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梦露，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初中男同学的课桌里。蓬松的金黄卷发，眉眼轻阖，红唇微翘，慵懒妩媚的表情，似笑非笑。

她穿很少的衣服，或者什么都不穿，看起来柔软的身体让人忍不住臆想摸上去的手感如何。 这样一个女人，似乎乐于将身体曝光于世人。但你以为她真的是看起来那样随便吗？ 

No No No!

她每20天就换一次住处，甚至她的老公也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哪儿、何时回家？想要采访她？就像是想要请洛克菲勒吃晚餐。

本文作者法拉奇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者”，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

就是这样一位几乎无所不入伟大采访者，在采访梦露的路上却一再受挫。——她不仅连梦露的面也没见到，反倒使自己成为一个丑闻，一名新闻界皆知的“来美国到处寻找梦露的记者。”

梦露成了她的梦魇，她再也不想采访她了，她开始憎恨她的一切。

——地平线·Jubilee

寻找梦露

文︱法拉奇

译︱刘儒庭

转载︱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

从一打衬衣开始的采访

我的这次采访经历是1956年1月9日上午在好莱坞开始的，当时我带着一个行李箱去找导演琼·内古莱斯科，行李箱中满满装着男用衬衣。我是第一次到美国，想在好莱坞和纽约住很少几天，因为这次采访只有一个主题，这就是，我想同玛莉莲·梦露当面谈谈。几个月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女演员很神秘，很可能见不到她。但是，我并不担心。我在德黑兰的皇宫里采访了索拉亚，当时那里的局势十分紧张；我在布鲁塞尔同汤森德对谈过，当时，他正像一个愤怒的猫一样到处躲藏，避免会见记者。我想，不管怎么说，玛莉莲·梦露仅仅是一个明星，是不那么重要的人，也就是说，比一位女皇、比英国公主的追求者要差一大截。

另外，那打男用衬衣也使我对这次采访满有信心，那些衬衣是意大利裔美籍演员佩皮·伦齐在罗马交给我的，让我转交给琼·内古莱斯科。这位演员发誓说，这些衬衣比一张信用卡有用得多。我对此坚信不疑。我怀着虔敬的心情把这些衬衣装进行李箱，在整个飞行途中，别人都在欣赏大西洋和亚速尔群岛的风光，我却一直在担心这几件衬衣的安宁。我担心，千万别把它们揉皱了。我总觉得，我的这次采访能不能成功，完全取决于送给内古莱斯科先生的这几件衬衣的领子是不是完好无损。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后，从行李箱中把它们取出来时依然完好无损，这就是让我大大松一口气的原因所在。我立即给这位导演打了电话，一提到"衬衣"两个字，效果立即就显现出来。他说，他想马上就同我见面。他立即邀我到他家吃晚饭，他住在20世纪福克斯制片厂里，是那种带游廊的平房。到他家用了半个小时，需要穿越日落大道，那条大道很长，我觉得比我的飞行行程好像还要长。

内古莱斯科在他家门口等着我，通红的脸上带着微笑和焦急的神情。他热情地感谢我，给我端来法国葡萄酒，根本没有问我这次来想要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谈到他的生平，谈到他还是个挨饿的画家时的画作，谈到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他的4个妻子，有了钱之后每一个他都尽心安顿。看起来好像是，我觉得我这次到好莱坞来就是为了采访他。一直到开始上奶酪了，我还没有勇气让他失望。只是到了上水果时，我才把话题转到玛莉莲·梦露上来。内古莱斯科是《如何嫁给一个百万富翁》一片的导演，梦露是其中的演员。我开始向他打听，这位女演员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29岁的可爱姑娘。"他回答说。"当然，与她的名声相比，她有点儿名不副实。然而，她很有雄心，工作起来很投入。她也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笨。她是个胆怯的人，心里老觉得低人一等。别人说话的时候，她张着嘴听着，好像别人说的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别人问她的时候，她一言不发，担心说出什么傻话来。有时她也嘟哝几句。她从来不会不征求一位朋友的建议就回答问题。有一次，一个记者问她更喜欢哪种颜色。她说：'请等一下。'她走过来问我：'琼，我更喜欢哪种颜色？''好嘛，'我对她说，'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她说：'没有。你快告诉我吧，你是画家。''那好吧，'我说，'你就选红色吧。''好吧。'她说，'我为什么喜欢红色？''这好说，'我说，'因为红色热烈，像你一样抢眼。''那好。'她说。她回答那个记者说，'她更喜欢红色，因为红色像她一样热烈'。"

他很愿意谈玛莉莲·梦露，最后，我决定向他道出真情：我想采访她，我带着衬衣来找他正是想让他帮我。突然，内古莱斯科僵在那里，狠狠地盯着我。

"她不在好莱坞。"他生硬地回答说。

"这我知道。"我回答说。11个月之前玛莉莲就同20世纪福克斯公司决裂了，她原先同这家公司签订了为期7年的合同，现在她到纽约去了。她认为对方给的太少，要求拍一部影片要给10万美元，对于她的幕后人物米尔顿·格林来说，说服她做出这种造反行动并不困难，她和这位摄影师是好朋友，她听他的，像听老板一样对他言听计从。

"我知道她不在好莱坞，"我坚持说，"可是，如果愿意的话，您照样可以帮我一把。"内古莱斯科摇摇头。

"您说错了。"他回答说。"我什么忙都帮不了，任谁都毫无办法。"他的目光落到装着衬衣的行李箱上，脸微微泛红。

"非常遗憾。"他又加了这么一句。

"我也觉得很遗憾。"我说。"但我照做不误。" 内古莱斯科又摇了摇头。

"请您注意，"他说，"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可是，有两个人永远不可能与他们面对面地谈话，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一个是玛莉莲·梦露。" 我说："我不信。""那就走着瞧吧。"他说。

 
年轻时的法拉奇

简直是想请洛克菲勒吃晚餐

去纽约的路上我很不安，内古莱斯科的话和他脸上的那种令人反感的表情，像凶兆一样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这是我第一次到纽约。抵达纽约时，飞机只停半个小时，而且又是夜间，我看到的这个大城市仅仅是它的耀眼的灯火。这位艺名为玛莉莲·梦露的诺玛·琼·莫滕森也有能力破坏我同这座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的会面。纽约到处是高楼大厦，确实辉煌。沿华尔街--下午两点街上就显得很暗了--前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哈莱姆区的一群群黑人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晚上9点，百老汇中间地段的时报广场也是如此。可是，我是透过迷雾看到所有这一切的，我没有去仔细品味，因为令我着急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采访玛莉莲·梦露。我吃饭时想着这件事，洗漱时想着它，在城里的街上走路时也想着它，一腔怒气憋在喉头。我连一件衬衣也没有了，本来对它抱有很大希望。我说出我的计划时，人们都在笑话我。

"要见梦露？"罗马一家日报的一个记者大喊大叫，"你还是拉倒吧。我找了她6个月，一直是白费力气。"

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址，甚至20世纪福克斯公司也不知道。"我们一旦找到之后，很愿意告诉您。"他们这样说。他们显出怀疑的神情，带着讥讽的口气，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们说，一个月以来，《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的记者就在找她，也是想进行采访，至今依然没有找到。他们还说，找她就像在嘉宝拍摄《瑞典女王》的时代去找嘉宝一样难。我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几个朋友，这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一家报纸。他们回答说，他们也同样正在为难。我打电话给《生活》、《展望》和《柯里尔》等杂志，他们回答时的意思好像是说，我简直就是想要请洛克菲勒吃晚餐。他们解释说，梦露为了不让人找到她，每过20天就要换一次住处。为等她的电话，她的前夫乔·迪·马吉奥关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一等就是整整3天。结果，电话还是没有打来。米尔顿·格林将梦露藏了起来，乔却在找她，乔最后神经崩溃了，只好悻悻离开。

我们是在一个星期四的上午抵达纽约的，星期五晚上我还没有一点点哪怕是小小的头绪。意大利同事们也参与进来，也像我一样热切寻找，好像是他们自己不得不完成这次采访。我们生气，我们愤怒，我们像孩子们一样固执，每一个建议都愿意接受。有人对我说："她喜欢爵士乐，你们何不到演奏爵士乐的地方去看看。"我们前往因爵士乐团而著名的几家夜总会，几小时几小时地听着震耳欲聋的黑人大鼓，或者忍受着黑人民歌歌手们的吼叫，同时在半明半暗中寻找与玛莉莲的头相似的银白色脑袋。"她喜欢高雅的地方，你们为什么不到摩洛哥旅馆去找找？"于是，我们来到摩洛哥旅馆，穿着晚礼服昏昏欲睡，但不得不向侍者们打听，想获得一点消息。有时，我们分头行动，一个去她有可能去的剧场，一个去影院，另一个去餐馆。仅仅两个晚上，我们去的地方就有：12个餐馆，18家夜总会，8家电影院，14个剧场。让·戈沃尼·萨尔瓦多是我在罗马认识的一位朋友，她在纽约认识一些重要人物，她也在发了疯一样地寻找。在这样毫无结果地奔忙之后，她那火红的头发衬托下的白皙脸庞也显出了疲惫，活像个病人。现在轮到我来安慰她了，我对她说，咱们再努一把力，我们会成功的。

最后，是让·戈沃尼想起来，应该给欧文·霍夫曼打个电话，他有能力把整个纽约调动起来，说不定能给我做一刻钟的广告。欧文是美国最著名的广告商，世界上没有一个大人物欧文不认识。伊丽莎白尚未成为女王同菲利普一起来美国时，陪他们到一家商店吃汉堡包的就是欧文。他对玛莉莲的一切了如指掌。玛莉莲曾说过："要是为了霍夫曼，不管什么事我都愿意为他效劳。"那天深夜，我们用一种给大夫打电话的口气给他打了电话。欧文说："这事简单极了。我甚至知道她的住址，萨顿广场60号。现在我就给她拍一份电报过去。"那天的晚饭我们大家吃得都很香，连一个夜总会也用不着去寻找就上了床。我们梦想着欧文·霍夫曼进入了梦乡。

成功的希望就在眼前

第二天早上，他打来电话，他的声音有点儿悲伤。原来，那个地址不对，梦露一个多月前就不住那儿了，电报原封不动地给他退了回来。一定要有信心。现在，他把电话打到米奇·米勒那儿，后者是著名的双簧管演奏家。米勒认识玛莉莲，但他不知道她的住址。他说，看来必须求助于阿瑟·雅各布斯，那是她的广告代理，但阿瑟住在加利福尼亚。欧文给阿瑟·雅各布斯拍了一份电报，后者回答说不知道她的住址，但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一定知道她的住址，这就是著名的报刊专栏作家厄尔·威尔森。当时，威尔森在亚里桑那，他的回答是，他一无所知。但他说有一个人可能知道，这就是纽约最富的大富翁、玛莉莲的崇拜者史蒂文·考夫曼。史蒂文这时在这座城市，他在他那富丽堂皇的家里接待了我们，他给了我们每人一杯威士忌，开口说："现在，请你们不要急。"他建议我们去找记者伦纳德·里昂，他一定知道。我们打电话给伦纳德·里昂，可是，伦纳德的妻子西尔维娅回答说，他到莫斯科去了，走时把地址本带走了，这事得去找厄尔·布莱克韦尔，美国人称他为"名人先生"，因为他有所有名人的地址。厄尔·布莱克韦尔在芝加哥，他灰心丧气地回答说，玛莉莲的新地址是他唯一一个还没有弄到手的名人地址。应该去问问弗兰克·法雷尔，这是另外一名有名的记者，他认识玛莉莲·梦露的律师丹尼，他也许能给我们提供帮助，因为他的妻子是意大利人。在丹尼那里的结果就不必再赘述了。

现在，整个纽约都知道，一个意大利女记者正在寻找梦露，想要采访她，但一直没有找到她的踪迹。就这样，3天之后，记者们开始打电话过来，说是他们想要采访我。他们说："我要就此写一篇文章。"我感到吃惊，我的吃惊反倒使他们吃惊。有的记者在旅馆大厅等候，想要给我拍照。他们要我的履历，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兴趣。我和让·戈沃尼因为搞错而被关进48街的一家剧场，我们不得不在观众席的两张座椅上睡了一夜，专栏作家路易斯·索博就这一意外事件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谨慎行动，我们害怕，因为每时每刻都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就是说，在美国，要想一时出名，并不需要太费周折。我和让·戈沃尼尽管并不想出名，我们害怕出名，却偏偏出了名。

我再也不想采访玛莉莲·梦露，这并没有什么原因。现在，我可以承认这一点，我不想再去寻找。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件丑闻。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来到美国到处寻找梦露的记者"，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充当这一角色。在纽约和美国的另外几座城市，十几个人在设法帮助我，像是在比着显示这个国家的热情，我不能退让，以免伤了这份热情。我的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应该用于寻找，我想去溜达溜达或者去购物时，我不得不悄悄溜出去，我怀着罪恶感去溜达或购物，好像我欺骗了整座城市。现在，在这场变得越来越投入的游戏中，梦露反倒成了次要人物。欧文·霍夫曼不再为寻找她的地址而努力，他的脸色越来越白，他的近视眼镜镜片之后的眼睛越来越暗淡无光，显出几乎可以说是痛苦的失望神情。他找到了米尔顿·格林的地址，他给格林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当然没有得到这位前摄影师的回应。很快，消息传到洛埃拉·帕森斯那里。洛埃拉不知道梦露的地址，但答应帮助我们，答应在一个专栏中报道我们的这些努力，这一专栏的文章同时提供给300家日报。而且他还建议欧文同梦露的另一位摄影师萨姆·肖谈一谈。

欧文立即给萨姆·肖打了电话，很快他就来找我们，他十分激动，嗓子都哑了。他说，玛莉莲就住在萨顿广场2号，就在米尔顿·格林住的那座楼里。

"太好了，"我说，"我们去吧。"

他怯怯地望着我："我们这是在美国，你以为不预先通知一声就能去打搅像梦露这样一位人物吗？任何一个门房都不会放你进门。我们先得写一封信。"

再见，玛丽莲！再见，纽约！

信当晚就寄出去了，几个小时之后，整个纽约都知道了这件事。记者们的电话又接连不断地打过来，他们又开始在旅馆的大厅里等起来。洛埃拉·帕森斯从好莱坞打来电话，让·戈沃尼正头痛，我的胃不舒服。我们不可能不一出门立即就被发现、就被围起来、就被拦住采访而去参加一次鸡尾酒会。到处都在打赌："那个意大利女记者能采访到梦露吗？"很多人下赌说能采访到，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米尔顿·格林不会容许。"他会给她催眠，懂吗？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要把她藏起来，以便让人们对她更感兴趣。知道吗，那个可怜的姑娘就是他的英格兰银行。"

第四天，欧文·霍夫曼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正是米尔顿·格林，欧文居然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这使格林大发雷霆。他回答说，玛莉莲不在，不然的话，他是会告诉他的。这是对欧文的当头一棒，看到他满脸痛苦时，我也极力显出很遗憾的神情。

"好了，"我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无计可施了。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买一张机票，回我的老家算了。"我愿意离开纽约，这样也就摆脱了这一噩梦。可是，欧文说不行，说我不能离开。为我帮忙的这十几个人已经找到广告代理洛伊斯·韦伯，她和玛莉莲是要好的朋友，她打来电话说，无论如何她都要把这些情况告诉玛莉莲，只要约会的时间一定下来，她就会打电话给我。这就是说，我必须留在旅馆，一步都不能离开。这真让人感到厌烦，但我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好意。就这样，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希尔顿花园饭店第18层的那个房间里，面对电视机度过我在纽约的最后48小时。电视节目让人难以忍受，那是我从来不曾忍受过的折磨。在被迫关在房间的这一天一夜当中，我看了14部电影，5场拳击比赛，8场橄榄球比赛，10部新闻短片，3场歌剧，5场小歌剧，7场儿童节目，两场为脊髓灰质炎募捐的歌舞节目，18场音乐节目，两节缝纫课，4节儿科课，上百个广告。我学会很多东西，可以做任何一种蛋奶酥，可以将最任性的婴儿包裹好，可以唱任何一首牛仔歌，可以熟练地描述拳击手休格·鲁宾逊战胜博博·奥森的那一拳，可以讲清楚印度支那发生的那些事件，可以向最一窍不通的人解释清楚为什么田纳西州生产的西红柿酱优于俄克拉荷马州的西红柿酱。所有这些都是在我接听电话的同时做到的，那可是我这一生接听的次数最多的电话。

我憎恨玛莉莲，憎恨她的身条，她的胆怯，她的金黄卷发，我只希望赶快回国。另外，我已经见过她，是在时报广场，是在橱窗里的那些有名的照片中见到了她。在这些照片中，她像是一丝不挂地站在红地毯上，人们可以随意购买，每张只卖25美分，一美元则给5张。好心的韦伯夫人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能采访玛莉莲，她会非常高兴，这一消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过去的所有努力都在于设法找到她，因为她没有再回家。

星期二下午--我预定了座位的飞机就是那天起飞，终于熬到了，这简直就像是给我的一件最好的礼物。我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唱着歌来到机场。飞机已经停在艾德威德机场的停机坪。飞机很大，闪闪发亮，我真想好好摸摸它。我感到遗憾的是，就在我感到如此轻松的时候，让·戈沃尼一定十分伤心。欧文眼含热泪送我的情景也让我感到遗憾。可是，就在起飞前10分钟，他们给我打来电话。那是洛伊斯·韦伯的声音，她满心欢喜，很有成就感。她告诉我说，一切终于安排好了，今后几天内我就可以会见玛莉莲了，也许就在明天。

"谢谢，"我回答说，"我乘坐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的行李已经装进机舱。请代我向玛莉莲问好，请告诉她，我不会怨恨她。如果她来意大利，我很愿意见她。可以打电话到米兰找我，什么时候打都可以。"

这时，广播喇叭响了，请乘客们登机。我跑过去排进登机队伍。"谁打来的？"欧文问我，镜片后的眼光中闪出一丝疑惑的意味。

"一个朋友，女的，"我回答说，"她要向我道别。我告诉她说，欢迎她到意大利来。"

"噢，是这样！"欧文显出失望的神情。我却感到，终于摆脱了一个梦魇。飞机起飞时，我没有一丝惋惜地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夜间，在大西洋上空，我睡得十分香甜，很像个天使。

玛丽莲怀孕了

两年后，玛莉莲赶走米尔顿·格林，嫁给了阿瑟·米勒。在这样的机会之下，十几个记者几乎是面对面地采访了她。对她进行采访已经不再是一种轰动事件。我虚伪地认真告诉自己，现在，对我来说，见不见她已经无关紧要。如果我在一个酒吧遇到她，我也只会厌恶地看她一眼。我一直在欧洲，即使离开这个大洲也不会很远，玛莉莲在纽约，如此邂逅的危险看来不会发生。可是，这样一天又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这就是，再次派我前往好莱坞采访。我乘坐的飞机飞往洛杉矶，中途在纽约停一次。我喜欢纽约，但是，一想到我那次在这座城市所忍受的一切，我就根本不想再登它的门边。"我不出艾德威尔德机场，一步也不离开。"我对报社这样说，显出毫不在乎的语气，其实并非毫不在乎。"我要换飞机，立即到好莱坞去。"那些阴险的家伙们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不，不要这样。你可以出去转转，哪怕只有一天的时间。对你可能有用。"于是，我在纽约下了飞机。不管怎么说，这次我没有必要去见什么玛莉莲·梦露了，或者写什么有关她的文章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几乎可以说，我很轻松。没有了玛莉莲·梦露这一梦魇，这座城市多么漂亮啊！高楼大厦显得更加高大，黑人显得更黑，地下传来的隆隆声像情歌一样甜蜜。是的，所有的压力确实都化为乌有了。玛莉莲可以不打搅我地住在纽约，我甚至可以给欧文·霍夫曼打电话而不会出现给他制造麻烦的危险。欧文来了，他还是那么消瘦，还是那样近视，头发披在脖子后面，还是那样激动。我的上帝，不谈什么玛莉莲喝着威士忌是多么惬意啊！不提她的名字的欧文是多么亲切啊！他谈的是他的课程，谈的是我的泡泡式的服装，说这在美国还不流行，显得有点儿可笑。他谈的是匈牙利，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我曾到那里去了几天。"我多么羡慕你啊！匈牙利的那些造反的人真的那么英勇？"他亲切地笑着，我没有注意到已经换了一个话题。突然，他的笑意从嘴唇上消失了，脸色阴沉，几乎像是要向我宣布他家的什么不幸。欧文最后说："亲爱的，如果我不说，似乎有点儿不够朋友。亲爱的，你应该写一篇文章。亲爱的，不要这样看着我。亲爱的，玛莉莲怀孕了。"

"啊，不！不，不，不会的！"我喊起来，把威士忌都给撒了。一滴冰冷的液体撒到我的前额。必须知道报纸是怎么回事才能知道，对它们来说，玛莉莲就要临产该是多么重要的消息。在它们眼里，这就好比一场战争，就好比一位教皇去世了，就好比一位国王要成婚。一个记者知道了如此重要的消息而不给自己的报社写稿，就会被看做是一个叛徒。我摇晃着站起来。"欧文，陪我走一趟。"我说。"我不舒服。"我们默默走着，一直走到旅馆，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我的背叛。不，不能让玛莉莲·梦露毁掉我在纽约的这几个小时的宁静，我不能再次去傻乎乎地追寻她，我不写这条消息。再说，我的工作是到好莱坞采访。我拿出我房间的钥匙，平静地盯着欧文的眼对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们说好了，对吧？""我们说好了。"欧文回答说。这时，侍者对我说："有您的一封电报。"

我一边打开那张电报纸，一边感觉到，一股凉气沿着后背在流窜。电报写道："请尽快就梦露即将临产写2000字回来。《欧洲人》周刊。"欧文的大笑差点儿让我晕过去。欧文笑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竟能如此大笑，他笑得放肆，笑得苦涩，眼泪把眼镜都给弄湿了，差一点缓不过气来。他的脸紫得像个茄子，等他平静下来时，我的那种休克状态也过去了。我感到，我可以做所有的一切，我感到神勇无比。"好吧，"我像个就要赴死的人一样说，"你觉得这次你能帮我见到玛莉莲吗？"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任何一项物理定律都会确认，某些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最后都会发生。在我写第一句时，欧文就在我面前，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我能看到他，我能触摸到他。当我写完的时候，我的眼前再也没有他的影子。

狂奔在第五大道上

当天晚上要首映《王子与舞女》，这是玛莉莲·梦露同劳伦斯·奥利弗演的一部影片，她今晚也可能会出席首映仪式。我没有时间去找她谈谈，但我至少可以看到她，像别的人一样可以在影院门口看到她。我直接到无线电城音乐厅，这部影片的首映仪式就在那里举行。我去得晚了一点儿，可是，玛莉莲也迟到了，她经常迟到。我的出租车司机本来开得很快，可是还是迟到了。我们很快就到了第五大道，需要穿过这条大道，可是，就在东区第54街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处，车停了下来。

"怎么啦？"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于是这样问道。

"有游行。"出租车司机回答说。

"游行？你可以从另一边转过去嘛。"我埋怨说。

"你来试试看，我可以让你来驾驶。"他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说。实际上，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挤到中间，周围是几十辆汽车。只有在纽约市中心开过车的人才能明白，被阻于车流之中意味着什么。

"可是，我有急事！"我带着哭腔说。

"你步行去吧。"他说。

我下了车，狠狠地把车门关上，也没有给他小费。我钻进人流，在那些被堵的汽车形成的无形走廊中左冲右撞，最后终于到了第五大道。

游行队伍最前面是吹喇叭和敲大鼓的，接下来是身穿短裙的姑娘、高级中学的学生、手持小旗的家庭妇女和伤残军人，这是我见过的最长的游行队伍。我不知道游行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也不去打听，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咚，咚，咚。"大鼓敲着。"劳驾，请让我过去。""咚，咚，咚。"百老汇在第五大道的另一边，无线电城音乐厅在百老汇，玛莉莲要到这个音乐厅。"小宝贝儿，你去哪儿，禁止穿行。"一个警察抓住我的手臂吼叫。"劳驾了，"我再次重复，"我有要紧事。""咚，咚，咚，咚，咚，咚。"他把我一把推到墙根下，威胁说，如果我再不服从命令就逮捕我。"你是不是非要上法庭？"我慢慢冷静下来，知道只能听天由命了。我开始在第五大道右边的便道上跑起来，想找个地方钻过去，以便前往百老汇。

在碰壁12次之后，我终于找到一个地方钻了过去。我到了百老汇，确实不错。我来到无线电城音乐厅，确实是这样。可是，我比玛莉莲晚了40分钟，她早已不见人影。

"美女。"人们喊着。自然，他们都看到了玛莉莲。

"卷得多好！"她的头发可能蓬蓬松松，她可能穿了一身奶白色丝绸衣服。我没有见到玛莉莲，可我还是写出了我的2000字的报道。然后，我继续前往好莱坞。之后我会返回意大利。4个月后，冷酷的家伙们又把我派往美国。

这一次我服从了。我已经知道什么事情在等着我。我要写一篇关关于米勒夫妇的文章。我想谈谈玛莉莲和阿瑟·米勒。是的，我想谈谈阿瑟·米勒和玛莉莲·梦露，确实是这样。

没有必要细说，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列在最后。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它使我感到恶心。欧文也不想见我。我过一段就给他打个电话，他小心翼翼地说，他感冒了，说他弟弟住院了，说他父亲就要不行了，我也就假装信以为真，对他说"那就下次再见吧"，以使他放心。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刻，我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咳，要知道，我是一点激情也没有地去解决做这件事的，我甚至希望，米勒夫妇拒绝我的采访。我同一个同曼凯维奇导演一起工作名叫迈克·明德林的经纪人谈了这一问题，我是尽可能地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一问题的。

"我想见见阿瑟·米勒。"我说。那是我出发两天之后，那时我说，这趟差使真不幸。迈克是个犹太人，米勒也是犹太人。据说迈克非常极端。米勒据说也是个极端派，特别是在那场诉讼之后。迈克是米勒的朋友们的朋友，那些朋友也是梦露的朋友。半个小时之内就将会面的时间定了下来。

"玛莉莲也参加？"我失望地问道。"玛莉莲也参加。"迈克满有信心地回答说。他还说，玛莉莲知道我的故事，因为欧文·霍夫曼对她说过。她听了之后觉得很好玩，所以很愿意认识我。因此，采访米勒时，到了合适的时刻，她会从房间里过来，端给我一杯咖啡喝。"好吧。"我不高兴地说。我就这样出发了，这是我同玛莉莲·梦露的奇遇记的最后一章。

到玛丽莲·梦露的家里去

会面的地点就在米勒夫妇家里，在东区第54街。这是一个十分安静的高雅小区，距麦迪逊大道不远。玛莉莲的经纪人费希尔·沃伦陪我前往。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不必再东寻西找就可以见到梦露了，这一想法使我感到高兴。一个满心狐疑的门房带着我们来到第13层，小心地按响了门铃。阿瑟·米勒前来开门，这时，大门的门框像一幅邮票的边框把他框住，使他活像邮票中的一位国王的头像。他身穿一条平平整整的灰色裤子，一件墨蓝色毛织长袖运动衫。他的脸显得有些消瘦，但晒得红红的，一副眼镜使他显出深思熟虑的样子，他的表情有点儿腼腆，但很热情。我觉得，他简直是太高大了，太强壮了，太美了。也许是因为，他像邮票中的一个人物，所以我想，美国人应该选他当总统，而不应该判他坐一个月牢房：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挂名总统。我握着他那双像木匠的手一样的骨节突出的大手向他问好。在进口处，正好在大门对面，挂着两张林肯的画像。如果林肯没有连鬓胡子，我会说，这是米勒的两张画像。我吃惊地说："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你们两个确实很相像。"

米勒局促不安地笑了笑，将双手插进口袋，两只大脚叉开晃了晃身子，极力掩饰他的尴尬。

"以前，"他说，"我讨厌这种说法，因为我太尊重林肯了，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可是，有一天，我女儿简发现一枚林肯头像的硬币，她喊着说，爸爸的头像印到钱上去了。这样一来，我才对这种说法听之任之了，因为确实有点儿相像，特别是左半边，确实很像。"说着他把画像的半边遮住，将自己的脸凑了上去。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说得很慢，带着一点点讥笑的意味，很有耐性，好像在重复一种让人厌烦的说法。我问他，这两幅画像是不是他的，是不是为了故意逗人才把它们挂在这个地方。"不，不是这么回事，"米勒说，"这两幅画像是玛莉莲的，认识我之前就有了。我想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喜欢上我。上面那幅原来挂在床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请她挪走，我们不能在林肯如此严厉的目光注视下睡觉，那会让我感到不舒服。"

我们坐在客厅，米勒有点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好像想对我说什么事，可又没有说。客厅里有一架钢琴，一个长沙发，几把椅子和一个酒吧台，上面放着没有动过的杯子。玛莉莲和阿瑟都不喝酒。

"我们租下这所房子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这一年当中变故太多，先是在英国拍电影，后来是诉讼，然后又是打胎。仅仅到最近刚刚买了新家具，才把这所房子装修好。"米勒说。灯光微微照着他的凹陷的脸庞、威严的鼻子、两只大眼和刚开始脱发的头。看人时，他那双眼睛含着意想不到的善意。但是，我却注视着门口，期待着玛莉莲端着咖啡走进来。

"玛莉莲对这个家很上心，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度过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米勒说。"我们的朋友不太多，很少出去走动。大家都知道，同玛莉莲一起出去会出什么事，在街上会造成交通阻塞。用大围巾遮挡一下，或者戴上太阳镜，都没有用。人们会从走路的姿势认出她来。对此我们已经习惯，可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让我觉得有些烦。"

我看着门口。她会不会从那里走进来？要么会从我右手的那个房间里走过来？显然，她希望对她丈夫的采访进展顺利。米勒发现了我那有些焦急的目光。他又显出好像要对我说点儿什么的样子，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

"我们只有一辆车，对我们来说，两辆车有什么用？总是她开车，因为我开车时好分心，我的方向感也不好。我们并不想炫耀。至于说到佣人，我们只有一名女佣，是一名黑人，五十来岁，这个女佣经常连饭都做不好。"米勒这样说。"玛莉莲是个很不错的烹饪能手，做的面条和面包很好吃。"不知为什么他谈了她的这么多事，我并没有请他谈她。我想谈的是那场诉讼，我吃力地把他引到这个话题上来。

玛丽莲·梦露是个幽灵

"很明显，如果我不同梦露结婚，他们不会那样卖力地对付我。"米勒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需要一些夺人眼目的人，上第一份黑名单的就是好莱坞的人，第二份就是电视界的人，这绝非偶然。百老汇集中了一些不太为公众所知的精英，那里就没有一份黑名单。"他就1948年对"好莱坞十名人"的诉讼谈了很长时间，即对好莱坞10位作家的诉讼，他们都拒绝提供共产党人的姓名，因此而被判处徒刑。导演伊莱亚·卡赞和罗伯特·罗森、单簧管乐手阿蒂·肖为了不毁掉自己的前程供认了一些人是共产党人。"于是，这几个供出别人的人能够继续工作，赚了很多钱。另外那几个人在好莱坞甚至写一张表示祝贺的明信片都不可能。他们有时不得不使用假姓名工作，以便餬口。"

我仍然在向门口张望。她为什么还不端着咖啡过来？一杯咖啡不至于要等两个小时吧，多么怪的一个女人。

"您是不是要一杯牛奶？"米勒问道。

"谢谢。我想要点儿咖啡。"我以坚定的口气说。

"我让她马上拿来。"米勒说。他站起来，前往厨房，我听到他在那里低声说话，另一方是个女人的声音，那个声音有点儿尖细。"是的，好的。"那个声音说。我觉得，玛莉莲的声音应该更沙哑一些。

"咖啡马上就到。"米勒客气地说。"是的，刚才我说，那才是一场恶劣的诉讼，恰恰就是因为我是玛莉莲的丈夫。因为他们不给我护照，使我没法同玛莉莲一起到伦敦，这给我造成很多麻烦。温切尔的俏皮话也使我很不快，他说：'美国人把马克思和列宁同朱丽叶和罗密欧给混为一谈了。'真愚蠢。"他谈的这些东西很有意思，这是一次很不错的采访。可是，我不太在意地听着。一种突如其来的烦躁使我不能再记笔记。我要喝咖啡。真是个笨女人！怎么还不把咖啡端来？

"玛莉莲她……"米勒说。他突然抬起头："是这样？……玛莉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继续说。"认识她之后，我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停了一会儿，显然是在寻找合适的词汇。"我更加没有耐性，更加易怒。"可是，这咖啡为什么还不端来？"到了41岁，我变成一个全新的男人。通过玛莉莲，我懂得了很多事，只是在这次婚姻之后我的真正的生活才开始起步，您明白吗？"阿瑟·米勒说。"我很敬重她，她是个伟大的演员。她像杜塞一样，可能会发生不可逾越的悲剧。只有具有幽默感的人才能笑对生活的悲剧。"可是，我已经不再记笔记，我已经感到愤怒。采访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可玛莉莲依然没有过来。玛莉莲，真讨厌，真可恨。她就是过来了，我也决不会同她说半个字，也包括米勒在内。

"请等一下。"米勒说。"我去打个电话。"他站起来走了。与此同时，我看到通往厨房的门口出现了托盘，上面有3个杯子和一个咖啡壶。"噢，"我向沃伦这么叫了一声，"总算来了！"我突然感到很痛快，很高兴。毫无疑问，我可以同她谈谈了。可是，在托着杯子和咖啡壶的托盘后面并没有玛莉莲，而是一个黑人女佣。

法拉奇

我没有喝咖啡，我不愿意喝这杯咖啡。我站起来就要走，因为我感到我的每一个细胞都被冒犯了。我向米勒伸出手，向他表示感谢。米勒很尴尬。"我给玛莉莲打了电话，"他说，"我希望她能回来一下，可是，她不能回来。就是这样，我本来不想告诉您，我知道这是我对您的不敬。玛莉莲现在在医院。昨天，她买了一把菜刀，切香肠的时候切了手指，一直切到了手指的骨头。她的体温很高，可能是感染了。再过三四天她才能回家。现在，连我也不能见她，她需要卧床休息。"他停了一下之后又说："真可笑，不是吗？玛莉莲很想见您，她的好奇心很强。她也是个很好的人，她希望能让您写一篇好文章，以补偿两年前的愤慨。您寻找她的时候我们正在康涅狄格州。可是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把她藏起来。"我们向门口走去。在进门的地方有一个柜子，柜子的门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件貂皮大衣和一身奶白色丝绸衣服。那天晚上，我在第五大道被挡住因而没有及时赶到无线电城音乐厅那次，她穿的就是这身衣服。米勒的一顶帽子旁边是她的小帽，那是一顶白色草帽，缀着红色丝带。我狠狠看了一眼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幽灵穿的衣服。"您说，"我对米勒说，"您真的相信您的妻子确实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他望着我，显出很吃惊的神情。

责任编辑：Jubilee

排版：韩柯

本文选自《好莱坞的七宗罪》，法拉奇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8月版。

法拉奇

法拉奇：全名奥莉娅娜·法拉奇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生于佛罗伦萨。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活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凭借作品《风云人物采访记》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另有代表作《男子汉》。 2006年逝于佛罗伦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