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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充电进行时 | 幽默真挚的骨科医生真实记录《梅奥住院医生成长手记》

赵清 思宇MedTech 2024-04-15

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连续在全美最佳医院中排名第一。思宇医械观察多次写过梅奥:行研|梅奥诊所,一个延续156年的医学品牌传奇

本书是梅奥住院医生迈尔斯·柯林斯(Michael J.Collins)的真实记录。柯林斯大学毕业后开过出租车,做过建筑工人,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有了成为医生的梦想,于是重回校园完成大学学业。从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医学院(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毕业后,到梅奥医疗研究中心实习,直至担任梅奥的骨外科住院总医生。后来回到家乡芝加哥开办了自己的医院,与妻子帕蒂和12个子女(文中有一段描述:实际上,他们觉得12个孩子也不算多,只是妻子生不了了)一起生活在那里,业余时光用来写作,还会参与TheNarrowbacks乐队的表演。



这是一本非常轻松、值得一读的书。

我们这里介绍大致内容,并摘抄几段。喜欢的小伙伴请自行购买。


柯林斯在梅奥的四年经历

柯林斯半路出家,大学没有做过专门的骨科训练,刚开始对专科缩略语一无所知,面试梅奥时侥幸过关,终于成为了梅奥医疗研究中心的住院医生,两年后晋升为高级住院医生。

柯林斯在梅奥担任住院医生的前几周里,除了辛苦与紧张之外,最大的震撼是医学的不确定性,即使大专家也未能超越,也会有各种差错发生。他在跟随被称为“全能先生”的考文垂教授做髋关节置换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一位病人没做手术的髋部也有金属丝缠绕,原来,一年前,考文垂教授没有复核住院医生的手术标记,将患者健侧的髋关节外包韧带打开了,虽然及时纠正,还是留下了修复的印记。考文垂教授后来通过诚实的沟通与良好的照顾得到了患者原谅,但他总是用这件事来教育学生,警示自己。

让柯林斯困顿的还有住院医生微薄的薪酬。美国医生的高薪是全世界医生所羡慕的,但是住院医生却只有每小时2.5美元的收入,这对于已经成家,当时育有两个孩子的柯林斯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窘迫。为了节约开支,他只能购买二手车代步,而且还只能选择行驶了25万公里以上的旧车,以至于二手车行的老板甚至怀疑他的医生身份。

为了补贴家用,柯林斯还必须同时兼职挣几份工资,这使得他疲于奔波,却也让他从不同层级医院的临床病例中相互借鉴(专科思维与全科思维互补,应急处置与慢性病管理能力兼备),获得更丰富的临床体验,并在短期内脱颖而出,两年后升任高级住院医生。

不过,家庭接二连三地添丁使得他的财务状况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三年住院医生生涯结束时,不得不选择离开著名的梅奥医疗研究中心(梅奥的薪资并不是最优渥的),就在离开梅奥返回家乡芝加哥履新时,他甚至无力全额支付搬家公司的费用,只能先付1/3,然后请求新医院提前预支一次周工资才把剩余的搬家费结清。其实,这些真实的生活境遇恰恰是一个美国青年医生跨越职业生涯激流期的真实写照。


面对一个创伤太严重而死亡的20岁女孩儿


在急诊手术室的6个星期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我见过了数不清的枪伤、截肢、断肠、车祸,还有死亡。我见过了无数的死亡,渐渐地死亡不再让我觉得不堪承受。悲伤并不实用,我早已经学会了实用主义。两个月前能让我惊骇的事情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已经稀松平常。悲剧每天都在上演,而我又太忙太累,故意漠不关心是我避免身陷不尽悲情的唯一出路。

我已经学会对眼前的工作之外的一切都熟视无睹。我变成了一个糟糕的丈夫、糟糕的父亲。我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对所有东西都提不起精神,毫无耐心、毫无兴趣。

现在我正站在重症监护病房里一个头部受到重创的女孩的床尾。我已记不得她是怎么受伤的了。也许是车祸,也许是高处坠落。她的体温一直在上升,可我无能为力。她的高烧不是由于感染引起的,而是因为大脑系统体温调节中枢的严重损伤。

我曾经在她周身塞满冰块,也曾为她洗胃。我尝试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可她的体温还是不断攀升。如果再升下去,那她生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即使活下来,也会变成植物人,因为大脑忍受不了那样的高温。天啊,她才20岁。我是见着什么鬼了,为什么救不了她?

我站在那里,手里紧紧捏着病历,眼睁睁地看着她的体温继续上升。

乔·斯崔德莱克走过来,见我将时间浪费在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活的病人身上有些恼怒,但他看得出来我并不好受。

“迈克!我们做了所有可能做的。她只是…嗯,有时候创伤就是太严重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从我手中将病历表接了过去,扔在床尾的箱子里。“走吧,”他轻声说,“急诊室里需要你。”

乔的这种能力我没有。他知道什么时候和死亡搏斗、如何搏斗,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止步。他对自己在每个案例上的能力很清楚,这是我所不及的。我还停留在想打赢每一场仗的思想层面,所以在急诊手术室的这几个星期让我倍受折磨。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一切。我曾因很优秀才争取到梅奥的住院医生资格。我的解剖学、生理学成绩很好,在全国医学委员会前表现得很好,我成功地得到了系主任的推荐信,也受到过有关这份工作的知识方面的良好培训。然而,这里没有关于情感方面的培训。推荐信、分数永远都不会使我平静地接受抢救孕妇和婴儿失败以及眼睁睁看着20岁的女孩一点点地烧坏大脑。

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但它们正慢慢地将我吞噬。我在想,生命会如何持续下去?我和我的同事们在目睹这些之后,还怎么去微笑、怎么在休息日修剪草坪、怎么去与孩子嬉戏?

当然了,如果我们毫不在意——甚至装作不在意,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可以努力做好工作,同时不带感情色彩,但我们走入医学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感情在里面的。之所以选择学医正是因为我们在乎,但这份在乎正持续不断地带给我们痛苦、挫折和折磨。

为了成为外科医生,我们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去学习。在大学中,我们曾名列前茅;在医学院中,也曾崭露头角。我们的生命在以前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成功,直到有一天—也就是现在,我们成了世界闻名的梅奥医疗研究中心的外科住院医生。一切都太完美了。但就在我们额手称庆之前,在我们找到更衣室之前,才发现这个职业与其他的职业一样—迅速、粗暴、无情地宣布我们并不完美。头部重伤的病人找到我们,我们帮不了;带着枪伤的病人到了这里,我们也治愈不了;动脉破裂的病人被送了进来,我们同样无能为力。

我们就这样不断地面对各种难题,不断地失败。这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成功的我们,一直都知道怎么做的我们,一直都极度自信的我们。过去的我们从来没有尝试做过如此重要的事,也从来没有失败得如此彻底。

我们曾试图告诉自己: “她死了并不能说是我的错。”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却不能接受这样的自我安慰。医疗不是简单地遵照教科书的引导,我们要做的是治病救人。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在救人。

“想听真话? ”我们会发疯一般地问自己, "这就是真话。一个尚还喘气的年轻女孩到了你这儿,眼中带着恐惧,渴望你能救救她。而此刻呢,她正躺在太平间的金属轮车上,盖着白布。这就是你所要听的真话。”

然后,我们还要硬把自己拖向急诊候诊室,去面对那一双双等候了几个小时的恐惧又焦急的眼睛。这一双双眼睛曾经在我们推着他们的女儿跑向手术室时满含热望与恳求地望着我们。现在,我们开口之前,他们已经明白了,因为从我们挣扎着开口的神态中就表现出来了。

“我……我非常抱歉地告诉您…”


关于12个孩子

多年之后,当帕蒂几乎死在生我们的第12个孩子的产房里的时候,她的妇产科医生告诉我们这就是终点了,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你们可以有12个孩子加上一对父母,”他说, “或者13个孩子加上一个父亲,看着办吧。”

接下来的数年里,每当我们看见一对夫妇带着小婴儿,帕蒂就会满眼含泪,挽起我的胳膊。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无言的愿望。要是我们能再有一个该多好--就一个,那样我们就感激涕零了。只要把那个小小的身子放进臂弯,感觉他的皮肤,闻闻身上的婴儿味道。我们知道自己很幸运了,我们已经被上帝赐福了。但要是再能有一个………

在梅奥工作的最后一天

到周一早上5点的时候,我已经整整工作了48个小时,中途仅睡了几个小时觉。我现在浑身异味、胡子拉碴、双眼乌青,只是凭着本能在工作。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不知是死是活—这和我过去4年的状态也差不多。我麻木地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检查发炎的耳朵,听诊疼痛的腹部和缺血性痉挛的心脏,以及修补开裂的伤口。

我喜欢做修补伤口的工作。因为在这期间,我可以暂时停止大脑复杂的思考,维持一种类人猿的状态即可。然后就皱起眉头,全神贯注地慢慢缝合每一针。小心翼翼地将针从伤口处穿进穿出。在穿针引线、剪刀纱布之间存在着的无声节奏,有一种舒服的小资情调和踏实感:无牵无挂地朝着既定目标做着重复的动作;伤口的边沿逐渐地随着针脚而靠拢。

完成修复之后,我抹掉最后一点血迹,仔细地包扎,然后直起身。一瞬间,我又丢失了焦点,迷茫起来。


编辑|戚万琪

排版|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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