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广将：国际关系文化学派：演化、争鸣及特性

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可谓延绵不绝、历久弥新。尽管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文化有过深刻论述，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进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并不久远。直到1977年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开辟“战略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才真正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引发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转向”，“软权力”学说深刻影响了文化政策研究，建构主义则系统性地对文化进行了理论构建。这些文化思想或观点学说可统称为国际关系的文化学派。那么，文化学派是如何演化的？内部存在哪些观点争鸣和共有特性？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从国际关系学科史（1919至今）的演化历程看，国际关系文化学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理想与实用主义阶段。作为一门“战后学科”（postwar discipline），国际关系学成立伊始便被寄予维护世界和平、守护人类文明的人文使命。而理想主义因确立了国际关系学“应当是什么”这一极具人文精神的学科目标而成为一战后主导思想，是最具文化气息的思想学说，例如，作为理想主义典型的威尔逊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将文化放置到了国际关系的中心地位”的。由于理想主义着眼于“人类、世界、全球”的文化国际主义，因此它与国家的民族文化诉求之间存在根本矛盾。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社会大恐慌使理想主义思潮及其构建的世界秩序遭遇重挫，人类文明再陷危机。正因如此，早在一战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就先后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并根据地理环境、语言文字、社会风貌等区分了世界不同文明区域。这种以文明为核心单位的分析范式，在冷战结束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得到回应，对文化学派的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政府出于现实需求都渴望能制定出与他国国民性相符的对外政策。在此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兴起国民性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而文化成为国民性研究的支柱。譬如，二战期间追问“什么是日本人”，冷战期间追问“什么是俄罗斯人”，是美国政界尤其是最高决策层最为迫切的问题。1944年鲁斯·本尼迪克特针对日本撰写的研究报告，1946年乔治·凯南针对苏联撰写的长电报，从文化的视角对上述问题分别进行了阐释。两份报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丰富的国际关系内涵。这两份报告之所以极富洞察力，就在于作者对日本或苏联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刻体察；也正因如此，它们成为从文化视角诠释国民性和国际关系的两个经典案例，至今影响不衰。

二是文化思想与理论探索阶段。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等早期学者丰富了国际关系的文化思想，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例如，摩根索指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实质是图谋让“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可以说，摩根索从思想上承认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其对文化的论述也是至今文化研究的重要文本，只可惜其文化思想的光芒被他的权力政治思想遮蔽，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英国学派更是将文化视为核心概念。马丁·怀特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成员国之间没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统一，那么国际体系（states-system）是不会形成的。然而，由于英国学派在冷战期间未能进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因此文化始终徘徊于边缘。面对国际关系学者对文化的长期忽视，蒂姆·邓恩在冷战结束后针对有人呼吁“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与认同回归”时不无慨叹到，对英国学派来说“文化与认同从未消失过”。

1977年斯奈德率先使用“战略文化”概念，开启了文化学派的理论探索历程。他指出，苏联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凯南的文化研究路径。此后，几代战略文化研究者都坚信，文化是所有战略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引起人们对文化的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战略文化研究者将文化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融为一体。如此，文化不仅进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而且与理性主义结合，对苏联核政策、中苏关系破裂等重大问题更具解释力。可以说，文化学派的思想与理论探索阶段是由现实主义者完成的。

三是文化理论的构建与发展阶段。冷战结束后，文化与现实主义进一步融合并形成文化现实主义。亨廷顿认为，民族国家依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冷战范式”已经过时，“文明范式”将是观察国际问题的新范式。虽然“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引发了国际学界对文化与国际关系的激烈争论，但无论如何，被视为一次重大学术地震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引发的思想交锋，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分析范式的确立。随着冷战结束后文化重要性的凸显以及现实主义分析范式的制约，文化学派的主要推动者从现实主义者转移到建构主义者。

建构主义者系统性地展开了文化的理论化工作，推动了国际关系文化学派的深化发展。诚然，建构主义理论并不等同于文化理论，但文化却是建构主义的内核。1998年亚历山大·温特系统阐释了文化对不同社会形态的塑造作用，并提出决定不同社会形态的三种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文化还推动着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用温特的话说，文化中不同逻辑间的内在矛盾会成为结构变化的不竭源泉。彼得·卡赞斯坦则将焦点放在国家层次，其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单位层面的国际规范研究，考察了观念结构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他认为，国家的安全政策主要是由国内文化因素决定的。理查德·勒博进一步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对个人动机、国家行为、战争起源及政治秩序作出了颠覆性的解释，拓宽了建构主义研究范式，并构建起国家行为动机的“心理建构主义”。2008年勒博出版的著作直接以《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为书名，标志着国际关系文化学派发展的新高度。秦亚青不仅翻译和介绍了建构主义思想，而且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拓展建构主义。他在《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中首先提出构建国际政治的文化理论，并指出应从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三个主要方面建立世界政治文化理论。此后，文化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并以极具中国文化特点的“关系”为核心概念构建起“关系理论”，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18年其英文著作《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代表了国际关系文化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国际关系文化学派的发展依然是一个进行时，甚至是否存在真正的文化学派仍令许多学者生疑，但国际关系文化学派的勃兴势头自冷战结束以来未有丝毫衰减迹象。 

在国际关系文化学派的演进过程中，许多观点竞相争鸣，内部思想也不尽一致，突出地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文化概念之争

人文主义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文化学派使用的两种常见概念。前者致力于维护文明、弘扬价值及阐释意义，后者旨在探索各地区的文化独特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主义对文化的理解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概念，它强调人的理性以及通过对人的教育能够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国民性研究和战略文化研究的兴起促使国际关系学者转向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冷战期间，战略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是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冷战结束后则将目光转移到中国与美国、西方与非西方乃至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不再是好坏之分，而是差异之别。正是以文化差异为基础，亨廷顿才构建起文明分析范式。

随着全球性问题和共同威胁的增多，人文主义的文化概念也愈发受到人们重视。譬如，当全球气候环境恶化、人工智能潜在威胁等侵犯人类的存在性安全时，人们的人文意识便会得到强化。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彰显的正是人文主义的文化内涵；同时，全球化的发展冲击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激起人们对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的重视，各国人民都无比珍惜和保护自身文化特性。可以说，人文主义文化以人类作为整体进行思考，倾向于探讨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内涵更多关注文化的竞争与冲突。然而，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文化体系必须有一个最低程度的内聚力，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化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并不是被不同的文化所分割，而是由于对文化的需求联合在了一起。因为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要先于文化差异的形成，而不是相反。总之，人文主义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之争将继续伴随着文化学派的演化历程。

2.文化的内生性与外生性之别

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者在看待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时，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部分学者将文化视为一种内生性结构，而部分学者则将文化视为一种影响其他变量的外生性因素。建构主义者倾向于前者。例如，卡赞斯坦认为，世界文化是国家的行为背景，而非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行为体，“文化变，则身份变；身份变，则利益变；利益变，则行为变”。建构主义者不相信人性能够独立于文化，如果说没有人就没有文化，那么没有文化也一定没有人。如此一来，人性、国家属性以及国际关系的本质都不能离开文化而进行自我定义。由于文化不仅对行为体的观念、身份及行为偏好，社会制度和组织具有内在的塑造作用，而且其本身是随着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不断变化的，因而文化对行为体的影响路径源于内嵌于文化的构成性逻辑，而非因果逻辑。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在这些观点中，文化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如同树根与树干、树枝、树叶的关系，文化作为内生性结构就像民族国家的“基因”一样决定了这一民族的发展轨迹。

战略文化研究者则将文化视为影响决策的一个外生性变量，其核心关切依然是“战略”而非“文化”。有学者认为，战略文化应被理解为一种影响，而非决定我们行为的力量。亨廷顿将文明冲突并列于军事冲突、政治冲突。软权力论者则将文化视为一个重要的外生性变量，从而丰富了权力的内涵。在这些观点中，文化在人们偏好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独立的因变量。归根结底，将文化视为外生性变量源于现实主义者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分离的研究传统，其探讨的核心是文化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构成性关系。

3.文化的政治性与文化性之分

将文化政治化、权力化是国际关系文化学派的一个普遍现象，这是由国际关系作为一门注重实用性、功能性的社会科学特性决定的。软权力论便是将文化政治化的显例，它的兴起促使各国更加注重和挖掘文化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许多国家将文化视为强化自身民族认同、抵御外来文化冲击以及塑造国家利益的工具，纷纷赋予各种“器物”文化内涵，使之更富经济价值或权力韵味。譬如，麦当劳文化、好莱坞文化、动漫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概念，不一而足。事实上，建构主义者也强调通过社会化、规范传播、身份构建、观念塑造等来影响他国的行为偏好，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而，文化自有其魅力，纯粹的文化力量会让人心神向往，并不需要将其政治化。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普希金的诗歌、马克·吐温的小说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具有跨越国界的文化魅力，世界各国人民都会沉浸于这些震撼人心的文化作品之中。正如梁漱溟所言，构成文化的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主的，是其所拥有的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具有的人生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文化性要比政治性更具生命力。对于文化的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区别，陈玉聃将其提炼为“诗与思”的关系，并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音乐、文学、绘画等充满人类高尚情操、寄托人们美好情感的文化形式，是否只能在服务特定国家、体现权力属性的情况下，才可以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无论文化的政治性与文化性之间的分歧如何，如果不对各种文化形式本身的文化性进行考察，那么，即使是旨在挖掘文化政治资源的文化研究也会成为无本之木，文化学派的发展也难有相应的深度与广度。

尽管国际关系文化学派内部观点林立，但文化分析范式至今兴盛不衰，这与其独特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密不可分。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温特较为清晰地阐释了文化学派本体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是如何被构造的？他指出，人们对国际社会中“存在何种事物”以及“这些事物是如何被构造的”所持有的观念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建构主义以观念为本体并不否认物质的重要性，但通过强调物质只有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而将观念提升至本体论地位，因而不能简单地将文化研究归为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诚然，任何思想和理论都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但客观事实往往是经过人们的观念认知以后形成的建构之物。正因如此，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也被称为“本体论之争”。秦亚青沿袭建构主义路径，在分析中国社会特性的基础上，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应采用“关系本位”，其核心是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观念上形成的关系理性和“主体间性”。可见，温特和秦亚青都坚持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而社会的形态、特征及进程是由文化塑造的，政治活动、社会制度、道德、信仰等内涵和意义都是由特定的文化来定义的。或者说，文化塑造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塑造了各种行为体。可见，建构主义的社会本体实质上是由文化塑造的观念本体。英国学派、战略文化研究、文明冲突论、软权力论等都强调各国各地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价值观念。整体而言，文化学派将焦点对准了“人”，而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之中的动物。经由人的情感、精神、喜好等文化因素塑造而成的观念，在“何为客观事实”这一问题中起到了本体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文化学派可谓内里贯通。在物质主义（materialism）与理念主义（idealism）的本体论争论中，文化学派站在理念主义一边。   

在认识论上，文化学派的观念本体使其在认识论上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关于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问题上，文化学派认为二者不可分离，研究主体本身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观念不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外在的客观存在物。譬如，战略文化研究者往往深入决策者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国家的政策取向，国民性研究者则提倡深入当地人文环境开展田野调查，文艺研究者更是倡导通过作品感悟作者的创作心境、思想及情感，他们皆力图将研究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在关于文化从何而来的问题上，文化学派认为，文化只能来源于人们的互动与实践，即互动产生认同，认同沉淀为文化。正是互动与实践使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断产生新的社会意义，包括新规范、新观念以及新的文化内涵，而这些新文化引导着国家行为倾向。这就打破了因果逻辑的认知方式，而以构成性逻辑来认知国际关系。总之，文化学派的认识论以文化的多样性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性为基石。就文化的多样性而言，文化学派的认知与各国注重自身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尤其是对国家主权的守护密不可分；就学科性而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物质本体使其学科解释力日益下降，而文化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规律的契合强化了文化学派的认识论。在这一背景下，以各地文化为支撑的区域研究方兴未艾。

在方法论上，文化学派的本体论、认识论决定了其方法论取向。如果以实证主义和解释学作为方法论上的区分，那么文化学派明显倾向于解释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使实证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方法，甚至是否使用实证主义方法几乎成为衡量研究是否科学的标准，许多文化研究者也被迫采用实证主义方法。对此陈玉聃指出，即使以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也不免将“主观”客观化，以科学的方式考察人的内心。然而，国际关系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是一门人文学科。国际关系研究客观上摆脱不了对历史、文化、习惯以及人的精神、心理、情感等的研究。近年来出现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社会学转向、文化转向、艺术转向等，恰恰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兼具科学与人文的跨学科品性。早在2004年秦亚青便提倡国际关系研究应持“科学与人文契合”的立场。沿着解释学的方法和路径，川村洋子从方法论上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研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结构的文化（culture-as-framework），其假设是国际关系的所有行为体或参与者都是由文化建构的；另一种是作为客体的文化（culture-as-object），其假设是文化是人类生活中具体的对象或元素。

将文化作为一种结构的方法有助于解释文化学派的理论内核。文化作为一种结构具有共享性、独特性、动态性。文化的共享性使建构主义者将集体文化、集体规范对不同行为体的塑造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文化的独特性则催生了区域建构主义研究。例如，杰弗里·切克尔对欧盟制度社会化的研究以及阿米塔·阿查亚对“东盟方式”的研究，便分别以欧洲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为基础构建各自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而文化的动态性则直接为建构主义研究的实践与过程转向提供了动力。文化的动态性使建构主义的“过程本体”逐步替代了“属性本体”，使过程建构主义、实践建构主义发展成为重要分支。将文化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方法，则有助于解释文化学派的文化政策研究，诸如博物馆、艺术品、图书馆、民间文化活动、电视电影及文化产业等，都是各国广泛存在的文化形式或文化存在物。如何管理、挖掘以及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是各国文化政策的核心和文化学派关注的重点。因此，公共外交、价值观外交、民主外交、人文外交、文化外交、宗教外交等对策性研究，越来越受到文化学派的关注。

作者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