点上方的显示屏实时更新，告诉你最新三趟大巴的终点，开往池袋的那班是9：05分。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接过你的箱子，把候车者和行李都分成三排，前一趟车开走，第二排的人和行李就顺序前移，地上并没有划线，但所有的行李都排得整整齐齐。我们前一趟车快开走的时候，远远跑来一大家子，工作人员示意司机稍等，然后跑过去帮他们提箱子，这家人一边向其他乘客道歉示意，一边气喘吁吁地上了车。轮到我们时，工作人员不慌不忙地稍稍加快了检票的速度，坐上大巴，系好安全带，电子显示屏上“开往池袋”的字样刚被替换掉，大巴发动了，9：05分整。许多人就是这样认识了日本，尔后，你会发现，这整个国家其实都在一条看不见但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着。

1955年日本经济开始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团块世代”接过了上一辈人的接力棒，迅速发展出一种规律的生活方式：男人们白天在公司拼命干活，把这里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相信“只要对企业好，就是对社会好”，晚上到居酒屋和同事领导继续面对面，既是放松，也还是工作。如果你回家早了，家人会觉得奇怪：和公司的人处得不好吗？夜深了，返回西方人眼中“兔子窝”一样的家，贤惠的妻子已经为他们烧好了洗澡水——大多数日本女性那时都是主妇。他们通常有一到两个孩子，习惯了核心家庭而非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他们喜欢富士重工的家庭轿车，热爱安藤百福1958年刚刚发明的鸡味拉面，为了收看平民皇太妃与皇太子的婚礼以及东京奥运会，他们掀起了购买电视的热潮，他们是大众文化的接受者，是日本动漫产业淘到的第一桶金。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附庸风雅，一个日本人说，“大学教授或高等法院的法官半夜在酒吧会跟木匠或出租车司机一起唱流行歌曲，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

与之相比，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或许只能算得上不大不小的波澜，那些当年走上街头反对美日安保、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热血青年，毕业后都成了公司职员。“团块世代”中的一员村上春树后来回忆，“大家认为运动已经结束，继而成为了企业战士，不断发展经济、制造泡沫，然后泡沫破灭一切成空。”

“1亿总中流”

1970年3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卓南生给新加坡《星洲日报》发回关于日本大阪世博会的报道：“负责‘日本馆’的一位官员振振有词地说：‘要看原子弹轰炸遗迹的人可以到广岛去看，这儿是属于未来，日本只想向世界夸耀诸如新干线之类的东西……’”

这位官员的振振有词印证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的说法：“自明治维新以来，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壮的愿望。”现在，时机到了，1955年以后的历届首相都制定了长期的经济计划，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声称要“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通产省的强力推动下，纺织、钢铁、机械器具、石油产品、精密仪器的生产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开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来比喻这种政府强硬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运行的经济体。对于日本人来说，为了重点加强对西欧各国有竞争力的战略产业，就必须将优秀人才集中于这些产业，为了选拔出优秀人才，孩子们就必须参加激烈的竞争，因而学校成了所谓“受验地狱”——这种旧时的印象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中国人用来自我安慰和解嘲。

1960年代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及池田勇人时还轻蔑地称之为“那个半导体推销员”，不出几年法国就被日本超过。到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号强国，日本制造打遍西方无敌手，连美国媒体也开始担心。1971年5月10日，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时代》封面，标题是“如何应对日本的经济侵略？”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人们会问另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分享了经济起飞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这趟疾驰的新干线列车抛下？

日本给出的答案是：1亿总中流。从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而来自日本政府“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数字则是接近90%。1984年，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间大众的时间》里写道：“就一般趋势而言，蓝领与白领的区别应视为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惰性，将逐渐失去其存在意义……”

“主要是税制。”日本一家主流经济报纸的记者认为这很好解释，“日本最大的税源是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钱人要交很多税，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遗产税也很厉害，很多人几乎承受不了……决定税制的是日本很优秀的官僚，他们毕业于名校，有这个理想：日本社会应该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年轻时交税最高曾达到收入的80%，“那几乎就是拿一个手续费了！收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稳定社会情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77岁了，我死后我的房子就要卖掉交税，不然会有很多麻烦。”

笹川阳平曾多次造访中国，“我常说，日本是国家财政赤字，但老百姓过得还可以，中国也许正相反吧。当然，邓小平先生的先富论是没有错，但可能他也不会想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这么大。今后中国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包括医疗、食品安全等等，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准。”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前代表世森清从劳动者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从1955年开始，日本的劳动者开始联合起来，向资方提出涨工资等要求，由于日本的财政年度到3月31日终结，所以抗争多在樱花开放前的早春，是为“春斗”。“战后日本多有劳资冲突，受到惩罚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说，“1950年前后，日本通过了劳动组合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劳动三法’，组织权和罢工权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过劳资谈判，双方又通过一个被称为“生产力三原则”的协议：首先，双方同意冲突对彼此无好处，应该坐下来谈，以建立劳资协定；协议制定后，资方可以给劳方一个长期雇佣的承诺；保证利益在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间公平分配。对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里说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像一个人结了婚，即使生了一个身体有残障的孩子，仍要一辈子照顾他一样，是不能轻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员工，由于了解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为了将来，‘现在’可以忍耐。当公司方面若提出为了将来，想将盈余转增资，或投资于设备时，工会组织不会无理取闹，而有和解、妥协的余地。”

在日本采访期间，我们好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日本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极低”，而常被拿来的例子是，日本最穷的冲绳，人均收入也达到了最富有的东京的一半。

“买下美国！”

那时人人都有个日本梦，大量外地青年来到首都，就成了首都人民——日本人的户籍只是他的“原籍”，你搬到什么地方，只需要在当地政府的窗口申请“住民票”，就能成为当地居民，教育权、医疗权等一样不落。这些新东京人信奉一件事情：只要努力就会有办法，而他们的确也都随着这个国家迈入了成功。

他们大学时学着本地的年轻人留长发、穿喇叭裤，在新宿的街头高唱反战歌曲，呼吁爱与和平；毕业后挤山手线上班，拼命挣钱拼命存钱，偶尔去浅草的脱衣舞剧场看一个叫北野武的同龄人表演喜剧；后来他们买了车，又在郊区买了房，再听到《北国之春》时，忍不住也要热泪盈眶——他们也许就来自北部的青森、新泻、长野、岩手……但起码他们还有故乡可供怀念，等到他们孩子这一代在京郊出生、长大，想要“逃离东京”时，已经无路可退了。

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坏事情。随着工业发展与产业升级，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公害”开始侵袭日本，最出名的是发生在熊本县水俣湾的水俣病。一家向海湾排放含汞污水的化工厂让一个镇1/4的人口先后患上了“怪病”，轻者口齿不清、手脚发抖，重者神经失常乃至全身弯曲而死。1971年，东京发生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熏倒了操场上的小学生，而曾经供应“江户前寿司”原料的东京湾也赤潮泛滥。1973年，厚生省公布了一份菜单，要求民众一星期内食用某种鱼类不要超过指定分量，潜台词是，这样才能降低毒素的累积……

染野宪治1991年进入日本环境厅(现环境省)，负责解决有关公害问题，“日本政府从1960年代才开始正视公害问题，这源于三方力量的推动：首先是媒体自由的报道；然后是地方政府迫于选民的压力，开始承担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责任；最后就是独立的司法，如果政府不作为，老百姓可以去走司法途径，当时受害者提起了大量的诉讼。几年前一家中国电视台采访我，我也谈了这三点，他们让我特别强调一下报道自由这部分，说要用来做内参。”

如今走在东京的街头，已经很难想象那仅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天是淡蓝的，位于闹市区的神田川，水是深绿色的，里面游动着巨大的鲤鱼，还有时潜时浮的乌龟，好些天没有下雨了，路边的银杏叶也没有蒙上灰尘。

1973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编自科幻小说《日本沉没》的同名电影在这一年吸引了880万观众，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世界对它的追捧。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把“日本热”推向新的高潮，卓南生在为《星洲日报》撰写的社论中说：“日人之所以从十年前被讥为‘经济动物’，而摇身一变成为今日备受世人推崇的‘借鉴的模式’，推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它没有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垮下去……令百病丛生的欧美师父相形见绌，惊叹徒弟‘功力’不浅……”

1985年的“广场协议”永久地改变了日本，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日本人把它看作西方世界的一次阴谋。按照协议，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日元由此大幅度升值，工业出口受到冲击。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开始大幅降息，结果使得大量资金流出股市和房市，泡沫经济赫然成形。

在欧洲，人们惊讶地发现，日本人开始以组团的架势扫荡欧美的奢侈品店——这其中自然有生活在“年功序列制”下的日人对“身份标识”的崇拜，以及趋同的文化心理，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日元升值令日本人的购买力空前强大。在美国，夏威夷的海滩上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买走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也被索尼拿下了。有资料说，到19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老美们惊呼：“日本人要买下美国了！”一个美国记者受日本外交官宴请，饭后甜点竟然是铺有金箔的巧克力奶油冻，“我私下觉得吞食金属颇不容易，却顿时明白了夸耀性的消费。”

在日本国内，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股票、外汇、房价，东京闹市区几乎每个行人都一身名牌，喝最高级的红酒，然后不管车费多贵也要打车回到郊区的家里。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甚至大学生都有花不完的钱，前述日本记者1980年代末尚在读书，“我们当时都认为日本世界第一，生活水平要比美国好，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去酒吧的大学生很多，回来的时候都打不到车。”20年后他来到中国，晚上在国际俱乐部附近也经常打不到车，而周围都是些“看起来都很有钱”的年轻人，他觉得这场景真熟悉啊。

“对了，去京都吧”

1989年12月，日经股指冲到了38915点的历史高位，房地产价格也不遑多让——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对比是，在泡沫经济的最顶峰，东京都的地价超过了全美国地价总和，而卖掉整个加州，甚至只能买下日本皇宫这一小块地皮。这是最后的疯狂，到了1990年，股市暴跌，楼市也开始走低，一些公司倒闭了，一些人破产了，但是人们身处其中，会觉得一切只是暂时的，而不知道，历史正在关闭一扇上升之门。

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认为，1990年是日本与全球历史的一个断限时间。1989年1月，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此时正是东欧革命的前夕，冷战行将终结，而在冷战中形成的1955年体制也开始出现裂缝——同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遭受重创，首次失去多数席位。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自民党主导的以折衷与妥协为特征的高度成长政治难以延续，官僚体制、学校与企业的集体主义这些原本支撑着战后日本发展的各种机制也纷纷开始露出破绽。在1993年的众议院选举中，陷入腐败与分裂中的自民党未能获得国会半数议席，沦为在野党，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崩溃了。

两年后，日本的失业率自1955年以来首次突破3%。“凭努力而非凭业绩”在其他国家往往被视作失败者的托辞，但在战后日本，这句话却是一种社会共识，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盛田昭夫口中的“命运共同体”渐渐不堪重负，“凭努力”也遭到“凭业绩”越来越多的挑战，日本人迫不得已地开始转向一个更加自我负责的社会，被视为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开始松动。

我们到达东京第三天，酒店里送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巨大的新闻照片：商铺打出密密麻麻“完全閉店”的黄底红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低着头从店门口经过。图注写着：日本的内需如此不振，而通缩如常，以至于货币调控对它已经不灵了。而日本四大经济类周刊之一的《钻石周刊》这一期的封面是4个粗黑大字：“解雇解禁”，讨论的是在不景气的当下，正社员(正式员工)的铁饭碗也有可能不保的问题。在“解雇解禁”4个字下面，有一道充满裂痕的墙，墙外面，衣着随便的年轻派遣社员(临时工)有人奋力往上爬着，其他人则举着电钻和斧子，气急败坏地砸墙；墙里面，西装革履的正社员冷汗涔涔，手足无措。

2010年，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第20年，《纽约时报》试图为它重新画像：“在迄今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一直深陷通货紧缩泥沼，不能自拔。在此过程中，这只昔日的经济猛兽已雄风不再，失去了在全球经济中的傲人地位……如今，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竭力摆脱债务及其自身的房产泡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日本当下的黯淡处境视为上述国家的未来走向。”

世森清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日本上班族中年薪在200万日元(约合16万元人民币，一般被认为是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以下的占总数的23.3%，这个数字比1994年提高了5.6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百元店”的遍地开花，以及优衣库和ZARA这样的低中端品牌的流行，前者几乎占领了东京的每一个大的街区并造就了日本的首富，后者用大前研一的话说，“价格中低阶层，感觉中上阶层”——这样的群体已渐渐成了消费的主力。在周末夜晚的浅草，人们在大排档觥筹交错，不亦乐乎，到了时间，却要立即起身去赶最后一班电车，710日元起步价的出租车，现在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太贵了。东京的通勤圈也许仍会扩大，但是一些卫星城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二十多年前，人们抱着“明天会更好”的坚定信念，在郊区买房买地，以为这里迟早会变得和城区一样，未料到泡沫破灭，卖场倒闭，电车班次减少，一到夜晚几成“鬼城”。

但日本仍应感到庆幸，在它的经济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它已经建立好了一个稳固的制度：法治、财产权和自由的媒体。在它的人民开始变老前，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已经得到相对平均的分配。《大西洋月刊》的记者James Fallows曾在1980年代的日本住过，今年夏天又和妻子搬回了东京，惊讶地发现了两点变化：“一是我们曾经的邻居都变得更富了，在过去的10年中，整个日本都是如此；二是日本现在比‘日本可以说不’的时代大为不同了，更为谨慎，在政治和文化氛围上都更加地‘向内看’。”

许多事情早有预兆，还在1980年代，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就开始抱怨，那些出生于196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不愿加班，对假期没有一点“抵抗感”。这些“60后”被媒体称为“新人类”，他们性格内向，稚气未脱，自称为“外星人”，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喜欢用“真的！”“不可置信！”这样简单的形容词，他们喜欢阅读漫画，对《朝日杂志》和《世界》这样的严肃刊物感到“困燥”……如今，派遣社员已经占到了日本上班族总数的1/3，这会进一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和父辈相比，日本的年轻人或许更“宅”、更“草食”，不把工作当作生活，对外面的世界意兴阑珊，但是看一看新宿、池袋街头粉红色的游戏厅里，无数下了班的中老年人玩弹子机时的专注神情，谁又比谁更不寂寞呢？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喜欢一个“向内看”的日本，嚷着说这个国家“要完蛋了”，而在距离东京数百公里、只有十几万人口的三条市，市长国定勇人却说，在泡沫破灭之前，日本人总想着如何赶超别人，现在却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未尝不是好事。

对于日本国民诉求的变化，女作家酒井顺子说得更加明晰：“泡沫崩垮，景观恶化，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上人们都涌起一股清静和寂寥感，此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立根之处。在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跑遍各国、看尽名牌精品，慢慢知道，要在欧美人的地盘跟他们决胜负，是绝对没有胜算的。如果是这样，也许解决办法就是不穿晚礼服而穿和服……于是女性开始舍西洋花艺改学花道，舍西洋草书改学书法，舍精品名牌包改买和服，舍剧团四季去看歌舞伎，舍夏威夷而开始去京都……JR东海线也用广告鼓吹：‘对了，去京都吧。’”

“我不认为日本在1990年以后是简单的衰退和滞涨，”日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克说，一些欧美学者来到日本都感到不解：这个国家是在衰退吗？他们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萧条场景，整个东京仍然灯红酒绿，“这20年，不仅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在调整，整个日本社会也在进行一场大的调整。”

“春花秋月杜鹃夏，冬雪皑皑寒意加。”这是道元禅师的一首和歌，题名《本来面目》。日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川端康成看到的是美丽的日本，大江健三郎看到的则是暧昧的日本。日本很晚才拥有自己的文字，却在创造出文字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创造出丰富的文学作品，这个民族似乎习惯了跑步前进，然后迅速地穷尽未来，也耗尽自己，他们如此之快地冲在前面，每个国家都能从日本身上看到自己——你想知道些什么，你就在什么样的日本。

(参考资料：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化》；中村政则《日本战后史》；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三浦展《下流社会》；卓南生《日本社会》；佐藤俊树《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说不》；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艾伦·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鹈饲正树等编《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大前研一《M型社会》；山本七平《何为日本人》；酒井顺子《都与京》。特别感谢胡一平女士提供帮助)

原文首发于2010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公号ID:People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