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袖更替历程
(1921-1935)
从由共产国际指导到独立自主决定
沈友军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文章来源：《红广角》2013年10期
转自：近现代史研究通讯，史学春秋
【摘 要】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产生与更替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导和决定的，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如此。长征途中，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断绝。遵义会议实质上罢免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并选出了新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这次领袖更替是中共独立自主进行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替方式的重大转折。
【关键词】领袖更替；共产国际；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之前, 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产生与更替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导和决定的, 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如此。长征途中, 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断绝。遵义会议实质上罢免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 并选出了新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这次领袖更替是中共独立自主进行的,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替方式的重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 便参照俄国经验确立了比较民主的中央领导机构——委员制, 同时“从委员之中推举一个书记”作为最高领导人, 即采用“推举”这种比较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共最高领导人。这里的“推举”是指“荐举、推选, 即口头提名选举。” (刘佃兵，季冬晓：《党内选举制度的历史回顾及对策》，《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页。) 就是先进行口头提名最高领导人人选, 然后通过举手的方式或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都采用了这种“推举”方式。但“推举”中口头提名的最高领导人人选, 往往是共产国际和俄共领导人挑选的人。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也是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 和他的表弟濮清泉谈到他在党的一大上何以被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时, 是这样说的:他因事留在广东, 没有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之所以要他当书记, 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 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 党的书记一职, 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 号召力要大点。王述观认为, 陈独秀的这个说法, 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是可信的。（王述观：《陈独秀当选为“一大”中央局书记与列宁的指示有关》，《福建党史月刊》1991年第8期。）马林来中国的两个重要任务的“第一个是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马林作了报告。据包惠僧回忆, 定计划, 提供经费, 完全是马林一手筹划的。一大的选举, 事前张国焘与马林曾有初步决定, 即选三个中央委员, 分任书记、组织委员与宣传委员, 两个候补委员。根据可能与需要的原则, 根据特别照顾第三国际马林所提的方针, 进行选举时票很集中, 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 李大钊与周佛海为候补中央委员, 并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 张国焘为组织委员, 李达任宣传委员。当时会议代表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的票, 在开票时, 当唱到李汉俊的名字时, 董必武脱口问了一句:这是谁写的?从而表现了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心理。（占善钦：《中共一大至六大对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探索》，《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中共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 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 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条件明确规定:“国际一切决议……都必须执行”。第二届中央领导从当选开始, 便明确共产国际与中共已是上下级领导的关系,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期间, 中共在组织上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5页。）。大革命失败后, 联共 (布) 和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都推到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身上。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指导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罗易, 在中共五大前的1927年4月初, 就已经有了通过中共五大让陈独秀下台的打算。 (姚金果：《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领导核心的转移》，《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 在五大上, 罗易启发与会同志发言, 不赞成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罗易发现, 党内对老中央委员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 但是谁都没有表示出要推翻它的丝毫愿望;如果推翻老领导, 没有谁能替代他。在这种情况下, 罗易认为,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些省里吸取新的成员参加中央委员会, 让一些在各地工农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在罗易策划下, 选举的结果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 其中多数人都积极参加过工人运动或者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1927年6月8日, 罗易向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 对陈独秀“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6月17日, 罗易再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报告说, “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进入7月以后, 莫斯科方面已经明确意识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 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即将崩溃, 为了不给联共 (布) 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留下口实, 于是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便成了替罪羊。根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 批评中共中央“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策错误”, 要求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7月12日, 鲍罗廷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 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 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而瞿秋白在五大前和五大中的表现, 尤其是他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很得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莫斯科其他驻华代表的欣赏。鲍罗廷在改组中央后的第二天即带瞿秋白去庐山作“政治交待”, 1927年8月7日, 中央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至此, 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完成了从陈独秀到瞿秋白的转移过程。大革命失败后, 共产国际特别是联共 (布) 、斯大林比过去更加严格要求中共中央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 强调必须遵守国际纪律;更加紧了对中共中央的直接干预和控制, 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理论上, 实行了直接领导。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组成, 由国际代表指定或共产国际同意。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2页。) 1930年6月至12月, 共产国际、联共 (布) 加强了对中共的指导与干预, 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竟然提出, “建议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323页。)向忠发是在共产国际操纵中共六大的情况下被其明确指定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大革命失败后, 共产国际要求迅速改造党的领导机关那种“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代表”的状况, 增加工人成分。中共六大前斯大林曾同中共主要负责人谈话, 认为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 一个右, 一个“左”, 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 必须由工人成份的人物担任中共领袖。在中共六大上, 作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布哈林所做的报告也指出“他们 (瞿秋白, 张国焘——引者注) 是大知识分子, 要让工人干部来代表他们” (④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1928年6月17日, 在审定中共六大会议日程安排时, 布哈林明确指定向忠发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7月10日, 大会闭幕的前一天,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撇开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和大会主席团, 提出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向忠发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随后在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时, 米夫不加说明地提出一张7人的名单, 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7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形下, 无异议地通过了 (⑤喻志桃：《简析向忠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原因及教训》，《党史文苑》（下半月），2009年第16期，第28页。) 。米夫看情形颇为顺利, “因而进一步提议说, 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米夫这个提议, 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⑥刘景范：《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载于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8页。) 向忠发由此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1931年6月22日, 向忠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随即叛变, 次日晚即被枪毙。中共六大之后, 共产国际改变了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方式, 即不再向中国派代表, 而是设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向忠发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但实权先后落在了李立三、王明手中。在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上, 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会后李立三同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项英等同志回国主持领导全党工作。由于向忠发思想水平较低, 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 无法驾驭中共全局, 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党的最高领导人作用;而在工人中具有巨大威信, 在工作中十分活跃而有魄力的李立三, 在党中央逐渐起了主要领导者的作用。1928年底, 中央政治局做出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处分决定, 随后蔡和森去了莫斯科。“因此, 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一开始实际上就由李立三负责。不久李立三又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正式委员, 并接替蔡和森接任了宣传部长职位”, “这标志着李立三作为中央核心领导人的地位的确立。他从一个基层、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实际运动的领导者, 变成了全党的领导者。” (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8页。)作为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李立三的下台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随着立三路线的不断发展和升级, 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决定纠正立三路线。1930年9月24日, 瞿秋白、周恩来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组织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 李立三虽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不再担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工作, 随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 李立三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这就意味着李立三彻底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王明的上台是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1930年12月中旬, 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到中国。为了让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不同意王明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干部开会, 说:“王明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布尔什维克”, 是“反立三路线最卓越的战士”, 是“最优秀的党的领导”。还说王明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 你们信任他, 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 四中全会就是体现国际路线的。米夫甚至宣称: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 你们都应该受处分。米夫通过巧施手腕, 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久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 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把持在王明的手里, 尽管他从来就没有在组织程序上被明确地选为“总书记”或“负总责”。由于共产国际的扶持, 王明在很短的时间, 从一名普通党员变成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六、博古成为主要负责人
博古能成为“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虽与时局所迫有关, 但也主要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的作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 由于敌人加紧追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不便于活动, 而顾顺章不认识博古, 于是决定让博古参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样, 博古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后, 形势更加紧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王明不能再公开活动, 于是决定周恩来去中央苏区, 王明前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 王明提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与王明同样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的博古就在名单中。1943年11月13日, 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了他任职的经过:那是在向忠发被捕后, 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和博古到一个酒店开会, 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 当时决定我为书记, 我的实权是总书记, 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 (《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这段时期内博古的头衔是“负总责”。后来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总书记时, 有的同志对正在主持会议的博古说:“当然是你了。”博古说:“不一定么, 还是请别的同志担负吧!”有人回答:“你是王明同志出国前就指定的, 还推什么呢?”也有人说:“算啦, 就定你吧!”博古见没有人提出异议, 就说:“好, 就是我!”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这样博古就被推选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至此,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替都是由联共 (布) 和共产国际指导或决定的。但是, 1934年10月, 负责收发与驻国际代表团的无线电通讯的程组怡被捕, 不久,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 与上海中央局保持联络的大功率电台也被损坏, 党中央同上海中央局、共产国际暂时断绝了联系。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遵义会议上, 开始独立自主地、自下而上地或民主地解决领袖更替问题, 这是条件之一。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会议由博古主持, 张闻天第三个发言, 做了批评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 这个报告史称“反报告”, 矛头指向了博古与李德等人。张闻天作报告时, 手上拿着一个提纲, 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 (泽东) 、张 (闻天) 、王 (稼祥) 的共识, 而且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张闻天当时在党内分量很重, 他报告一出, 语惊四座, 顿时会场大哗, 引起强烈反响。中间休会, 下午会议一开始毛泽东率先做了长篇发言, 他的发言高屋建瓴, 观点鲜明, 说理充分, 鞭辟入里, 因而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接着是王稼祥发言, 他完全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 提出应该由毛泽东这样有经验的人来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解散“三人团”。王稼祥的发言得到大家的掌声。会议进入第二天, 朱德、彭德怀、陈云、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等军政领导人, 都纷纷发言, 表示拥护毛、张、王的发言和主张, 批评了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会议最后一天,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他表示坚决支持毛、张、王的意见。接着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最合格的领导人, 现在他就应当担此责任。不仅红军, 还有党都应置于统一权威的领导之下。” (余伯流：《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 张闻天 周恩来》，第163页。)会议最后做了下列决定: (一)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 委托常委审查后, 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 取消三人团, 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 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页。) 同年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常委分工会议, 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随后博古“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闻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至此, 博古的中共领袖地位宣告结束, 张闻天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总负责。遵义会议上, 毛泽东被选为常委, 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1935年3月12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 即新的“三人团”,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以毛泽东为首。同年8月19日, 沙窝会议进行了中央领导人的分工。张闻天:负总责兼管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 (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60页。) 毛泽东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 确立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1937年8月, 洛川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为书记, 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在实际上, 而且在职务上都成为了党内最高军事领导人。1943年3月20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 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43页。) 至此, 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体制上最终得以确立。遵义会议实质上罢免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 并选出了新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这次领袖更替是中共独立自主进行的, 是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而实现的,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 独立自主地实现党的最高领导人更替,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替方式的重大转折。遵义会议的领袖更替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1937年11月13日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搞好, 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 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 你也不要担任。1938年7月初, 季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称:应该告诉大家, 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他人如王明, 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六届六中全会上, 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 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后, 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重大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邓小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遵义会议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
——杨尚昆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会上的讲话（1985年1月）
“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江泽民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10月）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革命前辈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胡锦涛瞻仰遵义会议会址（2012年12月）
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2015年6月，他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深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确定中央领导核心等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许多重要帮助。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远在莫斯科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愈来愈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中国革命多次出现右倾或“左”倾错误。由于长征初期的行动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李德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坚持向敌人部署重兵的湘西进军，遭到毛泽东同志等的坚决反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路线，独立自主地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变换长征方向，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克敌制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独立自主地领导解放战争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
遵义会议坚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遵义会议之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国情民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教条，盲目指挥，只唯上，只唯书，一切照“本本”上说的办。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落脚点”的确定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夺取长征胜利同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有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遵义会议建立起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前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五任主要领导，陈独秀犯过右倾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向忠发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要的理论素质、政治素质与领导能力，最终成为叛徒；王明、博古是“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所以，遵义会议前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毛泽东同志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思想上的实事求是，军事上的丰富经验，策略上的深谋远虑，是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历史证明，核心问题极为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凝聚力，核心就是组织力，核心就是战斗力，核心就是影响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奠定稳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提供了有力保障。
遵义会议精神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都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应有之义。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全党全军不恐慌不懈怠不放弃，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决定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遵义会议既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对重大危机，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典范。
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创造了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蚀本不干”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略方针和前进方向。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把握客观真实性，抓住真问题，防止伪问题；就要把握客观规律性，在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他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他一再强调：“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薛庆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0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