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地平线“星空下的征途”系列沙龙第四场如约而至，主题为商业题材非虚构写作——《商业大佬的“记者朋友”》。在典雅亮丽的腾讯汇活动厅，国内最优秀的一批商业写作者和五十多家媒体的内容从业者齐聚， 大佬王石、王功权、柳传志、李彦宏、俞敏洪、宗庆后、牛根生...被一一点名，但无人承认他们就是一起吃饭、喝酒的朋友。

迟宇宙说，“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企业家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关系，很难说是真正的朋友关系。因为这种关系过于微妙和复杂，相互之间有彼此的认同、尊重，也有相互的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在里面，因为双方都在交流的过程中掌握主导权。”

记者与企业家之间必须划清利益界限，这是一种职业宿命。

以下为沙龙速记：

我是一个局外人，已经两年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了。我以前是一个商业记者，写过一些人物稿子，两年前开始创业，离开这个圈子。

我想分享这两年我的一个转变。我做记者的时候喜欢采访，胜于写作很多倍。做记者是因为我喜欢它，而不是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一直很享受去聊天的过程。这次沙龙叫做商业大佬的“记者朋友们”，而我在做记者的过程中没有和任何大佬成为朋友，我不算他们的朋友，他们也不算我的朋友。我对朋友的定义是没事出来玩、喝酒等等，我对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对我也不是这样，彼此间无所求。

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不认为他们比我高贵，比我能干，面对他们，我都是怀着对这个人有点兴趣，想知道他身上的事情。比如问他，和太太生活幸福吗，有没有中年危机，有没有什么疾病等等，面对一个陌生人你不能这样问，但是作为记者就可以，这个身份像变色龙一样掩护着你。

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大佬们也是普通人。平常回家也看电视剧，出去泡女明星也会被偷拍，狗仔队不偷拍，公司二号人物也要想办法搞掉他。我特别感兴趣的是30多岁到50岁男人中年危机的心态。有一段时间采访商人，我关心的问题都是这一个。

因为都是人，他们在各自从事的行业里面，有一定的侧面。李彦宏有哪些侧面，雷军有哪些侧面。我从来没有认真关心他们的公司做的怎么样，或者研究过他们的财报。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商业人物记者，因为我把他们当做一个人物，而不是商业人物。

但是这几年我还是觉得这些人很杰出，他们所经受的压力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时光再倒回几年，我再做商业记者，会有同情心，会尝试不同角度的采访。我当年做记者的时候通常从批判者角度看问题，但是今天我更多从建设者心态看待问题，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会翻看以前的案例，会看到这些案例里他们面对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成功做下来的人，他们往往有忍别人所不能忍的特质，包括一些手段。但是这些在稿子里很难看到，往往不能拿出来言说。 

商界大佬的财报离我们生活比较远，在日常生活里的状态倒是挺诱人的。采访王功权的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和他一起坐地铁。当时他还有一些政治梦想，他在地铁里大谈梦想，希望社会更公平，当时的场景有点奇幻。

王功权的采访我后来写得顺手，大家也觉得有意思，因为我们彼此都很真诚。我和他一起去吃饭，我们站在路边打的，当时我突然想问一个听起来有点幼稚，但又真心想问的问题。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有钱人呢？因为他私奔以后，外界对他很好奇。然后他说，怎么定义有钱人呢？我说得有几亿。他说，那我不是有钱人。最妙的是，这时出租车司机回头说，有几千万也是有钱人。

纯商业的东西嵌入到现实生活中，大家有一个平等的对话，就会非常有意思。选择做记者，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通过这些最成功的人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去如何选择自己的方向，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业可以为之如此奋斗终生，这也是我采访的主题，在个人的迷茫中从这些成功者身上得到一个答案。

对于记者来说，你在访谈的过程中有时间去旁观一个人，我觉得特别好玩。我第一次采访王功权，最后问了一个平权运动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小时，很遗憾没有谈完，留了一个尾巴。第二次见他是私奔归来，我一直在微博私信联系他，私奔归来我应该是第一个见到他的记者。当时我不知道怎么问他这个问题。

在中关村的一个咖啡馆，大概从晚上七点聊到十一点。他给我讲一段西藏的历史，因为他是佛教徒，一直研究西藏的治理，讲了半小时之后他问我，你还紧张吗？我说不紧张了。我们就开始采访，他谈了很多他想谈的，敏感问题我依然没问出口，十点半的时候王功权说，那我来谈一谈这次私奔。因此我觉得王老师特别善良，永远知道你想要什么。最后结束的时候，将近五个小时的谈话，我想要的东西基本都拿到了。

那个稿子当时争议很大，大家就问，为什么你不把焦点放在王老师的私奔问题上。但是我始终觉得这是个人领域的问题，我是商业记者，为什么要延伸到那个阶段呢？

我从事商业媒体很多年了，兴趣发生过很大转移，我喜欢研究一点理论性、学术性的问题，当然现实工作中，也会参与一些商业的写作和报道。

我们如何定义记者，记者到底是干什么的？通常大家认为记者就是一个记录者，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不够的。社会事件、商业事件纷繁复杂，每天发生很多的事情，你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从哪个角度记录，你的立场是什么，这很关键。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不写什么，可能很多时候人生就是不断选择。

记者首先是一个提问者，他代表你所在的媒体的受众来提问，提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记者就是一个思想者。所以我认为不仅仅是大量的文章，包括新闻报道，本身就是论文。一篇文章里你到底想说什么，一方面来说我们商业的报道显然是基于故事丰满鲜活的，这是《中国企业家》杂志长期以来的传统，我们非常讲文本，追求故事性，但是单纯的故事是毫无疑义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记者写顾雏军的文章，里面有很多细节，穿着是什么，戴的什么眼镜都写得很清楚，但是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到底写什么非常要紧。故事是为了呈现最后的主题。好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别有趣味的，一类是特别有见识的。根本上就是一类，既有见识又有趣味。很多人连趣味都达不到，更不要说见识了。

另一方面要有很硬朗的东西，比如说专业性。公司的产业链，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否则就是你写出了人的共性，但是没有写出人的特性。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一个记者一定要建立思想框架，你看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心中都要有一把尺子，这个尺子怎么建立，怎么获得，一方面就是阅读，另一方面是工作的实践，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我有一个名声，基本上写一篇稿子要和采访对象翻一次脸。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刚到《中国企业家》杂志，根基没有扎稳，我去采访邓亚萍。当时她在极客搜索，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我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我希望写出一个企业家在关键时刻的决策、行为和吸引力。而邓亚萍作为一个体制中人，对这些事情避而不谈，我觉得她不够坦诚。后来我写稿子，把自己内心对她的感受写出来，据说她大发雷霆。现在看来这个事情可能是我做的不对，我有欠考虑的地方。

接下来讲的例子和邓亚萍可以对照起来看。2012年我采访俞敏洪，当时新东方也处于风口浪尖，俞敏洪调整了股权。他之前一直是个理想主义的形象，我对他的说法基本上是接受的。但是他后来又说了一件事，导致我的文章里始终贯穿一个概念，俞敏洪是不是一个好人。

俞敏洪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会员，这是他们的圈子。之前牛根生在蒙牛发生丑闻的时候，半夜声泪俱下给俱乐部的朋友打电话，也包括俞敏洪，哥们要完了，你要帮忙。俞敏洪第二天就打了五千万过去。这件事情不由自主地让我对他是一个好人产生了质疑，你挽救了一个恶劣的企业，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我当时就把这个质疑写进文章里。

看了稿子之后，俞敏洪回了一个邮件，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尊重表达的权利，建议不改。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企业家，那种气量和做人的格局还是挺令人佩服的。虽然对他是不是好人我仍然打了问号。

我们说对历史人物要有理解和同情，做记者到现在体会到的一点也是这样的，应该抱有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去关照他、审视他和分析他，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去采访一个企业家，我会特别揪他的各种细节。比如说办公室有多大，窗户面积有多大，从窗户看出去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每天抽多少烟，喜欢抽半根烟还是会抽到底，在不在办公室抽，抽烟的时候会想什么。这些细节都会特别关注，忍不住地去关注，虽然对写稿子没有用。

但一个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你给读者呈现出来你所写的任何一句话，都必须是有信息增量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你说的每句话都有信息增量，而不是为了你的文字显得好看，这是我现在的感受。

我对商业写作有所感悟是在2015年。很多人喜欢讲商业大佬的故事，我采访的以创业者居多。去过后场村以后，我心里特别有感触。何伟也提到过，他为什么没有在华尔街日报当记者，他说自己特别喜欢接触一些平常人，他写的几本书也都是小人物居多的，我对这样的写作是很感兴趣的。

Q&A：

记者在商业写作中，往往对后面的成稿有一个提前的价值预判，最开始总是偏负面的报道。怎么看待为了想负面做负面的现象？对从事商业写作的人有哪些建议？

迟宇宙：我个人肯定是比较反感为了负面而负面的，但是我们也没有为正面而正面的义务。这一点我在工作群里提出过基本的要求，在采访提纲里面，要告诉我们的采访对象，包括告知他们的公司，我们不接受改稿，但是成稿后会跟他们进行数据和术语的核实，哪怕改了一个字，要按照我们的价格支付广告费用。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个人经验，尽可能通过写一个企业，产生对一个行业的了解。就像《论语》里子贡说颜回很厉害，做到举一反十，自己不厉害，只能举一反三。而我们能做到举一反二就可以了，通过一个点去理解更多、更大的一个面。

萧三匝：首先要抛弃正面和负面的观念，我们写任何一个文章看任何事情都要建立一个坐标系。我们杂志最强调的是坐标系的概念，要有时间轴和空间轴，有坐标系的概念就能定义这个人和事，基本上不存在正面还是负面。所以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要强调你这篇文章的外部性，这篇文章写出来给谁看，不是给竞争对手看，甚至也不是给他所在的行业看。所以，建立外部性是很重要的，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消除正面和负面，实际上就是客观，要有一个外部性的认识。

其次，我认为跟企业家交朋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也有朋友是企业家，但是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利益关系。我觉得很多记者一见到大佬就产生仰视的心态是极其不好的，很多记者把自己当成大佬的秘书，总是希望取悦他们。我不仅仅说的是新入行的记者，这个行业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包括很有名的总编辑，跟着刘强东去了一趟美国敲钟，回来以后张口就是我的朋友刘强东如何如何。完全没有必要，丢人现眼。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平等意识。一方面权力面前要平等，而且是隐性的平等，包括见到大佬和大的学者要有平视的意识。

对写作者的建议，第一个是要建立认识事情的思想框架，多阅读。另外，虽然记者接触的人多，内心还是要向往安静，多看看书，写东西都可以，通过时间去锻炼和提高。

迟宇宙老师写娃哈哈的过程（著作《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成有哪些反复的地方导致没能出版？写企业史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里面有哪些关键点能让这个事情善始善终？

迟宇宙：我挺不想谈论那本书，感觉很痛苦。其实跟娃哈哈没有太多分歧，只是和出版社的分歧。但我还是比较尊重契约。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有图书出版的项目，前期工作一定要做充分。你不允许他改稿，里面一定要注明不允许改。

娃哈哈是一家比较没有故事的公司，可能和宗先生的性格有关系，也包括市场反应方面的举动，我们今天来看是极其传统的，但是在当时很有效。

这件事情中有一点要记住，依旧不可以和企业发生任何的利益往来，这是所有企业史的基本规则。我这本书的收入就是11.2%的稿费税，我是合情合理、合法体面的收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模式。因为我觉得这个行当里面的从业者，作为一个个体来讲，那么年轻，最重要的是写出优秀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来。其未来有很多种方式赚到钱过体面的生活，但是你能够最快写出好作品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还是要把最好的时间用在写出最好的作品上来。

责任编辑：十三姨

摄影：谢丁、叶丹艳

排版：韩柯

特别鸣谢：

感谢薛健先生为地平线“星空下的征途”系列沙龙提供全程赞助。

感谢腾讯为本次沙龙提供场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