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一百周年纪念之际，《纽约客》记者哈塔沙杜尔安访问了迪亚巴克尔。哈塔沙杜尔安本人即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借助亚美尼亚社区重修教堂的契机，他要为祖父的幸存之谜寻找答案。

第一部分《复活》中，作者追溯家族历史，同时也在对这段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今日各方间游走观察。这座城市在将亚美尼亚居民彻底从自身的历史中抹去多年之后，又转而以开放的态度将其接纳，其中原因与库尔德人社区的诉求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一位亚美尼亚神父的“我们是他们的早餐，而你会是午餐”一语，成为了精准的预言。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过的民族，过去的记忆无法被遗忘和割裂，未来的命运轨迹也在彼此相映和交集。

——地平线.舟忆

（一）复活

文︱拉斐·哈塔沙杜尔安

译︱ 舟忆

译文来源︱ 地平线

每当我试图回想起我的祖父时，在我脑海中出现的那张脸庞就是我父母房中挂着的那张铅笔画。那张画是我们家现存最早的祖父形象。他看起来有三十多岁了，从墙上面色凝重地向下俯视着。他蓄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带着高高的硬领，别着领带夹。他看起来是一个自重的人，带着一种正义凛然的气质：这是一个强大的人。

我从未有过和他相见的机会。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纽约长岛，他出生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奥斯曼帝国，幼发拉底河沿岸。他于一九五九年去世。那一年，第一个航天器抵达月球，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夺取了政权，菲利普·罗斯发表了《再见，哥伦布》，不过我疑心祖父对此都一无所知。他知道的，是什么是贫困，什么是大规模的暴力，什么是饥饿，什么又是驱逐——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生存下来，乃至重兴家业。

我祖父一生中度过最长时间的地方是迪亚巴克尔，土耳其东南部一个驻防小镇。宏伟的老墙包围着城市。城墙用黑色火山岩建成，罗马人建起了它们，随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又加入到修建之中。一九一五年，奥斯曼帝国将这座城市，还有这个省份，还有今日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杀戮的场地，这场大屠杀和强行驱逐，就是后来被广为人知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这个计划要消灭的是帝国中的所有亚美尼亚人——“一种需要严峻治疗措施的致命疾病”——计划几乎取得了全盘的成功。奥斯曼帝国杀害了一百多万人，但不知何故，我的祖父并不在其中。

他带领着自己的家庭平安地度过了乱世，继续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忍受了几十年来的微妙迫害。种族灭绝者们并没有被真正地清算，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参与了一九二三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暴力也许已经结束了，但其意识形态仍旧不息止地存在着。伊斯梅特·伊诺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零年间的土耳其总统，如是说：“无论如何，我们的责任是在土耳其把所有的土耳其人从非土耳其人中分离出来。我们要把那些反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化的因素分离出去。”这个国家把亚美尼亚人从其历史中割裂出去。在阿尼，这座坐落于东北边境的亚美尼亚古城的废墟，不再有人提到是谁建造了这座城市，谁又曾住在这里。在伊斯坦布尔，不再有人提到是谁设计了多尔玛巴赫切宫这座苏丹们曾经居住过的宫殿。这一遗忘政策被称为“土耳其化”。遗忘的范围也扩大到地理上：我祖父的出生地，那个帖木儿时代被称为亚巴克胡（“弥漫的水”）的地方，被改名叫宾格尔（“千湖”）。根据一项在一九三四年通过的法律，他的姓，哈塔沙杜尔安（“十字架所给予的”），则被改为欧扎克德米尔（“纯白色的铁”）。

在迪亚巴克尔这座城市，世界主义元气大伤。这里的少数族裔们——基督徒，犹太人，雅兹迪教派——人数锐减。尽管如此，我的祖父坚持着，直至一九五二年。我的父亲是祖父的第十二个孩子，他在迪亚巴克尔长大。我从小就听父亲讲起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在聚会上，喝着玻璃杯里的咖啡或土耳其白酒，他用神话中的词语描述起那个地方，就好像是在描述安纳托利亚的马孔多一样，言语间充满着像是哈吉妈妈、熟食威利、苹果婆婆这样的名字。但在这些故事中，祖父的身影总是那样模糊。他如何幸存的故事就是一个谜。近一个世纪以来，土耳其政府否认了亚美尼亚大屠杀——直到最近，提起这件事甚至都可能遭受起诉——调查这件事则更有风险。但在不久前，一件奇事发生了。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迪亚巴克尔这座城市开始再一次地展现出其人民希望它成为一个共享的家园的意愿。这座城市重建实验中的核心，就是恢复一座曾经属于这里的亚美尼亚居民们的大教堂。那些曾经的亚美尼亚居民中，就有我的祖父。

圣西里亚库和胡列塔，这座用基督教早期殉教圣徒和他的母亲命名的教堂是一座宽大雄伟的建筑，用雕刻过的火山岩建成，伫立在老迪亚巴克尔的城市中心。在意大利语中，这个殉教的孩子被称作圣奎里科。在亚美尼亚语中，他则被称作圣吉拉戈斯。这座中东地区最大的亚美尼亚教堂用十九世纪教会的极简主义风格设计而成，包含七座圣坛，还有用十六条整块的石柱和逐渐变细的优雅拱门所支持的木质平屋顶。圣吉拉戈斯教堂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的毁灭。一八八零年，教堂被烧成了灰烬，又被重建。一九一三年，闪电摧毁了钟楼。 下一个钟楼，一座半哥特式的尖顶房屋，连带伊斯坦布尔铸造的昂贵八边时钟，因为其塔尖超出了城中清真寺宣礼塔的高度，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种族灭绝的炮火中被摧毁。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我要提到我的家人中传下来一个更真实动听的故事：有一天，塔尖的建筑师出现在我祖父家的门口，带着他的工具和财物，催促我祖父保管好他们，转而消失了。几天后，塔尖的建设者之一也出现了，自相矛盾地解释说，官员们命令他拆除塔尖，这一次那些雕刻和材料可以被用来重新利用和出售了。

大屠杀过后，教会人员和迪亚巴克尔所剩不多的亚美尼亚人都被锁在了在一座破败的尖塔里，随其一起毁灭。之后，圣吉拉戈斯曾变成一家国有银行的仓库，并被作为临时军事设施使用。我父亲回忆说，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次他摸到了大殿里，看到新兵排队浸入杀虫剂桶。祖父移民的时候，保有一张教堂最活跃的成员的相片，我姑姑对那张照片作了精心的注释，并将其保管在她的相册里。可以想到的是，彼时那座伟大的教堂已经被废弃了，社区里仅有一座小教堂。那也是祖父帮忙筹款建造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对于越来越少的教徒，小教堂还是太大了。人们陆续离开。到一九八五年，教堂里再也没有牧师了：阿尔森神父突然缺席，年轻的库尔德男孩们不能再在石头小巷里戏弄他了（“一个修士，一个修士，他的屁股上插着玻璃”）。八年后，对圣吉拉戈斯教堂屋顶积雪的忽视，终于导致了教堂的倒塌。最后只剩下怪老头安特尼克·佐尔，他是废墟遗址的守护者，他告诉游客，“每个人都去了，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只有我留在了这里。”

大约十五年前，我的姐姐在圣吉拉戈斯教堂最破败的时候拜访了那里。她发现了安托叔叔。据我们所知，他坐在石头上，披头散发，衬衫宽松，羊毛衫塞在运动裤里。她通过一个朋友对他说土耳其语，但他只是坐在那里，缄默无言，目光空洞。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回来了，用亚美尼亚语对他说话，他猛地一颠，警觉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我们很久都没有牧师了。你知道主祷文？ 她背诵了主祷文，他哭了，然后他把她领进了废墟。在一个只有一盏灯泡照明的棚子里，安托翻遍了自己的东西，告诉我的姐姐，他一直在等她，让她可以保护自己一直守护的遗迹。他拿出了一本圣经，书的封面被撕掉了，他让她把书拿到安全的地方。安托讲话时带着一种迫在眉睫的紧迫，担心如果他们发现了这本书会对其做什么。我姐姐拿走了那本圣经，并把它放在家里。不久之后，我参观了迪亚巴克尔，也去寻找安托叔叔，但住在圣吉拉戈斯教堂的人说他已经住院了，事实上，他将再也无法离开他的床。教堂里，库尔德男孩们在踢足球。破败的大厅中穿梭着足球的轨迹，划过圆柱和拱门所投下的阴影。他们如今所支撑的已经空无一物，唯有天空。

城市氛围变化的新闻悄悄地到来。五六年前，圣吉拉戈斯教堂将要恢复正常运转的谈论听起来不大可能——那里连信徒群体都没有了。后来在二零一一年，一本《亚美尼亚人周刊》（我还记得是送到我父母家的）明确表示，传言是真的。“圣吉拉戈斯教堂将向信徒开放。” 它如是写道，又说 “这代表了向土耳其压制自由的势力的挑衅。” 数百人参加了这一仪式，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从伊斯坦布尔或是国外飞回来的。迪亚巴克尔的市长奥斯曼·巴伊代米尔告诉亚美尼亚来访者们，“你不是我们的客人。我们是你们的客人。”阿卜杜拉·德米尔巴什，我家人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老区的市长，甚至提到了种族灭绝这一大忌，他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辈们，犯过错，但我们孙辈们，不会重蹈覆辙。”

每天，数以百计的人来到圣吉拉戈斯，带着好奇，赎罪，怀念，还有对自己遥远的亚美尼亚身份认同的思考。一些人前来试图拼凑自己的家族史，还有那些失传的幸存者故事。去年4月，我收拾好行囊（带着那本老圣经）也踏上了旅途——为我祖父的幸存之谜找到答案，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知道大教堂是如何被重建，城市是如何出人意料地被改变，以及一个世纪的争议历史将被如何盖棺定论。

从远处走近迪亚巴克尔时，你就能看到赫然耸立的城墙。但墙内的老城却很小。老城几乎与世隔绝。父亲告诉我，在他小时候，城墙是一片蛇蝎出没的废墟，他做梦都不想靠近那里。就像圣吉拉戈斯教堂那样，城墙现在正在翻修。防御工事上修起了一长条公园，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爬上爬下。在整个老城中，历史建筑正在被修复，城市的更新伴随着更深层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十余年来，迪亚巴克尔都处于《紧急状态法》的统治之下，民族之间高度紧张，安托叔叔总是感到——那种如果他们来了他们会做些什么的恐惧——总是很明显。但现在这些日子里，如果一个陌生人，一名店主，或是一位为你指路的人要是知道了你是个祖上住在迪亚巴克尔的亚美尼亚人，你就会被带进家门，就像一个久失音讯的亲戚那样，被尊敬地奉茶欢迎。你会被叫做“亨西瑞姆”，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当我见到老城的市长阿卜杜拉·德米尔巴什时，他刚刚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任期。德米尔巴什是库尔德人。我很快就发现，圣吉拉戈斯复兴的故事是和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一个多世纪来交织的政治暴力是分不开的。这座城市的温馨氛围，以及愿意挑战关于种族灭绝正统叙事的勇气，也都和库尔德人的故事是分不开的。

一九一五年的迪亚巴克尔，库尔德人是种族灭绝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库尔德部落的高等成员帮助奥斯曼帝国官僚机构策划了大屠杀，也从没收的财产中致富。在农村，库尔德部落的酋长们进行了无情的野蛮杀戮。但随后没多久，国父凯末尔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库尔德人本身也成为土耳其化的对象，国家启动了消除他们文化的进程。外国观察家们讽刺道：“在驱逐亚美尼亚人的过程中扮演主力的那些库尔德人，会在十二年后经历与亚美尼亚人相同的命运。这就是命运的捉弄。” 一九二七，驻安卡拉的英国大使这样报告道。

最终，安卡拉方面对于库尔德人得出一种习以为常的，却又自相矛盾的观点。这种观点否认了库尔德人作为一种不同民族的存在，而又同时认为他们不应当被当做外人，即使他们放弃了一切令他们不同的东西。这个国家坚持认为，库尔德人仅仅是“山地土耳其人”，土耳其农民中的一支。库尔德斯坦工人党领导的武装民族主义运动应运而生——该地区随之进入了“紧急状态”。官方夷平了村庄，扫荡了农村。这里法外杀人猖獗，迪亚巴克尔监狱成为臭名昭著的酷刑和失踪之地。一位库尔德政客回忆道：“他们把我用手臂吊起来。我光着身子。他们把电线接到我的生殖器和肛门上。当他们打开开关时，我的整个身体都会颤抖，他们把这叫做‘坐飞机’。”

村民们从周边地区逃往迪亚巴克尔，迪亚巴克尔因此成为了一座库尔德人的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迪亚巴克尔的库尔德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种族灭绝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了他们在现代政治史中一种原罪。“我记得一位亚美尼亚牧师，” 德米尔巴什告诉我说，“有个库尔德人侮辱了他，这位神父告诉他，‘我们是他们的早餐，而你会是午餐。可别忘了。’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德米尔巴什，这个爱笑的大男人于一九六六年出生于一个名为丝塞的库尔德村庄。一岁时，他随家人搬到迪亚巴克尔。“当我第一次上小学时，我还不会说土耳其语，” 他说道，“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没明白，接下来我记得的事情就是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墙上。我一周没去学校。” 他上的学校是以奥斯曼帝国著名人物命名的苏莱曼·纳齐夫小学。三十年前，我父亲上的也是这所学校，我回忆起他也讲起过类似的故事，他每天都要遭遇凌霸——他们叫他“加夫鲁”，意思是“异教徒”，这个词就好像是一九一五年的余音。我的父亲无法容忍这样的气氛，他退学了。祖父用一袋大米给他买到了一张文凭。

德米尔巴什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受苏格拉底的感召，他成为了一名哲学老师。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一年间，说库尔德语是非法的，但他和妻子给女儿取名为贝芬。贝芬在库尔德语中意为一种浅色的花儿——这个名字马上就惹上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闹到了土耳其的最高法院，到了德米尔巴什胜诉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一岁了。作为教师，当面对推动突厥化的官僚们时他总是采取相似温和的手段，但每一次都引发了严重的法律后果。政府将德米尔巴什从一所学校换到另一所学校。他在二零零一年被派往锡瓦斯，一座极为保守的城市，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所有在土耳其的人都有用自己的母语受教育的权利。于是他被解雇了。穷困潦倒的他回到迪亚巴克尔，并当选为教师工会的领导人。他从此进入政坛，并在二零零四年当选为迪亚巴克尔老城的市长。

当年他失去自己的教书工作时，身上背负了一百多件案子的指控。其中的一些案子由于法律上的变动被撤销了，但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现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案子了。律师告诉他，如果所有的案子都败诉，他总共要蹲上四百八十三年的大牢。德米尔巴什没法了解自己的法律事务，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在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之后，我得以了解他的困惑。在他当选后不久，一名男孩在当警察试图击毙他父亲的时候被误杀在自己家门口。德米尔巴什下令竖起一座雕塑以纪念这场悲剧，雕塑上刻的十三个洞代表着男孩身上的弹孔数量。他因此而被起诉的罪名是：滥用政府的办公室及其资源（三年有期徒刑）。案件被送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又将其送到一个审判恐怖主义的法庭，这个法庭把案子踢了回去，虽然现在还在更审中，但这个案子又回到了最高法庭。二零零六年在维也纳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他提交了一篇题为《多语种环境下的市政服务和地方政府》的论文。这一次，对他的指控变成了“大肆宣扬恐怖组织（五年有期徒刑）”。他签发了多语种的旅游宣传册，册子有土耳其语，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和亚述语，他也因此被指控。他还被指控在主持婚礼的时候说库尔德语。

二零零七年，政府迫使德米尔巴什下台，他打电话给在市政府附近有房子的朋友，从此变为了这里的影子市长。记者，达官贵人，还有议员都会到他这里来寻求建议。他的支持者也来了数百人，给他带来了茶叶和糖。他的前工作人员们筹集了资金，凑出了一笔小预算，他们还在下班时间过来进行志愿工作。德米尔巴什十几岁的孩子们找了工作，承担起养家糊口的任务。就这样，他得以继续自己的任期。而国家则在继续寻找新的途径来起诉他。

二零零九年，迪亚巴克尔的亚美尼亚人——和很多人一样，他们都在伊斯坦布尔生活，来与德米尔巴什讨论重建大教堂。德米尔巴什刚刚重新被选举为市长，国家向亚美尼亚少数民族和种族屠杀的态度开始慢慢软化。二零零三年，正义与发展党取得优势，雷杰普·埃尔多安成为总理，这标志着一个面对土耳其的政治正统性的新意愿。在伊斯坦布尔，亚美尼亚记者赫兰特·丁克成立了《犁沟报》——二零零七年，丁克遭到暗杀，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不少人举着标语：“我们都是亚美尼亚人！” 三万人将自己的名字列入了道歉声明：“我的良心不接受对一九一五年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遭受的大劫难的否认和麻木。我反对这种不公，我和我的亚美尼亚兄弟姐妹们共同承担他们的感情和痛苦。我向他们道歉。“ 文化部在湾湖的一个小岛上重建了一座重要的亚美尼亚大教堂。

但限制还是摆在那里。国家重修了湾湖上的教堂，但只将其作为博物馆使用。三年来，那里不准举办弥撒活动。土耳其化还没有完全退出舞台。就在最近的二零零五年，环境和林业部宣布要修正一些破坏“土耳其统一的”“有歧义”的科学术语，因此，有一种曾经被称作“亚美尼亚狍”的鹿种被改名为“狍狍”。即使在人们哀悼赫兰特·丁克时候，死亡威胁也被寄到了他的前办公室。在回应道歉运动的时候，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就“对话”的可能性发表了一个含糊的声明。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此指控他有亚美尼亚血统。居尔急于证明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土耳其人家谱，他控告对方诽谤，并取得了胜诉。在议会中，一位立法机关成员的道歉动议引起了轩然大波。主席打断了他，指责他“侮辱了你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一个新的运动——”我不道歉“——则获得了更多的签名。

迪亚巴克尔的亚美尼亚人来到文化部以寻求用于整修教堂的财政援助。该部门同意支付超过两百万美元的全部费用，但要求按照契约，将这栋建筑变成博物馆。瓦特基斯·埃尔贡·艾伊科是圣吉拉戈斯基金会的负责人，负责领导修复工作。他告诉我：与其将教堂变为一个空洞的象征，还不如将其留作一片废墟。取而代之的方案是，他带着一个代表团去见管辖范围包括整个城市的迪亚巴克尔市长奥斯曼·巴伊代米尔。巴伊代米尔的家人曾在一个世纪前庇护过亚美尼亚人。他答应帮忙，但他认为，大多数的资金应该来自亚美尼亚，他们可以为这个项目投资。最后，艾伊科从私人捐助者处获得了大部分资助。

艾伊科一家与我家是同年离开迪亚巴克尔的，一九五二年。我才知道那一年夏天，我的祖父母已经安排我父亲到他父亲开在大清真寺附近的杂货店工作。按照这座城市的标准，我们都算是一家人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艾伊科的父亲发起了将圣吉拉戈斯教堂从国立银行手中返回给亚美尼亚人的运动。在许多方面，艾伊科继承了他的脚步。在他家的一个晚上，他给我看他的父亲做的剪贴本：在半透明薄纸页贴上有民间诗歌，奥斯曼帝国的事迹，亚美尼亚的村庄新老名称的名单——依据他曾经尝试寻找过的那些遗失的手抄本。虽然艾伊科接受库尔德人的歉意，他似乎不愿意放弃他的谨慎。目前，学术界已经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库尔德化”，用来形容库尔德人对自己地域文化的保护。他回忆道有一天他问德米尔巴什：“如果库尔德人被授予自治权利，那么你是否仍将拥护少数群体的权利？” 德米尔巴什笑并称是。

事实上，在仁人志士们合作重建圣吉拉戈斯的过程中，亚美尼亚和库尔德人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不牢靠，而是脆弱的。就在重建开始后的二零零九年，迪亚巴克尔的市长们就陷入了被起诉的法网中，显然这都是为了粉碎该地区的库尔德人在政治上的领导。凌晨五点三分，德米尔巴什的家被搜查，警方用枪指着他的头，在车站，他发现给自己带上手铐的是自己以前的一名学生——学生的眼里满是犹豫。德米尔巴什敦促他说，没什么好迟疑的。指控要至他于死地——库尔德斯坦工人党非法分支机构的成员——德米尔巴什予以否认。他在迪亚巴克尔监狱待到了二零一零年，同年他被保外就医。但案子还没有结。

尽管如此，他坚持了下来。他用三个本地作家的名字为三条街道命名：一个是库尔德人，一个是亚美尼亚人，还有一个是亚述人。他用市政府的资金运营亚美尼亚语课程，并竖起了亚美尼亚语的标牌指示游客。在他的执政范围内，有十七处被掠夺的教堂土地得到了归还。他告诉《亚美尼亚周刊》：“我们希望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认识到，迪亚巴克尔在历史上一直是一座文化多元的城市。”《周刊》问道：“对那些背井离乡的亚美尼亚人，您想传达什么信息呢？” 德米尔巴什说：“回来吧！”

“对那些背井离乡的亚美尼亚人，您想传达什么信息呢？” 德米尔巴什说：“回来吧！”

当我的祖父来到这座城市时，他还只是一个身处危机之中的小孩子。他的故事始于距离迪亚巴克尔约一百英里开外的亚巴克胡。祖父的父亲哈塔沙杜尔在那里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地主。哈塔沙杜尔有两个继子。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其中的一个继子在争执中推了一名库尔德人一把，结果那人摔在地上死掉了。继子被收监并被判处绞刑，但哈塔沙杜尔付钱给他保下了一条命。那个库尔德人的家属拍案而起，烧了他的田地，偷走了他的家畜，并且威胁要谋杀他。哈塔沙杜尔带着家人，包括我那不到十二岁的祖父，向迪亚巴克尔逃亡。在那里，圣吉拉戈斯教堂已经有了朝圣者天堂的名望。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位亚美尼亚裁缝——裁缝在土耳其语里叫塔拉齐，这位住在城里的裁缝邀请他们与自己住在一起。没过多久，另一场灾难来袭：霍乱疫情席卷了迪亚巴克尔，杀死了哈塔沙杜尔和他的两个孩子。我的祖父和他的母亲难幸免于难，裁缝照顾着他们。

迪亚巴克尔处于动荡之中。帝国正在急剧衰落，为将不同信仰和语言的民族们团结在奥斯曼身份认同的周围，也希望能够保留从突尼斯延伸至巴士拉的自治领域，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人实行了改革。新措施提高了个人权利，颠覆了帝国曾经将基督徒地位置于穆斯林之下的政教合一旧秩序，他们答应给予亚美尼亚人更多的平等。但是随着改革措施陆陆续续地颁布，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让亚美尼亚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糕。许多认为自己的神授地位受到威胁的库尔德人，猛烈地攻击他们的邻居。

普遍的民怨在俄土战争失去殖民地后混入其中。在柏林条约中，列强决定了帝国的命运，让苏丹承诺实施改革“在亚美尼亚人聚居省份，并保证他们在切尔克斯和库尔德人中的安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将西方与亚美尼亚人的紧密联系看作是亚美尼亚人叛国的证据。他成立了一队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库尔德民兵，用来实施精确的惩罚，屠杀了十万亚美尼亚人。

在迪亚巴克尔，对改革将给予亚美尼亚人太多自主权的担心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大屠杀。（苏莱曼·纳齐夫写道：“像我们之前的祖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哈里发的荣耀而工作，增加它的人口。这是我们将终身遵循的道路。”）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三日起的三日间，种族暴力吞没了这座城市。枪声在附近的大清真寺爆发，穆斯林们挨家挨户地掠夺着亚美尼亚人的商店和住宅，杀死了数百人。市场变成了一片火海，烟雾在三十五英里之外都清晰可见。

家里没人有知道祖父是怎么幸存下来的，但很显然他给自己找到了一条生路。大概在他十岁的时候，裁缝打算教他手艺。“你姓什么？” 裁缝问道。我的祖父并不知道，他的母亲也不知道。于是，裁缝说：“那么，你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我的祖父说，父亲叫哈塔沙杜尔。“那么你的名字就叫哈塔沙杜尔安吧。”

我的祖父的教名是哈格普——雅各布的亚美尼亚语言写法—— 但在某些时候他还会用一个穆斯林的常见名，赛义德，他在非亚美尼亚人中被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塔拉齐赛义德——裁缝赛义德。最终，他在市中心的大清真寺附近开了一家店，在复活节的早晨，我出发去寻找老门面。老店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但这个区域依然挤满了小商铺，罗列在平分了老迪亚巴克尔大道旁。

步行去圣吉拉戈斯教堂的路程不长，我路过的茶摊，卖东西的小贩，还有一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尖塔，尖塔在四根小柱子的支持下摇摇欲坠地保持着平衡。靠近教堂，商店和街头的混乱褪去了，狭窄的石头小巷变得千篇一律，在转弯处则更容易让人混淆。在一些地方，我能在视野中看见重建后的钟楼。进入大教堂的庭院——及其花园，它的梧桐枫树，它的木头茶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驶出了隧道，眼前豁然开朗。圣吉拉戈斯教堂的废墟已经不复存在。教堂用“女玄武岩”所建造，这是一种有孔的火山岩。由于女玄武岩的开采已经枯竭，许多用于重建的石头都是仿制品了；尽管如此，进入教堂的时候，还是会给人带来是在进入一个有生命的结构体的感觉。

本周日是庆祝教堂重建以来第一个复活节日，一位凯沃尔牧师从伊斯坦布尔飞过来主持这场弥撒。虽然教堂每天都开放，但教会还没有为此处安排一位常驻的牧师。类似的情况是，由于这里的亚美尼亚社区尚不是很活跃，海外的亚美尼亚人似乎也在为是否要支持这所教堂而犹豫不决。艾伊科仍在苦苦地筹集那用来支付欠款的四十万美元。他的女儿问我知不知道才能怎样认识金·卡戴珊。

一部分原因是冷漠已经普遍根植在这个国家里。在这里，“亚美尼亚的" 曾经是一句骂人话。但艾伊科认为，这其中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病理。他认为，走进一座运转的教堂里就意味着摆出一种愤怒受害者的姿态。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栋建筑的目的是什么？德米尔巴什说，重建是一种自我批评，一种道歉，是和谐的象征。艾伊科说，教堂是一座为曾经在那里的人所树立的一座纪念碑。不过，把这栋房子作为一个半休眠状态的宗教建筑，让凯沃尔神父时不时地飞过来也可以。

坐在复活节早晨的庭院里，了解新圣吉拉戈斯教堂在土耳其化的余波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并不难。安托大叔曾说过：“这里留下的只有我。” 但事实证明了，就在圣吉拉戈斯的废墟的附近，还有不少亚美尼亚血统的遗民。这些人的父亲，母亲或祖母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被土耳其人或库尔德人带走，加入穆斯林家庭并获得新的名字和身份的人。在村子里，没有人的祖先是绝对的秘密。他们通常可以被认出来，被称作是“剑的残片”。没有人知道整个土耳其有多少这样的隐藏人口，估计数在三万到三百万之间。隐藏的身份现在才开始渐渐显现出来。几年前，这些人中的一群来到圣吉拉戈斯教堂受洗，出于安全考虑，他们的名字都被保密了。但是他们的出现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将教堂的工作看做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在土耳其做一名亚美尼亚人正在成为一件可以被接受的事。

复活节的早晨，两名为了筹备事宜而四处奔波的教堂的看管人——阿拉姆·卡塔吉安和阿尔缅·德米吉安，抽出时间来和我喝了杯茶。“如果你寻根究底，这座城市里百分之六十的家庭都有亚美尼亚背景。”卡塔吉安告诉我，“我的依据是那些来教堂的人。在我家里，有七个人从一九一五年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实际上，他们是七个聚到一起相依为命的孤儿——我的爷爷是其中之一——他们在一起相互依靠，最后形成了一个家庭。如果你看看他们的后裔，这些人都认同自己是亚美尼亚人，但他们都是穆斯林。从出生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亚美尼亚人——不像阿尔缅，他长到二十五岁才知道。” 他们两人在出生的时候都被起了穆斯林名，后来为了纪念亚美尼亚祖先而改名。

早上九点左右，卡塔吉安走到教堂门口，敲响了钟。教堂里，长椅上慢慢坐满了人，空气因为熏香而变得醇厚。在我父亲的童年，亚美尼亚人在复活节会聚集在迦勒底的天主教堂。在濯足节那天，他们会在教堂待过半夜，在仪式的高潮，灯火被熄灭，赞美诗于黑暗中响起。这里的仪式是非正式的，几乎没有什么形式，人们的注意力起起落落。在圣吉拉戈斯教堂中来回的近八百人中——其中还有不少穆斯林——我看得出来，他们所庆祝的并非复活节，而是复活节的复活这件事。人群散去之后，我向坐在我前面的老人介绍了自己。

“你爷爷是谁啊？”他问道。

“哈格普·哈塔沙杜尔安”。

“我不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你爸爸是谁？”

“普赞特·哈塔沙杜尔安”。

“我也不认识。”老人的目光越过我。“不过我以前知道有个普赞特，” 他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是裁缝赛义德的儿子。”

“裁缝赛义德就是我的爷爷。” 我说。

“是啊，是啊，裁缝赛义德，” 那人说，“我记得他。是个好男儿。”

我祖父的化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快乐”，我第二天在前往老城一个名叫城塞的地方时才想起来。城塞建立在可以俯瞰底格里斯河的堤防上，这里曾经有一座监狱，一栋政府的房子，几座花园，一所教堂，还有一所清真寺。后来又加了宪兵的特殊情报部门办公室。九十年代的时候，这里带走了许多库尔德人，那些人再也没有回来。近年来，该地区已经认定出四十五个库尔德人的万人坑，二零一二年，城塞里发现了一处人骨。人骨被送到伊斯坦布尔的法医研究所，其结论是“这些骨头都趴在地上至少一百年了”。在一个世纪前，这里是驱逐亚美尼亚人时的出发点：强行军，绝大多数人都死亡的结局。大规模暴力的痕迹，被埋藏在城市的地下，就像是岩石地层。我的祖父常常说起，一九一五年，他听到来自城塞的尖叫声。死人们，他回忆道，倒在了浸润着鲜血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舟忆

  排版：韩柯

本文为地平线译文第一部分。原文标题为《一个世纪的沉默》，原载于2015年1月《纽约客》，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提取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