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王学斌丨“第二个结合”的涵育历程、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考察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三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悉心梳理与把握讲话精神可以发现，这三个重要问题一脉相承、层层递进：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论述，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擘画了清晰长远的行动指南。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对“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逻辑关联等作出了明确而深邃的阐释。回顾新时代以来“第二个结合”的涵育历程，分析其核心要义，把握其内在逻辑，有助于系统理解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的这一论断，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重要意义。回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可以看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由“贯通、融通”到“五层内涵”。

（一）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2012年12月，在党的十八大后的首次离京考察中，习近平强调要传承和弘扬“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013年，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些重要论述点明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固本铸魂的基础性地位，论述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对此，习近平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从时间上来看，“两创”方针首先被用于阐述如何对待中华传统美德。2013年12月，习近平指出，夯实文化建设根基需要从思想道德抓起，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此后，“两创”方针的对象逐步扩大，从中华传统美德扩展到整个中华文明。2016年5月，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座谈时，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报告，意味着这一理论与实践路径趋于成熟。

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愈加深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关联格外受到重视。习近平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此后，习近平又相继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等重要论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精髓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强调的党性修养结合起来。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学术界提出了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破解近代以来缠绕已久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更高要求。此后，习近平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引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就是由于其与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内容有着内在契合之处，指出“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及二者相结合的必要性。

2021年3月，在朱熹园考察时，习近平提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作为理论创新重大成果的“第二个结合”呼之欲出。

（二）由“贯通、融通”到“五层内涵”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宝贵产物，还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结晶。

此后，习近平站在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高度，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守正，即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即通过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等各界一道集思广益、系统集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进一步有机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一论述，指明了“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即贯通与融通。所谓“贯通”，主要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科学真理与文化根脉的水乳交融；所谓“融通”，则更多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融通不仅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关联，还需接续古今，充分挖掘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体性跨越。“第二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又一次重大创获，加深了我们对历史、规律、前途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开创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

2022年10月28日，在考察殷墟遗址时，习近平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这就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作用又向前推进了一层。

更需注意的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彼此契合”是前提条件，“互相成就”明确了最终成果，“筑牢了道路根基”指明了行进方向，“又一次思想解放”意味着理论和制度创新空间的扩大，“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印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决定性意义。

总体来看，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由“贯通、融通”到“五层内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涵育“第二个结合”的过程历历可见，脉络至为清晰。

习近平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所揭示的“第二个结合”的五个方面核心要义是一个丰富而严密的逻辑体系。彼此间既是步步深入的意蕴递进，形成了一种层次分明的思想脉络，同时又是相互作用的深度嵌套，构建了一种化于一炉的理论工具。

（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不是生搬硬套，否则注定造成方凿圆枘，亦不是排列组合，如此必将流于形似神异，而是至少包含下列三层内容。

其一，“彼此契合”的前提是承认双方的“异”，发掘二者的“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产生于悬殊的时代背景，属于两种思想文化系统。马克思汲取了“人类知识的总和”并加以整合融汇，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所内生而成的诸多精髓，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就应对世界性问题而言，亦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华文明一直以开放与包容示人，这注定了其不用单一文化取代多元文化，而是似百川成海般汇聚文化共识，具备了化解文明争议，吸纳外来文化的胸怀与能力，恰如许倬云所言，“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马克思主义一旦进入中国，被先进人士所掌握与运用，就迅速呈现出万钧之力，激活了既有的中华文化，并促使其实现故物重光。

其二，“彼此契合”的态度是结合双方的主体对等。细细梳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相遇与碰撞，“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论调先后粉墨登场，然而这些理论不仅没有帮助中华文明迎来新生，反而加剧了国人的焦虑与迷茫，中国思想文化界陷于深深的“古今中西之争”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主体并不是对等的，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东来，欲图侵占中华文化的原有版图，并渐生取而代之、整体消灭之心，何谈结合，何以结合?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两大思想文化主体的平等对话、对等融汇，化解了长期以来文化问题中时间上的古今错位、空间上的中西对立。

其三，“彼此契合”的实现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人。“第二个结合”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亦非你死我活的竞争替代，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既善于发掘契合之处，为科学理论深深扎根中国筑牢基石，又善于发明传统，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古老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创造条件。

（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

互相成就意味着结合的两大主体在复杂而深刻的创造与转型中取长补短、实现超越。这种意义上“结合”既不能是简单数量叠加的“物理反应”，也不是推倒重来的“虚无主义”，而是经过一次次碰撞、互动、会通而实现螺旋式上升后的血肉相连、水乳交融，乃至基因重组，从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深刻把握“互相成就”这一主题，大致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要深谙“互相成就”的具体条件。回顾人类文明史，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另一个文明体内获得较快发展，甚至在短时间内与本土文化相互融通进而跻身主流位置，必然需要具备如下因素。第一，该文化自身必须是一种优质文化，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革命性与对话能力；第二，与外来文化相接触的本土文化已经渐渐不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态势，亟待更新和转型，并且这种更新和转型仅仅依靠其自身力量难以实现；第三，该外来文化绝非要替代或消灭本土文化，而是与之融合，完成原有文化的新陈代谢，同时保存原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和宝贵元素，并与之深相贯通，实现深层次和高层次的本土化转换。换句话说，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外来文化的民族化转换是一个同时发生、相向而行的同步过程。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引入中国，以真理的力量重振了古老文明的恒久活力，中华文明走出了“山重水复疑无路”，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其次，要明确“互相成就”的实现过程。按照文明交融的一般情形，本土化即外来文化进入一种新的文化圈后，经过长时段全局性的融通、结合以至同化后重新形成的一种带有深刻本土化烙印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亦复如此，其通过层层深入的“化”的阶段，最终渐入佳境，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展开讲，主要包括四个层次。先是载体的中国化，即通过传媒、书籍、物质与人的传播与发展；接着是符号的中国化，即经过中国学者的翻译与校释，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变得易于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实际上已开启了不同文化间会通的进程；再次是阐释的中国化，即中国学者使用本国语言和文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符合中国思维方式、现实需求和文化习惯的解释与研究，逐渐使得其成为“中国的”；最后是实践的“中国化”，即运用已经初步或达到某种程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所遭遇的实际问题，并在具体实践中越使用越结合，从而促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令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日益充实丰盈，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愈发日新月异，其所形塑的中国风格与气派亦与日俱增、倍加鲜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正如习近平所说：“‘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行稳致远，必须深深扎根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文明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许多思想和理念，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恒久时代价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必然结果，并非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既有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活力，从而在“两创”方针指引下，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

作为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第二个结合”为我们科学对待外来真理与自身文明的关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一方面，“第二个结合”让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思想的引领性和文化的主动权，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自古以来，中国在其独特的空间、时间与历史境遇中形成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商周时代，礼乐文明逐渐发达，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奠定了文化基础。西汉时期，大一统被认为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一部中国史，大一统从未退场，杨向奎将其描述为“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现代中国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而是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应了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正是对中华文化突出的统一性的继承与发展。

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来看，一部党史就是一场持续不断地解放思想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渐趋深入的过程。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实质性地介入中国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条件和思想氛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在学理和行动上清算了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促成了这种结合的更加深化和自觉，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尤其是问世于此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深刻地揭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意义，也体现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成了全国范围的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历史准备，从而使改革开放提上日程并付诸实践。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都与思想大解放密不可分。就理论与制度创新的实际情况而言，要想真正实现大的理论突破与制度构建，必须开启深层次的解放思想。基于此，我们应当从较为广泛和长远的视野来理解“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在实现强国复兴的愿景中，要时刻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反思以往那些习以为常但已落后于时代和实践要求的观念、做法，不被成见所局限束缚，不因陈规而裹足不前，以敏锐的理论意识、勇毅的开拓精神打开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及时提炼中国道理，不断总结中国经验，持续创新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党的理论、制度等各领域的创新。

（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稳固的文化主体性，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有强大的文化引领力，才能树立本民族主流的文化形态；有强烈的凝聚力，才能通过文化的力量与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塑造一个民族牢固的共同体意识；有深厚的文化塑造力，才能因时因势不断与优质的外来文化相交流融汇，让自身文明与时偕行、生生不已；有深远的文化辐射力，才能构筑其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在坚守本国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本国形象。四方面各司其职，又有机地内聚为一体。

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文化主体性若是缺位，就难以有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更不可能沿着中国道路奋勇前行。具备坚定的文化主体性，意味着内生出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自醒与自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绝非凭空而来，其夯实与强健的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中华儿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扬弃、对革命文化珍视弘扬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深化。在此基础上，我们积极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而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文化主体性便油然而生。作为“两个结合”光辉典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体现了这一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是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根本遵循。

在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只有立足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除了梳理其涵育过程，还需从文明演进与交融、理论创新与构建的宏阔视野中把握其内在逻辑。

（一）中华文明自我演进的结果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诸多独特的文化基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第一，五个突出特性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用“从根本上决定了”来说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可知，较之其他诸多特性，五个突出特性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本质根性与历史走向最内在的属性。第二，五个突出特性之间不是平面区隔的关系，而是共同形成了立体有机的特质网络，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是我们认识中国的时间依据，“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是我们辨识文明的空间坐标。“统一性”与“连续性”内在同构，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在广袤的空间疆域内，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充分地交往交流交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是推进文明更新的动力，“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是拓展文明内蕴的路径。五个突出特性如同蕴藏在生命体中的基因一般，既各具特色，又内在聚合。绵延不绝源于创新不已，达致中和且包容万象。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将高度契合性作为聚焦点，将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创生点，将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作为立足点，将经由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而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作为着力点，将巩固文化主体性作为关键点。

（二）中西文化交融的善果

“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文明自我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文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进程有着极为深邃的历史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互动、会通、交锋乃至融合，最终达致最高阶段而生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形态和思想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是从深厚的欧洲文化积累中脱颖而出，直接或间接吸收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全人类一切思想和文化的优秀养分，可以说是携带着由全人类集成的千年智慧进入东方的，倘若从中华文明吸纳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动态互动，形成了一整套“格义”与“反向格义”、“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援中释西”与“援西入中”等阐释模式与理解态度。揆诸中西文明交流的初期历史，中国文化传入西方之后对近代欧洲的影响大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的波澜。中国文化元素进入欧洲思想界，是通过德、法、英三国著名学人而实现的，“一条是由莱布尼兹经由培尔到休谟，另一条则是由魁奈经过亚当·斯密到休谟”。中华文化在斯宾诺莎、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等人的学术资源谱系中都留下了或浅或深、或隐或现的痕迹。进而言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中华文明，都经历着中西思想文化大变局的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这一幕文明合奏大戏的高潮，代表着由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农耕文明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转变。

（三）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制度创新的硕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又深入推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行统一观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矛盾”“相反相成”等概念范畴阐释唯物辩证法，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涵，又带着鲜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风格，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文化思想精髓的深度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意义。习近平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同时，更应接续以往，深入到中华文明的内在机理中进行更高层级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往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理论和制度创新孜孜以求而结出的硕果。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术界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与理解，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与胸怀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责任编校：马延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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