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惊心动魄的故事分散于83年时间中，都会被纷繁芜杂的日常生活消磨平淡。一趟21小时的火车旅程，或许刚好用来触碰记忆流河里那些坚硬的礁石。将长时间跨度的事实，折叠进入一个短的时间段，就如同园林造景中的框景手法，可以去芜存菁，新鲜别致。

美国访民策普一个甲子的诉访历程，已走入司法程序的最后一程，风烛残年的老人也走在人生最后的路途。报道将策普一生的愤怒、冤屈和幸福塞进这趟决定性的旅程，从而使得那些沉入河底的事实再度汹涌，棱角锋利无比。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策普的最后一站，服从着良知的规训，重申了个人尊严的高贵。透过老人蹒跚步履，报道让我们看见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对于信念的坚守，近乎偏执。

本文原载于1979年11月11日《迈阿密先驱报》，为1980年普利策特稿获奖作品。

策普的最后一站

文/马德琳•布莱斯

译/李文绚

一

爱德华•策普终生所想的，莫过于问心无愧地去另一个世界。所以，9月11日，这个老人带着一个借来的里面装满身份证明文件的公事包，在迪尔菲尔德海滨登上了―列水陆两用车，然后转乘银色流星号火车北上我们国家的首都。当卧车上的侍者引他去小包间时，爱德华•策普不住地说，“我83岁了。83。”

第二天上午9点，策普将出现在五角大楼，接受军事记录改正委员会的听证。他说，他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是第323机枪营D连的列兵策普，1919年11月9日非荣誉退伍，这次听证是他策普个人战斗的“最高努力，最后一仗”。

皱纹像一个兵团一样，将它的领地征服。策普老了以后，头就秃了，他带着一副易碎的眼镜，肩膀臃肿，走路时弯腰屈背，步履缓慢。因此，要拂去60年的岁月，把他想象为一个个子高高、四肢廋长的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就有些困难。一定的年龄之后，一些事就发生了，年轻人的优越则消失殆尽。

当火车开出迪尔菲尔德海滨时，这个老人坐在他小包间的椅子上。他穿着一件精心挑选的工作装，希望这样的穿着能与五角大楼相称。他热切地、颤抖着在公事包里搜寻着。在火车全速行驶之前，他已经把他战争时期的纪念物摆在了大腿前部。有他拴狗用的绳子的金属头，征召令，甚至还有战争保险部的人寿保险单，有一封1919年在法国写给他母亲的信，信中解释了他为什么被关在兵营牢房里。他用因关节炎而扭曲疼痛的手指猛然去翻弄几份文件。他展开了一份军事法庭审判原始记录，记录说他违反了军法第64条：不遵从上级长官的命令。这儿还有一份利文沃思堡的守则，策普被判在那儿服十年苦役。

1917年，当爱德华•策普被征召服役时，他告诉征兵局，基于道德理由他反对去海外作战。征兵局告诉他说，他的反对无效。在那个时候，只有教友派和门诺派教徒通常被承认其C.O.（基于道德原因的拒服兵役者）身份。“作为一个路德会教友，我没有任何影响力”，策普说。策普是那些拒股兵役而被征召入伍的人之一，他们一共有20873人，年龄在21岁到31岁之间。这些人当中，只有3999人一进兵营便提出了承认其权利的正式要求。1918年6月10日，在新泽西州的梅里特堡，当策普所在的营准备乘船前往海外的前一天，策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更早些时候，策普曾试图向一个指挥官解释自己的立场，可这个人说策普有一个“非常愚蠢的信仰”。6月10日，策普奉命整理行装。当策普拒绝时，“中士希契科克，一个非常冷酷的家伙，一个正规军军人”举枪对准他的脑袋：“赶快收拾行李，否则我就开枪。”

“开吧，”策普说，“你这婊子养的。”

对军方来说，基于道德原因拒服兵役一直是个难题，但1917年时，困难比今天要小。那时，拒绝参战的男人被称为“逃避责任者”和“懦夫”。据迈阿密大学的美国史教授雷蒙德•奥康纳博士说，美国参战前公众经常不断地受到“大肆宣传”的鼓动。

政府找到了法子侵蚀许多美国人持有的孤立主义精神，并以反对德国的热烈情绪取而代之。那时，鄙视德国皇帝是爱国的，唱《到那儿去》、《啊，我恨在早晨起床》和《遥远的蒂珀雷里》的歌是爱国的。一个征募新兵的新告示指出：“山姆大叔需要你。”这场战争最重要的英雄是约克中士，他原本是个拒服兵役者，后来却因俘获德兵被授予殊荣。他们还拍了一部电影叙述约克中士的豪壮行为。

他们也用―个从克利夫兰来的年轻人爱德华•策普，来惩一儆百。

60年零2天以前，策普被正式从军队遣回。

但策普却一直不放过军方。

在即将到来的五角大楼听证会上，策普追寻着一个细微的区别，实际上是两个词：“荣誉退伍”。除了对他自己，这个区别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这个胜利甚至不能与他的妻子克里斯汀，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分享，因为她1977年就去世了。

1952年，策普出现在同样的军事委员会面前。那时，军方认可他是一个诚挚的C.O.（基于道德原因的拒服兵役者）。他的退伍升格定为“荣誉的一般退伍”，并有权享受与其他任何老兵相同的津贴，但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我终生没有拿他们的津贴。”他说。委员会拒绝再审他的案子，只是因为一个官僚主义造成的错误和众议院议员丹尼尔•米克的介入，才为9月12日的听证铺平了道路。

在克利夫兰，策普为“社区福利基金”，也就是现在的“联合道路”募集资金长达41年。他学会了如何做好事情，如何从人们手中募款。

多年来，他一直在向五角大楼寻求自己应得的名分。他的坚持不懈体现了一种英勇和令人感动的顽强。有这么一个人，他过去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躲开可能的小流氓，他现在每次晚上从他住的马加特公寓大楼出门时，都要带上一个包革金属棍棒。他谈论怎样才会有公正的战争，或许在越南战争时，我们本应该全力以赴，“就像我们在广岛所做的一样，屠杀全城”，然后，在下一刻，他又谈起当“旗帜开始在教堂飘扬”时产生的问题。

他说自己不能死，自己简直不能离开这个地球，除非他的荣誉得到完全的恢复。对于这种人，很难区分他的斗争有多少是出于爱好，有多少是出于这种强烈的情感。

对一些人来说，他的拒绝参战意味着怯懦；对策普来说，这象征着英雄气概。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无人之地。战争没有余地考虑这种细微的差别。

二

为上法庭的日子，爱德华•策普没有冒险。他的健康正在衰退，他正处在拥有疾病和赞美的年龄。他对自己的衰弱（近心房的纤维性颤动、冠状动脉心脏病、恶性贫血）非同寻常的关注可以理解。那些应该接受他的介绍信，特别是他的战时事迹的人，许多现在都已经死了。与270美元的双程旅行火车票相比，飞机票的价格本来更便宜。但策普认为坐飞机太冒险了，可能会引起心脏病发作，记忆丧失，或其他一些更坏的事情。

火车上，老人的谈话老是围绕着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的故事，就像咔哒、咔哒、咔哒不断重复的火车奔跑声。除了这个永恒的谈话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透露他的特殊使命。当他犹豫地穿过狭长的、摇晃着的火车走廊，从一个车厢走到一个车厢时，他并没有一种走向一生中决定性时刻的模样。他看起来像一个穿得很好的老年绅士，可能是出于对地心引力的喜爱乘坐火车，或者沉浸在铁路经营鼎盛时期的感伤记忆之中。

“这是结束战争的战争。”走向餐车时策普说。“可使民主在这个世界上发扬的战争。民主。他们给我的是非法军事审判。”

终其一生，策普始终认为，他被剥夺的其实就是他应征入伍去保卫的自由。他像看护战争留下的老伤痕一样看护着自己的冤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伤口和冤情是一码事。“他们谋杀我，你知道。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试图谋杀我。”

他拒绝参战使他变成了一个战斗者。“我遭受诅咒，”他说，“这几乎把我变成了杀人犯。”

他说他只寻求一件事：“我的荣誉，我的好名声。我不明白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要将一个听凭良心的人污蔑为可耻的。我死的时候，我希望这国家这样评价我：‘做得好，你这优秀而忠诚的仆人’。”

爱德华•策普转向那个年轻的侍者。这个侍者穿着浆过的白色用膳礼服，正一直耐心地等他点午餐。他点了一个火鸡三明治：“我不能吃太多，我的医生说，我应该少吃一些。我吃酶丸帮助消化。”

三

1979年9月，佛罗里达州锡布灵。爱德华•策普点的少量午餐刚刚摆在他的面前。1917年9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爱德华•策普对征兵局的恳求已经被拒绝了两次。

任何一次长途旅行，都会有一种风景和时间的扭曲。这个老人的谈话唤起了一种在旅途中产生的停滞感。他离五角大楼越近，就越接近1917年。

在他21岁被征兵前，策普已经获得了一个商业学位，并为约翰•曼维尔担任办事员。那时，他的故乡克利夫兰已经高度工业化了，当然也伴随着许多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不安。社会党人尤金•德布斯经常访问该城。策普说这个人是“火”。他记得听过他的演讲，而且曾经参加过一次德布斯行军，穿过整个城市，到西边一个大的厅堂去。德布斯倡导工人的权利，并建议反对战争。策普的牧师也持同样的态度，这位牧师还因为其坦率的反战观点被路德宗教会指责过。“战争，”爱德华•策普说，“是一个远处的海洋。”

策普的父母迈克尔和路易斯•切皮尤斯是波兰移民。他的父亲是一个铁匠，“不是那种打制马蹄的铁匠，而是打制所有适用于铁路敞篷货车的铁制品”。他们夫妇有五个孩子，孩子们都被送到商业学校，但是用策普的话说，结果却转向了“办公室世界”。

“我一辈子都是一个一流的办公室人员。”策普说。在任何家庭，人们都会谈论某个家庭成员失去的前程和失掉的机会，策普家也一样。策普的姐姐们经常谈论这样的话题：要不是因为战争，要不是因为那儿发生的一切，凭策普细致精密的头脑，他本可以成为一个著名律师的。

侍者从策普的桌上撤走了空盘，另一群饥饿的乘客坐了下来。

四

下午3点，佛罗里达州沃尔多，俱乐部车厢。爱德华•策普轻轻啜饮着一杯苏打水。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堆军事法庭审讯原始记录，好像带有墨迹的一副纸牌。

80英里一小时。

火车以这个速度飞驰，几乎等同于策普的岁月转瞬逝去，对此，他似乎受到了强烈的触动。他说，“这是观看乡村风景的极好方式”。一片模糊中，车外的世界飞速掠过。

尽管身患疾病，策普仍然精力充沛而且灵活。在听证前两个月，为锻炼身体，他每天游泳半个小时。啜饮着苏打水，他说他不知道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服装。他的衣服是褐色和橙色的。一条颜色协调的领带别在砂岩色的衬衫上。“我还另有一套衣服，是我的妻子克里斯汀为我选择的，但它的颜色过于绚丽，我不想在五角大楼里的那些猴子面前当笑料。哎呀，我最好小心一些。要是我把他们称为猴子，他们肯定会不高兴，是不是？”

这次旅行部分是为了纪念克里斯汀，策普的第三位妻子。他们是1962年结婚的，也就是策普回到佛罗里达州之前不久。策普的第一次婚姻非常短暂。第二次婚姻期间，他有了两个孩子。他的儿子在30岁出头时就死了，策普说他“在朝鲜服务并且是个老师”，他的女儿现在已经46岁了，她是个精神病治疗方面的社会工作者，现在住在波士顿附近。

“克里斯汀会要我这么做的。她是一个战斗者，她是一个真正的人。她是我唯一真正关心的人。后来发生了什么？她死了。公寓里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会先她而去，可她1977年5月1日就死了，刚好离我81岁的生日还差两天。你知道她死前对我说什么吗？‘我想藏着结婚戒指入葬。’在老年中心的方块舞会上，我遇见了其他女人。她们中间有个人说，‘爱德华，我们到巴哈马呆一个星期吧。不要再想这些，那样压力太大了。’但我不能离开。克里斯汀和我是夫妻，即使死了也是这样。”

当爱德华策普说起他的第三位妻子时，他脸上有时出现了一种古怪的神情，还有片刻梦幻般的神色。他声音哽咽，蓝色的眼睛变得湿润，说话的语音更高了。正当他似乎要失去控制而啜泣时，他又恢复了那种泰然自若。当他谈起战争期间发生的一切时，同样的情况也常常发生。

“任何一个看到这份军事审判记录的人，”策普说，“都会明白我这个案子的要害点：征兵局是怎样拒绝倾听的；在谢尔曼营，当军方没有通知我第28号通令时，是怎样把事情弄糟的；在梅里特堡，希契科克是怎样拿枪对着我的头强迫我收拾行装的。他们是怎样把我胁持到卡尔马尼亚汽船上，使我离开了这个国家。在法国，他们又是怎样对我进行非法的军事审判的。”

第28号通令由国防部在1918年3月23日发出，这是在战争期间，政府扩大有关“C.O.”身份资格定义的努力结果。那些已经被征召、并且寻求C.O.身份的人，应该由一个“老练而体谅的”官员告知他们选择非战斗性任务的权利。

“当我在俄亥俄州奇利科斯谢尔曼营的新兵训练营时，第28号通令从来没有宣读或张贴出来过。”策普这么坚持。“这就是他们所做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出发时，我们250人排着队。中尉保罗•赫伯特穿过整个队列，询问每一个人，‘有谁拒绝同德国作战吗？’我想他们正在寻找亲德的同情者。我不是一个亲德的同情者，我的父母是波兰人。但我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

“然后，在梅里特堡，希契科克中士——他是个冷酷的中士——用枪指着我。他从来没有将此事告诉军事法庭。他以一种交战的方式走近我；没有友善的、彬彬

有礼的官员通知我第28号通令中载明的权利。

“他们违反我的意志用船把我运到海外，在法国，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将怎样处理我违抗希契科克中士和法克森上尉的行为。他们使我忙于常规的军事工作。我帮助建立了一个机枪射击场，我参加了步枪练习，我学会了怎样在肉搏战中折断他人的胳膊。”

“那段时间，赫伯特中尉建议我从事一份称心而且轻松容易的工作。他走近我说，策普，别干这些事，我将在军需官处给你找一份称心而且轻松容易的工作。”策普用一种谄媚的语调重复赫伯特的话，他重复赫伯特话时，总是用这种语气。“他想做一笔交易。但我不信任他，我怀疑其中有诡诈。为了向你证明这不是出于诚挚来提供工作机会，你到军事法庭审判记录里找一句他给我提供工作的话，这样你就不会有丝毫怀疑了。他试图做一笔交易。这是一个圈套。”

“然后，他们劫持我离开了这个国家，对我进行了非法的军事审判。我甚至不允许面对我的控告者。”在军事审判期间，许多基本事实被提及，这其中有部分是策普的祈祷文。拿枪指着他脑袋的中士作了证，但记录中没有提及那个举动。法克森上尉说他相信策普有“诚挚、虔诚的拒绝”。史蒂夫•科兹曼中士承认，在去卡尔马尼亚汽船的路上，他对被告“在屁股上踢了几脚”。

在他的证词里，策普说明了那个晚上他是怎样拒绝收拾行装的，“中尉保罗•赫伯特在我面前出现，他用一种通常的方式说起我的观点，并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称为亲德者。他还问我是否有母亲，我说‘有’，他又问我是否有姐姐，我还说‘有’，然后他说，“你愿意把你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去玷辱她们吗？”

策普争辩说，根据第28号通令，在事先没有提供非战斗性任务的情况下，军方无权把他运往海外。就像很久以前他在那个法庭审理团面前所说的一样，策普进行案情陈述的要点表明他寻求的是精微的，哪怕是不切实际的区别。

“我并非故意违反两条合法命令，但我被迫故意违反两条所谓的合法命令。”

佐治亚州，萨凡纳，下午7点。火车已经穿越了州界，策普则刚刚进入餐车吃一顿有鱼和蔬菜的晚餐。他的谈话再一次穿越了时间和地理的界限。

即使是吃晚饭时，他也不可能放弃他的话题。

“让我告诉你军事审判后发生的事。他们把我关进地牢，有老鼠在我身上穿梭，地板是湿的。这仅仅是个放马铃薯的地方，不过放在这的话，它们也全会腐烂。后来，那个会见我的精神病专家谴责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那是个装疯摆脱整个事件的完美机会。因为良知，我忍耐着。我不是一个懦夫，与双脚直立着进行抗拒相比，用一颗子弹冒险似乎更容易些。”

他谈论军方是如何发现他有“办公室技能”，他怎样花大量的时间做办事员——“中士的工作，或者至少是下士的。”

他说，在1919年，他被转移到遍布法国各地的陆军基地。最好的时光是在上尉约翰•伊文思的手下。“我有自己的桌子，上尉伊文思还将一盒巧克力放在上面，他本不应该这样做的，因为这使我变成了一个250磅重的家伙。我有在这座城市行动的自由，而且伊文思主动提出给我一封推荐书。”策普将伊文思的推荐背了出来：“列兵策普自1919年1月3日以来一直为我服务。这段时期，他一直是我的私人办事员，任何一个想要速记员的人都会发现，他不仅值得信赖，而且极有才智。”

1919年8月，作为他办事员职责的一部分，策普“为回国人员填写服役记录，最终，为我自己填写服役记录的时间到了”。

9月，他回到了利文沃斯堡，在那儿，他再次承担办事员的工作。“他们让我担任军中传教士的秘书，我还教那些男孩子们操作打字机。”

“最后，在1919年11月9日，他们释放了我。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不用服完整个刑期。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们仁慈。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的母亲，她一定去找了我们的牧师，所以他做了调停。”

策普停了下来，神色变得遥远，声音又有了那种哽咽。他欲哭无泪。

晚餐结束了。

下午10点，南卡罗来纳州，佛洛伦斯。在俱乐部车厢啜饮了一杯啤酒后，策普认为该稍微睡―睡了。当他准备回他的卧铺小包间时，他说，“他们想使马丁•路德放弃信仰，但他不会。记住：‘虽然他们让你蒙受耻辱，或者说你没有忠诚，但上帝认为你忠诚高尚胜于世俗认为你忠诚高尚。”这是路德自己在1526年说的话。”

在火车上是很难入睡的。午夜时分，火车晃动着高速飞驰，并不时突然停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上，然后又剧烈地启动。

火车早上6点到达华盛顿，策普让侍者提前一个小时叫醒他。可他睡得不沉，早上4点钟时，自己就醒了。他修了面，穿戴停当，然后就坐在小包间里，将公事包放在身。日出之前，火车准时进了站。

漫步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车站里，策普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一幅眼镜又使他显得更为机敏。按预定时间，律师7点钟才会来，所以策普孤零零地坐在长凳上等着。策普的律师很年轻，他是在《自由杂志》上了解到他当事人的事情的。34岁的约翰•朗道在费城的一家为拒服兵役行为提供服务的中心工作，他给这位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老人打了电话，自愿提供服务。他们计划在联邦火车站见面，策普对这位律师说，“不要担心。你会认出我的。我是那个缓缓走下月台的衰弱老人。”

越战期间也曾是拒服兵役者的朗道在预定时间到了。两个人找了一个空荡荡的小吃部。他们挤在一张桌子边，一起呆了个把小时。策普告诉他的律师说，他没有把包革金属棍棒带到华盛顿来，这个律师则笑着说，“我认为你现在不再是个拒服兵役者了。”

8点30分，他们去乘地铁。在华盛顿，这种令人害怕的现代地铁系统使用计算机控制的费用卡。他们去的地方是五角大楼。

在满载往来乘客的地铁中，策普无疑是年纪最大的人。他并不试图盖过地铁的隆隆声说话。他的静默是彻底清醒的。当车门在“五角大楼”站打开时，他面临决断的时刻。

“地狱之门，”他说，“不可能获胜。”

鉴于策普述说的热情，很难臆测他来华盛顿仅仅只是做一个聆听忏悔的牧师。4月份，五角大楼答应给他安排―次听证，但这只是官僚主义混乱导致的错误安排。5月9日，策普被告知那次安排出了差错，他的案件没有新的证据，所以不应该再进行新的听证。5月31日，凭借职位威力，众议院议员米克给复查委员会写了信，要求安排新的听证。要求得到了准许，时间定在9月12日。但五角大楼给策普的一封信预先警告他说，不要因为他正获得重审这个让步，就断定“这个部门”现在承认“在你的历史记载中……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公正。”

11点，就在策普被引入那个小小的听证房间前，他给自己鼓了鼓劲：“我就会是真正出色的了，甚至不费一点劲就会得到，并给周围的某些人予以重击。我要以基督教徒方式行事。我要使用润滑油来融洽关系。当我在社区福利基金会时，我称呼所有的女人为‘亲爱的’，在晚会上，我会与她们跳波尔卡舞，我曾大量使用润滑油来融洽关系。”

策普向听证房间进发。

五

这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的命运，将由一个五人陪审团决定——四个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一个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一个经历过越战的律师为他辩护。陪审团的主席是查尔斯•伍德塞德，他同时还参与另一个陪审团，审理列兵埃迪•斯洛维克寡妇的上诉。埃迪是自内战以来第一个被处死的逃兵。在策普听证前不到一个星期，报纸登载了斯洛维克的寡妇最终是如何死去的故事，她拒绝了军方的抚恤金，一文不名地死在一家疗养院里。

朗道详细陈述了策普的案情，他说，被告接受1952年听证的裁决，该裁决断定策普实际上是诚挚的。“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相信一般退伍应该升级为荣誉退伍……我们视为关键的问题是（策普先生）服役的质量。”

第一个证人是马丁•索维克，路德宗教政务会政府事务办公室的一名人员。和朗道一样，索维克在越战期间也是个拒服兵役者。

他证实说，1919年，美国路德宗教会支持宗教会的个人成员遵循他们的良知拒服兵役。一个陪审团成员询问索维克，你怎样才能断定一个人实际上是基于道德理由的拒服兵役者。

“这决定是在―个人的头脑中作出来的，除了通过他自己的郑重陈述，你显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基于道德理由的拒服兵役者，就像你不知道他是个扬基队球迷还是金黄鹂队球迷一样。”

然后，轮到了这个老人。陪审团让他在作证时依然坐着。这个老人列出了他军事经历中最重要的部分：被胁持，称心而轻松容易的工作，老练而体贴的官员，冷酷的中士，指着我脑袋的枪，面对我的控告者，不适合人类居住，主动提出的推荐。这些话快速而激烈地滚出，就像一篇祈祷文。

时不时，策普的泰然自若就崩溃了，诉讼因而呈停滞状态。“我想这很难回忆”，伍德塞德说。

“不是因为这个，”被告说，“我只是重新经历一遍。这是刻骨铭心的，它在我脑海中非常鲜明，就像一些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

1点钟，午餐休会期到了。伍德塞德允诺说，当审理重新开始时，他将继续带着同情倾听。

“用事实影响你自己，”策普说。“那么，我们双方都会愉快。”

当他们离开听证房间时，策普转向朗道和索维克，为自己的情绪失控道歉。“你做得都很好，你做得正好。”索维克说。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的声音就中断了。”策普说，“它触动了我。”

索维克把手放在老人的胳膊上，他说：“它触动了我们大家。”

下午几乎是一样的：赫伯特中尉给我提供工作机会并非出于诚恳，亲德分子，玷辱你的姐姐，诚挚的虔诚的拒绝。

最后，对策普案情非常熟悉的改正委员会执行干事雷•威廉斯问被告：

“策普先生，作为委员会推荐的结果，1952年，你在荣誉条件下接受了一般退伍，自那以后，你曾同退伍军人管理局申请过任何津贴吗？”

策普说：“没有，我没有。”

威廉斯说：“你知道你有权领取荣誉退伍士兵的所有津贴。”

策普说：“是的，但唯一困绕我的是我的良心，我对上帝的忠诚，我必须坚持到底……我认为一个遵循他良心召唤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不应该被污蔑为可耻的人。我认为他甚至不应该得到第二等的退伍。”

威廉斯说：“……你能够问心无愧地说你的退伍是在荣誉条件下的退伍。”

策普说：“我个人觉得，美国应该信仰良知自由、宗教与《权利法案》，一个人应该遵循真诚地遵循良心的呼唤，必须如此，因为我们与上帝相通，我想我们不该把任何一个这样的人污蔑为可耻的。”

“我之所以在83岁高龄，带着关节炎病痛和其他一切不便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的内心、我的良知在呼唤，‘现在，你去委员会，做一次最后的努力吧’。”策普停了下来。他弓着背走向前，准备作最后一击。“威廉斯先生，鉴于没有多少差别这个事实，那么，为什么不使之成为荣誉的呢？这没有多少差别，那么，就使之成为荣誉的吧，这样我们都会愉快。”

策普的律师这样结束了这次辩护：

“自1918年以来，在处置那些对持久服役持有宗教性怀疑的人方面，军方走过了漫长的历程……我敢断言，这部分是因为有像策普先生这样的人多年前甘愿将他们的道德规范运用于军队……这使他们最终要设计出一种处理拒服兵役的好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军方在许多许多年以后的现在所拥有的。这种行为凭其本身就是对军方的一项重要服务。”

陪审团结束了这次审理。他们答应将在下个月的某个时候作出判决。

六

策普回到联邦火车站，等待他的回程旅途。这时，车站早上那种仿佛被遗弃般的空空荡荡已经消失。在晚上，车站呈现出一种有目的的鲜明生动：穿戴整齐的男人和女人排着长队等待火车，他们手上提着公事包，拿着报纸。这个老人坐在椅子上，回味这一天的经历。他笑了，眼睛熠熠生辉。

“我觉得很有信心。我感觉到了胜利。我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我有啥说啥。你看见我后来是怎样站起来跟他们都握了手，就像他们是我的朋友一样吗？我甚至和威廉斯，我的对手也握了手，我斜斜地站着对他说，‘我爱你，亲爱的。’我表现得仿佛我预料到了胜利，而不接受失败。我大量使用了润滑油来融洽感情。”

策普停了下来，他向上仰视着，似乎在研究天花板。他用左手捧着他的下巴。这个老人静默着，看见他沉浸在冥想中，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女大学生青春洋溢地笑了。

最后，这个老人说话了。他似乎心烦意乱。他的声音软弱无力，充满恐惧。早些时候的信心消失了，有个想法冒了上来，就像个叛徒．在他的心头猛击：

“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有这些，我会孤独。这就是我的问题。既然没有任何事让我为之奋斗，我将做什么呢？没有任何我所知道的即将发生的事能与之相比。”

他又停了下来。他的脸色明亮起来。“好，我可以游泳。我可以继续跳方块舞。当我跳方块舞时，有一些事情会发生。这是——他们是怎样称呼的呢？——肾上腺素。我是个表演才能极佳的舞者。或许我还可以重新到布劳沃德社区老年中心当会计。在我妻子生病前，我就干这个，但为了照顾她，我离职了。我永远是个优秀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或许我将在霍普路德宗教会变得活跃。换句话说，不断地活动。不断地活动。这就是秘密。”

“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斗，我就不能离开这个地球。”

7点20分，扬声器里传来了播送通告的隆隆声。通告不知道是谁播的，却很有条理：

“开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7点40分发车的银色流星号现在请旅客们上车了。银色流星号沿途将停靠在亚历山德里亚……里士满……彼得斯堡……费耶特维尔……佛洛伦斯……查尔斯顿……萨凡纳……杰克逊维尔……沃尔多……奥卡拉……怀尔德伍德……温特黑文……锡布灵……西棕榈海滩……迪尔菲尔德海滩……劳德代尔堡……好莱坞……迈阿密。”

爱德华•策普登上了火车，找到了他的卧铺小包间，准备向家中进发。白天的兴奋把他弄得精疲力竭，在火车离开车站几分钟后，他就睡着了。

七

1979年10月2日，星期二，五角大楼发表了以下声明：

“考虑到附加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军事记录改正委员会的建议，根据美国军人法典1552号第10条规定，鉴于退役的特点，对1952年12月4日陆军部长的判决予以纠正，内容如下：

（1）陆军部所有关于爱德华•策普的记录应该改正，以表明他是在有荣誉退伍证明的情况下于1919年12月离开美国军队的。（2）陆军部发给他1919年12月9日的离开美国军队的荣誉退伍证，取代他现在的同一日期的一般退伍证。”

“换句话说，”爱德华•策普说，“我自始至终就是对的。”

一个星期后，一份五角大楼决定的副本送到了策普居住的马加特公寓大楼。他发现这个决定并非是一致通过的。有个成员，詹姆斯•海斯投票予以反对。

“我气极了，恨不得一脚把他踢死。像这样的家伙不应该成为委员会的一员。我打算给五角大楼写信，告诉他们应该把这个人清除出陪审团。哪怕仅仅在那儿放上个装满水泥和锯屑的假大头，也要比这个根本不懂公正的家伙海斯要强。如果他不能比这个东西判决得更好，应该把他踢开。他对这个世界的公正是一种威胁。”

“我真想到那儿去，将他的脑袋打开花。”

本文原载于1979年11月11日《迈阿密先驱报》，为1980年普利策特稿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