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2008年1月刊发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卷 第1期，转自：语言资源高精尖中心微信公众号
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考察语言，可以有三个维度:语言问题、语言权力、语言资源。语言问题主要指语言给社会带来的麻烦。语言权力指社团和个人在语言方面所拥有的权利。以往的语言规划，主要是解决语言问题，在解决语言问题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权力。但是，语言资源意识却相对缺乏，对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不够自觉，措施不力，加之现代社会条件的剧烈变化，造成语言资源的严重流失，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语言问题。树立语言资源观念，了解中华语言资源的基本状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资源保护、开发措施，已经成为当今国家语言规划的必务之事、当务之急。语言是资源，这表现在: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样品，具有其他语言无法代替的语言学上的认识价值。比如，汉语的平上去入的声调系统及其变调特点，世间少见；尔龚语复辅音竟然有200多个，闻者称奇；哈萨克语有关马的毛色的词语有350多个，形容骏马的词语100多个，有关马的其它特征的词语600多个，非马背上的民族，很难有这样的语言奇观。语言的历史，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研究，但是在现实中，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却是难以析分的。语言的历时状态是无数共时状态的有序延伸，而共时状态中积淀着程度不等的历时因素。考察语言的共时系统，比较不同的语言及方言，可以构拟语言的发展历史及语言的接触历史。如对现代汉语各方言的比较，可以再现原始汉语逐步分化为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北方方言的历史脉络。汉语的调类南方多，北方少，原因是南方方言接触的是多声调语言，北方方言接触的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阿尔泰语系是无声调语言。现代汉语方言调类的分布，是中华民族语言融合、民族融合的反映。语言接触为语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语言成分的昔用，历史元素的承撷，都是语言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例如，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就词汇和语法而言，受到了英语、日语、俄语等较大影响，同时近二十年多年来，也受到了粵方言、吴方言和北京话的较多影响。再如，古代汉语的礼貌表达方式十分丰富，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次的文化变革使汉民族共同语几乎不能表达礼貌了。近几十年来，从古代汉语、方言和外语中吸收了大量成分，普通话重建了自己的礼貌系统。当然，普通话的礼貌系统也还在完善中，比如公共称谓系统、与陌生人见面的称呼等，都在反复探索。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资源。语言及其文字本身就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的语言与文字不仅表现着民族智慧，而且常常成为民族的图腾象征。语言及其文字也是记录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80％的文化是通过口语和文献传留下来的。世界上没有文字的民族多于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主要通过口语流传下来。如我国的鄂伦春族、羌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我国首批公布的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许多都牵涉到语言文字问题。此外，当今时代，一些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逐渐形成，语言已经进入到经济和高新科技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比如英语教育产业、语言翻译产业、文字速录师职业、计算机字库提供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软件产业等。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语言作为经济资源的性质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其经济的意义越来越显著。角度往往决定深度。当具有了语言资源意识、回眸审视中华语言资源之时。我们突然发现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我们对语言状况了解还不够。中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各语言又有多少方言？这些语言与方言的分布区域、使用人口、功能活力如何？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也不够。许多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没有得到重视；许多语料库质量不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语言资源保护，没有明确的法规制度等。还有，语言资源流失严重，许多语言及方言衰落或濒危。许多儿童已不能熟练掌握方言，母语水平滑坡，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甚至放弃了母语。我国的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畲语、土家语等，已经处于濒危状态甚或消亡。当然，语言资源流失、一些语言濒危，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大约有5000至6000种语言，90％的语言只被10％的人使用，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这90％的语言在百年或几百年内可能消亡。语言消亡将意味着:人类将失去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将失去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将永远失去一些历史记忆。有鉴于此，在新世纪我国应当尽快开展语言普查工作，以了解基本的语言国情，保护和开发中华语言资源。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有学者对语言和方言的种类、分布、结构特点、谱系关系等进行调查研究，出版了若干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系列丛书、词典，绘制了中国语言的分布图等。作为国家组织的大型语言普查有两次:第一次是根据国务院指示于1956年开始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当时主要调查的是语言结构，旨在为方言区学习普通话服务，为创制民族文字服务，没有顾及语言运用；而且限于技术条件，调查较为粗糙。当时调查了1849个县市的汉语方言，并组成7个民族调査队，调查了主要民族地区的语言。那次大规模的调查，培养了一支从事方言和民族语言调查的专业队伍，发展了语言学学科，积累了经验，了解了一些语言国情。第二次是1999年教育部等11部委联合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当时主要关心的是语言文字的使用现状，但是没有采录语料，不能了解语言及方言的话语情况，也不能直接解决语言保护等问题。这次调查涉及全国1063个县（市、区），被调查对象47万多人，积累了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的丰富经验。现在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呼开展新世纪的语言普查。如果能成，这次语言普查就应兼取上两次之长，弄清中国语言及其方言的种类、分布区域、运用人群及其使用变化状况，建立起可永久保存的中国语言多媒体语料库及相关数据库，绘制详细、精确、可传至后代的多媒体语言地图。语言普查应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政府统一领导，学界科学实施，社会积极参与，整合已有资源，运用现代技术，成果长存共享。语言普查是一项工程浩繁、利在当代、惠及千秋的事业，由国家立项、调动全国的语言学力量、社会各界积极支持配合，这是不言而喻、毋须论证的。就普查工作而言，首先要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整合。这些成果，包括各种语言和方言的调查报告、辞书和语言地图、记录的音档，也包括地方志中的相关内容。通过这些成果的收集梳理和整合集成，为新的语言普查提供工作基础。当然，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其次，在语言普查、成果整理的一系列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现代语言处理手段和各种信息技术与设备。如用于语言普查的录音、转写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和卫星定位(GPS)技术，用于语料存储和检索的多媒体数据库技术，用于语料分析、标注的软件技术，以及录音笔、计算机、服务器、大容量存储器等多种硬件设备。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制定科学的普查方案，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语言国情、技术条件和工作目标，对普查内容、普查方式、采录标准、人员培训、资料汇总、成果管理、项目监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科学论证，形成方案，并选取有典型意义的县（市、区)作为普查试点，在试点中积累经验、完善方案。语言普查应以县为单位布点，语言情况复杂的地方加大调查点的密度。在调查清楚每个调查点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结构的情况之外，还应录取实态语音材料。实态语音材料可用两种方式采集：（1）用普通话通读一篇短文，以建立普通话(包括“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语料库；（2）让被调查人用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讲述一定长度的他最熟悉的故事，以建立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料库。调查数据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文字转写，并及时归档建库。此外，还应组建专家督导团对调查数据进行验收评估，以最大程度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普查工作的有效性。第四，重视数据的保存、开发与共享。普查数据（特别是语言、方言的实态语料数据)要多备份保存，重视对这些资源的行政开发和学术开发，为国家的各行各业和学术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通过网站、开放实验室、语言博物馆等方式，实现数据共享，最大限度地让这些数据造福国家与学界。第五，重视人员培训。语言普查的专业性很强，也很辛苦，需要对普查人员进行培训，以保证普查使用统一的方式、技术和工作规范。培训的专业内容主要包括听音训练，用国际音标记音，语言调查字表和词表的使用，计算机辅助田野调查技术，语言数据的建库技术等等。文化根据载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实物文化、文献文化和口头文化。文献文化的保存、整理与利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最近开展的文物普查，是对实物文化进行收集、整理的新世纪的国家行动。语言普查如果能够实施，并且重视文化因素的采集，比如用采风的方式采录各地有特色的文化语料，增加语料的文化含量，其实也就是对中华口头文化的大规模收集，意义宏大而深远。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语言及其方言是国家不可再生的、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通过语言普查建立中华语言的语料库，就是建立中华文化的知识库、“基因库”。而且，通过语言普查，还有助于更加科学制定国家的语言政策及相关政策，协调好各种语言之间、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关系，便于世界华人社区的语言沟通，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与和谐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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