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此事是不是他心底最深的一道伤。办公室里忽然一片沉寂，他的脸色异常苍白。随后，他迅速点了点头，又伸手拿过一支烟，点燃吸起来。

德商张大中

文︱查建英

译︱张鹤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

母亲 

母亲王佩英的事情，是张大中要讨的另一个公道。卖掉电器商场后，他有了更多的闲暇，时不时就会想起母亲。他常常沉浸在对她一生意义的思考中。他发现，她其实是他做所有事情的动力。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就教给他一个朴素的道理：“做人要有骨气。”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头脑中。她用生命为儿子树立了一个鲜明强烈的榜样。在一个毛泽东被当作神来崇拜、以绝对权力统领国家的时代，她的勇气从何而来，竟敢公开向毛挑战？如果说，在1980年，惟一能够洗掉母亲头上“反革命分子”污点的办法就是将她描绘成一个“精神病人”，那么现在，张大中感到这是不能接受的。他对我说：“这玷污了她的形象。她没疯，是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疯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我想要还原真相。”

为此，他聘请了一位律师帮他准备再次上诉、申请彻底平反的文案。他自己则着手从法院、公安局、工作单位、老邻居和家族亲友那里搜集所有与母亲相关的信息资料。每次我到他的办公室，或者与他在电话上交谈，他都会热情地向我展示一些刚刚拿到的材料，或者讲述他刚刚发现的某个细节。我第一次采访他时，六个小时当中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谈母亲。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王佩英1950年代的照片，是一帧放大了的黑白照。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子，穿着一件样式简单的黑色外套，脖子上系着一条纱巾，姿态优雅，眼睛里流露出一点忧郁。张大中一再对我说：“她在世的时候，我太小了，根本无法理解她；但现在我尝试着去理解她。”他反复对我表示，希望我主要讲述他母亲的故事，而非他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和其他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多大不同，我母亲的故事才真正值得讲述。人们应该知道、应该记住像她那样的人。”

我问他，此事是不是他心底最深的一道伤。办公室里忽然一片沉寂，他的脸色异常苍白。随后，他迅速点了点头，又伸手拿过一支烟，点燃吸起来。有一次，在美国旅游，他看见大街上矗立着一尊铜像，塑造的是一位青年英雄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景象：他浑身被绳子捆锁、倍受折磨。泪水顿时从张大中脸颊上直淌下来，雕像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对我说：“我准备请一位艺术家帮我为母亲做一尊雕像。”

然而，不久前，他承认自己遇到了“软钉子”。没人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拒绝他，但当局在与他及律师接触的过程中，却以各种理由将他们的申诉悬置起来。他总结说，政府仍未准备好重新公开并正视这段历史。“他们担心会有太多家庭提出同样要求。”他告诉我另一起相似的案件：一位上海音乐家刘文中在文革中因批评毛泽东被处决。“他被‘平反’时，他们也说他当时得了精神病。”2010年4月，张大中与北京高院的领导就母亲的案件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分手前，这位官员问他：“大中，告诉我，你会如何处理这个案件？”

显然，无论张大中的个人愿望如何，对于政治行动他的态度非常审慎，不打算采取任何激烈手段。他对我说：“首先，我对现任领导人没有任何不满；第二，我其实非常理解他们不愿马上解决这些案件的想法。中国政治改革能走多快？太快也未必就好。假如我们现在实行像印度那样的民主，可能就没有稳定和高效了。总体而言，我对目前的改革步伐还是相当满意的。”

张大中倾向于渐进改良而非激进变革，这自然缘于他个人的审慎性格，但也折射了中国精英阶层逐渐形成的共识。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正视自己现代史的阴暗面，这个民族需要民主化，但没有多少人指望它能很快实现。这种看法既是基于八十年代之后清醒的现实感，同时也要归功于经济繁荣带来的满意度和过去20年里个人自由的大大增加。如果说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往往是政治上保守的实用主义者，那么中国商人则更有谨慎小心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更多地需要依赖政策和统治者的善意，而这个政权可不是从善待有产阶级开始其统治的。

吴晓波是研究中国企业家历史的知名专家，就此题目著述颇多。在近作中，他描述了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从王朝时期到当代一直存在的复杂而危险的关系。在吴看来，中国商人无论多么富有和成功，面对国家政权始终都是如履薄冰，而后者有着剥削与控制商人的悠久历史。吴说：“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中国企业家都是爱国者，他们热切地投身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有时候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许多企业家表现出比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更理性、更现实的理想。但他们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得到足够的认可，反而经常要面对政府的敌视和公众的偏见。”不过，吴晓波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或许正因如此，我感到张大中对当前中国领导人的支持是真心实意的。张大中的“发小”冷铁松曾给我讲了一个张大中如何受到北京市工商局官员“要挟”的事。按照冷的说法，那位官员处罚了一个商人，没收了一批建筑材料，然后强迫张大中把它们买下来。“这些材料对大中电器公司来说毫无用处，就是一堆废品，但大中还是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冷总结说：“在中国当一个私营企业家并不容易。”可我向张大中问起此事时，他却笑着说冷其实并不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和工商局那些官员相处得非常好。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圆滑，但人际关系就是有来有往。没有谁强迫过我。他问我想不想低价买下那些建材，我说行啊，因为我仓库里有地方存放，而且备着这些东西有需要的时候用起来也方便。”张大中承认80年代的时候，政府和全社会对个体户还不大看得起。“但1992年之后情况就变了，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的政策有了改善。从整体上来说，政府对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

德商

李少华是一家提供房地产管理服务的私营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他和张大中一样，认为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有了良性改进。1993年，李少华和张大中在一次业务会议上结识，后来逐渐成为好友。两人都在北京个体劳动者协会当过几任副会长。个协是一个帮助协调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关系的组织。90年代初刚创办时，个协只有十几位成员，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位。“1995年，因为我们的规模迅速扩大，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大中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应邀参加工商局会议的。政府通常比较支持做实业的好人、老实人，而不太喜欢做期货、炒房地产、手里拿着最时髦手机的那种人。”

最初，李认为张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相貌平平、工作勤勉但在会上很少发言的人”。“以前我每次去大中公司拜访，都看见他身穿一件蓝马甲工作服，看起来就像个打工仔。他连好茶都很少喝，更别提名酒了。” 李少华笑着说张大中近来开始对红酒和茶发生兴趣了：“他在会上现在爱讲话了，也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多年交往下来，李少华对张大中越来越心生敬意。“我认识很多富豪，坦白讲，其中很多人实在不是东西，作为人都让你恶心。”他神情阴沉地向上翻翻眼睛，“我在这儿就不指名道姓了吧。但大中是一个少有的好人。用中国话来说，我们往往称一位有学问有文化的商人叫儒商，我想大中应该叫‘德商’。”他接着列举他这位朋友的诸多美德：正派、诚实、韧性、冷静、自信、坚持原则，既不见风使舵，又勇于挑战自我。李少华认为，这些个人品格使张大中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而他之所以深受朋友和员工们的爱戴，则是因为他的敏感重情和慷慨大方。“有一次他听他的司机说起我的司机要结婚了，马上送了一个红包——给我的司机！还有一次，我临时取消了与他的会面，因为我岳父去世了。随后，在火葬厂，我们意外地看见了大中和妻子，他们匆忙赶过来就是为了向我们表达一下慰问。我的妻子深受感动。”李少华说他终于发现了张大中和他认识的其他富人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怎么赚钱，大中却是一个真正知道怎么花钱的人。难怪他会得到如此丰厚的回报：有这么多的人衷心爱戴他，我认为他现在就已经生活在天堂里了！”

确实，我采访过的每个人都提到过张大中的慷慨大方和感恩重情。张大中以前的同学胡蓉用一句中国古话描述张大中的为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仔细寻找过那些在张家饱受磨难与贫困的岁月里曾经表示过哪怕只是一点善意的人。比如一位老邻居，她曾经说过几句鼓励他的话，或者有人请他到家里吃过一顿简单的饭，或者是一位借给过他5毛钱的同学……他满怀感激，对他们慷慨回报。为了感谢那些在他刚刚起步时帮助过他的人，他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广告，以6万元回收一盏二十多年前他亲手制作、售价为6元的落地灯。一位顾客回应了这则广告。现在这盏他花了6万元买回来的落地灯就站在他办公室的一角。他告诉我，有一次，他乘出租车时听司机不满地说，中国所有的富人都是腐败的恶棍，他们都是从给当官的拍马屁开始起步的。他指指那盏落地灯说：“嗯，我是这么起步的。”

张大中的不少老同学都已退休，如今都在靠养老金过日子。他们非常感谢张大中每年都张罗操办同学聚会，算起来已有三十多年了。胡蓉告诉我：“他穷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到他家去聚会，所有的饭菜都是他和妻子亲手做的。他富起来以后，就在饭店招待大家，同学聚会越办越好，成了大家每年都期待的活动。”2008年，张大中还出钱资助一群老同学到日本参观游览了一次，他不但支付全程费用，而且还代付了礼品费。他帮助不少老同学的子女在大中公司安置了工作；如果没有合适的职位，他会用钱帮助他们。

张大中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板。他与国美刚刚达成协议，马上就给所有员工分发红包共同庆祝。国美接管公司后不久，他设立了一项基金，专门提供给大中公司所有前员工。为表彰这些员工对大中公司曾经的贡献，他们在今后的有生之年里每人每月都可以领取一小笔补贴。洪春（音译）是大中电器空调销售部的经理，如今在国美工作，却仍可每年从大中基金中获得600元补贴。他告诉我：“我们都很怀旧。”他说，国美和大中的公司文化不一样。国美的管理是标准化和程序化的，这体现在其ERP会计制度和频繁的职工会议、备忘录和各种规章制度上。这更利于记账和全面管控。但大中的管理方式则更人性化，更像一个大家庭。与洪春从未见过的黄光裕不同，张大中经常会去商场，他喜欢穿着和员工一样的蓝色工装，四处转转，直接感受一下销售现场的情况。一次，他看见一个销售员与某个犹豫不决的顾客不断交谈却无果，他便亲自上阵，提议说：“如果您买下这套产品，我可以给您200元的折扣。 ”那位顾客马上就掏钱购买了。洪说：“那些销售员听说这件事后，每个人都开始效仿老板。”

张大中会在午餐时间和销售部的员工坐在一起吃盒饭，和他们说说笑笑。许多大中员工都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老板架子，特别有人情味。”随着黄光裕入狱，国美的股值与先前相比缩水了1/4 ；2009年，销售萎缩。洪说员工的士气大为低落。“我还做着自己的那份工作，但是根本感受不到当年在张老板手下工作时的那种激情和动力。”

4月一个温润的傍晚，在那间灯光辉煌的办公室，我再次与张大中见面。他刚刚旅行归来。这次，他开着一辆BMW越野车与一群朋友到美丽的皖南山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自驾游。途中，他曾用手机给我发来一首描绘风景、抒发友情的诗歌。诗以古体写成，读来琅琅上口。我问是不是他写的，他笑着说：“不是不是，是同行的一位朋友写的。你一定感觉纳闷：大中的文学水平怎么突飞猛进了呢？”他又大笑起来，靠在椅背上，神情很是幸福。那是一个经过多年奋斗之后，享受美好人生的男人的笑容。

他告诉我，如今他在业务工作上只需投入不到1/3的时间。在股票市场上学习了一年后，他做了几个重要的投资决定。他将10亿元贷给了一个为客户提供商业贷款的国家银行，他认为这些客户相当稳妥安全。然后他又用20亿元分别购买了几家风险较高的企业股票和债券。他说：“不过，我是在低位进入的，而且属于长期持有。”或许，就像整个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低迷的阵痛、经受着从旧有的加工出口模式过渡到前景不明的新阶段的压力一样，张大中个人的长期计划也需要时间来塑造成形、发展壮大。现在，有一个监察市场的团队随时向他汇报情况，他就可以用余下的2/3时间来给自己“充电”——旅行和阅读。在北京时，他会定期打网球。这个爱好他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他笑着说：“球友们都说我最近球技见长。以前我一年365天都在工作，脑子里永远想着跟销售有关的事。所以我在网球场上总走神儿，球经常会打到我的脸上！”

除了在中国旅行外，他也常出国前往北欧、加拿大和南美洲等地。他给我讲他读过的一本回忆录，关于一位美国投资人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的故事。“他也是60岁左右。有一次，在非洲，他遇到了一帮占据金矿的匪徒。他居然深入到这群土匪当中，详尽了解了开采金矿的整个过程。后来，在他决定何时投资金矿的时候，这段经历起了关键作用。我出去旅行倒不是为了找金子，但我相信旅行会开阔人的视野、丰富人的心灵。”

阅读是张大中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他的阅读方式也显示出他一贯的严肃与有条不紊。（他曾带我看过与他办公室在同一楼层的健身房，工作之后他常去那里健身。健身房紧邻一间卧室，如果在公司工作到太晚，他就住在这里。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衣柜里，熨得笔挺的衬衫和长裤分别挂在不同的格架上；结实的运动鞋和质地精良、刷得干干净净的皮鞋分排摆放；袜子、领带、书籍和DVD光盘，一切都收拾得井然有序。张大中说：“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里你能看出他的性格。”）在他诺大的办公室里，有长长的一面墙都是书，我在书架前浏览：商业、金融、历史、哲学、文学、东西方伟人们的传记等等。旁边，两张矮方桌上，整整齐齐、高高摞起一堆一堆的书，每本书里都夹着醒目的卡片。张大中有个由三位职员组成的“阅读组”，他们的专职工作就是每天阅读不同主题的书籍，然后通过综述、笔记和摘录的方式向老板做汇报。张大中说：“我无法从头到尾地阅读所有的书，所以我需要依靠这些笔记。”他说着指了指方桌上那几摞书。不过，有些书显然特别重要，他不仅会自己阅读每一页，而且还会买好多本与别人分享。

其中有一本毛泽东传记，让张大中深为震动，他特意找到定居伦敦的作者表达他的赞赏之情。2007年，作者回北京，张大中请她吃饭，并表示愿为她日后的写作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尹缙琦是张大中阅读组的负责人。她告诉我，对阅读组成员来说，这本毛泽东传记可并不容易读。尹是个身材娇小、开朗活泼的女孩，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干练得体，并且是金融经济学硕士。她读书很快，可以在一天之内轻松地读完一本大部头书，而且仍然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不过，她告诉我，毛泽东传记对她来说还是太难了，对于她们这种成长于后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太陌生”了。“张总对我们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必须用心细读这本书。”

那天我和尹缙琦一起乘车陪同独立制片人胡杰去采访，一路交谈。胡杰先前拍过两部讲述女性遇难者的记录片：一位是“右派”林昭，由于批评当权者而被长年关押，最后被枪决；另一位是中学校长卞仲耘，文革初期被她自己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两部片子都在民间声名远扬。现在胡杰是受张大中之邀来拍摄关于王佩英的记录片。那天下午，胡杰采访了王佩英以前的两位同事，现在去北京东郊采访一位目击者，他曾经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宣判大会，王佩英就是在那一天被处决的。目击者潘士弘恰好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采访。

当晚，在那间灯光明亮的舒适客厅里，潘士弘在摄像机前生动地描述了将近40年前发生在工人体育场里的情形。公审大会一开始，高音大喇叭先是播放响亮的革命歌曲和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随后是在场十万人一起反复高呼口号。12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位是张大中的母亲王佩英——被带进场地。他们都被五花大绑，每个人由三个红卫兵押着，强迫他们在地上跪成一排，并狠狠地压着他们的头。批斗开始，每次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判决时，押解人就会用手揪住那个被判刑者的头发，猛地向后一拉，让他或她抬脸冲着观众。现场的气氛从狂热接近沸腾，因为被判决的人挣扎反抗，可以看见地上扬起的一阵阵尘土。他们的脖子、手臂被牢牢地捆住，被押解人从后面拉紧。最后，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他们被拖走执行死刑。

潘当时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教师，却时时感觉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因为家有海外关系，他可以轻易就被定为西方间谍。坐在人群中，他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命令参加这个公审大会了——这是对他这种人的警告。“我很惭愧，当时我也冲着他们喊口号了，因为我害怕极了。”在那个年代，没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潘还讲了他知道的许多其他案件，那些有关殴打、羞辱和出卖的故事。他谈得最多的，是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感。

采访完毕已是深夜，我们回到汽车里，所有人都沉默无语。当汽车平稳地驶入城郊之间一条新建的宽阔的高速公路时，尹缙琦转过头对我坦诚地说，潘士弘的叙述让她非常震撼。她说她的同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可能他们也不想知道。她说她只是因为在张大中手下工作才对此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我仍然感觉很困惑，”她说，语调迟疑，一副天真的神情，“这听起来太不像真的了，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潘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有修养，人很随和。我想，像他这么好的人不会骗我们的。这些事肯定不是他编出来的，是吧？”

听了她的话，我明白了为什么张大中会忧虑，会坚持要这些年轻人用心阅读毛泽东的传记。我想起胡蓉对张大中的一句评价：“他是一个经历过许多苦难的人，但我从没见过谁有他这样走出苦难的决心和勇气。”

就在几天前，张大中还曾对我提起《北京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报道了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北京一所高中的一个学生向当局举报自己的老师是“反革命分子”，因为这位教师在课堂上批评了政府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过，文章说，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应以言治罪。这个报道引起了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安：对他们来说，那个青年学生举报老师的行为证实了他们的悲观看法，即文革的流毒仍远远没有肃清，尽管过去30年中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历史的幽灵依然在人群中徘徊。

张大中却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他神情满意地对我说：“你知道，这样的报道就是在给人们普及法治教育。它意味着我们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发展了，政治上也在进步。”

后记

2010年3月27日，张大中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母亲王佩英遇难40周年纪念会。约有500人到场，其中包括许多老邻居和家族亲友。著名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轼先生发表了感人的悼念辞，赞颂王佩英是一个英雄、一个真理的殉道者。张大中在发表感言当中几次哽咽。他向那些在张家经历苦难的黑暗年代里曾向他们表达善意的人们鞠躬致谢。随后，人们排成长队，一一向王佩英的画像献花。每人都收到了一套有关王佩英生平的材料，包括一本制作精美的小册子和一张DVD纪录片光盘。张大中还为母亲的油画肖像举行了揭幕式。整个纪念活动进行得很顺利，未受到官方的干涉。

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公司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以6亿元罚金，没收2亿元财产。与此同时，国内媒体报道说贝恩投资公司已经在黄光裕入狱后购买了相当多的股票，将变成国美的第二大股票持有人。

黄光裕何以获此重刑，我迄今仍未找到一个满意的解释。人们在茶余饭后传递着各种小道消息，涉及此案的法律程序和大量信息却仍然晦暗不清。不过，在北京与本地商人的交流中，我常常听到对黄光裕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极其冷酷无情的人。他的供应商都恨他，因为他压价太低，让他们几乎没什么利润可赚。有时候他会用残暴的手段对付对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讲的是黄光裕如何处理“叛徒”：一个曾在国美供职的公司管理人员离职后自己创业，成了国美的竞争对手，黄光裕的人决定给他一点儿颜色看，于是把他痛打一顿，竟然打成了残废。按照坊间的说法，这个人后来坚持不断提供的信息成为调查黄光裕并把他送进监狱的关键。这个故事的道德寓意似乎表明，一个人过于贪婪、对他人过于强势，最终必会招来怨恨、垮台灭亡。按照流行的观点来看，此案无非是由于黄光裕是个无良奸商，做得太过头。至于事情的另一侧面---他培植的官方后台势力不够强大，没能保住他---大家对此虽然不大讨论，却都心知肚明。

续后记：

2011年3月9日，经过一场明枪暗箭、一波三折的博弈，从黄光裕入狱后一直执掌国美电器公司大权的陈晓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由张大中接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并担任非执行董事。但张大中本人显然并无重返家电业的意图，他也并未卷入此前国美内部的种种纠纷争斗。或许，作为一个公众形象良好、各方都能接受的行业前辈，他只是帮帮朋友的忙，每年开几次董事会而已。“你没注意到我的名衔很有意思吗？”他在电话里笑着说，“我当的是非执行董事。”

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王佩英案。这一次，终审判决书不仅推翻了对王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且撤销了1980年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判决书，宣布王佩英无罪。“精神病”的“尾巴”也去掉了。

一桩深藏几十年的心愿，终于了结了。将终审判决书付印送发各界友人时，张大中附信的标题是“苍天有眼，善恶有报。” 

责任编辑：  钟娜

  排版：韩柯

本文为查建英Tide Players（《弄潮儿》）一书（2011年4月纽约出版）中的一章，原标题为“A Good Tycoon”(“一位好大亨”)，中文翻译经过作者修订，略有删节。原载于2012年3月《全球商业经典》，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提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