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4日清晨，增田美保（左三）和松本正一（右一）俩人驾驶飞机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细菌

常德：鼠疫围困的城市（下）

文/南香红

翻墙而出的鼠疫

李宏华清楚地记得1942年5月6日的那个早晨。他帮助爷爷李佑生赶着一群猪从家里出发，前往常德。

李宏华今年86岁了，但73年前的情景一闭上眼睛便历历在目：他们沿着田间的小路走，20多头猪们走得很慢，还容易走散。从马鬃岭莫林乡到盘塘再到石板滩再到常德城有45华里，爷爷常走这条路：家里的田里的稻、棉收完了要挑到城里去卖，乡里没有的盐、煤油也要从城里挑回来。这一次他赶在稻子成熟之前的空闲，贩了一些生猪，赶到城里交易。

走过旱路到水码头的时候，爷爷让李宏华回去，猪上了船后，就一路到常德了，不会再走散了。

爷爷是第二天半夜里回来的，早晨李宏华再见爷爷时，发现他有点没精打采，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上午在稻田里劳动时也没精神。：“下午爷爷一头栽在床上，动不了了，高烧。爷爷当时50岁不到，正壮年，从来没有这样过，一家人慌了神。奶奶为他烧纸钱，撒鬼饭，一点也不见效”。

5月9号见弟弟的病愈发沉重，爷爷住在隔壁的哥哥李耀金责怪侄儿不带父亲去看病，侄儿说自己也全身无力难受。李耀金见此二话不说，背上弟弟，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漆河镇去看郎中抓药。又翻山越岭地背回来。但回来之后不但没效，还更严重。

“样子非常吓人，剧烈咳嗽，口吐血泡沬，爷爷的两个儿子，一左一右跪在身边，给他擦血沬。10号上午9点左右，没有说出一句话，就咽气了。全身紫一块黑一块的。”

又是哥哥李耀金帮着张罗丧事，办棺木、穿寿衣，请道土。就在李佑生的新坟前，主丧的哥哥李耀金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连喊“拐答”！（常德方言：糟了）

抬丧的人刚抬出一个死的，回来又抬着一个半死的，他的样子和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样，5月13日发病，15日就暴死。

爷爷李佑生去了趟常德，倒底撞见了什么？

李家请来的做道场的道士，说是妖邪太重了，加紧做坛念经。后来从奶奶、常德和爷爷做生意的人口中，李宏华慢慢凑起爷爷在常德这一段的经历：分手之后，爷爷的船傍晚才到常德，就在常德大西门莫老板的屠宰行把猪交了，这是爷爷经常赶猪来交货的熟人，当晚在莫老板家吃了饭，找了一家旅店投宿。

当时的常德城6扇城门都有军警把守，需要注射证才能出入，没有证的需要接受注射。李佑生说他害怕打针，就花了一块钱，买了张注射证。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强壮，没事。他不知道此时的常德正是鼠疫流行最炽烈之时，肺鼠疫暴发已经20多日。

李佑生在城里转了一天，想买些货物带回来。“下午就感觉到身体不适，想出城门回家，但看到军警持枪把守，就回来绕着城墙走了一段，买了一根绳子，找到一个城墙缺口处，乘着夜色翻墙出城，沿河急走，连夜赶到家中。”

“奶奶起床给爷爷煎了两个鸡蛋，炒了一碗棉油饭，爷爷扒了几口饭，觉得口味不好，又要祖母给他倒一杯米酒来喝，便脚都懒得洗就上床睡觉了”。

李佑生兄弟二人的死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接二连三地倒下。

这就是1942年5月常德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当常德军政联合严防死守，想把鼠疫控制在常德城墙范围之内，不想这样一个农民的行动，把肺鼠疫带到了平静安宁的乡里。

李佑生的行为，基本上是符合当年中国农民的行为范式的。对李佑生来讲，大概一生听都没有听说过鼠疫这种病，更不可能知道会有人作为战争手段而有目的投放，李佑生的一生当然也没有打找针，见到打针自然怕，他根本不知道这一针的重要性，于是选择逃避翻墙回家，对于他来讲，回到家就安全了，家是他熟悉的、可以掌控的安全的地方。

李佑生的坟就在李宏华现在住的屋子的对面，隔着一片水塘，一片稻田。这就是他当年劳作的地方，李宏华带我们去看他的爷爷，穿过一片盛开的油菜花，一个高坡上，荒草几乎没过了坟头，土丘前面一块泛红的石质碑上书：祖考李公佑生老……后面字迹模糊了。孙子李宏华的背全驼了，还有气喘，已经爬不上爷爷的坟头了。

我是2013年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认识李宏华的，他和王选一起到日本参众两院进行申诉，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并向受害者道歉赔偿。2011年，一份新的细菌战证据——《金子顺一博士论文》被发现，再次证实了日军在常德使用鼠疫菌进行攻击，83岁的李宏华作为代表被选出来远赴日本。

2015年4月我再次在他的家乡李家湾见到他，对照着实情实景，再听他说他家族的受害经过。

荣启荣的《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记载了这一事件：“因检疫工作未臻完善，于本年五月初蔓及桃源县属莫林乡。先是有该乡李家湾居民李佑生于五月四日在常德染疫，潜返故乡，于十日身死。因系由腺鼠疫所转成之肺鼠疫，能直接由人传人，故其探视之亲属、邻居，相继染疫死亡者共十六人。”

“此次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流行，所有病例，均经详细调查并施行细菌检验证实，其中有患者数人病势极重，于两三日内，肺炎症状（如咳吐血痰）未及显现即已身死，民国十年哈尔滨流行时亦曾见之”。

历史档案对李佑生进城的原因和逃避注射的细节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有说他是去城里进货的，有的说是贩布的，对注射证是怎么买到的及怎样逃出城也有多个版本，这一次在李宏华家的采访，让一些有争议的细节得到更正。

背李佑生去诊病，又帮着穿衣办丧事的是李佑生的哥哥李耀金，于15日死亡；与李佑生第一个接触，并保持近距离关系的，是他的妻子，李宏华的奶奶，陈梅姑，19号死亡；第三批死亡的是李佑生的次子李新陔，和李耀金的妻子朱菊英、李耀金次子李宗桃，他们都是侍奉丈夫、父亲的病而死在家中的，他们都为病人擦拭过咳出来的血痰，怎么可以逃过肺鼠疫的传染？21号这天最惨，死了5个人，上午9、10点钟是李宏华爷爷的第三个儿子16岁的李惠陔，响午刚过是爷爷的已经嫁出去的女儿李春香，她是听说父母病了赶回家看望的（18号得病，20号送回夫家第八保谢家湾，死在夫家）。下午6点是李耀金的末子李元成、李耀金50多岁的姐姐李月英和74岁的姑母李玉姑。死亡一直持续到30号，一圈圈地向外围扩散：李家的隔壁邻居、回家探父母的出嫁的女儿、前来探视的亲戚，参加葬礼的亲朋。

平静的乡村姻亲联系网，因为一家之主李佑生的死亡而联动起来，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吊孝，嫁出去的女儿女婿都回来了，一大家子亲戚邻居们都聚在一起，传染变得快捷方便，更何况后来证实，李佑生带回来的是肺鼠疫——人间鼠疫，人和人通过接触、呼吸、飞沬传染。死者除李佑生之外，家庭内部传染死亡3人，如李佑生传给妻子儿子；参加护理的死亡了5人，如照顾生病的父母、丈夫等；前来探病的亲戚死亡5人，如李佑生的外嫁的女儿谢李氏，前来探父亲，带病回家，又传染至婆婆死亡。邻居向国恒家2人，也是因为前来探视帮忙。

鼠疫从一个中心暴发，然后随着姻亲的血脉线索向四方扩散，血亲越近的人感染的可能性越高，这种传播方式对于中国以宗族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从10号李佑生死到30号，李家本家、姻亲和邻居向国恒家一共死亡16人。这个名单记载于容启荣的报告书。但报告书里少了一个人，就是来自临澧县王化乡的道士。

这个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道士，在李家做法事捉鬼做到一半时，突然一阵风将祭坛上的灯齐刷刷地全部灭掉，道士被此情景吓呆，扔下祭坛逃走，回到家中，不几天也死了，他至死都认为遇到了魔力强大鬼怪，自己反被妖捉了。

现在从常德到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非常方便，我从城里的长途汽车站，坐中巴车，11块钱，一个多小时就了马鬃岭，再步行4里，就到李家湾。这一天，李宏华老人远远地迎出了4里地等我。为了不让我们走路，他还租了一辆车。李宏华的妻子说，这两天他一直病在床上，听说我们要来，就一下从床上蹦了下来。

李家原来有5个人参与细菌战诉讼成为原告，弟弟李安谷、李安江都去世了，堂兄弟李安清和姑姑李玉仙，他们都去世了，5个幸存者只剩下了李宏华一个。

李宏华当年也得了鼠疫。和他一起发病的还有九个人。鼠疫在这里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李宏华的姑姑——李佑生最小的女儿李玉仙2013年去世，活到95岁。她留下了一段口述，讲述了她们十个人死里逃生的经过：“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天，灵柩也没有出，我已哭得再没有泪水流了，我自己也病倒了，人事不醒。我丈夫陈海燕(于1962年病故）怕我死在娘屋里，一肩把我背了回去，我丈夫把我这个“死人”作活人诊，请来了老中医杨春柏，他来我们家后，将冰糖、甘草、雄黄、石灰、山茶熬成药水，先给我灌了两碗。他见仍不见效，便用一根竹竿往我鼻子里吹这种药水。倒也怪，到第三天，我真的苏醒过来了。又过了几天，便可以坐起来吃饭了，此后，我那奄奄一息的丈夫陈海燕（他后我10天发病）及我二哥李松陔等10人，都是杨春柏用这种往鼻子里吹药液的土方子治好的。后来，我们都叫杨春柏为活神仙”。

当年的马鬃岭属于地广人稀的乡村，李家湾也只有10来户人家。李家湾的死人被当地的保甲长发现，报告了县里，县里再报告到常德，25日24名防疫队员和一个排的士兵来到李家湾，发现李家已经没有人收尸了，防疫人员连忙掩埋尸体，封闭病家，就近建立隔离留观所。

民国政府的防疫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和和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处长陈立楷等随后前往陬市及桃源县督导防治，伯力士和防疫队到达李家湾，建立了隔离所，抢救患病的人，切断了李家湾和外界的一切联系，3个月内不准任何人出入，莫林乡一个不漏地进行疫苗注射。此时民众看到了疫病凶猛，均能比较合作地接受注射了。　

李家经鼠疫沉重打击，从此人丁稀落，伯父死了，没有子嗣，李宏华被过继了过去，叔叔李惠阶，当时没有结婚，在咽气前，把李宏华的弟弟李安谷过继给了他。“我们是一个农耕之家，母亲织布，我白天看牛，晚上帮母亲踩纺车，一天下来母亲能纺2斤棉花。父亲种地，租人家的田。家里出事后，我们穷到没饭吃，办丧事欠的帐只能卖地还，仍无法偿的，李家大屋被人围住，强行将大梁拆去抵债”，李宏华说。

乌鸦症肆虐的乡村

李佑生翻墙逃疫造成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暴烈流行，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鼠疫是很难防住的，相对民国政府脆弱的且被战火摧残得支离破碎的防疫网，恶疫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外逃的空隙。实际上恶疫的确是在向四面八方传播，常德城近百公里范围之内，所有乡镇几乎没有一个幸免。而乡村基本上是防疫的空白区，一些地方的鼠疫流行，或者根本搞不清楚疫病的传播渠道，或者就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鼠疫，老百姓把这种病称为“乌鸦症”、或者“乌鸦瘟”，不知道是鼠疫。鼠疫在一个地方攻城略地形成传染之后，又以此为中心再向周边扩散，于是又一个新的传染源就此形成。

从民国政府留下的防疫工作档案中，看不出当年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积极进行了防治，防疫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县城、城镇和少数重点集中爆发的区域。鼠疫发生50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会的老人们一个个县，一个个乡镇，一个个村地走访，大至到摸清了当年的鼠疫流行路线。在他们手绘的一张常德鼠疫流行图上，从中心城常德，鼠疫向四面八方迸射出去，常德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乡镇无处不染疫。然后新的染点又形成了新的放射点，再向更远的地方迸射。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乡镇——有水陆码头、人流物流较多的繁华的地方，再从这些地方向较大的村和聚焦点传播。

如一个蜘蛛结的一张大网，大网的四周边，有次等大的蜘蛛继续结网。并不是越远的地方网结得越小，有时会反其道而行，越僻远的地方网结得越大。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蜘蛛最终织成的一张巨大的死亡之网。常德周边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落尽皆落入这张网中。①

常德鼠疫扩散图

第一圈受到鼠疫传播的是常德城周边的南坪岗乡、芦山乡、德山乡、鼎城区、河洑镇等，它们自北、东、南、西环绕在常德城一周，乡民们多以常德这个大的中心市场为生，离常德的距离不超过5公里的范围，乡民们或挑或背一天之内在常德和乡里往来易市。田里、湖里的物产要在城里经销，家族里的人多亦商亦农地过着两栖的生活，穷苦的人则城里找一份工，好一点的当学徒学门手艺，差一些的做苦力，挑水、扫街、干殡葬业，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事，一如现在中国的城乡生态。

德山乡茶叶岗村村民王吉大（1931年出生）母亲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去常德城里看姐姐，一到姐姐就不留她，说城里发瘟，快点回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家，当天晚上，就四肢无力，头痛发烧。因为家里正在收稻是农忙时节，母亲强打精神做了早饭，中午不到就手脚抽筋不省人事。“我妈就这样死去了。死得好惨，口鼻流了好多血水，手和脚痛苦地卷曲着。我婶娘（已故）给我妈穿衣时费了好大劲才穿好，放进棺材时，我叔父和请的丧夫使劲板压，才把我妈的手脚弄直。我妈死时才36岁。”

母亲葬了不到两小时，37岁的父亲也抽搐死亡。接下来是4岁的弟弟吉云和2岁的妹妹冬枝，最后一家6口人只剩下王吉大和一个5岁的妹妹桂枝 ②。

在第一圈由常德城传出的疫圈里，南坪岗乡死亡38人；芦山乡死亡218人；德山乡死亡419人；河洑死亡43人。

石公桥镇属于第二个传染圈。这个圈里是位于常德二、三十公里外的乡镇。常德地区有“十大名镇”之说。它们是石公桥、镇德桥、周士乡、河洑、蒿子港、黄土店、牛鼻滩、斗姆湖、石门桥、石板滩等，这些当年卫星一般拱卫着常德的乡镇都成了鼠疫二次传播的阶梯。

石公桥镇位于常德县城东北，与县城相距约25公里，是常德次繁华的商业中心。如今这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杂乱的中国普通的乡镇，但在水运交通时代，这里东可连洞庭湖，北可通澧水，南可达沅江，虽然貌似僻远，但一水能行武汉、上海。而本地又盛产稻米、棉花和各种水产，自然天成一座常德县东北、洞庭湖西岸的商埠。

1940年代初期，石公桥镇上大约有大小店铺和居民400余家，人口约2,000余人。据黄岳峰和王华璋老人回忆，有经营油、盐、香、砂糖、烟酒的南货铺20来家；有粮、鱼、山货、花纱行25家左右；他们的货物来自本地，销往外地；有从武汉进货的绸缎、布行10家左右；有20席以上的大酒店5、6家，此外还有猪行、屠户、理发、银铺、铁铺、赌场。剧院等生活所需，一个城市应该有的都尽有。

1942年10月，档案记载的第一例死亡者叫丁腊秀，女，42岁，住在北横街二保十甲一户，25日发病，27号死亡。11月14日第一批防疫人员赶到，距档案记载的第一例死亡已经是18天之后。16号由常德防疫部门的技术督察长施毅轩和伯力士带领的第二批人员赶到，伯力士被赋予督导一切的职责。

实际上伯力士的到达为时已晚，石公桥已经是鼠疫的领地。死人前，这条长街上开始出现死老鼠。特别是鱼店，肉店，米店，油店，酱油店，食品杂货店，当时正元堂药舖老板丁为桂和医生聂胖子说这是鼠瘟，会危及到人，把死老鼠装进撮箕里，埋到河边，在店周围撒了很多雄黄。

老人们的记忆里最早死亡的，是30岁的石冬生，就病了一天多时间。因为是暴死，人们怀疑是不是有冤家放毒仇杀，目标集中在哥哥身上，石东生结婚后没有和哥哥分家，平时两家不睦。石冬生死亡事未平，隔壁渔行张春国的妻子又发病，第二天早晨又是暴死。接着石冬生的母亲又染病死亡；死神再次交替到张春国家，他18岁的大儿子张伯君，还在读书，准备放寒假后结婚。从学校回家来，立即染病不起，也是暴死。就在全家为长子张伯君的死悲痛欲绝时，尸体还没有入殓理葬，张春国自己和女儿又同时染病，父女双双惨死。一时间张家全部死绝，尸体摆满厅堂，无人料理丧事。

张家人死绝之时，隔壁花纱行丁长发家也开始死人。丁家开始于女主人丁长发妻子鲁开英，之后，女儿丁月兰，祖母丁刘氏、管账先生魏乐远、丁长发本人、两个弟弟和弟媳，雇工鲁方新，贺第卿等人，一个接一个在一周内全部死亡。

石公桥丁家传出噩耗，丁家未过门的长媳李丽枝惶恐不安，婆婆暴死，“我自己也十分困惑，难道是我的八字太恶，过门前就克死了婆婆吗？”

李丽枝没有想到，只有她成了丁家日后惨剧的见证者和控诉者。

李丽枝的未婚夫丁旭章正在常德求学，得到家人惨死的消息，连夜跑到李丽枝家，拉上她往家里跑，一跨进门槛，李丽枝见到人世间罕见的悲惨一幕：“大厅里横躺着6具亲人的尸体，两位雇工也已是奄奄一息了。面对这悲惨的情景，我的心已碎了。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的医生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我看了看公公的遗体，手脸发乌，两眼半睁。听人言，死者的眼睛睁着，只要一抹就闭上了。可谁也不敢把公公的眼睛抹一下，怕染上这可怕的瘟疫。旭章呆若木鸡，脸上胀得发紫。”

周围的人阻止丁旭章久留，他没有打预防针，很容易传染，如果行父母之孝的话，就是早早离开，留下丁家的一条根。

李丽枝说丁旭章平日里最为孝顺，听到这话，便拉未婚妻，向公公拜了三拜，匆匆逃离。“灵堂三拜成了我和丁旭章的结婚仪式，因为这天就是我俩的婚期，11月12日，农历9月24。”李丽枝说。③

丁旭章自此以后成了一个一生都郁郁寡欢的人，有时不经意间会透露出对别人兄弟姐妹众多的羡慕，60年代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撰写的《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附录了一份《常德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列出了死亡36人的名单。另据第38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说“施毅轩大队长12月3日电告，石公桥共发现疫死40余人。但60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是，整个石公桥镇死亡了1017人。

石公桥的惨剧基本上是常德城的一个迟到的复制，只不过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染源，向它周边的乡镇扩散：镇德桥镇（死亡329）、白鹤山乡（死亡31）、大龙站乡（死亡30人）、双桥坪乡（152）、周家店镇（死亡1537）、中河口镇（死亡21）、蒿子港镇（死亡20）、韩公渡镇（死亡347等全部染疫。于是以这些第三阶梯的疫源再向第四阶梯传染，如韩公渡镇，从周家店染疫后，从这里又传到牛鼻滩（死亡31）、）贺家山（死亡1），洲口镇（死亡139），洲口镇又成为第四阶梯的传染源，再传到文尉乡（死亡30）、鸭子港乡（死亡78）。而为这些鼠疫点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实际上它们互为疫源，随着人、物的流动而互相甚至多向交叉传染。

周家店是鼠疫传播圈上第三个阶梯的典型，也是一个受害的重灾区。更多的死亡发生在洞庭湖边上的流浪渔民中。2015年4月23日，作者在周家店镇见到了83岁的向道仁，他是周家店的调查、统筹人，一见面，便用一口纯粹的常德乡音呤出一句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烟。”

当年的民国政府周士乡乡公所经济干事兼兵役干事萧宋成（1912－2002）在向道仁等的调查中留下了口述，为当年的情形作证。

作为乡民事干事，萧宋成说他埋藏过无人认领的疫尸数百个，当时雇请零工，每埋1具尸体，工钱是3斗谷。乡政府没有力量拿出这么多钱粮，便向当地商家大户募捐。“向道同家派捐一百担谷，高家马老板绸缎铺光洋二百块，唐炳煌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己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谷、二三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及乡丁、保卫费及一些防疫性药物”。 ④

萧宋成不仅掩埋乡人的尸体，经他亲手掩埋的亲人竟有十二位。他的妻子染病后，半岁的小女儿还在哺乳中，母亲得病，孩子吃了母亲的奶，结果母女两人双双死去。萧宋成的表兄一家6口来周士乡捕鱼仅8个月，萧宋成借他30块大洋刚购置了渔船，结果全家6口加上一个前来依附的表弟，全部死绝；萧宋成茅草街的老表田学良一家3口，也在荒洲上染疫死亡。死后埋尸烧房都是萧处理的。

萧宋成说，当时乡公所虽尽力处理，但无奈地域广大，疫病严峻，加上还在打仗，人心惶惶，很多死难者难以顾及。据他估计，周士乡染疫死亡人数可达二千余人，以至于解放后，此地每当治水修堤时，就会挖出白骨。

关于周士乡的鼠疫死亡人数，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是1,683人，为何一个僻静的水域会成为鼠疫为害的重灾区？这里主要原因可能是当年防疫力量集中于城市而无力顾及农村，致使农村成为鼠疫可以恣意横行的空白区域，但常德菌战调查者，尤其是向道仁高度怀疑当年日军向常德空投鼠疫飞机一侧打不开的盒子就扔在了这里的河叉中。这种看法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因为那个丢在洞庭湖里的盒子，究竟丢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被伯力士救活的人

他们还活着，是一个奇迹。

他们是成千鼠疫患者中的幸存者，他们说，像他们这样得了鼠疫没有死的人，在石公桥周家店这一大片区域只有9个人，而死去的人是3344人。当我前去采访时，仍然还活在世上的只有7个人。

我见到了他们中的五个，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也是一个奇迹，生命穿过了悠长岁月，停泊在最后的港湾里，一起回首曾经的惊涛骇浪。

王华璋，1922年生，今年93岁。世居石公桥乡王家桥村

王华璋现住在常德和生源尊老院里。他向我们解释，是他自己坚持要来尊老院的，女儿因为要照顾上学的孙子，他一个人在家里，房子很大很空，住在这里大家都省心一些。

93岁的王华璋是个瘦瘦的和善的老人，行动还能自理，可能是因为中过风，说话有点拖长音。在养老院打饭的铁皮车推过过道水泥地的巨大噪音里，他说：“日本死都不认帐，安倍更硬，默克尔的风格我很赞赏”。他是想和我们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日本之行。

“所有的国外首相对战争的看法，我都关心，都知道，我看电视”。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磨损厉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写着默克尔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历史问题认错的内容。他说，对他来说，细菌战，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成为过去，因为日本人没有道过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时候，我19岁，第二年在石公桥鼠疫大流行，我20岁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石公桥离常德30公里，日本飞机偏一下就到了我们这里，投了谷米、棉絮。1942年9月（农历）深秋时，石公桥出现好多死老鼠，白天天气晴朗时，它们也在街上缓慢爬行，不晓得躲人。米店鱼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当时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来住在石公桥西北公里的乡下，1942年时家里有5个兄弟，2个妹妹。读了几年私塾后，母亲安排我习商，到石公桥北横街的熊三顺绸布南货店做学徒，那一年我13岁，几年出徒后，就到同一条街上的‘大德昌’绸布店当采购先生。我虽然年轻，但不打牌不喝酒，得到老板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谷运到长沙、武汉卖掉（一船一千多石），换钱采购上海工厂里出的哔叽（一种当时流行的高档机织布料）、纺绸运回来。老板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时候，北街开始死人，那一天吃过晚饭，街上突然沸腾起来，和我们在同一街的丁长发鱼行里家里加上雇工一共11个人（一个儿子在外上学幸存下来）都死了，成为一时奇闻，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板鱼行围拢的人不少，但又不敢进屋，我也是隔门往里张望，屋里横一个竖一个倒了6－7个人，死人皮肤是黑的，眼睛都鼓出来。没有人敢去收尸。当时刮南风，一阵风吹在我身上，那种感觉特别怪，现在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反正不舒服。我赶紧回自己的店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精神不振，身上软得起不了床。大德昌的老板很厚道，让我回乡下多休息两天。我走了8里路，回到乡下自己家时，就不行了，人昏昏沉沉的，不停地口渴要喝茶，那是在高烧，左大腿根起了砣（淋巴肿大），很疼。

母亲守了我一夜，可能是她看再不想办法我就会死吧，天不亮就敲邻居的门，央求他们送我去石公桥看郎中。当时我根本不能走路，两个邻居一个叫丁来亭，一个丁进堂，就用毛竹杆梱了个架子，抬着我，我母亲小脚，在后面跟着一路小跑。快抬到石公桥时，正巧遇见了我们保里的政务干事周文善，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现在县里在石公桥南的邓家庄设有医院，到那里治可能能救你儿子一命。

就这样我住进了邓家庄的隔离院，当时医院已经有很多病人，医生进进出出的。一个个子很高，50多岁的大鼻子外国人让人抽我胳膊上的血，抽出来抹在玻璃片上。大个子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但讲得很慢，他告诉我：‘你幸亏来得及时，迟一天就无法救活了，你得的是鼠疫’。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伯力士。他给我一天打三针，吃两种药丸，一种是黄色的扁圆的，一种是白色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渐渐的有精神了。

到冬天后，死人少些了。防疫队在镇上灭鼠，打预防针，还把我们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树山用蒸笼蒸，我记得春节时防疫队还在石公桥，第二年3月份他们才走。

没有我母亲遇事果断，没有巧遇周文善，没有伯力士他们来石公桥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时光如水，把很多东西都冲淡了，但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虽然年深日远，但永远也不会忘记。”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岁。世居常德市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

熊善初身体很好，花白的头发，不说年龄，完全看不出已经86岁了。今年5月在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他的故事。

“1942年的时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以种田为生。父亲熊大川、母亲鲁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用楠31岁，嫂子陈双英30岁，二哥熊八生28岁，他们3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大哥大嫂有一对可爱的儿子，大的叫熊绍武8岁，小的叫熊绍平5岁。我是父母的么儿，时年13岁，当时家里有3亩地，又租别人8亩种，每年收成不错，家境富裕，所以能供我在石公桥小学寄宿读书，在学校吃住，不是假日不回家，当时我读到了六年级。

当年10月，大哥每天驾船去砍柴，中午在石公桥上岸吃碗面，有一天他听说鱼行丁长发家正在死人，成了镇上轰动性事件，大家都去看，他便也去看了一眼。大哥砍柴禾砍到第四、五天的时候，就病倒了，头痛高烧：后来又四肢抽搐，那病厉害得很，不到天亮他就惨死了，第二天，我得到大哥暴死的消息，从学校赶回家中，看到大哥尸体皮肤乌黑，而我的父母亲和大嫂哭得一会便昏死过去一次。

大哥死后，在村里乡亲们帮助下，埋葬在熊家桥村的坟地里，他的坟今天还在。就在我大哥丧事刚办完毕，谁知第二场悲剧又发生了：我大哥的5岁的小儿子熊绍平病倒了，接着我大哥的大儿子8岁的熊绍武也病倒了，病情与我大哥模一样：高烧、头痛、抽搐，两三天内二人相继死亡。这还没完，接下来我的二哥又以同样的症状发病了，3天后死亡。

就这样，我家在10天内被鼠疫夺去4名亲人的生命，还专挑我家的壮年人，大哥二哥整天种稻田，身体多好啊，还有两个侄儿，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样，我的父母失去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我的大嫂失去了丈夫和一对孩子，此后，大嫂被迫改嫁另找归宿。

我二哥死了之后，我父母眼看着我们家只剩我这根独苗了，深怕我也抽搐暴死，绝了后代，断了祖宗的烟火，便督促我赶快回学校去。 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石公桥镇流行的鼠疫，让我大哥得病，并把病菌带回家的，而我大哥只是去看了那么一眼。

我回学校不久就发病了，头痛、发烧，身上觉得很不舒服，食欲严重减退，吃东西乏味，但还没有发展到我两个哥哥那样四肢抽搐的程度。学校的走读生大都回家了，我们班上的另外几个寄宿生也开始发病，我们班的班主任丁介南老师就把我们送到了设在镇上的简易医院，这是常德城里的医疗防治队设立的，专门收治鼠疫患者。医院设在乡公所旁边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医生给我抽血，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作的检查，查完了之后说病情还不算严重，治疗还来得及。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医生叫伯力士，是个外国来的鼠疫研究专家。我们几个患病的学生被医疗队隔离在学校的一间学生宿舍里，每天给我们打两次针，每天发药丸，每日服三次，接连打了7天打针后，我的病便开始好了。此时学校也全校停课了，学校直到第二年初才重新开学，开学一看班里少了不少人，那些走读的孩子得了病回到家里没有送到防治医院来治，很多都死了。和我当时―同在学校被隔离治疗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女同学现在还在世，住在常德城里，她可以作证。

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不幸者中的万幸者。令我终身痛恨的不是鼠疫这种病菌，而是撒播这种病菌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们一家人死了4口不说，帮我家办丧事的人也被传染而死。村里不像石公桥，有防疫队，只知道死人却毫无办法，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我是参加细菌战调查后，才知道当时全村120多户人家，有73户染疫死亡了人。”

曾晓白　1940年10月11日出生，今年75岁　世居常德市周家店镇柳溪湾6组

曾晓白在乡间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在周家店镇柳溪湾、他的家乡的瓦垱中学教了一辈子的书，直到退休，他自己是初师毕业。曾老师教初中孩子的语文和政治35年，但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向他的学生教过日军在中国、在他的家乡使用细菌战的内容，因为教材里没有写，他没有机会教。直到2000年，经日本和平人士发动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中国受害者赴日诉日本政府等一系列事件，才推动本地的乡土教材里写进了细菌战，那是一种高考不会考的辅助性历史教材，曾老师才结合自己的受害经历给学生们讲这段历史，但此时他已经退休了。

“1942年，周士乡向家榨房的向资行家发生了鼠疫，他的儿子向道华，女儿向兰英，孙女向淑兰三人染上鼠疫后仅两天就相继而亡，此后，便迅速蔓延流行到附近村寨的许多农户，我母亲的姑母胡友姑、舅奶熊再姑、表弟蔡坤生祖孙三人染上了鼠疫，不到五天时间就被中毒身亡：那时，我刚刚两岁，还没有懂事，我母亲23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当时母亲带着我回周家店集镇的外婆家里，外婆家得知亲戚家发生了人瘟死了人，于是我外祖父母和母亲带着我前去吊唁。突然间，我母亲和我身体都感到不舒服，头疼、时冷时热，当时把全家人都急坏了，我祖父曾贵白急中生智，说在石公桥有医院，听说是外国医生能治这个病，于是当机立断，叫人把我和母亲送往石公桥医院，经伯力士医生检查是鼠疫感染，便连忙打针吃药，才转危为安。

我和我母亲都活了下来，真是太幸运了。我们柳溪湾这个小小的村子，当时只有489人，短短20天，就死了158人。我当时小，不懂事，后来参与调查才知道有多惨。村里的曾广达，是一个武学教头，在家里办了个武学馆，学生有来自石公桥、镇德桥、大龙站的20多个人。曾广达作为教头天天舞枪弄棒，身体是全村里最强的，可是鼠疫偏偏发生在他家。先是他的儿子曾绍生，两天之后是他老婆，再接着是他，只得病一天，就死了。就这样，人传人，户传户，村传村，只有十多天，就死了31人，年纪最大的曾广茂，70岁，最小的曾妹芝看只有2岁。不仅人死，猪、牛、狗也死。死人之快，死人之惨，真是无法言表，真正是一场空前之浩劫哪！”

陈国建 1931年3月出生，今年84岁。世居石公桥镇周士乡瓦屋垱下陈家

陈建国和他的妻子76岁的王凤兰，都是教师。陈建国解放前高中肄业，49年一解放就教书，后来在周士乡瓦屋垱中学当校长，一共教了41年书，妻子王凤兰中师毕业，在乡村小学里教了31年书，当了31年的校长。两个人退休后除了调查自己乡里细菌战受害情况外，就是写诗。石公桥周家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诗词之乡”，还有一本农民诗刊。陈建国和妻子平日里互相写诗唱和，或者为了一朵盛开的花，或者为了生活中的一些情景感发，有的也发表在那本农民诗刊上，诗让两个垂垂老矣的白发老人的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情趣。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写诗，他们回答：这里是屈原的家乡啊，屈原投的汩罗江离这里不远！

“1942年10月石公桥流行鼠疫时，我11岁。在石公桥高小读6年级，是寄宿生。石公桥一条街鼠疫先发生在北街，我们学校在南街。开始死人时我们还在上课，后来死人多了学校就放假，我就回了家。　　

回到家里，发现村里、家里都在死人。我的伯伯克铣的女儿卯香先得病，也就是只有2天的功夫，就死了。我和我的三个姐姐梅香、文香、桃香，叔叔克权都生了病，开始了发烧、头痛，身上起淋巴。我是家里的独苗，我父亲到了34、5岁时才生了我这一个儿子，父亲当时就急了，背起我就往石公桥镇跑，送我去医治。谁知半路上都设了卡子，石公桥作为疫区被封锁了。我父亲又背着我回来，雇请了一只小船，乘夜色沿水路把我送到了石公桥。当时石公桥小学校已改成临时医院和隔离所，我们的教室，都变成了病房，上下铺，一个教室里住着20多个人。我住的教室门口冲着一条大街，我躺在那里，看着大路上每天不停地有抬死尸的经过，有的时候同时过几组。但我们教室里的病人死的人很少，大都康复了。

我回到家，才知道，我住院后，我的三个姐姐和叔叔都死了，唉，我父亲重男轻女啊，那时候女人的命不值钱。当时也是条件太差了，我父亲送我到石公桥还是偷偷摸摸的，再送三个姐姐就不太可能了。我活了，我的三个姐姐却都没了，当时治疗不要钱，要是能送去她们一定也能活下来的，可乡下送不到镇上的医院里啊！

复学了以后，我才知道给我从颈部抽血化验，我们叫他俄国佬的高鼻子的医生，是伯力士，他救了我5天才脱离危险。我的生命是伯力士医生给的，我要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

向道仁　1933年5月21日　今年82岁，世居常德周家店镇

今年5月一个春日上午，在周家店向道仁的家里，见到了穿着棉袄、身体极瘦，精神还很矍铄的向道仁。他的客厅的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的“寿”字，是他80岁生日时亲友的相赠。向道仁有严重的肺气肿，五月之前刚刚住了两回医院。

一见面上他便用常德乡音高高低低地呤出一首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烟。”这是说他的家乡周家店被细菌战鼠疫为害的情形。他两眼放光地盯着我说，“800里洞庭湖啊，我的家乡是个真正的鱼米之乡，白银上面插竹杆，是说稻米好的像白银一样。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撒细菌？” 他的语速很快，好像急着把一切者告诉我，让我了解。一激动，就上不来气，要跑进卧室一会。原来是去吸氧，出来再接着说。

一个月后，再去常德采访，得到的是向道仁已经去世的消息。

现在翻开采访本，上面还留着他的手迹，当时因为听不真他时而铿锵，时而拖调的常德方言，便让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这是一首他做的词，词牌为《浪淘沙》：

“东亚共荣圈，换日偷天。日军空投细菌弹，杀我同胞千百万，苦不堪言；

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世界风云多变换，同仇敌忾审恶魔，历史公鉴。”

他说这是2002年听到对日细菌战诉讼一审败诉消息时，悲愤的心情难抑，脱口而出的一首词，那一天他们一直在等从东京打来的电话，当听到败诉的消息时，他几乎“气炸了”。我问他解放前上过几年学，平时作词吗？他答道，只上过初小四年。这是平生第一次作词，因为熟悉毛主席的《浪淘沙》“大雨落幽雁，知向谁边”，就按那音韵曲牌“套了出来”。

毛泽东、湖南人的脾气，再加上屈原故里，那种倔强、火暴、不服输，心情顿挫抑郁不平则鸣的个性全都体现在他身上。

“我家里当时有父母、一个哥哥和我，过着半耕半农的生活。1942年10月我哥和我外祖父在洞庭湖里打渔，每天收获了鲜鱼后，运到石公桥鱼行里出售，我当时9岁，住在石公桥响水垱村的姨夫家里。

我哥和我外祖父可能是在石公桥鱼行卖鱼时染上了鼠疫，他俩在驾船返回捕鱼地的路上，双双死在船中。家里几天不见人归，便去寻找，才发现他们已经在船里腐烂了，于是拆下船板，就地上岸把他们草草掩埋。而我在姨夫家里并不知道消息，但鼠疫也追到了这里，就在我哥和我外祖父死亡的时候，我大姨夫的侄儿易惠清和他的弟媳也染疫，两人在同一天死亡。他俩在得病时，我帮助作了些护理的小事，死后我又帮着抚尸入棺。当天夜时，我就开始发烧，头痛，阵寒阵热。家里人怕我也会死，当夜把我往石公桥送，当时石公桥建了一所隔离医院，我被送到一所小学校改的医院里，给我治疗的是一个外国医生，后来我是在进行鼠疫受害调查，查阅当年的防疫资料时，才知道有个外国的防疫专家叫伯力士，我想就是他救活了我。经过一周的打针吃药，我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才有幸活到今天。”

从幸存者的口述当中，可以发现，当年的防疫力量只覆盖到石公桥这样的中心乡镇，防疫对扼制鼠疫挽救生命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尽管鼠疫的死亡率极高，但还是有存活的可能，条件是必须在刚发病时，及时送到有防疫力量的中心乡镇。

幸存下来的老人们的回忆，无法提供更多的石公桥防疫信息，或许是因为当年他们年龄尚小，作为一个被救治的小病人，不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伯力士。尽管岁月久远，但提起他，老人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相信当年在石公桥进行防疫的决非伯力士一人，但奇怪的人，老人们提到的只有这一个名字。或许是他的大鼻子的长相太特殊了，他是这些幸存者所见的第一个外国人，或许是石公桥的防疫就是围绕着他来展开的，他是最权威的专家。

但是，中国留下的有关伯力士的资料非常少，当我就此采访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志远时，他说：“伯力士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外国专家，贡献绝对超过白求恩，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不知道他”。他说着转身从书架上拿下厚厚的一大部《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翻开，在里面寻找：“你看，这里面收录了白求恩，却没有收录伯力士，也没有收录中国专家陈文贵”。

我们对伯力士所知甚少，但从零星的资料里知道他在中国服务了将近40年，他是一个奥地利的犹太人，在维也纳学医。一战时在部队当军医，被俄国俘虏，在西伯利亚做苦工，1920年代逃脱来到中国的东北，一度穷困潦倒抑郁想自杀。在东北期间，正好赶上东北鼠疫大流行，当时的鼠疫防治儒家伍连德向社会招聘医务人员，他应聘很快就成为伍连德手下最器重的防疫人员。1930年伍连德到南京，为民国政府创建了中国海关的检疫部门，初创者中，就有伯力士。1937年抗战暴发，伍连德离开中国，伯力士留在中国，成为国联援华防疫团的专家。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哪里有鼠疫哪里就有伯力士的身影，浙江金华、衢州、湖南常德，日军投入鼠疫为害最厉害的地方，他都前往防疫。制定防疫规范，进行技术指导，培训防疫人员，监视鼠疫的发展，预警鼠疫的流行，救治鼠疫病人，可以说是无所不为。在这之后的1943年福建、云南滇西鼠疫大流行，他又转战到到时抗击鼠疫。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在福建防治鼠疫，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他才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后来，他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工作，是国际最权威的鼠疫防疫专家，有了在中国从南到北广大土地上30多年的防治鼠疫的经历，没有谁比他更专业的了。

“伯力士在中国的情况我们就知道的不多，到美国后的一段我们就全然不知了。他是否写有在中国的回忆录，是否对中国应对细菌战鼠疫的防疫有相关的研究和记载，是否发表过对中国鼠疫防治的论文这些都不得而知。我们听说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关于鼠疫的防治规范有很多都是伯力士写成的。我们特别想去美国寻访他的后人，其实不止是补上研究的空白，更主要的是以这种方式记住他，谢谢他，这是中国人一直欠他的”。陈致远说。

70多年来政治立场的预设，导致中国史学界对为国民政府工作的伯力士、陈文贵等专家的视而不见，从更大的方面来讲，是对发生在国统区的细菌战的漠不关心和调查研究不足。好在这一倾向已经被认识到，陈致远说他们或许会在所承担的国家“南方细菌战研究”项目里加上一项“伯力士研究”。

注释

① 《常德地区被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投撒鼠疫细菌后引发鼠疫大流行示意简图》见《侵华日军细菌战十年诉讼记》

② 材料出自《伤痕——常德民众的细菌战受害记忆》及王吉大陈述书

③ 李丽枝口述来自《辛己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

④ 《伤痕——常德民众的细菌战受害记忆》聂莉莉著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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